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相继去世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写出了家庭回忆录《我们仨》。书还没上市，已有多家报纸选刊部分章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拜读，不仅因为钱先生是我从青年时代就景仰的大师，而且我还幸运地与钱先生有两面之缘，通过几次信，有过几年短暂的交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
一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先是《围城》，再是《管锥编》，对先生的博学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九九○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徐燕谋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编写的英文散文选读，书前有钱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钱先生和徐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旧体诗集也是钱先生作的序。当时我正在编《文汇读书周报》，就约请徐先生的学生陆谷孙先生翻译这篇文章。陆先生一口答应，但要我先征得钱先生同意。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学所转钱先生。过了几天，收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怀。承寄示一篇，不过其中末例。似不必劳谷孙先生大笔迻译，所谓‘割鸡焉用牛刀’。贵刊并无‘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补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所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话删去了。文章中还提到钱先生讲文学批评课时说，他的讲课内容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有相似之处。钱先生删掉了这段文字，并在旁边写道：“并非事实，恐系误记。我只说朱先生的书主要利用法国Delacroix的Psychologie de L’Art，而大家不知道。”钱先生把文中讲到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几句话也删了，旁批说：“此事不宜讲。译事乃‘集体工作’，故译本上无参加人姓名，中央政策，我怎好出头居功！”从报上选刊的章节看，杨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倒没有回避此事，而有详细叙述，还说到钱先生在翻译毛选时，发现原文有个错，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进牛魔王腹中。”负责毛选翻译工作的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了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阅，证明钱先生的话是对的。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
二
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是下过《管锥编》这样一只金蛋的“母鸡”，谁又能不想见呢？
终于让我逮着一个好机会。一九九一年秋天，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出版了上卷，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的，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向陆先生提出，给钱先生送样书。凭词典这块“叩门砖”总可以叩开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大门了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钱先生答应召见。约定时间，我捧着词典来到钱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钱先生不仅没让我难堪，还特别热情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多大。我说二十八岁。钱先生马上说：“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天才也不如二十八岁。”我后来查了不少王尔德的书，也没找到这句话。但我当时就觉得钱先生读书多，学问好得不经意间就会溢出来。
钱先生翻看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有一篇文章提到钱先生曾把约翰逊的那本词典翻烂了，他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那一年，钱先生已过了八十，但精神矍铄，毫无老态。记得我们谈话时，有邮递员送挂号信上门，钱先生忙着找印章，奔进奔出，异常灵活，根本看不出是个八十岁的老人。那天我带了《围城》等几本书请钱先生签名，钱先生一一题词签名盖章，又送了我一本《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合集，但声明这本书他并没有同意再版。
三
从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笔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寄了几张我给他们拍的照片，并约请他们为“读书周报”写稿。没几天就收到钱先生的回信，夸了我两句后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
因为那次去北京时带不了太多的书请他签名，我又给钱先生寄了几张纸，请他签名后贴在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上。钱先生签名盖章后马上寄还，用毛笔附了一封信，说“右拇仍倔强，如老残游记所谓夹生鱼翅也”。
没多久，我看到报载北京某作家准备写钱锺书传，据说得到钱先生本人首肯。我对这位作家印象不佳，不怕多管闲事，写信给钱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钱先生回信说：“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与积极地支持或许可还有区别——天主教Casuistry最讲究这一点）。反正有另外两位好事者已写成我的传，其中一位还请我在南京的堂弟锺韩审看修改过后，送南京文艺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言词拒禁，不知有效否）。我已成为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自然规律罢。谢谢你的关注。”到今天，钱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了过种，没有一本能把钱先生写活的。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评《顾亭林年谱》时说：“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 这位作家一直没有写成钱锺书传，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阵子，我买到几张荣宝斋印制的水印信笺，请我认识的文化人写字留念。我也寄了两张给钱先生和杨先生。但钱先生回信说：“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面软主意不牢，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罚。三四岁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用毛笔，多方医疗，勉强可以钢笔作字。足下书法娟秀，而要我献丑，以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深求之，不免居心残忍！故我若应命，便为足下增添罪过。寄纸太精妙，若涂抹坏了，是我暴殄天物；若没收了，是我贪黩人财，左右都是罪过。故谨璧还，彼此都清清白白，无可非议。一笑。”杨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钱锺书的话。”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这之后，我钱、杨两位先生那里还碰了好几次壁。九二年底，我与几位朋友筹划开一家小书店，我想如果能请钱先生题写店名招牌，一定能增色不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奉来信，又给我这个老东西以表现牛性的机会了！上次你寄纸请我写字，我因七八年来右拇指不便运笔，敬谢不敏。为朋友交情，不肯献拙；倒为‘企业’的‘生意经’写招牌之类，那是‘卖友 ’、‘卖钱’，双重出卖。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来因上述缘故，更谢绝了什么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庙、我故乡劳什子的纪念馆之类题词写联。若看你大面子，一开此例，何以为绝呢？这是二。对不起，又使你碰了个软（硬？）钉子。你记住，我是像Geothe Faust里的那个魔鬼，对什么事物都说：‘不行！’‘不对！’的。”
