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让我们对整个喧嚣与沉默的/世界/或者拥有或者遗忘 （舒婷《周末晚上》[1]）

我相信人人都是喜欢音乐的，尽管每人喜爱的音乐很不一样。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时空的限制，以及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很多人都听过很多场音乐会，特别是古典音乐的。音乐于我来说，虽然尚没有达到一天不听莫扎特如同一天不见太阳的地步，但听音乐的确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我情感的表达和寄托。可于音乐会来说，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在这个每周都有古典音乐会（有时甚至每天都有，而且好几场）的都市，反而不如像在北京清华大学求学和教书那四年（1982~1986）频繁出入音乐厅了。原因是很多的：读书期间，昂贵的票价不由得让我自惭形秽，首先得吃饭和住房, 那是硬道理；工作和有了孩子之后，时间又是问题。于是在北京听过的那三十多场音乐会不由得形成记忆中的一个簇群（cluster)；再加上那个时期强烈的青春烙印，使人也不由得时常怀念那一段时光，尽管那一段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是十分贫瘠的。

时常的怀念不由得有时也带来将它们写下来的冲动。但在西方生活的这二十多年里，除了早些年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外，没有再在别的地方用过中文。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应用中文的能力就和其它方面一样，批评的眼光仿佛有所提高（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老人对什么都看不惯的原因），但动手的能力却是绝对的下降。下降到如此的程度，干脆再不提笔写中文了事，倒也省心。今年中秋节前，自己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仙逝，悲痛之下，不能自已，提笔写了一篇怀念恩师的长文[2]呈在先生灵前，也算是人世间师生这一场情谊。文章写完，身心俱倦，但却提起了我用中文写作的兴趣和信心。不敢设想自己再如此投入，想写点轻松愉快的，于是有了写此文的动机。

笔者于音乐是完全的门外汉，所述之见不过是看热闹人的记忆而已。

二．惜国人只知《梁祝》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舒婷《神女峰》）

这场中央乐团85年秋天（85.10.12）在海淀影剧院演出的音乐会是我听乐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从《北京晚报》上看到消息（不足以称广告，那时广告还是挺新鲜的事情）马上就去买了票，带上当时热恋中的女友去了。

满座的音乐厅真有点过节的气氛，大家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因为最后一个曲目，陈钢和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在中国真正达到家喻户晓的，被喻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名作；也许是因为此音乐会的明星音乐家―西崎崇子（Takako Nishizaki）女士。音乐会的节目，以我今天在西方世界听了二十多年的音乐会的经历来看，的确有点特殊，甚至可以说有点怪。上半场有二个曲子，第一个是由一位年青的女音乐家和乐团演奏一首二胡协奏曲（记得是有标题的，作曲家和独奏家的名字也都忘记，失礼了）；接下来是杜鸣心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这首曲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但节目单上也没有说是首演。杜先生的作品如《红色娘子军》和《鱼美人》倒是在音乐爱好者中有上好的口碑的。下半场是《梁祝》。全是协奏曲的音乐会是很难得一见的，而且二个大部头的作品由同一位独奏家担任，对其不仅是技术和体力上，更是感情和精神上的挑战。

音乐会在二胡协奏曲的音乐中开始。记忆中的这位年青的二胡独奏家，带着几分拘谨演完了这并非十分突出的曲子。听众似乎也没有过高的期待，礼貌地谢谢了音乐家们―这毕竟才是第一个曲目，好戏还在后面。

西崎崇子在指挥的陪同下走到台前。这位在茱里亚接受教育，后名扬天下的日本小提琴家，以东方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特别擅长演奏浪漫派大师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其它小提琴作品（日后相当成功的Naxos唱片公司就是其夫为了keep her busy的结果）；更难为可贵的是她一直对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小提琴作品特别钟情，不余遗力地在乐坛上大力推广，成为中国小提琴作品最为权威的演绎者而独步天下。杜鸣心先生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就是献给她的，并且特地提示说，因为西崎崇子女士“擅长演奏具有优美音色，如歌如泣的旋律作品，因此，乐曲特别注意到旋律的优美动听，并使音乐特别富于歌唱性[3]。”

在指挥的棒下，杜鸣心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由西崎崇子和乐队向听众徐徐展开。这部题为《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的作品是以传统的三乐章形式组成。第一乐章，主题明快，副题则柔美；主副两题，在小提琴和乐队的交换，小提琴在乐队的衬托下，表现得美伦美奂，让人深深地陶醉其中。

第二乐章是一段以抒情性和歌唱性都很强的三部曲式写成。伴着乐队的渲染，西崎崇子将这带有明显中国色彩的，委婉抒情的优美曲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恰恰在这里，让人体会到了杜先生为何特地将此曲献给西崎崇子并为其演奏风格而下的那一片苦心。东方女性那特有的柔情似水，欲说还休，一唱三叹的情感，都在这音乐之中。而西崎崇子的理解，是那么地细腻；她的琴声，是那么地到位。真正是增一毫则嫌其长，减一厘则厌其短。

最后的一个乐章，以明快和强烈的色彩一反上一乐章的柔美情趣。小提琴和乐队交相呼应，将音乐逐步推向欢乐，开朗，甚至舞蹈的气氛。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4]”，令人耳不瑕接，美不胜收。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我和其他听众都欢呼起来。为乐队，为西崎崇子，为杜先生。而从我个人来说，这发自内心的欢呼，更多的是为了这伟大的音乐，为杰出的作曲家杜鸣心先生。

