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赵进中（北大历史系，德国洪堡大学博士）
时间：4月18日晚7：00
地点：电教125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德国十九世纪的学者怎么看中国，以及中国人又怎么看自己的问题。
我们现在写字一般都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但如果现在有人从右到左，从下到上，我们就会发现书写有困难。这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文化的原因、习惯的原因，也有可能真的有其科学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个关于写字的问题换成文化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关于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韦伯，他们都有看待西方自己文化的观点，之后他们把这种观点放大来看待我们东方文明。这样，在近代以后，我们中国人把他们为我们建立的这个框架（也可以说是有色眼镜）套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来观察我们的历史和西方历史。这样，我们就和西方人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看待自己历史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在历史哲学上，在思想观念上，在历史概念上已经转到西方的观念上了。
黑格尔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比如说，他是这么看历史的：“整个历史是一个自由精神和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精神本性的各种抽象的特征就是自由，体会人类精神不可分离的自由所经历的各个时期。”按照他的这个观念把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希腊人只知道少数人的自由，而日耳曼人受基督教的影响知道全体人都是自由的。世界最终的原因就是精神认识它自己的自由。黑格尔这样看就是基认为东方人是基本上没有自由的，他们并不尊重意识。他们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这个人就是皇帝，而皇帝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马克思同样也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对人的依附的阶段、对物的依附的阶段、自有人。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东方社会处于对人的依附的阶段。也就是说，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我们东方的历史是最落后的历史。
黑格尔也有许多描述东方落后的话语。比如，他认为，精神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东方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个人的自由是从放纵、粗野、热情、兽性冲动中融合驯服的，而这种融合驯服自身是一种自然的、偶然的现象。所以这样的个人是专制君主，也不是一个自由人。总的来说，黑格尔认为东方人在文化上没有摆脱自然的状态，也就是德语中的Ansich的状态。不管是哲学、文学还是其他学科和自然都是同一的，没有摆脱自然的状态。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他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个人精神和“天”是分离的。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在社会道德上没有自我个人独立的人格，个人完全没入到家庭和国家当中，表现为家庭观念和政治制度上的东方专制主义。”从自由精神的发展上，东方处于一个低级阶段。所以，这才有了马克思后来找东方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中的最初形态。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民族性，这就是模仿技术极为高明，这种模仿不但行使于日常生活中，而且被运用在艺术方面，但这种崇高的理想和美丽的确不属于艺术和技巧的领域之内，并且中国人过于自大，不屑从欧洲那里学习东西，虽然他们常常不得不承认欧洲人的优越。中国民族性的各个方面的显著特色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和理论上绝对存在具有束缚的道德、伦常、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远离他们。虽然没有出身门第而产生的差别，虽然人人都有可能得到最高的尊重，但是这种平等是没有内在的个人的成功的，而只是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这种意识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产生出各种差别。”也就是说，这种意识还完全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完全和自然混在一块儿，最高的境界就只能是天人和一了。
马克思认为，在西方有一个善于思辩的人——黑格尔。他发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对立统一的规律正好适合于东西方，同时，他把这个哲学的观念转化为分析社会，东西方分别在对立统一的两个极。马克思认为西方文明是高等的，而东方文明是野蛮、愚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念，就是把东方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是一种农村村社，而且这些农村都是孤立存在的。
到了马克思韦伯的时代，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他认为：东方的宗教只是适应世界，而西方的新教却是在改变世界。中国的文化缺乏对自己文化的信仰，缺乏改造命运的价值观念，这种形而上学缺乏科学上精确的思维，却相信迷信。中国人只知道顺从家庭道德和国家、天、上帝，不知道去改造历史。政治上，东方的官员没有专业，全是道德化的。中国也没有法制，完全是人治。也就是个人专制。他们理性化的法则和官僚机构，没有管理的抽象化、形式化以及非人化和物化，还是按照人的依附来管理社会。
讲到这里，大家大概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对西方的观念和我们自己对东方人的看法是不是和西方人的看法一致？我觉得大部分的看法是一致的。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东方文化就处在一种自杀的状态，也就是革命了。革命就是希望自己把传统的中国文化杀掉，之后再在这片土地上培养出具有西方精神的文化来。而真正培养出的是一种什么文化呢？特别是从1919年到1949年，我们整个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框架都是这样一种东西方对比基础上的框架。也就是说，我们一提到东方，就马上要和西方做对比。西方有什么好的东西，东方肯定会这个地方不好。而东方有的东西，西方肯定也没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东西方的比较中找出我们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大家想一想，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模式，这是西方人的一种历史观念。
这样，现在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历史观念，我们看待历史、世界、看待我们本身，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在起作用。一方面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个理想，其次就是我们处理日常生活当中的矛盾。我们如何处理这个矛盾？这是我们建立历史观、史学观的基本问题。我们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西方人的框架。我们的历史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思维的方式和观念实际上已经西方化了。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传统的中国人的那种思维方式、那时候的人看世界的方式。这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西方人的观念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就是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它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了。假设我们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框架，要对其进行思考，那么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它就存在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照着这个潜意识去思考问题。
