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硕士研究生讲了一个学期《钱锺书与〈围城〉》，其中凡自己有心得的地方，我已陆续写了近十篇长短不等的文章，正慢慢刊出。最重要的一篇《再审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已经完成，但因为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需在会议上宣读，等发表后我再放到博客里。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使用了李克当年给卜德的两封英文信件，大体上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这些文章有重偏重于文学欣赏的，也有涉及钱锺书交游的，这方面，我主要讲过钱锺书与毛泽东、胡乔木、曹禺、冯友兰、陈寅恪、周氏兄弟以及与三十年代京派文人集团等的关系。下面是我一次讲义的提纲。
钱锺书与陈寅恪
先介绍几本关于陈寅恪的书：
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2、 俞大维等著《谈陈寅恪》，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3、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
4、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海。
一、陈寅恪的家世（读书或者到网络上查一下，我就不多说了。）
二、《围城》里的陈散原
我们谈论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先要从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说起。
钱锺书一生最爱好的是中国旧体诗，他在这方面的修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他对宋诗的熟悉和见解，可以说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陈散原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诗人，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诗集名字叫《散精舍诗集》。
“同光体”是中国近代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开派诗人还有沈曾植、陈三立。
“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后期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同光体”所以能在清末盛行，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1821～1851）以后，已经式微，“同光体”的关键人物是陈衍。民国初年，“同光体”的诗风又影响了南社，这个诗派至1937年告终结。
因为“同光体”诗派主要是宗宋诗，钱锺书自然会对这个诗派的创作非常留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钱锺书晚年公布了他和陈衍在1938年的一次谈话，名叫《石语》，诸位可以找来一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和陈散原有过一些交往。
《围城》里有一个情节，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者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方鸿渐说董斜川的国文老师叫不响，不像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可挂在口边卖弄。这是《围城》中第一次提到陈寅恪的父亲。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念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鸿渐懦怯地问道：“不能添个‘坡’字么？”
“苏东坡，他差一点。”（第97、98页，人民文学版）
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梅宛陵：梅尧臣。
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
四山：王半山：王安石。李义山：李商隐。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
一原：陈散原。
然后引了好多诗，钱锺书特别提了一句：方鸿渐“没读过《散原精舍诗》，还竭力思索这些字句的来源。”
钱锺书在《围城》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我们理解他和陈寅恪的关系有帮助，或者说理解钱、陈两家的关系都有帮助。至于这个情节的意味是正面肯定，还是略带讥讽，可以见仁见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讲“宋诗”部分，第一个就是陈散原，对他的评价极高，并同时认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能诗，但在儿子辈中只讲了陈衡恪、陈方恪的诗，没有讲陈寅恪的诗，但从他的判断中，可以知道，他对陈寅恪还是了解的。钱锺书对他父亲的这本书极熟悉，有好多观点也相同，这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较早对陈寅恪的认识和评价。
三、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关系
钱锺书是清华毕业，在他进校前，陈寅恪曾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但他们在清华好象没有联系，到了1938年后的西南联大，钱锺书和陈寅恪有一段时间也同在一处教书，但也没有见到有他们往来的史料记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过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直接交往记录。这些年关于钱锺书的交游，已经考证得很细致，但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直接史料。所以大体可以判断为钱锺书没有正面直接和陈寅恪交往过。
据说陈寅恪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后，曾寄给过钱锺书一本。可见他对钱锺书是认可的。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开首即提到吴宓的一个看法：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胸怀磊落，从不以名学者自居，这回竟屈尊到把自己和二十几岁的大学生等量齐观，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时陈寅恪先生正在中年，以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一校，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早已声名籍籍；钱锺书虽已毕业离校，但也只有二十三四岁，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光阴如逝水，一转眼就是五十年，如今陈、吴二先生已归道山，钱先生虽健在，但也年逾古稀，皤然一叟，无复当年玉树临风的模样了。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曾和一些同事有矛盾，其中帮助他的就是吴宓和冯友兰，在钱锺书的去留问题上，吴宓曾与陈寅恪谈过，陈寅恪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强求。这方面的史料，我在上次讲钱锺书和冯友兰的关系时，曾抄过吴宓的日记，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一般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不高，主要是依据这样一则史料：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批评过陈寅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这篇文章先是在海外发表的，收在《钱锺书研究》第2辑上，诸位可找来一读。
钱锺书那段话是这样的：
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第6页）
陈寅恪在西南联讲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也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牟润孙曾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是陈寅恪先提出来的，而是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讨论过的一个老问题。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她。这一完全不合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其实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里华夷之辨的问题。也就是《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余英时在陈寅恪去世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陈寅恪》一文中，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是有道理的，不能认为是琐细的、不重要的、无价值的。
钱锺书这里批评陈寅恪，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问题，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篇文章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
一篇是胡晓明的《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见《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第2期），网上也可以找到。
另外一篇就是李洪岩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中有一篇专门讲钱锺书和陈寅恪比较的，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们都讲得很专业。我个人只做一点通俗理解。
一是“以诗证史”，要看“诗”的具体情况和“史”的具体情况，不能简单理解。在没有其它相关史料支持的情况下，“以诗证史”不能不说是一种方法。
二是诗虽然主要是艺术品，是以虚构和想象为主要特征的，它在“证史”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强调一种超越直接史料的想象力，只有时间、空间和具体社会情况能合为一体，在这个前提下利用“史”来证“史”是一种高级的联想方式，对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但这种方法，非在对研究的相关历史精熟和对相关史料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一般不好使用。
我个人理解，钱锺书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方法，而是不赞成陈寅恪把这种方法较多地用来理解诗歌，特别是不赞成用诗来坐实历史的作法。后来钱锺书在《管锥编》《宋诗选注序》等文章中，多有批评这种方法的文字，虽然没有直接点出陈寅恪，但明眼人可以看出是说的什么事情，也能看出是指向何人。到了杨绛出版《关于小说》的时候，书的第一篇文章《事实——故事——真实》中也不赞成陈寅恪的看法，杨绛在正文中没有提到陈寅恪的名字，但在注释中多次提到了陈寅恪和《元白诗笺证稿》，杨绛的看法，大体也就是钱锺书的观点。
至于坊间流传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也只是传闻。汤晏在他的《一代才子钱锺书》中用了一则新史料。他说1980年，陈寅恪弟子蒋天枢整理先师遗稿时，曾求助于钱锺书。钱锺书和夏志清通信时曾提及此事。“我正受人恳托，审看一部《陈寅恪先生编年纪事》稿，材料甚富，而文字纠绕冗长，作者系七十八岁的老教授（陈氏学生），爱敬师门之心甚真挚，我推辞不提，只好为他修改。”（322页）
汤宴同时提到杨绛的看法：“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第322页）
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但多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比较，我今天讲他们两人的关系，是用史实来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事实比较。
最后说一点，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非常敏感。1949年以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极少不和时代附和的，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而钱锺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是比较好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他们公开发表批判别人的文章，在1949年后，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保持内心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是这两个知识分子共同的地方，至于相互间有什么看法并不重要。
钱锺书比陈寅恪小二十岁，已不是一代人了。钱锺书的专业是文学，而陈寅恪的专业是历史。只是在涉及文学的交叉领域，他们才产生学术上的比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