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新闻事业史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外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课程，它是高等学校新闻与传播学各专业都要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一切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研习和进修的专业课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新闻传播国际化进程的迅速发展，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需要加强对外国新闻事业的了解和研究，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目前我国这门课程的建设还相对滞后，这方面的教学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本文拟就这门课程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谈点看法，和同行们斟酌讨论。
简要的历史回顾
我国大陆高校有关外国新闻事业的课程开设较晚。由于解放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新闻教育中除了介绍苏联的党报理论和报刊状况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情况讳莫如深、一概回避。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大陆高校新闻系科才重视介绍国外新闻业的信息，并逐步设置了相关的课程。但在初期并无教材，记得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舒宗侨先生开设的“外国新闻事业”课程、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开设的“外国报刊史”课程，都采取老师讲、学生记的方式授课。1984年北京《国际新闻界》杂志分四期刊载了张隆栋和傅显明合编的《外国报刊史》教学提纲，才为这门课程提供了最早的文本材料。1985年夏，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专门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教学讨论会，到会的有14个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大家对这门课程的名称、地位、教学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形成了座谈纪要。会议一致认为，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应该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开设，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梗概和基本规律，了解当前不同类型国家新闻事业的概况、特点和趋势，从而具备一定的分析、识别和研究能力，开阔眼界和思路，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新闻业的革命传统，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就在会后两年，在同行们的期盼下，张隆栋、傅显明教授合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于1988年初出版。这是我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新闻史教材，在本课程初创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1988年夏，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各门课程的考试大纲。经同行们讨论，本人受托撰写了这门课程的大纲，并于翌年出版。这份考试大纲确定了本课程的目的要求、内容范围和框架体例，当时被一些学校用作教学大纲，随后又成为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的体例基础。1992年由梁洪浩教授主编(本人为副主编)、并有六所高校主讲教师参编的我国第一本全国自学考试教材问世。这本教材体现了国内许多同行的共识和智慧，推动了本课程教学在全国范围内走上正轨。八年以后，笔者受命修订了全国自学考试大纲并主编了第二本全国自学考试教材，以期使大纲和教材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上自考大纲和教材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迨至世纪之交，我们欣喜地看到，除了上述自考教材外，这门课程又有了多本教材。其中有（按出版年份为序）：张昆编著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允若、高宁远合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马庆平著的《外国广播电视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高金萍编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合编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磊著的《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张允若编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另外，有的专著如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实际上也是可以用作教材的。以上这些教材，各有优势，可以互相参照补充。20年前那种教材匮乏、教学被动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了。
但是，同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其他课程相比，这门课程毕竟比较年轻，可供选择的教材仍然比较少，教材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尤其是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材体例、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其实，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除了每年的例会外，如能象20年前那样组织一些特定学科的研讨会，必定大有益处。现在没有这种机会，只好借助报刊作笔谈了。
关于课程设置和内容范围
