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路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陕西西安灞桥梁家街村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村民对赔偿标准、拆迁范围和安置方案等问题不满，遂推举三位村民为代表，开始不断上访，最终这三位村民因上访被绳之于狱。如题《三人组织百余村民在陕西省委前聚集获刑》，这就是最近来自古都西安的消息。

因征地而导致地方上的府民冲突，这几年来已经司空见惯。冲突的两造谁强谁弱，也不言而喻。结合本月上旬新华社的报道“安徽砀山县领导率警察强征村民土地引冲突”，可以推知，土地纠纷中的府民冲突，在“大概率”甚至“全概率”的意义上，总是农民权利受损。该报道虽然没有报道农民受损的具体情形，但他们一次次上区、上市、上省、上京去上访，可见情形严重。和砀山农民不同的是，砀山许多村民都被行政拘留过，当地政府解释为“妨碍公务”；西安不然，它是以司法方式送农民进高墙，这样更可以形成震慑。

土地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实在很脆弱，它根本抗不起政府的一纸行政令。何况砀山政府要拆迁，甚至带上了警察，说是防暴。村民和警察、权利和权力，到底谁是暴呢。殊不知，警察和权力，天然就是暴力性质的，尽管它有它的合法性前提。因此，走遍世界，都是权利不敌权力，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只是法治体制，权利虽然弱势，但可以寻求救济，正如同另一种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救济管道。不言而喻，法治社会能够救济权利的便是司法。司法是权利可以申张正义的地方，也是权利得以保障的最后的生命线。但，本土的问题在于，征地拆迁之类的纠纷无以诉诸司法。笔者由于写过这方面的评论，不止一次接到本地和外地拆迁农民寄来的材料和哭诉电话。笔者听得内心发抖，但无能以助，只好建议他们上法院，而他们又总是说法院不受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如西安灞桥的农民）才走上行政上访的道路。结果，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自己的三位代表吃了官司。

这是一个对比，农民为土地找司法不理。可是同样因为土地形成的冲突，权力找司法，一找就灵。我们现在的司法，范属行政权力之下。行政权力习惯上把司法不是看作第三方，而是我方，是我方构成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行政之于司法，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当权利把司法当做自己的最后的救济时，司法必须中立于权力，否则它是在行驶行政意志，而不是主持公正的法律意志。就这次判决而言，三位村民代表犯的是“非法集会罪”。原审法院的判决认为，三位被告人“在其代表村民所反映的问题被答复后，仍感不满，但未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反而多次组织、策划百余名村民集会，且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拆迁要的是公平，而不仅仅是答复。如果未至公平，则等于没答复。什么叫“正常渠道”，法院受理最正常，可是这条路走的通吗。走不通而上访，本身就很无奈。这三位村民作为被推选出来的代表，由他们组织上访，合情合理，不应成为构罪理由。至于“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那么，是未申请，还是申请未批准，报道语焉不详，两者却大有区别。

关于非法集会罪，可见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关键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可是，我们看报道：“集会人员拒不离开，长时间滞留、聚集在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的大门附近和信访接待室外，致车辆行人出入受阻、秩序混乱，严重破坏了党政机关的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尽管法院使用了“严重”的判词，但事实不过是车辆行人出入受阻。根据国家集会游行示威法，严重应该是指“包围、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或者国事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可是这些行为，村民并没有。因而“严重”一词不过是你说严重就严重的主观形态了。至于三位之中的一位被判四年，我个人认为是脱离当时客观情形的。

如果略迹原情，我非常同情这三位村民的遭遇。如果法院可以受理涉及土地问题的府民纠纷，还需要他们到政府门前去上访吗，他们本来应该是去法院的。至于法院为什么不受理，这不但是问题的症结，也是近年来社会群体事件频发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