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讲座的题目称为“再论二十世纪文学”是因为十五年前已经论过。1985年时，我曾 发表过一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在当时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此文写后被《新华书摘》转载，《读书》上也发表了老钱(钱理群)、平原(陈平原)和我所谓的“三人谈”， 李泽厚当时也出了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一撇》，同时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 其中一台湾学者提出批评说：大陆学者的概念落伍，用总体化思维讨论中国文学史已经堵塞过时了。韩国，新加坡学者的批评使这一课题继续深入下去。因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成为一种历史事件，但决不要把概念历史化，把之作为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东西。严格地讲， 今天的题目应是“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讨论将有两层缠绕，一层是历史性事件贯穿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缠绕，另一层是叙述者自己的缠绕，难免会有精神分裂之感。1985年，“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将所谓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称为是19世纪末开始的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走向世界文学的。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传统的艺术、文学获得新生并觉醒的一个过程。回忆起来，当时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但其中集中了80年代在新启蒙时期的热情，勇敢偏见的思想背景。从反省角度讲，现在很不满文章中的语调及口气以及其所体现的乐观、理想主义。另外其中也包含 一种虚张声势，一种对自然合理性的“大识”。文学史的划代总要对应着政治史上的几个重 要历史事件。“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总体化观念打破了此种对应物，因此有人批评道 ：这种突破断裂的作法抹杀了革命的功绩，另一方面文章所包含的主题“改造民族灵魂”具有一种焦虑，悲凉的美感。90年代，总体化框架化的思维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挑战。后者认为 ：宏大叙述已经消失，已成为碎片，历史是不断扩散的，破碎的。但实际上，这种破碎观中也包含着某种总体化思想。断裂和延续是同时存在，具有历史的统一。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是有细微区别的，即可作一种断裂，也可看作一种延续。而现在，强调延续的声音是受到压抑的。

当时(15年前)的问题在哪里?15年之后，思考当初用100年的大框架讲中国文学，是否有效? 如果无效，为什么会失去历史有效性。以下着重探讨：关于启蒙和新启蒙，关于宏大叙事。

20世纪中国文学讲启蒙，讲改造民族灵魂有两个焦点：以五四为焦点，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焦点，两个焦点连起来。其背后隐含着一种观念，即人性是进步的，通过理性的照射，灵魂是可以被改造的。但这种假设是应被致疑的。历史进步了，进步的不是人性，而是技术， 是统治的技术，伪装的技术进步了。战争暴力的技术进步了，理性进步的后果是统治技术的 进步。20世纪20年代的启蒙中，有人曾提出疑问：谁是启蒙者谁又是被启蒙者，曾有人分析 ，阿Q临刑时画押画圆而画成了瓜子形，但叙述者为什么把之设计为画圆，而不是压手印。 这体现了叙述者的复杂和矛盾。《阿Q正传》中，第一章叙述者把自己放在第一人称，要为 阿Q正传，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正传”。这似乎看出叙述者是介于“茂才”和新青年之间的 一种人；第二章，叙述又变成了第三人称，但又不跟“传主”走，叙述者留在未庄，阿Q去了城里。叙述者这时把自己放在需要启蒙的位置，发现启蒙者正是需要被启蒙的。80年代时 ，人们倾向将鲁迅作为存在主义者来分析其明暗面，绝望迷惘，非理想性。20年代的启蒙被 称为“站在黑暗的栅栏口”，则80年代的则可称为站在旋转门中。作者有明显的不明和黑暗 ，而且黑暗和光明之间有一个突破点，80年代则是门四周都光明，但当旋转起来时又不知何处是光明。

有人说，从19世纪末开始到今天，宏大叙事已经结束，只剩下碎片，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不需要讲的，到处都是碎片，剩下的只是作品赏析。宏大叙事这一说法出自法国—哲学家， 他说人类的知识分为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必须依靠叙事知识获取合法性。科学实验只是科学家的事，别人不懂，其只有在被人们想到科学实验的原因成果和具有的历史意义时 ，人们才明白其重要性，其才获得合法性。今天，不是宏大叙事消失了，而是科学知识已发展到足够强大的程度，不用叙事知识去证明自己也可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程度了。

最后，从女权主义理论分析《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此书中用到了许多女性化词语，如“ 阵痛”，如把五四作为古典文学知识现代文学的“脐带”。另外，之所以把清末也作为论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考虑的因素，是因为清末的被压抑的思想，变革萌芽正如一个孩子在娘肚子里。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人们会呼吁将孩子的出生日定为母亲受孕那一天，同时，论20 世纪中国文学也该把清末考虑其内，怀孕的痛苦只有怀孕的母亲知道，变革之前的被压抑只有被压抑者知道其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