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很感谢。
我在鼓浪屿生活到十五岁，后来就举家迁到南洋。为什么要到南洋呢？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我们吃不饱饭，再加上抗战时期的封锁，生活特别困难，所以我们只好到南洋去。我那时每天只能吃两碗稀饭再加一调羹酱油。我的脑子里严重缺蛋白，上课总打瞌睡尤其是上数学课。我小学时留过两次级，后来出洋后又留过一次，因此我这一生就留了三次级，所以我摆脱不了自卑感。我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爸爸破产了，我只好退学打工。但没过多久，工厂也因为资金问题面临倒闭的危险。由于这家工厂是教会办的所以不会让员工随便下岗。厂里说：要裁员了，大家先回家祷告一个星期吧，让上帝告诉我们谁留下来谁必须得走。我真的回家祷告了，后来证明回去祷告的只有我一个人。一个星期之后我回到厂里，厂长问大家祷告的结果如何。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上帝让我留下来。轮到我时我只好说上帝让我走，我想如果我也说留，那还有谁能走？大家都很吃惊，我也很吃惊，看到大家对我那么吃惊的样子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就这样下岗了。爸爸说我太傻了，他问我没有工作以后怎么吃饭？我说上帝会告诉我的。下岗之后我做了生意而且做得还挺不错，我把弟弟送到英国留学又让妹妹学了钢琴。
后来有人对我爸爸说不应该浪费我的青春，应该让我上大学。爸爸就不让我做生意了。我于是向国内好多所大学递了申请，结果都被拒绝了，他们说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想上大学？爸爸的朋友说可以买一个假的高中毕业文凭，这样就可以申请上大学了。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对爸爸说：如果上帝要让我上大学的话，我就是没有高中文凭也一定能上；要是上帝不我上的话，我就是有一万张高中文凭也上不成。爸爸说我太固执了，可我的话一传十、十传百竟然传到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耳朵里。这个传教士又把我的话告诉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这个教授很高兴，他决定要我这个傻傻的东方男孩。
我就这样到美国上大学去了，在西方可能是有牛奶鸡蛋的缘故，我在班里的成绩是最好的。当时班上有一些伤兵，这些人可能是蛋白太多的缘故，成绩都不太好。他们请我去他们家给他们辅导数学、物理之类的。我问他们手怎么会断的？他说是你们解放军打的，我问他们腿怎么会坏的？他们说是你们解放军打的。美国兵的无理是真的，但他们打完仗不计仇也是真的。今天和你打架明天和你拥抱请你吃饭，这就是美国人 。1955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了太空，美国的舆论相当紧张，说美国已经落后了，应该努力读书赶上苏联，以科技救国。我正好当时化学学得不好于是就改学物理了。我用三年的时间把本科的物理学完了。美国的大学有一个规定：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否则不能毕业。校长说我必须学一门汉语和英语之外的语言才能毕业，我就学了德语。我读了两年德语，这对我以后的帮助非常大。
美国是一个给没有机会的人以机会的国家。中国和英国就不是这样。假如没有这个机会我今天不知在哪里，有了这个机会我就势如破竹，一路的学了下来：我拿了物理学士、生物硕士、生物化学博士。我读完博士的时候，正好美国在越南打了败仗，为什么强大的美国会被弱小的越南打败呢？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出这个原因 ，教会说：“我们是从道德上失败。”战争不是是靠飞机、坦克就能胜利的，战争是靠道德的。中国有五千年不争霸的传统，虽然免不了要吃眼前亏，比如历史上中国就遭受过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小日本的入侵，但是最后被征服的并不是中国。在这点上毛主席说的好：“不争霸、广济粮、为人民服务。”
我当时也被征兵了。我说我是生物化学博士怎么可以去当兵呢？征兵的人听我是博士就说你可以去当军官。我说军官有海、陆、空三种，我适合做哪一种呢？征兵的人仔细地想了一下说：“你适合当海军军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当海军穿白军装佩宝剑样子很神气。这样我就定下来要被送到弗吉尼亚去当海军。就在出发之前，上边说我身体合格、智力学位合格、但年龄太大所以免征。我因此躲过了这场征兵的噩梦。