《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和我同年以及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应该不会忘记打倒四人帮后的那最初的几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5]”；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士人阶层，无不在此时深感世事的坎坷和人生的短暂。被时代和社会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已渐次埋葬了破碎的梦/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年华[6]”的作曲家，终于能够在相对自由和平静之中思考和创作了。时已知天命的杜先生，以其对西方音乐的严格训练和终年浸浴为基础，加上对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修养，在1982年创作了这部在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的，几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他在这部带有深深的中国色彩，甚至略有“人民和革命”意味的作品中，哀而不怨，悲而不怒地告别了过去；而其对爱情和未来的追求与向往，却让我们大家和他一起共享。这部蕴含深厚的技巧，真挚的情感，极富诗意的小提琴协奏曲，依笔者愚见，完全能够在世界小提琴协奏曲的宝库中占一席之地，更能独步中国乐坛而傲视群雄。

我被这优美动人的音乐深深地打动了，以致于在下半场都不能集中精力认真欣赏西崎崇子演奏的《梁祝》。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多次听过俞丽拿以及盛中国演奏此曲的录音。何况现场演出总会有新意和惊人的地方，再加上音乐厅的气氛是难得的，音乐会往往是最能让人集中精力听音乐的地方。

在这场音乐会后半年多一点的时候，我离开了大陆，来到了西方。学习和工作之余，一直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和CBC电台古典音乐频道的热心听众。但另一方面却不像在清华那几年是音乐厅的常客了。在对故国的思念中，总不免回忆起在北京听过的那些音乐会，而西崎崇子演奏杜先生小提琴协奏曲的那场，无疑是自己记忆中最珍贵和最美好的，那如歌如泣的旋律这么多年来还一直萦绕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仿如昨日。

93年的一个秋天的下午，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电台正在播放一段我很熟悉的音乐。这不是我很喜爱的新疆民歌《我的花儿》吗？是谁将它改编成小提琴和乐队的曲子呢？我的注意力不由得一下集中起来，一边开着车，一边认真地听着电台送给我的每一个音。这真正是奇遇（这也是为什么拥有上千古典音乐唱片的我，还一直听电台的原因，因为它常常给人带来惊喜）！此曲完了后，节目主持人说，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西崎崇子演奏的杜鸣心改编的《我的花儿》。暮秋的傍晚，车外下着潺潺的秋雨，路上一片车尾的灯尽入眼帘，仿佛在呼唤和提醒下班回家的人那个可爱的家和那个温情的梦；在这时候，这带有重重英文口音的“杜鸣心”三字，一下子将我的思念和感情带回了太平洋西岸的故土，那故土上的人和事，那场让人一直思念的秋夜音乐会，那永远萦绕在我心头的旋律……

杜鸣心先生的新作在CBC Stereo （现称CBC Radio Two）最受人欢迎的节目之一播出了，而这短短的五分钟音乐竟被我听到了大部分，这不是巧合吗？在今天这个世界，演奏家远远比当代的作曲家获得更多的光环，媒体的光注，和大众的追捧。我相信很多作曲家沤心沥血的作品，其首演往往也是其最后的一次演出。这其中的辛酸，苦楚，和寂寞，是每个时代的作曲家都有的，而且也是所有献身于艺术的人们共同的苦衷。只要读一读有关舒伯特的书就可以理解。诚然，今日许多作曲家不再有生活之困，他们大多在大学教作曲或在影视娱乐圈子中工作；然而当他们看到最赋有自己生命意义的作品被世人不理解和接受，被淡漠与遗忘时，我相信在他们心底里有的是无可奈何的遗憾和刻骨铭心的伤感。

从CBC听到杜先生的音乐，让我一下子就萌生出去找这音乐唱片的想法。在那个前网络时代，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样的唱片，因为出版公司和地域的原因即使是在北美最大的古典音乐的店里都没有。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写信给CBC，另一个是直接向作曲家询问―从这里还可以知道我心爱的《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八年后的命运。

令我极为感动的是，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杜鸣心先生就给我回了信。他动情地写道“我的作品你还记得并愿意再听它们，令我感动！你知道要找一位知音并不是很容易的事[7]”，并告知我香港（BMG Pacific Ltd.）已出了由西崎崇子担任独奏，甄建豪（Kenneth Jean）指挥香港管弦乐团（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演奏其《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和朱晖（Choo Hoey）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Singapore Symphony Orchestra）和西崎崇子（小提琴独奏）演奏其十首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新疆舞曲》。我马上写信和电传去BMG Pacific Ltd. 将这两盘唱片买到。

从我第一次在海淀影剧院听西崎崇子演奏此协奏曲到我拥有这音乐的唱片历时八年之久；从第一次听到此曲到写此文的今天则已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么多年来，我听的音乐越来越多，收藏的唱片也越来越丰富。从不敢说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欣赏水平也有所提高，但至少可以说，作为门外汉的业余爱好稍许有点心得。

杜先生的这两盘唱片，在我拥有的唱片中，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亲耳听到协奏曲的被献给者―西崎崇子在北京演奏此曲（事后得知杜先生和夫人那晚也在音乐厅中就座），更是因为我认为此曲在中国音乐史上的成就，不论从其形式上，艺术上，和思想上都是屈指可数的。自己不敢对坊间出版的多种中国音乐史妄加评论（有的实在应该称为中国通俗歌曲史），更不敢谬托为杜先生音乐的知音。

小提琴和小提琴音乐在中国有着颇为微妙的一段。记得上中学时，那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已失去了早日那狂热的，宗教般的投入和兴趣。有的是对现实的无奈和对明天迷茫的希待。时大陆处于相对的物质贫困和绝对的精神贫困之中。对于中学生来说，等待他们的是上山下乡。苦心的父母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够躲避这命运的安排或者早日从农村回到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让孩子学到一技之长，如画画与拉琴。夏日的夜晚，常可以在街上听到二胡与小提琴发出的声音。广播里面，除了样板戏外，也有几首小提琴曲，记得当时在年青人中风靡一时的是《金色的炉台》这首带有深深时代烙印（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感情虚伪泛滥）的曲子。

