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学的振兴成了各界人士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不过人们热衷于是否应该振兴国学的争论，往往忽略了究竟应该如何振兴国学的问题。本文通过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处境分析振兴国学所遭遇的难题，说明振兴国学不仅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竞争环境，尤其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战。如果要振兴国学，人文知识分子必须直面现代社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并且获得国家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谋求“返本开新”，提升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使古老的国故之学获得“新生”，为使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做出贡献。

〖关键词〗 国学、现代化、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返本开新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效斐然，尤其是在全球化蔓延全世界的背景下，振兴国学，返本开新，求索中国的文化之根，使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已成为当下国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近年来，国学的振兴成了各界人士争相谈论的热点问题。然而，很多人热衷于是否应该振兴国学的争论，却缺乏关于振兴国学所面临的难题以及究竟应该如何振兴国学的冷清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振兴国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振兴国学，而在于“能否”和“如何”振兴国学。

1、国学何以需要振兴？

国学乃国故之学，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精华。然而，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源自自我转型而是外力逼迫的结果，因而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文化传承上的“断裂”。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并不是说传统是一方面，现代化是另一方面，两者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不发生中国文化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之间的融合，只不过与现代化“兼容”或“融合”的更多的是世俗文化，而不是作为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思想传统，虽然思想传统间接地潜移默化地隐含于世俗文化之中。

或问：既然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老古董”已经尘封于历史的档案之中，似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我们还有必要振兴国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进步”的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往往将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看作是“进步”，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的东西。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国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功不可没，但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偏颇，传统文化之“断裂”由此发端。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秉承的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而西方人在二战之后便开始反思启蒙主义的局限，凸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意识到，仅仅把社会进步理解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的发展，是造成现代西方社会种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为突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我转型，而是抛开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的结果。的确，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数字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然而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都具有自身文化的特色。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不带有“中国特色”。就此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于我们“自觉地”断绝了与自身传统文化的联系，在试图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时也抛弃了其中的精华，而在与现代化“兼容”的世俗文化中残存的传统文化则鱼龙混杂，糟粕与精华并存。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国学很难为人所知从而进入世俗文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肯定要与现代化“兼容”，但与之“兼容”的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以，国学需要振兴。

国学之所以需要“振兴”是因为国学已经陷入了如果不振兴便难以为继的困境。

首先，国学之文献典籍的载体――文言文失去了读者。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处于“语文分家”的局面：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为士大夫阶层所垄断，尤其是科举制度建立之后，知识分子系数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废除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日常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统一，然而却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语文分家”：文言文失去了学术语言的地位和相当数量的读者群，几乎变成了与古希腊语或拉丁语一样的死语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其次，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集体转型，从士大夫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随着中国的教育制度全盘西化而与西方接轨，国学经典基本上退出了教育领域。结果是，除了很少的人文知识分子还能研读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的精华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第三，在传统社会中，国学原本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处于多元化的局面，国学早已失去了主体、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在一个讲究效益和速度的现代社会，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或者学科群，很难与现代知识体系相容并受到人们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作为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国学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而实际上与现代化“兼容”的不是精英文化而且世俗文化。尽管在世俗文化中渗透着国故之文献典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仅经历了世俗文化的层层过滤因而其精华与糟粕并存，而且其主导地位早已为西方文化所取代。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动荡激烈、曲折艰难，实际上不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行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复兴传统文化，所以乃有“断裂”一说。就此而论，国学不振兴就难以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立足。

2、振兴国学所遭遇的困境

百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文化亦处在激变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发展状况和水平，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构成，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格局。”[1]我们可以将目前的中国文化大致归纳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居于弱势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同样弱势的民间文化和席卷全球、风行世界的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都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战，而国学若要重新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或基础，不得不加入到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之中，尤其面临着日益与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大众文化的挑战。