我被这场征兵的变故吓着了于是决定去英国读神学。当时美国的年轻人普遍对美国的价值观感到失望，社会上出现了嬉皮士。我因为很早就成光头了所以不能做嬉皮士只好读神学。美国也有好多神学院，为什么非要到英国去呢？因为英国有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和文化。我爸妈当时是反对我去英国的，他们认为我应该在美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他们不明白我什么非要去英国“当和尚”。但我自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走的了。就在我上船之前，英国来信叫我不要过去了。我说太迟了：我的工作辞了、房子卖了、车子没了、女朋友也吹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英国那边说只有读过两年希腊古典语的人才有资格到他们那里读神学。我回电说我读过三年的希腊古典语，他们于是就又欢迎我了。
我是什么时候学的希腊古典语呢？说来话长，我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叫我去当保姆。我当时很生气，我是说你这不是侮辱我吗？我堂堂博士生怎么会给人家当保姆？他说他是觉得我人好才问我愿不愿意陪一个美国太太的老爸聊天的。这位美国太太的老爸只会讲希腊古典语，来美国之后没有人能和他沟通，因而觉得特别寂寞嚷着要回去，所以他女儿就想给他找一个“保姆”，专门陪他聊天。我知道了事情的原由之后就真的去陪那位老爸了，我就这样学了三年的希腊古典语。
我到了英国之后告诉校长我来英国是没有经得父母同意的，所以心里很不安。校长建议我在开学前的那个周末到修道院去做祷告，由上帝决定我是否留下来读神学。如果上帝不同意我读的话我就回美国回到父母身边。那个周末我就坐火车去教堂了，回学校之后我才知道我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学校里接到我家发来的电报说“父亲肠胃流血不断，赶快回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还在车上根本联系不上。后来有同学提议全校为我父亲做祷告。校长于是就组织全校为我父亲做祷告，结果第二天我家里又发来一封电报说“父亲肠胃流血停止，不用回家。”上帝就这样让我留在英国读了五年神学。
在美国很容易交朋友，在街头遇到的一个人可能会拍拍你的肩，请你喝咖啡。在英国没有这么容易交朋友，英国人都是绅士派的。如果你对一个英国人说：“What a lovely day！”他可能只回答你“Indeed”，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但是要是你和一个英国人交上了朋友，那就是永远的朋友。我的至交就在英国。大英帝国是崩溃了，但大英帝国人的素质并没有崩溃。美国人好动，英国人好静。一个英国人可以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一直坐在浴缸里看莎士比亚不动，如果你问他：“Are you still there？”他可能回答你“Indeed”。这就是英国人。
我所在的那个神学院是专门培养国家牧师的，学校强调三点：“一、静拜（每天两次）；二、集体生活；三、学习成绩”。和我一起学习的有牛津、剑桥的本科生也有从社会上来的各种人。当时从印度殖民地回来的一个军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每次和我散步时都带着他的军官棍，走路时保持昂首挺胸的姿势。我问他自信心是哪里来的？他告诉我说“我们统治世界的一半的时候，经常七八个人一队到土著那里，我们不能让土著人知道我们心慌。”“Never let the native know that you are nervous”。我记住了他的话，以后我心慌的时候就告诫自己让自己镇定，保持信心。
在英国读完神学院就可以被大主教按列成为牧师。按列就是主教把手放在你的头上。能成为英国国家教会的牧师是一个人一生最高的荣誉，我读完神学之后也等着自己被按列，以“光宗耀祖”。有一天主教说要接见我，他对我说“很抱歉，我们五年前就不应该让你到英国来学习神学；现在我们也很抱歉不能按列你为牧师，因为只有英国人才可以被按列为牧师，而你没有英国国籍。”我问他“你们国家教会法律有漏洞吗？”他说没有，再问身边的秘书，秘书说有。亨利八世时曾经按列了牛津和剑桥的所有院士，他说如果我能拿到皇家院士的证明的话我也可以被按列。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要成为英国皇家院士简直比登天还难，他的话不等于是拒绝了我吗？我绝望得狂走不已，走着走着，突然觉得眼角红光一闪，停下来一看却是“英国伦敦帝国癌症研究所”。我因为好奇就想进去看一看，门卫拦住我，问我要找谁。我说找他们的院长，没想到院长真的出来见我了，他非常客气地问我：“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告诉他我想当院士，你们有申请表吗？他说院士不是申请的是选出来的。我说那你们就选我吧。他问我是谁，我就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给了他。我真的是绝望之举啊。没想到一个星期后，这个研究所真的给我发来了通知，说经过选举我已经成为他们的院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院长在我走之后就到图书馆查了我的详细资料，知道我发表过二十篇生物化学的论文。他们癌症研究所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才，现在我自己找上门来了，所以他们就开了会选我当他们所的院士，每年给我三千英镑的薪酬（当时英国国家牧师一年的工资不过七百英镑）。后来我就在圣保罗大教堂被按列为英国国家教会牧师，当时的场面很壮观，只可惜我父母没有在场。