打倒四人帮之后，从恶梦中醒来的国人热情地向过去被剥夺的人类伟大文化扑去。记得郑小瑛女士一次在文章中谈到她骑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停下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事。以音乐家为职业，拥有可以指挥贝多芬交响曲的深厚功力的郑女士尚且如此，何况对音乐有所爱好与追求的普通人？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大革命前就洛阳纸贵的《梁祝》再次独领风骚，真正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的精华。单就小提琴协奏曲而言，听过几十首，包括不朽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巴托克，Alban Berg，埃尔加，门德尔松，和西贝柳斯。而且许多我都收藏有好几个版本，如好几位伟大的小提琴家演奏的同一曲或同一位独奏家早期与晚期的录音。听了这些之后，我依然有兴趣去听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而且每次听完后都仿佛有些新的感受，尽管它们是如此的微妙。

我也向周围的朋友们介绍杜先生的音乐。美国著名的锅炉制造商巴维公司（Babcock & Wilcox）研究中心的Stanley Vecci主任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忙碌地工作之后，把杜先生的《新疆舞曲》一放，心情就会好很多。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出身，日后成为著名能源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的Janos Beer教授也多次谢谢我向他介绍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我研究中心的一位讲话常引用拉丁语来解释词意，对小提琴音乐和制作有着深厚兴趣的同事，更是坐下来，为我分析杜先生的作品。

令我感叹的是，当我向国人和同胞介绍杜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他们往往惊诧不已地得知中国在《梁祝》之外尚且还有别的小提琴协奏曲；而当我向西方朋友讲中国小提琴曲时，他们马上就断定我讲的是《梁祝》。

呜呼！昔卞和因楚庭无人识其绝世珍玉而痛哭于楚山之下，余今惜国人不识杜鸣心先生的《一九八二》！

三．永远让人心仪的阿拉木汗

我的全部感情/都是土地的馈赠（舒婷《馈赠》）

中央乐团合唱队无疑是中国最好的合唱团。在严良堃先生的执教下，此合唱团音色优美，层次清楚；无论是领唱或合唱，都有其独到之处；再加上其台风翩翩，每每不由得让人为其倾倒。现在我还记得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中央乐团合唱队为打倒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演出的那场音乐会，节目之前有左文龙先生字正腔圆的致辞。这场在严良堃先生指挥下的音乐会以中国最美的合唱曲之一的《乌苏里船歌》开场，左文龙先生那美不胜收的领唱，女声部那诗一般的伴唱，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心。

在京的那几年里，我只听过一次中央乐团合唱队的音乐会。这场在海淀影剧院的音乐会是由一位“洋大人”指挥的。这位仁兄其貌平凡，其个更平凡，实不足赋以“洋大人”之称。演出的节目都忘记了，只记得全是宗教色彩很浓的清唱。这在当时的中国（1983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但正如新鲜的事并不一定能够为人所接受，所欣赏，这场音乐会气氛十分平淡，淡得大家鼓掌都仿佛只是为了礼节似的。原因并不是不喜欢这位“洋大人”或合唱队，而是大家不能领会这音乐的妙处。就在这淡淡的失望中眼看音乐会结束时，这位“洋大人”又一次返回台前―不是谢幕，而是加演。当《阿拉木汗》的最后一个音落下时，所有的听众仿佛在多日的蒙蒙细雨中突然见到太阳似的，一下子全活跃起来。这首从王洛宾先生的同名歌曲改编成的合唱曲，无疑是中国合唱曲中最让人喜爱的之一，更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看家的曲目之一。诚如上好的鱼虾在一般的厨师手下也能做成可口的菜，这首溶在中央乐团合唱队血液里的《阿拉木汗》在“洋大人”手下也赢得了全场听众热烈的掌声。

“她的眉毛像弯月，她的腰身像棉柳，她的小嘴很多情。。。”，这样一位天仙似的姑娘，怎么不让人永远心仪呢？

四．青涩的音乐会

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 （舒婷《中秋夜》）

这场由韩中杰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协奏音乐会是一九八二年底（12月27日）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的。节目是圣桑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各一乐章，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一乐章，以及某苏联作曲家（记不得了）的小号协奏曲的一个乐章。四位独奏者，都是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中央音乐学院二位，上海音乐学院二位。我想在清华演出的原因，一是为了向大学生推广交响音乐，二是让这四位年青的音乐家练习一下―毕竟这种机会太少了，而且这是在清华的音乐会而不是中央乐团的星期音乐会。

韩中杰先生在每段音乐之前，都向听众略为介绍了一下独奏者。这四位年青人，在听众的掌声下，依次走到台前演奏。坐在很靠前的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紧张。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两位小提琴家，在音乐开始之前和指挥交换眼神时，眼睛里面表现出来的不是自信和轻松，有的只是拘谨和不安。这些情绪在演奏之中也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圣桑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所有小提琴协奏曲中最富有诗意的一部，极富于幻想和歌唱的色彩；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可以和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相提并论的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可惜这二段乐章的精华都没有被独奏者表现出来。

凭良心而论，这略差人意的音乐会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青的音乐家们的紧张所致。小提琴独奏家和乐团小提琴手的训练与思维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这四位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同学们一样，在大学大部分的努力是在为成为乐团中的一员而非乐团前的独奏者而下的。于是乎，他们在这场音乐会的角色，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有着“客串”的意味。

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还记得这场音乐会，原因恐怕是自己当时也和这四位仁兄一样青涩，不管是对专业还是对人生。

