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11月15日报道，海南三亚市自11月10日开始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以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而宣告平息。这个事件表现了五个特点：1、官方承认工作失误；2、官民对话沟通；3、及时解决问题；4、对失职官员进行问责处理；5、新闻媒体作了充分报道。这些新现象，大部分是在今年出现的，我们不妨把他概括为“2008现象”或“08现象”。
2008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雪灾、地震、奥运、神七、农业改革、四亿元救市……，都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褒贬的事件人物，为什么只把这个现象称为“08现象”？它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
十多年来，许多贪官恶吏或滥用权力，或勾结奸商，侵夺人民的权利和财富，使官民矛盾急剧发展，由此激起民众的强烈抗争，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官民矛盾已经上升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而官方多年来采取的应对措施，不是推托，就是镇压，以致与政府对抗的民众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以三亚事件为代表的新现象，表现出官方处理官民矛盾的重大转折。由于它出现在2008年，为以往各年所无；又是发生在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关系着整个社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值得我们大家给予高度的关注。我想，把它归纳为“2008现象”，或者具体化为“官民矛盾的2008现象”、“维权运动的2008现象”，还是比较合适的。
下面我就进一步对这些现象作个粗浅的分析。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被称为群发性事件的官民冲突时起频发，征地、拆迁、移民、下岗、拖欠工资、刮宫结扎等等，都足以引起民众反抗，每年达数万起。官方的惯用手段是先制造借口，“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啦，“破坏社会秩序啦”，“冲击政府机关”啦，“非法聚众闹事”啦，等等，不一而足。但今年7月的贵州瓮安事件却开始出现转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事件初发时还归罪于群众，说这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过了几天，他就承认：“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众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石宗源承认，这次事件是有关权力部门工作有误，处置失当引起来的。这就开了一个好头，为处理群发性事件树立了一个采取正确态度的榜样。在下半年发生的不少事件里，就有一些当事的领导人起而效法。最近发生的重庆和三亚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都因为有关当局首先承认工作失误，才获得妥善处理的主动权。
其次，领导人和群众直接对话，并且向群众道歉，这也是今年才有的新现象。11月14日，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和代市长王勇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座谈，向全体出租车司机道歉，承认工作失职，承诺解决问题。当天下午五点，出租车就全面恢复运营。而过去处理群发性事件，不但拒绝与民众对话，而且动不动就出动警力，驱赶，殴打，截访，盯梢，拘捕，搜查，对于为首者还要抄家、监管，甚至判刑入狱。有时虽然也有官民对话，但往往是找不到共同语言，不欢而散；有些官员甚至恼羞成怒，加紧镇压。重庆和三亚的领导人不但与出租车司机座谈对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为有关人员的工作失误向司机道歉，反映了这些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在事件里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这在近几年的维权运动中也是没有过的。凡是发生群发性事件，起源都是因为民众的利益被侵夺，权利受损害，他们有冤情，有怨气，要讨一个说法，争一个情理。领导人能出面道歉，听取意见，使受害者的感情得到抚慰，消除了对立情绪，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具备相互谅解、平等协商，进而妥善解决问题的气氛和条件。
第三，承认工作失误，与群众对话、道歉，都为妥善解决问题提供条件，但要平息事件，还是要找出群众能够接受、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重庆、三亚的领导人没有开空头支票，糊弄罢运司机，而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如降低承包费用，改善交通管理、解决“黑车”问题等，只有五、六天，就平息了事件。相对于许多维权案例，有的久拖不决，达十几年二十几年，结果怨气越来越浓，矛盾越来越深，冲突越来越严重，甚至酿成冤假错案。而重庆、三亚的经验表明，只要官方认错道歉，就可以进入合理解决问题的轨道，并且采取出租车司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经验值得各地记取。老百姓的气顺了，要求基本上满足了，事情也就结束了。
第四，处理事件中有失误的官员，实行问责。这当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但是，为了平息维权群众的怨愤而惩处有过失的官员，好象过去还没有过。这次三亚市的交通局长陈治邦、党组书记李明德，副局长易治军都在14日提出辞呈，将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相关手续。他们的错误，在于三亚市政府在去年底就已经决定，从今年1月1日开始，降低全市出租车的承包费，以减少出租车司机的负担。但交通局11个月来都没有执行，引起出租车司机不满，导致罢运事件。进入2008年以来，全国问责处理失职官员越来越多，给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一个小小的冲击波；对维权事件中失职的官员实行问责惩处，更是意义深长。因为过去的问责惩处，都是由于这些官员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而今年出现的新现象，是在反映官民矛盾的维权运动中受到惩处。从贵州因瓮安事件撤消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的局长、政委的职务，到这次三亚交通局的局长、副局长、党组书记请辞职务，意味着民众在官民矛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也是维权运动的胜利。
第五，新闻媒体在这些事件中争取了较多的自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人民群众的维权运动需要媒体的支援呐喊，但往往是事情刚发生，坚持文化专制主义的部门就颁发禁令，不许采访，不许报道。这次三亚出租车司机的维权运动，却有不少新闻媒体报道，不但追踪事件过程，而且发表评论，对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如《人民日报》、《江西日报》和《新闻晨报》都在11月12日的评论里谈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同出租汽车公司的关系问题，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享着高额利润，有着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出租汽车公司才敢于对政府明令拒不执行。“东方网”在12日的评论里说：“据业内人士透露，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5年才收5万元。出租车司机向公司承包一辆车，5年的承包费用高达30万元。”《了望东方周刊》在10日的报道里也说，“出租车公司每年每车平均可以获利7万多元，出租车司机却只能得到零头。”分享这些高额利润的官员，自然就成了公司的保护伞了。《中国青年报》12日的评论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本质：“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其实是不合理制度长期酝酿的结果。”《新京报》、《新民周刊》则在12日的评论里提出建立出租车司机协会的问题。他们认为：“正因为缺乏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组织，他们的利益无法表达，才会积累矛盾，爆发危机。”“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事情或许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山西晚报》同一天的评论也呼吁建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维权协会，或成立能够争取出租车司机权益的工会。这些报道和论述，对于促进官民矛盾的合理解决和维权运动的顺利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008现象”开辟了正确而顺利地处理官民矛盾的道路，使维权运动有可能面对一个理性的、和解的新局面。当然，就全国的维权运动来说，“08现象”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远不是普遍的存在。目前在群发性事件的处理中，大量存在的仍然是动用警力、暴力镇压的专制主义倾向。“08现象”正是对那些拒绝认错、拒绝对话、拒绝道歉、拒绝补偿、拒绝问责、不许报道的专制精神的否定。它符合于历史前进的方向，符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但有利于维权民众，同时也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改善自身形象，有利于官员队伍的择优汰劣。因此，它必然会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希望朝野都能重视这个问题，使“08现象”的精神发扬光大，彻底改变单纯依靠暴力镇压来维持稳定的倾向。暴力镇压只能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助长“以暴易暴”的反作用。承认失误，平等对话，解决问题，问责官员，开放新闻——这是“2008现象”的主要内涵，也是正确处理官民矛盾、正确对待维权运动的最佳选择。
2008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