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陕西深山道观的血腥大案，震惊社会。作案人邱兴华仅因怀疑道长熊万成“摸了我的媳妇一下”，就在深夜残忍地用斧头砍死道长，接着还杀死了另外9名熟睡的道士和香客，理由竟然是，“不把他们杀了，我跑不掉。”

有人以邱某是“变态狂”为由，解释这起惨案，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容易忽略生活中正在累积的一个令人惊心的变化，那就是近年来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愈演愈烈。

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北京市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在中关村执行检查任务时，被无照摊贩崔某用尖刀刺中颈部，抢救无效死亡。

骇人听闻的是，去年10月，北京726路公共汽车上，一售票员因怀疑一个14岁小女孩买票时少报一站，竟当场把小女孩掐死。

杀人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几乎每天的媒介上都能找到暴力事件的踪影。暴力正象野火一样蔓延。暴力倾向的普遍化，很难完全用个体的“心理变态”来解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残忍的暴力，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恐惧不安的阴影，也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提出相应对策。

什么原因诱发了暴力心理，使暴力行径四处蔓延？

有人说，“文革”遗害是一个因素。在“文革”中，用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粗暴手段对付异己，把肉体暴力和话语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什么理性，什么沟通，什么耐心，通通在人的内心深处被否定掉了，伦理道德和知识理性被肆意践踏，暴力哲学俘虏了整个社会。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将会影响两代人、三代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范式影响并未根绝。君不见，网络上某些话语暴力，不就是大字报的翻版吗？

有人说，官员、执法人员和资本势力中的害群之马对老百姓采用粗暴手段，缺乏法律公正，是诱发社会暴力特别是报复性暴力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各地“拆迁运动”中，颇有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沆瀣一气，以暴力对付拆迁户。少数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以刑讯逼供手段折腾老百姓或嫌疑人，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媒体在这方面披露很多，无须赘言。

还有人说，暴力的发生，有一定人性基础。福柯说法西斯是内在的，指的是内在于人类心理和生理的暴力倾向，从古至今普遍存在的恃强凌弱现象即与此有关。不过，不同程度的文明环境，在化解和消除人类暴力基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

以上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再深入现实生活反思一番，也许会更有助于对暴力蔓延的解读。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在急剧变化之中。昨天的穷邻居，今天的大富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偶一回首，不免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眩晕自然导致失衡。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成就十分喜人；另方面诸多问题凸显，引发深度焦灼。比如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城乡分割、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监督乏力，住房、医疗、教育成为“三座大山”。再比如权力介入市场，官煤勾结大发横财；矿工惨遭盘剥，性命难保死不瞑目。欠薪经年累月，农民工呼救无门；假药行销市场，受害者义愤填膺。凡此种种，使弱势人群往往处于无助的困境之中，其中更有人陷入绝望，铤而走险。去年，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遭到羞辱连杀四人然后自首就是一例。当然，这种报复性暴力只是习见暴力的一种。因琐细小事而大动杀机，是当前暴力行为又一个突出特点。类似的暴力事件，突出说明了社会中存在的狂躁情绪。至于见利忘义图财害命，应属一般刑事犯罪，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发势头，比如从南方城市肇始而蔓延各地的骑摩托车抢包案件。从根源上看，更多地与贫富分化相关。

怎样从源头上消解暴力？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分配不公，让更多的低收入者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要持续打击腐败，致力于社会公平和法律公正。目前，收入分配的改革正在实施之中，《监督法》出台迈出了制约权力的实质性一步，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