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新闻史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 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 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 H.D.Garcia, 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1884年，诺思（S.N.D North）的《美国报刊历史和现存条件》（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将媒体增长的趋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书中有普查式资料的汇编，强调媒体成为“大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大众媒体对社会有影响和塑造的作用。这是较早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这种思路现在常用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研究，强调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会情境。诺思还研究了当时传播中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和社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层面和角度逐渐拓展。1917年，李（James Melvin Lee） 在《美国新闻史》（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一书中，强调英国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便士报是在英国廉价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汇编了历史上的报纸。
1920年，派因（G.H. 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国新闻史》（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形式和内容与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视政治条件对新闻业的影响，强调美国新闻史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不开，其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设想”、“总编和政府”、“报纸和国会”等篇章，都十分强调政治对报纸的影响。该书将报纸的功能描述到极致，认为报纸几乎是万能的。
关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后的新闻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视。当时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将媒体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W.G. Bleyer）出版了其《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书中将政治影响强调到极点。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马斯和诺思研究中关于新闻事业增长的内容、托马斯的传记方式和哈德森对纽约新闻业的重视，同时还增加了技术发展对报纸的影响这一内容。布莱耶摒弃了以报纸规模为评判标准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认为出色的报纸。书中用一半的章节去研究纽约的报纸。布莱耶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媒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关注。
布莱耶对媒体技术层面的关注，为1937年李（A.L.Lee）的《美国的日报》（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奠定了基础，这部书是以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的。该书关注的是报纸之“公共机构的本质”，研究新闻工作者、所有权、管理、发行方式、集团和组织、辛迪加、美国媒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关注媒体的生产经销过程中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关注社会使用媒体的情况，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该书特别重视媒体的社会情境。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还包括广告、实务历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广告的历史和发展》（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该书把《纽约时报》评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M. Schudson, 1978）1930年V. Rosewater的《美国新闻采访史》（History of Cooperative Newsgath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视角比较广，史实资料可以全面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所以长期以来被不同国度、不同阶级背景的学者所亲睐，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却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
2、解释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闻史的研究从开始的以媒体为中心，渐渐引向了以媒体与社会的情境为重点。这种趋向发展到1940年代，成为解释性新闻史。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学者们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强调个体、即所谓伟大人物（如发行人）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 Journalism为开端，以1954年爱默里（E.Emery）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为代表作，这两部新闻史将美国新闻史研究引入了更全面、更综合的层面。
莫特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编写了资料目录，将美国新闻事业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便士报时期等，并用传记式手法勾画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进一步钻研了派因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后人在评价时，认为莫特最大的功劳，是修正了前人对19世纪早期美国新闻事业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那时政党报纸猖獗，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莫特却详细列举了那个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和报纸质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鲜资料。该书在美国新闻院校作为教材达20多年。
爱默里的新闻史，是解释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轰动美国新闻界，并影响西方其他国家，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增加了布莱耶和李研究中所没有的内容，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该书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综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层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发展，强调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该书数十年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标准教科书，一版再版，中国也出版了较新的中译本，此处不多赘述。
解释式研究包括一类新闻界人物传记，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传》和《普利策传》，这两部传记是美国新闻史的一个侧影。
解释性新闻史研究，能深入新闻媒体、事件、人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层面，但它基本上还停留在人文学科的背景中，与传播学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较深入的理论支撑。
3、批评学派的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一类为数不多，但较受瞩目的研究类型，即以批评式进行的研究。这些批评历史学家，以批评的视角，试图发现新的调查方法、设计出合适的问题、方法和模式，来评论新闻事业的变迁。较有名的有McKerns写于1977年的The Limits of Progressive Journalism History。有些新闻史中还以批评的视角，对前人的新闻史著述进行批评。
批评主义者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强调问题和症状，但忽略分析潜在的问题。
4、传播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史研究包括产品（报纸、电影等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有现存的或已经解体的机制情况。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是传播史研究的范畴。而新闻史将焦点放在过程或现存机制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新闻史也很少有明确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
这里着重研究一个以传播学思路做的新闻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为《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1978)）。这部书的中心是美国新闻事业中的客观理念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还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闻史学家应将新闻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犯各种错误，如认为媒体总是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中心，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等等。（Michael Schudson，1997）
二、新闻史个案研究：夏德森与他的两个模式论
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是用“客观性”为纲构建全书的。他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
1、解剖两个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人们一直认为，客观性这样的理念，与新闻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手段与客观性更近？夏德森阐述了美国现代新闻报道的的两种模式，或者说传播的不同功能：从1890年代前后，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模式”，一类是“信息模式”，由此论述至一战以前的美国新闻业。他又用两个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来解释分析这两个模式。
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表现这两种新闻特性的新闻模式，分别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学理论来论述“故事”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 H. 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有些新闻，比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但对于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娱乐性或其消费价值则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其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是报纸的实际功能，是报纸应该具有的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根据这种观点，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成为生活的向导，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阐述的另一种新闻模式，认为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它所提供的应是“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 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精确，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 Bernstein)在著作中称之为“阐释性编码”，即把所有内容都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
“信息模式”的新闻总是与公正、客观、审慎而不动感情相联系的。“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夏德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判断有何根据？谁认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赖”是什么含义？如果所有记者都同时重视这两种概念，但所供职的报社却只代表其中的一种，怎么办呢？ 在研究新闻历史的时候，学者的观点甚至个人的理论体系，可以渗透其中吗？过去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是排斥这样做的。夏德森在对美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视的“阶级”体系来分析美国报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试图阐明两种联系：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劳动阶级？将“信息模式”和客观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是否合理？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闻模式吗？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为什么纽约的富人看《纽约时报》，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报》？1890年代的这两种新闻思潮提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夏德森用这一连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
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
《世界报》成为19世纪80年代纽约报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常新闻史都把其煽情手段当作是增广其发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型图片、自我推销之类的手段能让《世界报》扩大发行量？夏德森认为报纸历史和城市历史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大多数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纽约。1890年，纽约的外国移民从1880年的47.9万上升到64万，占当时纽约总人口的40%。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普利策就力求让《世界报》提供引领性的编排和新闻，他希望《世界报》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讲坛，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师和论坛。这种对报纸编辑与新闻功能的等价判断，在19世纪晚期是不多见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 Stone）关于报纸的功能说，即告知、解释和娱乐为出发点，并从娱乐的角度去介绍评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以及娱乐报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将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他探究其原因，认为消费化倾向不只因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变化，经济变得更加社会化――“市场”把职业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工厂和办公室把等级相当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变得更加经济化，人们因为捆绑在消费品体系，而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夏德森在媒体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系中研究报业历史。《世界报》寻求广泛而普通的读者群，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 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最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最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准确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准确，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准确。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准确。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 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公关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或影响。
三、结论
美国新闻史研究，曾经以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重视一手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以后还出现过批评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视角，则主要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即以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解剖新闻事件、人物、潮流，重视新闻现象或媒体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将新闻事业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用理论去解释阐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
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目前从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样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理论框架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如何用新闻专业主义解释新闻现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美国传播学派新闻史的思路，对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2]Bleyer, W.G. (1927) 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Houghton Mifflin Emery, E. (1954),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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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e, A.L. (1937) 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 Macmillan
[5]Lee, James Melvin (1917)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mpany
[6]Michael Schudson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Basic Boo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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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ayne, G. H. (1920)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eton
[10]Stevens, J.D., H.D.Garcia (1980) Communication History, Sage
[11]Thomas, Isaial (1810)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 Worce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