大众文化兴起于19世纪30－40年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文化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商品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的结果，使文化原有的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向。文化本身由此失去了自律性和自足性，文化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而必然要迎合受众、大众的需要和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文化艺术本身的自由超越精神、批判否定精神以及理想化的导向功能也随之丧失了，大众文化也就成为了一种商品化和大众化的文化，攫取经济利润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动机。[2]挟全球化之“西风”，日益与西方的大众文化融汇和同步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迅速，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国外学术界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大众文化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开始，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从维护精英文化的角度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单一化、消费化和商业化，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解了大众的主体性和反抗社会的意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开创了“文化研究”，认为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现象不再是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把注意力转向了大众文化，乐观地认为商业渗透到文化领域，从而使为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进入了民间和日常生活领域，新的文化不再为特权阶层独占，将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交流空间。[3]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则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意味着文化与社会之间差别的崩溃、艺术与通俗文化之间差别的崩溃、文化与商业之间差别的崩溃，[4]体现了消解权力话语、宏大叙事话语和总体性，强调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后现代精神。虽然说现代社会是否完全变成了大众文化社会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世界”[5]还为时尚早，人们越来越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但是大众文化的确已经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不容否认，全球化的文化具有西化乃至美国化的色彩，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电影和流行音乐排行榜几乎是世界同步的，而且已经成为激烈竞争收视率、发行量的中国大众传媒争相引进和模仿的对象。适应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大众文化艺术是“怎么都行的艺术”，[6]其主要的标准是商业化的经济利益，从而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某种趋势，这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

随着中国文化迅速向大众文化转型，原本渗透着传统文化并且有其持续性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为大众文化所操控。这就使得国学振兴不仅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不得不在多元价值中竞争“生存空间”，而且面临着建立在信息网络、大众传媒和商业化基础上，越来越渗透、影响甚至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的挑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主导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存在直接影响着其他文化的运作和发展，今后仍将发挥主导作用。[7]然而，在文化领域中演奏“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与基于大众文化商业化的精神快餐相比，往往居于不利地位。大众文化产品的目的是经济利润，为了更多的受众购买它的产品，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迎合大众口味，从而充分发挥了文化的娱乐功能。其结果是，尽管主导文化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然而其影响越来越停留在表面从而日益被边缘化，真正深入人心繁荣昌盛的是大众文化。这里所说的“边缘化”不是指数量上的，因为有国家资源的强大支持，主导文化仍然而且将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然而就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而论，则越来越不成正比。就此而论，主导文化若要发挥其主导地位的作用并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对受众的影响，将不得不向大众文化“靠拢”。这样一来，主导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无疑将对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振兴国学的具体实施依赖于少数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然而相对而言，中国的精英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一方面中国历来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激变，政治中心化的结构转向了政治－市场经济二元结构，所以精英文化同样被边缘化了。[8]尽管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尽管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属于少数，但是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只有他们肩负着传承经典，为人们提供高雅精神产品的责任和使命，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竞争对手，基本上可以不考虑受众的接受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由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培养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因而难以相容于追求速度和效益的现代社会和教育体制，而其作品又很难商业化甚至强烈地抵制商业化，因此其影响仅仅局限在高精尖的学术领域，对大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收视率比较低的电视栏目肯定会被撤销，没有一定印数的学术著作是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以手工艺生产为主的民间文化更是如此，除了自生自灭，几乎看不到生存发展的前途。

因此，建立在信息技术、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迅速蔓延全世界，不仅迫使精英文化退守象牙塔而一跃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亦因其商业化的优势使来自“民众”的民间文化失去了立足之地，从而几乎占据了为大众提供文化素养的所有文化资源。这就迫使试图振兴国学的人文知识分子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要使国学对社会生活发挥影响就不得不走商业化的道路，如果要“守护思想”而拒绝商业化就很难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的积极影响。

总之，曾经是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国学面临着多元文化的挑战，尤其面临着已经西化了的大众文化的挑战。国学是本土文化，而中国的大众文化则是与国际接轨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世界性的大众文化潮流是同步的。显然，国学振兴处于不利的地位。