成为牧师之后，我每天早上进门就读《泰唔士报》喝一杯茶再吃两块英国小饼干。要干的事情很少，这样过了几年，我开始感到痛苦：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享受吗？我开始想家，想父母，想美国。我先向美国申请工作，当时正好是尼克松执政，经济很不景气，我没有申请到工作。我向大主教告别的时候他问我回国之后做什么，我说经济不景气还没有找到工作。他说英国经济也不好，我说那就为我祷告为我祝福吧。我走到门口时，大主教把我叫住，说：“我的孩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愿不愿意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去？”我高兴地大叫：“我愿意！就是去扫地我也愿意。”大主教告诉我蒙巴顿上将要到加拿大去创办第一所国际学院，大主教准备让我去帮助上将。我就这样在加拿大当了教授直到55岁才退休，西方有一个制度叫：Sabbatical。这个词是从希伯莱语来的sab就是休息的意思。我在国际学院教了六年书，第七年我就可以带薪休假。我准备拿着薪水周游列国，结果有三所大学邀请我去讲学，一所是英国牛津，一所是德国斯伯莱斯特格，还有一所是以色列的大学。
1980年9月我从加拿大出发，乘船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因为波兰有五万工人罢工要暴动，苏联派军驻扎在波兰，美国警告苏联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当时有点害怕，我向上帝祷告，我问上帝是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所以要把我送到虎口。突然我听到有人用德语在喊：“陈博士，你在哪里？”我闻声而去，这个喊我的人告诉我码头上有个教授在等我，我就这样离开那条船，当时船上的五百多个波兰人都要接受检查，而我一个中国人却这样走了。这位教授是我在美国一起做项目时认识的，我对他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可他却说他自己也有生命危险，他要我救他。我很诧异，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怎么还能救他？他说我有美国护照又长着中国面孔，所以在当时的波兰是最安全的一种人，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我的身份。他告诉我波兰大学的团结工会每天晚上都在他家秘密开会，罢工一旦失败他就处境危险了。有一天晚上，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又在他家里秘密谈判。当时罢工委员会选出来一位共产党的女同志，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天主教坚决不同意，而共产党认为应该尊重选举的结果，不然就是不民主的。共产党和天主教之间产生了争执。我说：“你们波兰现在国难当头，你们应该合作。”他们说合作是不可能的，天主教说共产党不信教，是唯物的；共产党说天主教不实际，是唯心的。我对他们说在中国讲阴阳相辅相成，因此宗教和社会主义也可以相辅相成。他们听了之后都觉得很新鲜，当即给波兰大学打电话说我们客厅里有一位中国哲学家，他的理论可以救波兰。第二天我就去波兰大学给他们讲中庸之道，讲辩证法。我在那里一直讲了一个星期，台下的听众都边听边记，包括主教，他们说他们以前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讲座。我讲的东西其实是很普通的，只是东欧的哲学实在太贫穷了，他们只有唯物、唯心和科学。
现在我知道是上帝派我到波兰来的。我准备下一步到东德去，东德是马克思拿博士学位的地方，是巴赫的出生地，也是歌德的家乡。我准备把我的中庸之道和辩证法带到东德去。我先把在波兰大学讲学时的十册讲义全翻译成德语，然后就单枪匹马地去东德了。波兰是个感性的民族，东德是个理性的民族，那里盛行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所以东德是不容易被征服的。我给很多大学递了申请要求给他们讲学但都被拒绝了。我开始怪上帝为什么让我在波兰马到成功却让我在东德碰了一鼻子灰。我准备放弃，我计划好先到东西德边境去，然后从那里去西德。就这样我到了东西德边境的一个小镇叫Eisennach，这是大音乐家巴赫的出生地。我在一家餐厅吃午饭时看到一对嬉皮士，我以为他们是美国人，觉得很亲切就过去和他们打招呼。过去才知道他们并不是美国人，他们是东德人。男的很凶的问我：“你喜欢东德吗？”我只好说喜欢。他就说东德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说一个国家再好也会有美中不足。他回答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有时觉得有点闷。