五．人间难得几回闻[8]

无数年代里/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 （舒婷《珠贝―大海的眼泪》）

这是一场演出之前，自己对音乐家以及曲目都一无所知的音乐会―报上只有德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莫尔（Kurt Moll）独唱音乐会寥寥数字。即使如此，还是不惜花重金买了票去听，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从多年的文化封闭中刚刚走出来，听乐之心确切―仿佛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小伙子；二是当时也确有闲，在读完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以及《陈映真小说选》等杂书后，还有时间要打发。

到音乐厅，拿到节目单，才知道莫尔是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节目单上特别标明有几组歌，每组有多少支歌，要大家等一组歌唱完后再鼓掌―而不是一首歌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四周一看，觉得今天的音乐会与往日的很不一样：首先是往常听众以年青人为主而今天成了以中年和老年人为主；第二是从旁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不少人是音乐界的人，而不是像以往绝大多数是附近高校的业余爱好者。记得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在音乐会台上常见到的指挥家韩中杰先生，稍后几排有以《我为祖国献石油》而闻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先生。连韩先生和刘先生都来洗耳恭听莫尔先生的音乐会，看来此公来头真还不小。今天这场音乐会还真让我撞着了。

在听众的掌声中，莫尔先生从容地走到了台中。他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高瘦的个子，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留着连腮的胡子，朝听众鞠了一躬后，身体稍斜靠着钢琴，朝伴奏的钢琴家一示意，音乐会就开始了。第一首歌完后，部分听众马上就鼓起掌来，而那些意识到这时不应该鼓掌的听众马上轻轻地“嘘”了起来―这才是第一组的第一首歌，节目单特地说明应在一组歌完后才鼓掌；而就在这十几秒的时间里，也有人马上对莫尔先生的演唱讨论起来，我前边的一位小伙子问他边上的中年人：“X老师，那个最低音是E2吗？”莫尔先生似乎对此也有准备，无可奈何地对大家笑了一下，马上又接着唱第二首了。

这场连休息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是我在京时听过的音乐会中最短的一次，然而也是最有特色和最优秀的之一。我相信即使今天，这种音乐会也不是很容易有，特别是像莫尔先生这样有深厚功底的，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非常熟悉的，而且母语又是德语的男低音歌唱家的独唱音乐会更是属于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音乐会。舒伯特一生贫困交加，但对音乐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的D大调弦乐五重奏也许是所有室内乐中最优秀的）。他一直生活在贝多芬的影子下，对其崇拜万分，可却从来没敢将自己的艺术呈给贝多芬。传说在贝多芬临终前总算见上一面，贝多芬一看舒伯特的音乐就说出了对其最高的评价：“我的灵魂是归于佛朗兹的！”（佛朗兹 • 舒伯特）舒伯特创作了上千首艺术歌曲，每一首都是艺术佳品，但在他生前只有极少数得以出版。

这场音乐会对我以后在海外的音乐欣赏也有影响。来到西方世界，和对艺术歌曲有深深喜爱的乐友交流，进一步得知此类歌曲不是一般的歌唱家（主要是指那些唱歌剧的）就可以唱的。唱这类歌的仿佛是另一个层次上的（by themselves）。记得当年从图书馆中将德国著名的歌唱家Dietrich Fischer-Dieskau 录制的十二张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唱片借回来欣赏，前后听了三个月，陶醉其中不能自已。

六．二公天下

风儿已把你的诗章缓缓送走 （舒婷《海滨晨曲》）

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的指挥主要是李德伦和韩中杰两位先生。李先生是性情中人，他的指挥很有感染力，从他的音响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对音乐那火一般的热情，让人处处觉得它的存在，并不自觉地与其熔为一体。另一方面，韩先生仿佛是个认真而又有点刻板的人，几年的音乐会上，不大容易见到其笑容，连在清华的那一次协奏音乐会上，破例为听众介绍独奏者时，语调也极为平缓，似乎没有一点让独奏者在演出之前放松一下的意思。韩先生对音乐的演绎是平凡的却又是忠实的。在京那几年，我不止一次听过韩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莫扎特的《林茨交响曲》（Symphony No. 36），其中一次下半场是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多年后，有一次我在渥太华听著名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朱克曼（Pinchas Zukermann）先生指挥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交响乐团（National Arts Center Orchestra）演奏《林茨交响曲》，不由得回忆起韩先生的那几场音乐会。故都的夜晚，夜晚音乐厅温柔的灯光，灯光下的韩先生，韩先生手下发出的天籁般的音响，一下子全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84年的夏天，有一次李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独奏者，仿佛记得是石叔诚先生），和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在演奏G大调弦乐小夜曲之前，李公先对听众发了一通感慨―这是星期音乐会上我经历的唯一一次，言他在中央乐团当指挥几十年，这还是第一次指挥此曲，因为以前有人认为此曲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不够革命，不让演。现在我很高兴可以演了。说完卷起袖子―这也是星期音乐会上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对大家说了一声对不起，转过身子，挥动双臂，这美妙的音乐就在音乐厅里响起来，而且永远留在听众的心中。

印象较深的还有85年的春末，素有钢琴诗人之称的傅聪先生的专场音乐会。第一个曲子是由李先生指挥中央乐团和傅先生合作演出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大约因为傅先生的缘故，这场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拍电视用的大灯将台上照得如同白昼（这也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颇令人反感）。李先生陪着傅先生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走到台前，傅先生被这大灯大约照得眼都睁不开，很是恼火，将手一挥，这灯就关了（Thank God!）。音乐响起后，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对独奏家给予充分关注和支持的李先生，那个有魔术将交响乐团和钢琴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李先生。

