抗日战争时期生长于大后方云贵高原山城的我，多少年来，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一点正面的印象，除了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藤野先生所带来的一丝暖意!
对日本的看法有了改变，是在我认识丸山舁先生之后。最初知道丸山昇先生是通过白水纪子女士。她(现在已是白水纪子教授)1976年至1978年间曾在北大留学，是我的现代文学班上的学生。1978年后，她进入丸山舁先生领导的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中国文学专业学习，很自然地成为丸山舁先生和我之间的学术和友谊的桥梁。我从白水纪子处得知丸山舁先生是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并对左联和“两个口号”的论争很有独到的看法，就给丸山先生带了一本《新文学史料》，其中详述了为冯雪峰等人平反的消息。
丸山先生曾回忆说：“1979年初的一天，白水纪子来到我的研究室，告诉我乐先生来信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否定掉的30年代文学再评价的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讨论了我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有关鲁迅晚年‘国防文学论争’论文的汉译，据说得出了‘基本上同意’的结论。到当时为止，那是我生活中获得的最高兴的消息之一”(《面对暴风雨》跋)。
通过白水纪子，我对丸山先生有了一个初步了解。特别是对他1972年的新作《鲁迅与革命文学》十分心仪，认为他提出了许多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说看到了而未能想透彻的问题。例如该书第三章，他深刻地指出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但却与当时盛行的“左派”观点大不相同。他十分令人信服地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为革命的文学”、以至“宣传的文学”等缠夹不清的概念及其内容进行了非常符合实际的辨析，并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情形作了比较和对照，给了我很多启发。
1980年，我编撰《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时，特请严绍鋈先生将第三章全部译出，收入该文集，让国内学者先睹为快。就在这年我给丸山舁先生寄了一张新年贺卡，他曾高兴地回忆说：“这成为我从中国学者手中收到的第一封信”。
1982年，丸山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却未能见到他，我恰好不在国内。直到1986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和美国学者卡罗琳•魏克曼用英语合写的一本回忆录《面向暴风雨》刚刚出版，丸山先生一再说愿意将它译成日文，以增进日本人民对中国普通人的了解，我当然也很高兴。
然而，这件事付诸实施却是在4年之后。那是1989年深秋，我去东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当时我担任该学会副会长，因此得到出国许可)。在东京，再次见到丸山昇先生、伊藤虎丸先生和正在那里讲学的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又说不出来!我想那是我曾有过的一次最痛苦、最郁闷的午餐了!临别时，丸山先生告诉我，他翻译那本回忆录之志已决，主译者是丸山松子夫人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白水纪子，后来又加入了宫尾正树先生。1995年，由丸山昇先生任“总监译”的日文版《面向暴风雨》终于在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了。丸山先生对全书作了极其认真的校改，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我又应先生之邀，为该书写了前言和“终章—— 我的80年代”，并对翻译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析。日文版《面向暴风雨》是我和丸山先生之间真诚不灭的友谊的结晶，也是中日人民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理解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丸山先生和我都生于1931年，不幸先生先我而去，给我留下无尽的哀思和怀念。愿以此短文作为一瓣心香，奉献于先生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