我说你们因为过分强调唯物所以难免会闷。他说唯心是迷信。我问他：“你爱你的父母吗？”他说谁都爱自己的爸妈。我说爸爸是阳，妈妈是阴，爱爸妈就是爱阴阳，在中国阴阳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唯物可以爱，唯心也可以爱。他听了之后感到很奇怪，他问我这是什么理论？我告诉他这是中国朴素的中庸辩证法。他让我回东德去。我问他是谁，他说是马克思大学的教授。“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又回东德去了，我在这个教授所在的大学讲了六个星期的中庸，终于把这些东德人说服了。我走的时候把五百本讲义全留了下来，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喝茶时还讨论这个中庸之道。
西方的价值观是什么？莫斯科大学有一个人让我用一个字来描述西方文明。我说是“LOGIC”。他又让我用一个字来描述中国文明，我说是“道”。传统中国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文明是否可以用一个“道”字来描述我不敢说。我回国八个月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现在的中国强调的不是“道”而是科技。大家都认为科技能救国，而“道”是过于形而上的东西了。
我在加拿大国际学院当教授时，有一次李约瑟来参观。院长说李约瑟是汉学家，我是中国人，两人有共同话题，就让我负责接待李约瑟。我对李约瑟说中国有三千万华侨在国外都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你一个人就把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李约瑟说我讲得有些过分了。每次我去剑桥，李约瑟都留我吃饭。牛津、剑桥吃饭还保持原来的传统。说到这里又可以讲一点价值观的问题了。英国的价值观是传统（tradition），美国的价值观是更新（innovation）。在剑桥吃饭时，李约瑟就让我坐在他右手边第一个座位，除了中间他自己坐的那个座位之外这个座位就是最重要的了。我的对面都是些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什么的 。大家边吃饭边交流，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这种交流的气氛与他们的人才培养和造就有着很大的关系，三一学院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整个法国。邓小平曾经派了一个人到剑桥去学习，我问他：“你去过剑桥的餐厅吗？”他说“没有，我都在宿舍泡方便面吃。”我又问他：“你去过教堂吗？”他说“我哪里有空去教堂，我研究课题还来不及呢！”我说：“你错了，你把最需要学习的东西落掉了。”中国的价值观是死读书，考及格找个好工作，然后成家立业，回国当官，中国人不会交流，很多人在学或已经学到了西方的方法论但没有学到他们的精髓。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学者始终没有和西方交流起来，他们不能打进西方人的文化世界。他们只有一些见了面说声“Hello”！的朋友。英语必须掌握到这样的程度：就是你能和老外谈宗教、天文、地理、经济、爱情等等，而且要会表达你自己的心思，这样你才可能和老外成为真正的朋友。托福考得再高不会交流也没有用。
今天中国价值观的最大危机是没有价值观。第二是以科学为价值观。有一次李约瑟请我吃饭，换衣服的时候他问我：“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说我不太懂，他说“中国有的，西方没有的就是中国特色。”我说是不是儒家思想？他说不是，儒家思想可以在希腊哲学中找到；我说是不是法家思想？他说不是，法家思想在罗马帝国可以找到；我说是不是墨家思想？他说不是，墨家思想可以在基督教中找到。我问这种中国有而西方没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回答说是中庸思想。
我把中庸辩证法用拉丁文写了书送给中国社科院一本，社科院的人说我的理论很独到，问我可不可以翻译成中文。我说当然可以，我不需要版税的。后来他们就开始翻译了但工作效率特别低，一个星期最多翻译一页，后来有人建议我自己来翻译。我就自己译了。翻译完之后在《学园》上发表，在北大图书馆也可以找到。中庸辩证法讲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者合一。《大学》里讲“德为本，才为末。”《吕氏春秋》里讲“农本商末”。根与枝、本与末也是要讲中庸的。现在中国重视财和商，所以末长得很茂盛，什么高科技什么中关村的。树枝越长越高根也应该越扎越深，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并不反对财商也不反对发展，只是要求根扎得更深一些。我想提醒一下，中国要加入WTO，国家考虑到农民了吗？
李约瑟说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中庸。本与末相反相成，农与德也相辅相成，有对立面是有好处的，不要轻易把对立面斗争掉。今天中国的危机是价值观的危机。中国的价值观在春秋时期是最美丽的、最干净的、不受任何污染的。因为那时候思想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最后我希望我的同胞们先把根扎得更深一些，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