与韩先生的木讷成鲜明对比的快人快语的李先生，其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世事的无奈不时被媒体发表出来，让众多爱乐者得以窥见其内心的痛苦。他对香港管弦乐团能够自由聘请音乐家的人事制度羡慕不已，说这是将一个乐团水平提高的关键，而我们却不行。他对当时团里的有些音乐家热衷为“棚头”（录音棚）干活而不认真排练愤慨不已（这也难为了这些音乐家，当时他们的收入和大家一样的少）。九十年代初，他在多伦多还发表了一通类似“煮酒论英雄”的谈话，其中不少真知灼见，让人叫绝。如谈到朱宾•梅塔（Zubin Mehta）的指挥风格，“如同大师傅炒的菜，都一个味[9]。”

当时的中央乐团从外表看是李韩两公的天下，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表面后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在80年代和以前。乐友们常谈起某乐团的风格与气质，最拿手演什么作品之类的话题。在这种时候，偶尔我会想到，假以西方的制度和管理，中央乐团在李韩两公下会形成什么风格呢？而这种风格对今天的中央乐团（仿佛已改名）又意味着什么呢？

七．别无选择的你

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 （舒婷《四月的黄昏》）

在京那四年中记忆较深的音乐会中还有两场“一代新秀”指挥的。这两场都是中央广播乐团的音乐会。一场是由当时报纸炒得颇红的“卡拉扬的最后一个学生”汤沐海君指挥。和同学慕名而去，然着一袭燕尾服的汤君，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上佳表现，也许是因为和乐团没有充分的磨合。颇让人有盛名之下，其实不过如此而已之感；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议论的是政府是否还会让其再出去的话题（时出国风正浓，而且许多人担心的是政策是否会改变，于是对汤君这样出去过的是否再能出去颇有兴趣，因为这也是一支寒暑表）。

另一场音乐会的新秀指挥，是“土产”（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邵恩君。这场83年年底的音乐会，吸引了许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听（平常的时候，仿佛见不到太多的他们，至少不像这次这么显眼，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城里而不在海淀的原因），或也许明天的他们是今天的邵君的缘故。音乐会以吕其明先生的名作《红旗颂》开场，这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多次播出过的，带有强烈的人民，革命，阶级，和斗争色彩的曲子，当时颇受欢迎。年青的邵恩，留着一头很长的头发，瘦小的身子仿佛撑不起那身黑色的西服，走上指挥台充满激情和青春的活力将整个乐团调动起来。相形之下，汤君那天即没有邵君的激情，又没有大家所期待的大师的深度与火花，反而令大家失望。

一曲无话。《红旗颂》之后，邵君又指挥乐团演奏了格林卡的《普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支曲子被喻为所有俄罗斯交响乐的源头）以及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下半场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和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拉氏从第一交响曲的失败（原因之一是首演的指挥格拉祖夫喝醉了，将拉氏的第一交响曲糟蹋得惨不忍听！）中走出来，重新获得自信和灵感后写下的巨作。邵君在指挥此曲时，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得当，加上他指挥时常将双脚后跟立起来，听众们不由得忍俊不禁，不时对这位年青的指挥报以哄堂大笑（这更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好在邵君和乐团倒也能沉得住气，差强人意地将此曲奏完。热心的听众对这位年青人和乐团热烈和持久的掌声使得邵君又加演了《卡门序曲》和《斯台拉夫斯基进行曲》这两支通俗易懂的曲子。

汤邵两君是优秀的，他们后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们谁也没有成为交响乐和歌剧的两栖指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工作的地域，相对来说欧洲对此比北美，澳洲和亚洲注重得多。两君后来都回故都执掌过中央乐团。记得以前曾看到一篇有关邵君的报道，言其过去在京工作时，“留给大家最难忘的就是才气。他能够辨别所有稀奇古怪的音高，令所有的人佩服。但是，才气逼人不免年少轻狂。比如，录音师已经通过，并且已经收工走人了，邵恩却要宣布再来一次，因为有一两个音不对。有时候，他还会当众揪出拉错的乐部或个人，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如今，历练无数的邵恩逐渐总结出了“以人为本”的指挥理念，‘要做一个指挥，首先要学会尊重人，首先学会和人合作，熟悉你的演奏家，形成交流。’[10]”这一番话，颇使我感慨不已。记得刘索拉女士在其成名之作《你别无选择》中，对其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时的师友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 邵君的形象似乎也在其中。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当年确有春风得意的日子，日后在世界乐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位。然而，当他/她们回到东方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时间和现实使得他/她们渐渐失去了那往日的激情和那种艺术至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个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指挥家，如托斯卡尼尼，富特温格勒，卡拉扬，克莱伯，都是所谓的孤独的思想者。在世人看来，他们高高在上，作风专断，脾气暴躁。但在这里没有人情，更没有世故，有的只是对艺术和理想的追求，其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的那种态度与方式，谁也不欠谁的情。为了环境与人情，渐渐减少和放弃自己的个性，我不由得为别无选择的你而深为惋惜。

八．大戏台 • 小戏台

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舒婷《致大海》）

记忆中的音乐会给我印象极坏的只有一场，但原因却不是台上演出的音乐家，原因是其内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这场大杂烩似的，又长又臭的音乐会是84年夏天在中国剧院由陈燮阳先生指挥，有胡晓平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参加演出的《中国革命之歌》。这种为政治需要，不计成本，不惜艺术家的青春和时间，空洞无情的作品注定是要失败的―只要看看今天还有几人提起它就是明证。记得当时从中国剧院骑车回清华的路上，大家都对此剧骂不绝口，也为陈燮阳等音乐家屈就为此操劳而惋惜悲愤不已。

