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立法体制并非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互动的博弈机制之上，也就是说，它没有为各种不同利益的有组织表达提供必要的空间，没有为相关利益者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互动提供有效的程序，也没有为立法认真考虑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最终实现立法博弈所达成的结果提供制度性保障。这种立法模式，充其量是所谓民主集中制式的，它符合政治主导型立法的特征和要求，但是未必适合利益纷杂的多元社会的复杂情态。立法与社会脱节，其根源在此。
制定劳动合同法要求立法者对于社会现实有清楚的认识，对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有足够的了解，还要求他们尊重经济与社会运行的客观性，充分意识到人为理性的不足以及法律的限度。
我们透过《劳动合同法》所见到的，不只是当下的立法机制与文化的问题，更是国家治理方式与被治理的社会之间的脱节。而这意味着，现下最重要的，恐怕主要还不是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进步，而是如何改变现有政治与法律体制，让它们能够适应已经“进步”了的社会。
原载《书屋》2008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