目前全国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开设了这门以讲授外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为基本内容的课程，这说明新闻教育界多数同仁对学习新闻史的必要性是有共识的。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新闻史不如采写编评摄来得实用，视之为可有可无。近年来个别院系把新闻史课程裁减合并，每周只用两个课时讲点中外新闻事业的信息，讲一个学期完事。窃以为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短视。应该看到，高等学校是要培养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和丰富知识素养的高层次人才的；他们要有业务技能和动手能力，但更应该有开阔的视野，善于作宏观的思考。这也是高等学校不同于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班的主要之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应该把新闻史（包括外国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新闻理论需要揭示新闻活动的规律，这就离不开对历史发展的研究和总结；我们的新闻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决策，而这也离不开对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借鉴。新闻事业的历史，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学习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可以了解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中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特殊规律，学习和研究外国新闻史，可以了解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这两个方面的规律性知识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的新闻院系应该系统地讲授外国新闻史的知识，只讲外国新闻业的现状、甚至零碎地介绍一些外国新闻媒介的信息，这是不能达到上述培养目标的。
那末，外国新闻史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就是说本课程的内容范围应该怎样划定呢？笔者以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1．是讲新闻传播史、大众传播史，还是讲新闻事业史？这问题是由新闻与传播学已被列为一级学科、许多学校已开设了传播专业而引起的，既然是传播专业，当然要讲讲传播史了。不过传播史应该有它自己的内容和体例，它要讲的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般进程、经历的阶段、媒介的更替、方式的演变、体现的规律，它不大可能去穷尽历史上一个个具体的传播活动或事件。而本课程则是要具体讲述新闻事业的史实、事件和人物的，不能“虚讲”，必须“实讲”，如要改而扩大成新闻传播史就有点不太现实。我们知道，“新闻事业”，指的是由专门的机构、依靠专职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而“新闻传播”则是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是指通过各种形式或形态传播新闻信息的活动，其中既包括新闻事业、即通过报刊广播电视这类大众媒介传播新闻信息的活动，也包括通过群体方式、组织方式或人际交往方式传播新闻信息的活动。就拿伊拉克战争这两个月间的新闻传播活动来说，就够得上海量的了，除了铺天盖地的媒介大战外，还有联军司令部和萨达特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一些情报机构的信息披露，世界各国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发言声明表态，来自伊拉克和邻近国家的旅游者、商人、目击者、难民们口口相传的消息，世界各地主战者和反战者口口相传的相关信息，等等，这都是新闻传播活动。如果把这么广泛的新闻传播活动都纳入本课程的教学范围，而且要全面讲授古往今来各种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大众传播或大众传播事业，这也是相当宽泛的概念，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各种信息的活动，都可称为大众传播活动；诸如书籍出版、期刊出版、电影制作、音像出版、媒体广告、电视剧歌舞片制作演播等等都属于大众传播事业，而这些都能列入本课程的教学范围吗？看来，我们的课程应该也只能把研究对象划定在“新闻事业”这个范畴，应该也只能讲授外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一门课程只能做一门课程的事，人类的传播史或大众传播史当然要讲，但这只能由别的一门课程或几门课程采取不同于本课程的体例和方法去完成才是。
2．是讲新闻事业史，还是讲新闻思想史、新闻业务史？新闻事业史，是指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兴衰、演变的历史。讲授新闻事业史，旨在阐明这种发生、发展、兴衰、演变的过程，分析和揭示其中的规律，包括新闻事业内部的、以及新闻事业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关系上的规律性的东西。新闻事业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都同新闻思想以及在这种新闻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新闻制度有关，新闻事业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也都会在采写编评摄等新闻业务活动上有所表现。如果要写一部全面系统的新闻事业通史，这些新闻思想、新闻制度、新闻业务以及新闻管理、新闻传播技术方面的内容都不可缺少；但是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又不能把这一切尽数包括。因此，笔者认为本课程还是以讲授一般新闻事业史为基本内容，适当兼及新闻思想、新闻业务。对后者的进一步学习，需要另设专门的课程（如外国新闻思想史、比较新闻学、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等）。
确定了课程的内容范围，课程名称当然也会随之而定。作为著作可以由作者自由定名（总也要名实相符），而课程则要讲究教学规范。既然讲的是外国新闻事业史，那就如实地称之为外国新闻事业史，不必为向传播专业靠拢而一定要改成新闻传播史。因为这一改动,内容势必大为拓宽，这就不是本课程所能承担的了。
关于中外新闻史的分与合
这两年来，有朋友建议把中外新闻史合在一起，开设世界新闻事业史课程。这种主张有
一定的道理。世界是个整体，各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影响着世界。由此推论，把中国和外国新闻事业合在一起讲，似乎顺理成章。但是，知识的普遍联系性，从不排斥教学的分门别类性。中国和世界是个整体，这并不表明两者不可以或不应该分别讲授。事实上许多知识的学习或传授，都是先分后合、由局部而后整合成系统的。况且，从教学实践来考虑，把中外新闻史合成一门课程有种种现实问题。