82年11月由楼乾贵等五位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央乐团的歌唱家在清华大学礼堂举办的音乐会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几位知名的音乐家来到学校，为从十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对西方音乐的了解近乎白丁的学生们，演出了这场高水平的音乐会。记得有独唱，二重唱，和四重唱。这五位教授潇洒的台风，学者的气质，动听的歌声，使我在今天还记得这场在寒风凛冽的夜晚中举行的音乐会。

83年年底（83.12.27）那场在海淀影剧院的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也是颇有意思的。这场由韩中杰先生指挥的音乐会很有点西方新年音乐会的味道，群星璀璨，美不胜收。有胡松华，刘秉义，文征平诸君的独唱，还有盛中国先生的小提琴独奏以及朱践耳先生的《英雄的诗篇》。这是一场独唱者/独奏者光耀天庭的音乐会，和西方有些以独奏家/歌唱家为招牌的音乐会很类似。

在京的这四年，看过中央歌剧院演出的五部歌剧。它们是《茶花女》（北展剧场），《费加罗的婚礼》，《小丑》，《詹尼 • 斯基奇》（海淀影剧院），和《卡门》（红塔礼堂）。另外还在海淀影剧院听过郑小瑛女士指挥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卡门》清唱。在《费加罗的婚礼》以及《卡门》演出之前，郑小瑛女士还特地给大家介绍歌剧的背景，情节，和音乐。她那极为通俗和形象的语言，加上她那至诚的一片心意，每每让人十分感动，更何况这两部歌剧还不是她指挥的。86年春天的《卡门》清唱和夏天的彩演，都是詹曼华女士唱卡门一角。这位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郑小瑛女士的辅导下，的确不负众望，在《哈巴涅拉》一曲中充分将卡门那种以自由和爱情至上的精神和气质表现出来。中央歌剧院在这之前演的《卡门》是由梁宁女士唱的卡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节目多次播放过这个录音。《卡门》这部歌剧当时风靡京城，连《英语世界》杂志也登了《斗牛士之歌》译成英文的歌词（原文为法文）。还记得当年出国风极盛（“是人就想出去”，我的一位同学总结似的说），郑小瑛女士说卡门教会一个走一个，真正痛心疾首！此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我看其中许多是那些心胸狭隘，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好，却想摆出道德和公婆的姿态来训斥年青人的人。

在我听过的这五部歌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丑》。这是列昂卡瓦诺的伟大的也是唯一的传世作品。《穿上戏装》那一段唱将艺人们内心的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对待观众的职业道德和感情被背叛和欺骗的强烈冲突，完完全全地在这一曲中展露无遗。人常说，大千世界的人生是个大戏台，人人都在这台上走一遭。由于人在世上活得太累，就需要将这大戏台的戏从某一点切入将其放在一个小戏台上展现出来，让大戏台上的人有寄托，有梦幻，有爱憎。《小丑》一剧的神来之笔，是在这小戏台上再将人生的大戏搬上来，让小戏台上的戏班班主，分不清人生与戏，辨不明大戏台与小戏台之分，结果在小戏台上演出了大戏台上的真实悲剧，而在最后却向观众说出了最令人心酸的一句：喜剧结束了。

九．唱自己的歌

这个世界/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苏醒的欢欣（舒婷《致大海》）

这场83年10月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演出的男声四重唱音乐会是在一种颇为特殊的背景下举行的。记得这之前，日本“黑鸭子”男声四重唱在北京的演出颇得民间的好评。原因之一是新鲜，国内几乎没有这样的组合，而且“黑鸭子”也的确唱得好。他们的《邮递马车》当时在许多爱乐者中流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节目也多次播过他们演唱的歌，不自觉地对男声四重唱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门的打开，使人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大陆以外的文化。港台的那些通俗文化也从南方渐渐北上。

学界和音乐界对那些从砖头似的录放机放的港台音乐开始持的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其音乐的内涵和格调实在不敢让人苟同；继而是一种担忧，当他们看到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对其那么着迷。艺术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得不少音乐家们来到校园中无偿地向学生们介绍和演出高尚的音乐。

这四位男歌唱家，和我们那一届的学生们年纪差不多，二十和三十多岁。仿佛记得候牧人先生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位的名字实在记不起来了。音乐会以《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开始。这四位歌唱家，将王洛宾大师这首优美绝伦的歌曲以四重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一个似诗如画的境界，让人真有“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青春期对爱情朦胧的理解和热烈的追求都在这半个月亮下由这四重唱表现出来。

“我们要唱自己的歌！”唱低音的那位小伙子在大家的掌声后激动地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歌！”，在他们唱完王洛宾先生的另一名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后，这位小伙子又一次充满激情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从小就唱的歌，这是我们的根！”，在唱完北京儿歌《水牛儿》，他再一次以宣言般的气概说。

坐在下面的我被这四位音乐家的美妙歌声和他们的理想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这实在是一场不寻常的音乐会，音乐家应以音乐宣扬他们的理想和艺术，其余仿佛都是多余的。音乐厅毕竟不是信仰和宗教宣道的场所，音乐会更不是那赤裸裸的政治集会。然而这四位音乐家（他们仿佛是自己组团的，并没有“上级”和“组织”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和他们的乐手（记得其中一位乐手第二天还要随团出国演出，冒着有违纪律的说法，溜出来为他的哥儿们助一臂之力）在没有报酬的情形下，来到学生们中间，为大家演唱。对艺术真挚的热爱和追求，对中国优秀的创作艺术和民间艺术被冷漠的痛心（时国宝级的艺术大师王洛宾先生并非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更不用说在北京音乐厅为其开个人音乐会)，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使得他们在音乐之外，不由得对台下自我感觉颇好的学生们（我有同学不时以自己和同一届的同学为“十年精华”而自豪。这种自豪往往是不自觉的，可又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悲呼！）当头棒喝！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我相信学界，音乐界，以及社会都能以相当平静的心态，对待海外的和国内的各种文化潮流和艺术形式，至少不会有人在音乐会上告诉听众应该听（唱）什么歌了。然关于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争议却永远不会消失。每个人都有喜爱和选择的权力，一个社会就正如一个生态的环境，多元的，五花八门都同时存在的才是健康的社会，要求人人都能欣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不可能的，更是荒唐的；然而，当我被告知我的许多年青的校友们沉湎于“韩剧”（韩国所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也）时，我依然觉得这是可悲的和令人担忧的。