实际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到韦伯，他们的历史也是在变化的，他们之间的间隔大致是50年。我觉得他们一直走的都是黑格尔的三段论。也就是说，在刚开始，他们着重注意的是西方的精神，这在黑格尔就到了顶峰。但是，光有精神不行，所以，到了马克思的时期就开始注意到物质的东西，注重对经济结构的分析。到了韦伯的时期，就是把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结合了起来，之后出现了他对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分析方式。这是西方文化的转化。而我们东方历史的发展也在跟着他们走。在我们进行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假设我们没有看到西方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很可能就会带着一种观念，带着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观念来看问题。如果有人提出另一种分析方法，大家很可能就会反对。这说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问，在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这种观念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定式，它造成了我们不可能用其他的观念再去思考。而我们怎样才能跳出这个观念。实际上，在我们东方人要分析我们东方人实际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已经是很困难的了，我们已经很难有独立的思维。也就是说，史学观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史学观的形成都是从西方过来的，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来的社会理想，这直接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样，我们说我们的意识等于意识，而我们意识也等于无意识，我们的无意识等于无意识，同时我们的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带有意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意识。而对于这种无意识，我们又有意识地拿着这个观点去判断一个事物。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当然，我这里还有许多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三大形态的原话，我想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对此还不太清楚。“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取这种社会权力，那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权力。人的依赖关系几乎是自然地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在狭窄的工具范围和地点上。这是第一个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人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人力体系。建立在人的独立发展和他们的集体财富基础上的人的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式的古代的封建的状态随着交换价值、货币、商业、奢侈的发展而衰落下去。现代社会就随着这些东西而发展起来。”根据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一开始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他首先按照人的自由程度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才有了他按照社会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来划分的大致的五种生产方式。国内史学界对他提出的生产方式也有许多讨论。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东方的文明是不是就是比西方文明低。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戴着西方人的眼镜看问题，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我们放弃了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这一套框架，我们现在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社会历史、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呢？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某种贡献，那将是一场文化的革命了，就能真正地树立起我们东方的文化了。起码我们已经能够和西方的看法平起平坐了，能够和他们进行抗衡了。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从精神观念上讲还是不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现在已经进入了西方的发展轨迹当中。我们传统的那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传统的人看世界的视角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戴着的是西方人的眼镜。
现场讨论：
参与者一：您认为应该如何才能找到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感觉呢？
赵老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看待历史都会戴着一副眼镜，都有一种潜意识的偏见，那我们的历史还有没有一个客观性？还有没有一种绝对的真理？
参与者二：您认为中国人现在看问题已经没有传统了，但我想举一个反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老是说吃橘子上火，而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这一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可以表现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例子。这种东西上火，那种东西败火。我觉得像这样的例子都是纯粹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并没有失去。我自己老是有一种感觉，外在的，特别是说在口上的，相当一部分理论上的表达似乎全部都是西方的，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感情中，像在处理人际关系、男女关系等等细微的地方我们还是保留了我们自己的传统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仍然在起作用。
赵老师：我觉得这在深层上，我们还是陷入了东西方对比的框架中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出的框架是，东方和西方就是绝对相反的。我们东方人吃橘子是上火的，而西方人要不就是认为吃了没关系，要么就是说橘子是败火的。要不然，他就不是西方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自觉地就要把自己放在西方的对立统一面上去。
参与者二：但是，就是这个橘子的问题。我们在很久以前，比如说西周时期，就已经对吃什么东西上火，吃什么东西败火，什么是温的，什么是凉的等等有我们自己的研究，这还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中，和西方没有关系。
赵老师：对于这个什么败火，什么上火，我们不认为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我们认为天底下都是这样的。绝对不会有人和我们相反。比如我们去国外吃奶酪、黄油，我们从一看到它们就觉得恶心，因为我们从我们的价值观上判断，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潜意识的作用。
参与者三：我觉得您的这种看法不对。因为，如果一个汉族小孩生在国外，他也是能适应国外的饮食的，是可以接受国外的传统的。
赵老师：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传统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看京剧会看得很投入，而西方人看京剧，很可能会觉得那是噪音。
参与者四：我觉得您现在在做的是一个“破”的工作，但是您在“破”了之后要如何“立”呢？对于东西方两个文化系统，您认为它们有融合的可能吗？我觉得它们各自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研究的。您是不是认为以前的这种研究方式已经无效了呢？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呢？
赵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倒不见得非得要“立”什么东西，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起码应该对我们的思维框架有一定的意识，而不是把它看成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思维框架并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而是我们这些思维的主体给自己加进入的东西。
参与者四：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有些东西的影响无论怎样都还是会有效，不可能完全拜托的。按您的这种说法，好像就是说，对文化特性的研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再有东西方的区别，所有的人和文化都是一样的了。当然，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有可能也是真实地存在的。
赵老师：通过我刚才讲的东西，大家是否能够意识到，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我们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否已经是一套西方式的东西了。
参与者四：我觉得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有可能研究历史就是单凭这个人的兴趣。比如我也是搞历史的，我对某一个历史问题感兴趣，我就要致力于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经历了什么曲折，我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就是了。我想，大史学家也是这么研究问题的。
赵老师：但是，你从小学以来看的历史课本已经是受到了西方影响的历史学家写的，你在不自觉中也已经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