1．中国新闻事业和外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有很大的不同，因而讲授体例有很大差异。外国新闻事业起源于17世纪初；中国尽管古代新闻传播历史久远，但是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是19世纪前期才诞生的。外国新闻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发展类型，但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主体部分是欧美新闻事业，它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历程；而中国新闻事业经历的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历程。彼此的发展轨迹很不相同。我们可以把两者放在一门课程中，但是实际上很难构建一个统一的教材体例。笔者案头有两本中外合并的教材，其中一本试图把中外揉合在一个体例之中，从外国写到中国，又从中国转到外国，用心良苦，但仍使人感到生硬而杂乱，实际上未能形成有机的整体；另一本则采用国别史的写法，把中国单设一篇，和其他几个代表性的国家并列，形成中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格局，这种合并其实和不合并无甚差别。设想一下，如果一年的课程，第一学期讲外国，第二学期讲中国；一学期的课程，上半学期讲外国，下半学期讲中国，这样的“合并”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2．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要求不同，详略程度有很大差异。外国新闻事业史要涉及100多个国家，至少也要研究一、二十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给予每个国家的时间十分有限，讲解相对简略，重在认识和了解世界的一般规律以及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和区别。中国新闻事业史则集中研究我们一个国家；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理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进行更加详尽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把握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有规律，认清国情，继承传统，吸取教训，在前人留下的基业上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大厦。要求如此不同，详略如此悬殊，而要包含在同一本教材和同一门课程中，这样做合适吗？这就好比绘制地图，如果世界地图用的是一比五千万的比例（比实际面积缩小五千万倍），那末，中国地图用的也许只有一比五十万的比例（比实际面积缩小五十万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山脉、河流、铁路、公路、大小城市标识得更加详细、清晰。但是同一幅地图是不能用两种比例尺的，如果所有国家的地图都用中国地图的比例来画，纸张就不够大；如果中国地图也用世界地图那样的比例来画、也用其他国家地图那样的比例来画，那就显得过于简略而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画地图如此，讲历史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其实这样两个原因对于许多学科都是相仿佛的。高等学校有许多学科，它们都要开设本学科的专业史，但一般总是把中国史和外国史分别设课的。例如，文学专业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哲学专业有中国哲学史、外国（东方、西方）哲学史，教育专业有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很少笼统地开设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世界教育史的，之所以这样做，恐怕也同我们上面讲的原因有关。
当然，将中国和外国分别设课，这是出于教学需要；这不等于说可以让两者截然分家、互不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是要十分注意中外的联系和比照，讲中国时要提及世界，讲世界时要联系中国，以增进学生对全局和局部、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高年级应该开设“比较新闻学”这类课程，引导学生对中国和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进一步的比照研究。我想这才是把有关知识紧密联系起来的可行之路。
关于教材体例安排
教材体例安排是个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把事物的内在联系梳理清楚、能否把教学内容表达清晰，也关系到教师是否好教、学生是否好学。教材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例安排的功夫。
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材体例，牵涉到三个坐标：一是时间，即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二是空间，即历史发展所处的地域和国家；三是新闻媒介的门类，即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络这些构成历史发展的各种主体。教材要有条不紊地叙写各种时间、各种空间、各种媒介的演变情况，而这一切又必须连贯成史，或者说按照历史的发展加以展现。这便是这门课程的教材体例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看来，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体例安排：
第一种是以时间为基本框架，按照历史发展的年代或时段为序，分别叙写各国各地区各种媒介的发展情况。这基本上是编年史的写法，只是它并非以年为单位，而是以世纪或更大的时段为单位，顺序编写。从道理上讲，这种体例能够较好地展现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国新闻事业史一般就采用这种写法，许多通史著作也是这样写的。但是用来编写外国新闻事业史又有它的难处。世界各国各地区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时间差异极大，西欧的报业发韧于17世纪，而亚、非、拉美多数国家则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陆续创办。如按世纪为序，17世纪的内容极为稀少，而19、20世纪又极为庞杂而难以处理。如按历史阶段（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时期）为序，各国各地区的历史阶段又极不一致，就说资产阶级革命吧，英国发生于17世纪，美国法国发生于18世纪，德、日则在19世纪后期，亚、非、拉美国家就更晚了。如要寻找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历史分段，那就只能分成近代和现代了。可是近代部分绵延300来年，总还得作具体的分段吧？然而各洲、各国差异如此之大，还是难以找到普遍适用的具体分段办法。我们看到确有教材试图按历史阶段来安排，比如分成“封建集权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等阶段，可惜该书所写的只是英、法、美、德、日五个国家的历史，如果要扩展到亚非拉美国家、苏俄东欧地区，这样分段显然难以适用了。