十．网上的乐友们，能帮这个忙吗？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敏感的大地/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舒婷《献给我的同代人》）

谈起在故都那四年的听乐经历，不能不提一下自己喜爱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节目。此节目当时仿佛是晚上7点开始播出，十点结束。一般在9点钟有一个我称为专题节目，比方说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不记得此节目播过任何马勒和布鲁赫的交响曲，室内乐就更少了，贝多芬的十六支弦乐四重奏根本就没有放过，更不用说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了。即使如此，此节目还是为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欣赏的场地。而这节目比起那些最多放放《蹓冰圆舞曲》的电台，无论是强度和内涵，都上了好几个台阶而赢得许多爱乐者的钟情。

我当时常在周末去清华二校门的邮局买下一周的广播电视报。然后将调频立体声节目游览一遍，将自己有兴趣的节目标出来，如果有好几个想听的节目，这一周就有得打发了，有盼头而高兴。

此节目多次播过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还有彭修文先生为中央民族乐团根据中国民曲改编的曲子。在京那几年，没有听过彭先生的音乐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主要原因是彭先生和中央民族乐团仿佛没有到海淀来演出过。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彭先生是真正的大师。他能将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组合在一起，将各种乐器的特点，通过他改编的那些传统曲目，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更能将它们随心所欲地调配在一起而发出新奇的，动听的，令人赞不绝口的音响！将一首曲子为西方交响乐团配器诚然不易，然而通过柏辽兹的巨大贡献和后人的努力，此艺术已的确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如围棋边角的研究）；但彭先生做的是真正前无古人的事业，他取得的成绩是令人仰望的，尚没有被接近更不用说被超越的。

在声乐方面，此节目播出过很多很好的节目，而且许多隔三岔五地又会重播。记忆特别深的有迪里拜尔演唱的歌曲。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她演唱了好几首她自己整理的优美动听，令人陶醉不已的新疆民歌，如《小溪边》，《你像月亮一样》，《塔里木》，《我的都塔尔琴》（二十多年后，我又听到了另外一首《思恋》）；以及几首外国歌曲，如苏联阿比耶夫斯基的《夜莺》和埃及民歌《光辉的太阳》（此曲一译《尼罗河上的歌声》，但歌词大不相同。此歌中那“歌唱你惊人的气质”一句让时处热恋中的我感动不已）。我有迪里拜尔女士近期演唱这其中一些歌的录音，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爱她早期的录音。一是这些录音是自己从故都中带出来的那个时期不多的东西之一，带有强烈的青春和故土的烙印；二是因为迪氏早期的录音处处闪着青春的光芒，那逼人的才华从她的每一个音中激射出来。

还有法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Mady Mesple演唱的约翰 • 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是此节目常播的。这位学钢琴出身后改为唱花腔女高音的歌唱家，将《春之声》，《艺术家的生涯》，《维也纳的气质》等著名圆舞曲唱得音满腔圆，真正让人如痴如醉，在她如此跌宕的歌声中不能自已。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乐迷们还在等待EMI将此录音以CD的形式再次出版发行。

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一组歌曲也时常在此播出。从中我得知并喜爱上黄自先生为《长恨歌》作的大型合唱组曲。但是当时播出的只有《渔阳颦鼓动地来》和《山在虚无漂渺间》这两首的录音。我多年一直在注意和寻找这部清唱剧完整的录音，十多年没有任何结果，也不知是否有音乐团体曾将它完整地演出过。有时也为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早接受正统的西方音乐教育的前辈和学长（他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后在耶鲁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并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交响曲《怀旧》作为他的毕业论文，此曲是怀念其早逝的妻子而作的）而惋惜。先生是作曲家和教育家，桃李满天下，而其优秀的作品却被历史的洪流埋没了。我相信时下我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并听过其作品的人很少。令人高兴的是，中央乐团合唱队在1998年和太平洋音影公司合作，在严良堃先生的指挥下将此曲完整地录了音出版。笔者在这里不惜笔墨，也的确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欣赏一下这中国合唱曲中的珍品。

谈起此电台的室内乐，我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播了新西兰广播电台赠送的半个小时长的一组萨拉萨蒂的西班牙舞曲。这音乐是由二位名不经传的音乐家（小提琴家和钢琴家）演奏的。萨翁的名作《流浪者之歌》是脍炙人口的小提琴作品，一直在中国爱乐者中有很高的知名度。这组西班牙舞曲的播出，也许一是因为被新西兰所赠，不用非礼也；二是可能考虑到萨翁的知名度。记得其中的曲子有《影子和塔兰太拉舞曲》，《哈巴耶拉》等。每首都是3~4分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到了海外，一日忽想起这些曲子，于是信步到唱片店寻找。出乎意料的是，萨翁的《西班牙舞曲》（有两组）似乎从来没有集结出版过。小提琴大师海菲兹（他是大师们的大师），斯特恩，帕尔曼等人只零碎地挑过其中的几首，这里录一下，那里录一下，仿如“补白”之用，难免让人失望。也许萨翁的这些曲子有不少是为学生练习而作的，不足以显示大师的功底，于是也引不起出版商的兴趣。但正如有些得不到的东西反而让人不断惦记，多年来我一自注意DG, EMI, Philips, London, BMG等唱片公司的唱片目录，看看是不是有一天有人终于有兴趣拾起这个题目。当Naxos成立后，我的希望渐渐地转移到这家敢出别人不敢出的唱片公司（Naxos的唱片成本比其同行低不少，但质量却有相当好的）。此希望在2006年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答复，Naxos出了一张萨拉萨蒂西班牙舞曲的唱片（《Spanish Dances • Music for Violin and Piano • 1》，Naxos 8.557767，2006），而且是年青的中国女小提琴家杨天娲担任小提琴独奏。

