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领导人之一，是抗日战争的著名将领。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年底，担任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29师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先后在129师担任重要职务的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黄镇；385旅旅长王宏坤，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769团团长陈锡联，支队长秦基伟，以及后来担任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等等，都是抗日名将。
129师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比如抗战之初的1937年10月，陈锡联率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消灭日军24架飞机；之后开辟晋东南抗日斗争根据地；在1940年“百团大战”中取得正太路战役胜利；1943年胜利开展反“扫荡”斗争，歼灭日军“观战团”等等。129师在抗日战争中共歼灭日伪军42万人，建立了拥有2400万人口、18万平方公里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发展到30万人。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1946年初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同时，各受害国（不含苏联）共成立49所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共判处死刑991人，无期徒刑491人，有期徒刑2946人。其中包括中国战区10所法庭从1946年到1949年审判的2200多件战犯案件。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被判处死刑。
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大规模整肃了发动战争的专制体制，对日本进行了系统的民主改造，并帮助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尽管仍有极少数右翼不时发出谬论，但正如近日我国媒介所说：与战前对比，战后日本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经济民主化也得到有力推行。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调整对日政策的前提之一。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关押在大陆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宽大处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1017名战犯免予起诉释放，45名战犯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8年，而且是自拘押之日算起，表现好的予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至此，长达10年之久的从法律方面追究战争责任的审判活动结束。同一年，梅兰芳京剧团访日成功，日本电影周在中国10大城市隆重举行，北京举办日本画展并为日本画家雪舟逝世45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1957年，日本话剧团、日本教育考察团、日本医学代表团等访华成功。当时中国报纸说，两国文化交流绚烂多彩。假如此时日本没有发生上述巨大变化，这些“绚烂”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
此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经济文化往来逐渐扩大。
在此基础上，1972年9月，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决定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启程访日。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首次出访。23日上午10点多，邓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发表演说。他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天中午，邓小平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呢？当然是指过去的战争。邓小平说这句话，丝毫也不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只能说明邓小平抓住了时代潮流的主脉，站得高，看得远，是一位前瞻性的历史巨人。
顺便说一句，我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一讲话的精神，进行了新的阐发。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和福田首相会谈中说：“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我们对此感到无限高兴。”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日中两国友好，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大事。就日本来说，这是明治维新以来100年中最大的喜事。
访日期间，邓小平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线火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还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回国之后，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就开始了。
在钓鱼岛等争议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的建议，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折服了日本人。他的虚心精神和决断姿态更是倾倒了日本人。
众所周知，胡耀邦也是抗日战争的将领。1937年，胡耀邦任延安抗大教育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创办了抗大校刊《思想战线》。1939年，他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伟大的爱国者。
1982年至1983年，胡耀邦多次向全国干部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后发展的百年跌宕。胡耀邦说，他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很受启发。2005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激荡的百年史》，后记中说：“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这正是由于胡耀邦力荐的结果。
作为抗日将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倡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优先、科技创新，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1982年9月28日，刚刚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铃木。胡耀邦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中日两国“和则两利，离则两伤。”和则两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孙。
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武汉会见日本首相特使二阶堂进时说：在两国关系上我们主张向前看。9月29日，胡耀邦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时再次强调说：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说明两斗俱伤，两和俱荣。我们要教育子孙永远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10月3日，胡耀邦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水上建也率领的日本新闻界访华团时说：我们两国再不能互相对抗了。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启程访问日本。他在日本众议院发表讲话说，需要一种高瞻远瞩，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胡耀邦在东京经济界欢迎会上说，中日双方各有优势，几十年之后，双方仍然会各有优势，仍应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26日，胡耀邦在日本青年欢迎胡耀邦访日的会议上说：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奠定的友好关系，传给今后一代到两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胡耀邦在演说中邀请3千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来中国访问一周，这是两国在80年代友好浪潮中非常著名的一幕重头戏。
28日，胡耀邦在大阪参观工厂时题词：“向创造世界第一流现代化工业水平的日本企业家、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致敬！”
30日，胡耀邦在参观三菱公司造船厂时，在贵宾簿上写下：“中日友谊长存”六个字。
通过以上简略回顾，我们看到，由于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潮。
在网上逢日必骂、逢日必反，叫喊“中日不惜一战”的人，不妨动脑子想一想，你和邓小平、胡耀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也应当想一想，曾经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邓小平、胡耀邦这样做，难道是“卖国”吗？
今天，在经历了一段波折之后，温家宝总理访日成功，再一次延续了伟大的爱国者邓小平、胡耀邦的明智、成熟的路线，这是中国之幸。温家宝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经历波折之后再次被证明了的真理。
一周前，《南方周末》头版发表《融冰之后，应是“学习日本”再出发》一文。文章说：“爱国不能徒具热血，从‘仇日派’变为‘知日派’、‘学日派’，这才是理性的、更高层次的爱国。”“‘中日两国必有一战’无疑是过时的思维。正如小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在和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越来越成为普世价值、国家间关系已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的今天，只有和睦相处，战略互惠，才能达致双赢。”
林语堂在《机器与精神》一文中说：“爱国各有其道，而最要的一件就是要把头脑弄清楚。若是爱国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文明，没有彻底的认识，反以保守为爱国，改革为媚外，那就不是我国将来之幸了。”
在警惕日本右翼，维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推进和发展中日友好，是爱国的、明智的选择。爱国而不明理，结果可能会害国。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的对日观给我们的启示。当然，有的人假借“爱国”而谋私做秀，那是另一个问题，需专文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