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末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作为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个“软性”规范。[1]《词表》收录了一些新词汇，如：彩民、泡吧、私企、软着陆、网吧、网民、网管、网络游戏等。这些词汇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不少源于网络。新词汇的出现一直令人担忧，有语言学家担心现有的语言文化体系受到冲击。英语世界也惊呼：在现有的词语及其定义收录于词典之时，这些词语及其定义就已经过时了！[2]

有生命的语言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是经过历史的不断演化的。美国语言学家勒若认为仅莎士比亚就创造了近6000个新词。[3]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你会说英语吗？”节目将托马斯•杰斐逊评为迄今为止创造最多新词的美国总统。[4]当代汉语每年都会出现许多新词，有些新词很快就成了社会的流行语，丰富生动了我们的交流和文化，传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语词创新与传媒的功能、特性相契合

历次传播革命，都是与语言文字密切相联的。语言是人类第一次传播革命的结果，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的飞跃；文字带来了传播史上第二次革命，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印刷文字和符号的使用成就了第三次传播革命，使传播从贵族阶层走向大众化，大众化媒体得以诞生。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化的。日常生活中的习语、不同民族文化的互释、新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事物的符号，经过广泛的使用和扩散，在书面化后，其形式和意义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新的词汇。语词的使用、扩散和固化途径，主要是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电影、书籍。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在社会的演进中语言最敏锐的变化就是词汇的快速增加。过去30年里，美国的词典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那些新词汇反映了全球文化对美国文化的贡献、适应了科技发展、代表着现代文化，扩充了英语的内容。[5]新词新语是时代变革的一些符号，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而传媒则是时代变革的记录者，是最新变动信息的敏锐捕捉者，通过新词新语，传媒记录了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

汉语言经过了数千年的演化，汉唐时期、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是公认的新词语出现最密集的时期。汉唐时期主要通过事物传播新词语，一个新词要在广阔的中国传播、让人了解和使用，需要很长时间。后三个时期依赖现代化的传媒，新词语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传播并被使用。五四时期通过《新青年》等媒体掀起了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成为国语，许多新词汇延用至今。30年代《申报》创办的《申报月刊》曾开设专栏“新辞源”，介绍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词。

传媒常常就是新词语的创造者。新中国成立时期，因应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传媒创造了许多词语，比如“大跃进”就是人民日报的创造。改革开放以后，传媒更是创造、引进许多新词汇，如：克隆、托福、迪斯科、桑拿、黑客、转基因、代沟、互联网等，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这些语汇十分契合不断追求“贴近性”的媒体的需要。由于现代传播的即时性，新词语的扩散和使用非常快速。

据统计，当代汉语中每年出现1000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6]新词语的筛选、审定和发布，每一步都离不开媒体。目前最权威的国家语委2006年起设立课题调查汉语新词语，其基本方法是持续观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30余家报纸，从中发现“候选新词语”，再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考察其使用频率及出现年代，在审定出若干新词语后，利用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三类语料库进行验证。[7]在英语世界，以往各种词典编撰者都是向少数学者征询意见，《韦氏词典》1961年第三版就转向媒体、流行出版物寻找新词条。媒体是新词语的承载者、使用者和推广者。

新词汇的文化特性与传媒的大众化相一致

语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各方面相适应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语词，也革新了原有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符号，大量文化储存于语言之中。比如汉语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不仅是语词上的变化，更引进了西方的文法、语法结构，具有了分析性。中国长期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文字，向来远离普通大众，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用品，而白话文则使文化变得通俗化、平民化，推动了大众的文明化程度。新语新词多来源于生活，其大众化特征正是语言变革的方向，这一点与传媒的大众化是一致的。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

语言受无所不在的大众文化的影响。现代世界的人口迁移及即时传播技术的运用，促进了语言的交叉渗透。在西方，20世纪流行的嘻哈（hip-hop）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时代》周刊曾宣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嘻哈国家’”。[8]事实上嘻哈文化80年代后就风行全世界。嘻哈文化创造出许多新的英语流行语，一些旧词语被制造出新的意义，诸如20年代起流行的hot（“热门”）、30年代的swing（“盖帽”）、40年代的hip（“时髦”）、50年代cool（“酷”）、60年代的soul（“深沉”）、70年代的chill（“酷”的变体）、80年代的smooth（“新潮”）等词，都是被嘻哈语言重新定义了。200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中添加的短语ling-bling（“闪闪亮”），2007年版《韦氏词典》收录的crunk（旷课乐），都来自嘻哈文化。这些语词改变着英语的性质、发音甚至规则，[9]它们是通过传媒扩散后被了解和使用的。美国公共电视台1995年起开设“你会说美语吗？”系列节目，溯源英语词汇从而让观众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实。[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动，汉语不断新生出新词，“流行语”、“关键词”层出不穷。如时政方面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打黄扫非”，经济方面的“个体户”、“万元户”、“联产承包”、“私企”、“股民”、“基民”，婚姻情感方面的“丁克”、“小蜜”、“包二奶”、MBA（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但来者不拒），计算机及网络方面的“万维网”、“微软”、“搜索引擎”，都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时下流行的“山寨版”、“雷人”、“囧”等词语透出网络时代一种求新求变的潮流。一些学术机构总结每年的媒体流行语，即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上迅速盛行、广为传播的语词，它们高度概括了社会的生动变化。