最后，不得不提起这些记忆中让我颇为遗憾的一事。我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黎信昌先生演唱的一组歌（是由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小乐队伴奏的，指挥仿佛是胡炳旭先生）也是调频立体声节目反复播放的。这些歌是《曲曼地》，《手挽手》，《？》（这首我不记得了），《我走在雪路上》，《美丽的天使》，《西波涅》，《美丽的西班牙女郎》，《西班牙小夜曲》。黎先生通俗的名气不及中国另一位知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先生，但我自己和认识的许多乐友却更喜欢黎先生。他声音浑厚，选唱的歌又很有气质，一曲下来让人深感其精深的艺术修养和浓厚的学院派的诗书气。可惜这盘我自己录的磁带在七年前有所损坏，特别是我心爱的《手挽手》已完全不可听。这些年来，我也试着通过其他办法得到这些歌，在《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 黎信昌》的CD中，有《曲蔓地》，《我走在雪路上》，和《西波涅》这三首歌（不敢肯定是同一录音）。但其他五首尚未找到。有一次，我看到在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歌王―中国歌曲宝典》（四盘CD）中有黎先生唱的《手挽手》这首歌，赶快托国内友人买下带到海外。可恨的是，此集竟将此歌的头尾全掐去，其手段之低劣，让人实在不解。我很难相信这是黎先生知道和认可的。

在网上不时看到其他乐友的大作，比方说“降E大调”和“老马”君。此两君不但对音乐颇有心得，文笔也相当好。从文章上看，“降E大调”也在京听过几年的乐，而且和自己仿佛前后。我相信喜爱黎信昌先生唱的歌的人应该不少，如果乐友们有这几支歌，能和我共享吗？

十一．后记 • 未来的记忆

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 （舒婷《岛的梦》）

这篇最后关于故都听乐的记忆却是一篇关于未来的而不是过去的。85年的春天，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青少年交响乐团在海淀影剧院演奏了一场充满青春活力和激情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贝多芬伟大的第五交响曲―命运。这支以中学生为主的交响乐团，在他们的指挥的带领下，向北京的听众展现了一支以中学生为主的交响乐团都能演奏些什么。

这群中学生的演出既激动了我更刺痛了我。时清华大学有一支水平和规模都令人难以启齿的军乐队，但有些同学还为其而自豪。日本一支青少年交响乐团都能将贝多芬的交响曲拿下来，何况为军乐队所作或改编的曲子（英国著名的指挥，恃才（财，其家族的确有钱，富可敌国（乐），干脆自己掏钱为他组织一支交响乐团）傲人（物）的Thomas Beecham曾嘲笑其对手，著名的指挥托斯卡尼尼，最适合指挥苏萨的军乐曲）？

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听过许多场由社区中学军乐队演出的节目（包括初中各年级的乐队和高中各年级的乐队，而且许多时候全年纪的所有同学都是乐队队员）还有各个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国家青少年交响乐团及大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初高中演奏的是军乐乐曲而青少年及大学交响乐团演奏的则有像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和布鲁赫第七交响曲这类曲子。在这种音乐会上，我会时常想起在海淀听过的那场日本习志野青少年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场让我时至今日还在思索的音乐会。

故国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然而这下面相当一部分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和急功近利的动机也是人所共知的。应试教育和轻视人文的后果是处处都有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意识到的（恰恰是因为缺乏人文修养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青少年或大学交响乐团的许多成员以后/现在并不是音乐学院/系的学生。音乐于他/她们是一种爱好，一种心灵和理想的寄托。我自己读博士时的一位同学以前就曾以小提琴神童的身份在好几国中巡回演出，这位可以拉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朋友日后成为知名的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能源专家，绅士风度的Janos Beer 教授却是名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出身，今日依然能操琴。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纵横史。从纵的看，各个方面都在进步；从横的看，各个方面都在向其他方面渗透。

2011年是我求学和工作过的亲爱的母校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在那个时候，你的学子能给出一场交响音乐会来庆祝和纪念这一时刻吗？节目可以有黄自先生那历史性的交响曲《怀旧》以及杜鸣心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二》。

是为记。

--------------------------------------------------------------------------------

[1] 舒婷，《舒婷的诗》，人民文学出现社，1998年，北京。（以下所引舒婷诗均出自此，不再注）

[2] 郑力刚, 《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一山 纪念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1323和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0897

[3] 此音乐会节目单，1985年，北京。

[4]《琵琶行》，白居易，《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北京。

[5] 狄更斯，《双城记》。

[6] 《悼》，舒婷。

[7] 杜鸣心致郑力刚，1993年12月19日。

[8] 杜甫，《赠花卿》，《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北京。

[9] 赤霞，《李德伦访谈录》，《枫华园》第64期，1995年8月1日。

[10] http://www.cctv.com/program/yyrs/20040914/100584.shtml （2008年11月11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