第二种是以地域为基本框架，逐一叙写世界各洲若干代表性的国家；每个国家又按时间顺序分别叙写各种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地域史、国别史的写法，一部外国新闻事业史，便是各个国家新闻史的集合。这种体例的好处是：（1）条理清楚，编写方便，省却了把不同国家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麻烦；（2）便以展现各个国家新闻业的整体面貌，阐明该国新闻业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缺点是:(1)难以全面阐述世界新闻事业总体发展的历程,从而揭示其中的一般规律、共同规律；（2）难以就某种新闻媒介（如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络）发生发展的共同情况、或某个类型国家（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进行综合阐述。当然，这类教材会在国别史之前写上一篇“总论”（台湾学者李瞻在60年代就是这样处理的），总叙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这算是一种补救的办法。但是“总论”讲多了，难免和后面的分国叙述重复，讲少了，又显得很虚，同后面的国别史会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另外，作为教材，讲“总论”时只讲比较虚的、概括性的东西，讲国别史时尽讲实的具体史料，这样是否便于学生接受也是个问题。
第三种是以新闻媒介为基本框架，按照报业、通讯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络业这样的顺序依次叙写；每种媒介之中又按国家类型，叙写若干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新闻媒介的出现是有先后的，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是以各种媒介的依次出现而显示其阶段性的，所以以媒介出现为序，既体现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的总体历程，也体现了新闻事业发展的阶段性。而在各类媒介之中，既讲媒介的一般发展（如报业的发展演变、广播电视的发展演变），又写各国的具体发展（如美国报业的发展演变、美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演变），这也完全体现了历史的纵向发展状况。这种体例的好处还在于：（1）可以就各种媒介的发生发展过程、一般特点和规律、目前走向和问题作集中的阐述；（2）可以就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和特点（如政党报刊时期、廉价报刊时期、商业报刊时期的情况和特点）作集中阐述；（3）可以就同类国家的情况（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归纳、比照。这种体例比较侧重于世界的全局、媒介业的全貌，不象国别史那样以国家为单位，所以对特定国家新闻事业的总体叙写相对欠缺。这是它的缺点。为了弥补，它需要在适当的地方交代一下各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新闻事业的基本制度；有时行文中还要作一些复述或回应，例如讲到日本广播电视的垄断时，要重提一下日本各大报系（因为它们都在办广播电视），以便衔接呼应。
总起来看，以上三种体例各有利弊。如何权衡利弊、择善而从，或者扬长补短、另辟蹊径，这是对本课程教材编写的重要挑战。现在几种体例的教材都有，有待大家结合教学实践进一步砌磋探讨，以便改进和提高。
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
20多年前，这门课程没有教材，课堂上只好老师讲、学生记。如今有了教材，课堂上变成了老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传授的教学程式似乎未能有根本的改变。如何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看书、自己钻研，主动解惑释疑、获取知识？对这个问题笔者始终感到困惑，看来不少学校也还没解决好。
新闻事业史同其他学科的历史，比如文学史、艺术史、建筑史等等相比，似乎更难讲授。因为那些学科的历史，都有大量的作品可供赏析、研究，学生可以通过研习各个时期的作品，具体形象地、饶有兴味地了解历史上的作家和流派。而新闻事业、特别是外国新闻事业，学生面对的只是一些报刊名称，最多是几张历史图片，确实很难获得具体而又深刻的了解。怎样把历史讲得鲜活生动？这又是个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看来我们还得想些办法、采取些措施，更好地面对教学方法上的挑战。比如，尽快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设计和制作系统的多媒体课件，既能使课堂教学更加形象、直观，又能使学生借助课件查找资料、寻求答案、主动地获取知识。又比如，组织编写或制作一些有关外国新闻事业历史和现状的辅助材料、参考书籍、图片影像集等等，供教师选用，也可供学生课外阅读。这类材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领域倒是出版了不少，可是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方面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做好这些事情，除了任课教师的努力外，更需要教育管理层的重视和推动。在当前急功近利成风、重业务轻史论成风的情况下，史论课教师承受的压力、面临的困难实在比业务课程更多。这就需要新闻教育的管理层有点胆略和长远眼光，改变那种轻视和漠视史论课的风气，把它们放在应有的位置，给从事史论教学的教师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经费、创造较好的条件，让他们能在课程建设上下点功夫。只有这样，这些重要的基础课才能紧跟时代，真正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才会有更高的历史使命感、更为广阔的思路和战略眼光，才能成为新闻传播界有胆有识有才干的“大家”，而不是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工匠，更不是随波逐流、缺乏独立品格的雇佣文人。
（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6期，2004年4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