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始作俑者。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秀”掀起了一场流行文化热，也造就了新词如“粉丝”（fans）及其变体（玉米，李宇春的“迷”；凉粉，张靓颖的粉丝；盒饭，何洁的fan），用于偶像明星的符号甚至延伸到了政界，人民网还给“什锦饭”（胡锦涛主席的粉丝团）、“八宝饭”（温家宝总理的粉丝团）颁发了证书。这些由媒体成就的新兴的简略表意符号，扩大或改变了词汇的文化意义，它们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新词语编码了大众文化、尤其是不同时期流行文化，然后传媒把这些编码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一些词语流传下来，一些词语则失去了活力。在大众文化的市场上，新词语是否具有消费价值，是其能否流通、流传的关键，而大众传媒永远是追求着消费价值的，两者内在特质是一致的。

规范新词从媒体入手

在新词语层出不穷的网络时代，如何既坚持语言的规范性，又符合时代变迁的要求、保持语言的活力和生动，成了一大难题。任何语言规范似乎都在抵抗即时传讯(Instant Messaging)中的词汇、俚语新词。《韦氏词典》1961年版首次收录俚语新词，被时人痛斥，但不久所有词典都学它收录俚语新词。

规范语言常常从教育和媒体入手。网络时代的新词新语较任何时代都更加多样、更难预料。国内首次规范网络语言行为的法规，是上海市2006年3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其中第14条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法规草案出台后，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新华网的报道称：如果在上海的政府文件、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出现诸如“美眉”、“恐龙”、“ＰＫ”、“粉丝”等网络流行语言，将被判定为违法行为。有些报道的标题为“上海立法封杀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确实需要规范。但网络时代催生的新词汇、缩略语、符号，表达了新现象、新认知、新行为。媒体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是最新变动信息的捕捉者，必然承担着反映这些新事物的责任，如果连那些最新鲜活泼的网络语言都不能使用，又如何去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动？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传媒，若不能使用网络流行语，又如何承载不断变动中的流行文化？

流行语的随意性与传媒的滥用

网络时代的新词语，比任何时候都生得急、死得快。一些流行语常常是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打酱油”、“俯卧撑”，它们不具有中国传统语言的那些表音表意的特质和传承内涵，只是一时兴起，随意性很强，往往流行得越快、也消失得越快。网民中的活跃者主要是青少年，他们喜欢标新立异，追求娱乐、时髦，甚至从语言的暴力、恶搞式语词中发泄情绪、追求快感。一些人为了追求个性，从生僻字中发现卖点，比如“囧”，以表达求新、求怪、异于主流的心理。流行源于群体跟风，跟风则是因为流行文化的内涵贫乏与急于表达创造性、标新立异。

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语，其实具有先天的“去个性”特点，因为它可以无限地低成本复制，而且具有可消费性。“流行”在本质上就是“大众化”的，而越是大众化就越没有个性。近期网上最流行的莫过于“山寨”、“雷人”，网民们一开始觉得很时髦、形象，“有股跟权威和传统文化较劲的感觉”，但没多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门万户皆山寨”，网络上沾不沾得上边的标题和内容，都拼命地“山寨”、“雷人”：《大学生拍摄山寨版〈新白娘子传奇〉很雷人》（大学生DV视频），《国宝惨遭山寨泰然逛街雷倒众人》（报道的是整容的狗），还有《山寨“呕”像剧省钱招数雷死人》、《山寨版明星雷得你外焦内嫩》、《西安民间艺人制作山寨版“神七”飞天》。不少网民大呼“视觉疲劳”，忍不住质疑：“网编们，我崩溃了，敢问什么时候不‘山寨’？”“我们有那么不禁‘雷’吗？”[11]

媒体为了谋取受众率，刻意地选用那些流行语，造成了流行语的滥用，也导致受众的视觉疲劳和厌恶情绪，这会加速那些流行语的淘汰。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媒体“热语”，它们时时受到声讨，如“现身”（环保协会现身小学校园，死亡音乐现身互联网，容祖儿现身北京歌迷会）、“浮出水面”（民营银行浮出水面，日本侵华航拍照浮出水面，手机支付浮出水面）、“揭开神秘面纱”（揭开防火墙的神秘面纱，揭开女子学院的神秘面纱，我国登月机器人的神秘面纱悄然揭开）、“尘埃落定”（首批中国足球歌曲尘埃落定，春运铁路票价尘埃落定，“二奶”争夺遗产案尘埃落定），还有“惊现”、“打造”…… 传媒语言跟风泛滥。在如此丰富的汉语言体系里，几乎每一个时段新闻标题仅用几个热门语词，它们看似时髦和新意，实则语言贫乏和缺少个性。流行语言是缺少深层底蕴的，在经过沉淀和长期筛选之后，有生命力的新词汇终会成为我们的常用语汇，传媒在其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1]新华社2008年12月31日电讯。

[2]Ilan Stavans，Change Is Gonna Do Ya Good，in the August 2007 edition of eJournal USA.

[3]Seth Lerer, Inventing English: A Portabl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n 2007

[4]Do You Speak American? http://www.pbs.org/speak/words/

[5]Emmett G. Price III，What’s New?The Effect of Hip-Hop Culture on Everyday English, in the August 2007 edition of eJournal USA.

[6]《新词语会不会削弱汉语的独特魅力》，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8日。

[7]李宇明，《发布新词语是与社会共享信息》，中国语言资源网http://www.clr.org.cn/4.htm

[8]Time, Feb.5, 1999

[9]Emmett G. Price III, What’s New?The Effect of Hip-Hop Culture on Everyday Englis, in the August 2007 edition of eJournal USA。

[10]http://www.pbs.org/speak/words/

[11]张木兰、谢洋：《“山寨”“雷人”引发网民视觉疲劳》，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