3、国学如何振兴？

首先，任何一门研究古典文献的学问如果不具备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仅仅出于思古之幽情，显然不可能对当代社会发挥广泛的现实影响。国学振兴不是重复或复制经典，必须面对当代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学不仅包括先秦时期原创的文献典籍，而且包括历代学者解释绎注经典的文献典籍。国学之所以历经2000多年经久不衰、绵延未绝，乃在于它参与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塑造和概括，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以来，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发生了“断裂”的情况下，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痛感传统的丧失因而顽强地“守护思想”。另一方面在极左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强压之下，人文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迫退守象牙塔，以纯粹的学术研究艰难地承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功不可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弘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因而仅仅“守护思想”是不够的，必须返本开新，否则不可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既要实现现代化，同时亦需弘扬传统文化，而作为思想传统的国学究竟能否弥补现代化的缺陷，显然是国学在现代社会中有没有生命力的关键，亦是能否振兴的关键。这就需要人文知识分子改变做学问的方式，面向中国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与思想传统的“视界交融”之中使国学获得“新生”。换言之，国学振兴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不仅仅是整理国故，而且必须立足于现时代从而创造性地传承文化。如果国学要成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组成部分，它就必须不仅能够对时代精神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且能够充当时代精神的塑造者。

其次，振兴国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必须考虑对社会现实生活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和手段。

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然而当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方开辟的现代化之路而又试图以中国的人文精神弥补现代化之缺陷时，国学不仅面临着与西方现代化相“匹配”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挑战，面临着价值多元化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战。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化迅速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西化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了主流文化，因而作为精英文化的国学究竟能否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发挥主导性作用，便成了振兴国学所面临的难题。

如前所述，试图振兴国学的人文知识分子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要使国学对社会生活发挥影响就不得不走商业化的道路，如果要“守护思想”而拒绝商业化就很难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的积极影响。如果说上述面向当代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国学振兴的生命力所在，那么可以说面向大众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则是国学振兴是否可行的关键。这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主动地去“兼容”时代，为社会提供更富于时代特色并且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作品。近来，易中天在电视上演绎三国，于丹在电视上演讲她解读《论语》和《庄子》的心得，一方面受到了广大受众的追捧，另一方面却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强烈抵制，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值得我们深思。专家学者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们忧虑的是对经典的曲解将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然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国学振兴的确需要普及性的教育。

第三，国学的振兴必须从教育抓起，这需要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虽然以国学为研究对象终究是少数专家学者的工作，然而振兴国学却不是少数人文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事，需要人们都能够阅读国学经典，而了解国学的文献典籍则必须学习文言文，所以有必要增加文言文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语文课程中的比例。台独分子陈水扁试图从教育开始“去中国化”，大量削减文言文在高中语文课程中的比例，引起了海峡两岸强烈的反响。然而我们自己的中小学课程又有多少文言文的内容呢？如果人们没有文言文的基础，国学经典就没有读者，何谈振兴国学？！

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相关，国学的师资力量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更令人忧虑。人文学科包括国学诸学问的培养周期比较长，相对于现代化急需的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人文学科各院系处于门可罗雀的尴尬境地，备受冷落。在一个讲究效益和速度的时代，没有功利性的学问很少有人问津。培养一个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所需要的时间，远多于培养一个科学技术人员所需的时间。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培养没有特殊的政策，完全按照培养理工科专家的方式培养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完全按照理工科的学术评价机制评价人文学科，不仅仅会影响培养的质量，也会影响培养的数量。显然，研究国学的专家学者和教师队伍没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保证，振兴国学就是一句空话。

总而言之，弘扬传统文化需要我们鼓与呼，但是真正要振兴国学却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更需要解决的是究竟如何才能振兴国学的问题。

国学之振兴，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参见《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参见《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34－35页。

[4]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第243页以下诸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5] 参见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1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第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参见《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30页。

[8] 参见《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