有一回，我看到《随笔》刊登了杨先生为新出散文集写的序言，就写信给杨先生写信，希望能先发表几篇未刊的文章。杨先生正病后疗养，由钱先生代为回复：“零星转载，大似旧戏中角色未出场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声，已成时流惯例。愚夫妇素无此排场，偶然被编者强自专擅，实乖本愿。”又说：“足下雅人，‘无一点尘俗’，何必蹈报人补白常习，出此下策！‘所请不准’，正是另眼看待也！”
四
钱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忆纪念文章发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钱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或学生，自然有相当详实的内容。我写这篇文章，只能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钱先生先后写给我的十来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谈话那样妙趣横生，所以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尽量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两盒月饼给钱先生，马上获钱先生的回信：“衰病以来，口腹之欲大减，眼谗涎滴，如高衙内见陈丽卿之徒生‘眼里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我为Tantalus，一笑。”但随即又收到他的来信，说：“本想报告你，我不是圣安东尼，经不起引诱，还是吃了一个惠赐的月饼，好吃得很。但还有克己工夫，见好便收，送给我女儿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只吃了一个汕头送来的绿豆月饼，也算尝新。‘想当年’（其实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诗所谓：‘When I was young / Ah, Woeful When! ’”
九二年中，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本《围城之后》，闹得沸沸扬扬。我在一封信中问及此事，钱先生回信说：“《围城之后》已请‘版权代理公司’交涉。听说‘畅销’，我住宅前书摊上都大字： ‘XXX杰作《围城》和《续集》’。……有一位美国人访华，据说是《围城》的fan，见到《续集》大骂‘impudent trash！’又指出一些英文上的幼稚错误，听说作者也吸收了。”《读书周报》后来刊发了一组文章谈对《续集》的看法。钱先生看了报纸后来信说：“某君一文‘大不了一本书’则混‘法权’与‘艺概’为一谈，正如兄所说我‘对外界不大了解’。西方凡作家去世未满五十年者，其遗作都有一个所谓‘Estate’管理，‘续作’者必须得Estate同意并议妥条件。Scarlett亦属此类，例证甚多（如英国已故作家Alistair Maclean之侦探小说‘续作’），不必多举，看London Review of Books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即见一斑。”又说《周报》上有文提到一个法国作家说的一句名言，其实是从《管锥编》里“窃取”，这个作家的书“极不易见，弟转引之”，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注明出处，还把作家生活的年代搞错。“乃知今日作家伎俩，非特我‘不大了解’，即wittier如兄者亦为骗过矣。”钱先生在信的最后说：“不足为外人道，稍存忠厚。至嘱至嘱。”所以我今天也不便点出作者名字和具体内容。
五
九二年十一月，我又去北京组稿，给钱先生打了电话，希望能再去拜访他。钱先生同意我去，但在电话中约法三章：第一，不能送礼；第二，不能照相，他说年轻人总喜欢找老头子合影，把老头子当陪衬人，他不干；第三，不能写报道。我当然一一答应。
第二天，十一月十八日，我再次走进钱先生家。钱先生与我并排在书房兼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问我此番到北京有何公干。我说，看望老先生。钱先生说，老头子有什么好看，不如看看年轻的女作家。谈到《读书周报》，钱先生说，报纸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忆，年轻人的互相吹捧。
话题就从《围城续集》说起。我给钱先生看一张报纸，上面说续集曾得钱先生同意。他说，这是吹牛。他给我看了一份出版社的道歉信，毁版、赔一万三千元。钱先生也看了续集，觉得太差，读不下去，但也犯不着为之发火。台湾一家报纸说他大光其火，所以报纸上的话都靠不住，说不定几十年后有人会把报纸内容作史料，可见不可信。
我向钱先生请教他对几个文化名人的看法。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在《谈艺录》中曾讲到，若王国维真的看全叔本华的书，就不会用来评《红楼梦》了。王国维从日本了解西方哲学，自比严复的眼界要宽，但严复海军出身，能了解西方（主要是英国）哲学，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他说林琴南有首诗，写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林半夜去给严通风报信，让严连夜逃出北京，才免遭劫难。
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陈寅恪注钱牧斋的诗，漏注一处，即《管锥编》中引的《楞严经》的出典。他说陈寅恪懂那么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就像他以前说的比喻，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不能享受。
对张爱铃，钱先生很不以为然，说张爱玲近视，又不戴眼镜，总是眯着眼，又喜欢穿怪里怪气的衣服，还不如苏青朴实些。我说他在美国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杨先生在一旁说：“劝他不要乱说话，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先生说无所谓。又说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是李鸿章的女婿，打了败仗回来，李鸿章的女儿写了两首诗：“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钱先生一边念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眼泪汪汪的样子。
对胡乔木，钱先生还是很有好感的。文革后，胡乔木问他有什么著作，他说写了《管锥编》，胡想看看，钱先生就挑了几段给胡看，特别挑了谈宗教的那段，觉得可能与正统看法不一致。不料胡乔木看了大为欣赏，全力促成出版。杨先生说《干校六记》的出版也全仗胡乔木的支持。
谈到钱穆，钱先生拿出一本钱穆纪念集，翻给我看：有钱锺韩的题字，有钱某某的题字，没有钱锺书！他还说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内容都不准确，书中说在常熟遇见他，可他从未到过常熟。钱穆有一本书的序言，是他在十几二十岁时代他父亲写的。言下颇为得意。
我又与杨先生谈起杨必，问是不是有人想撮合杨必与林同济？杨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抗战前，钱先生和杨先生曾与胡适在陈衡哲家有过一次tea party，林同济带着他的前妻也来，所以见过林同济一面。我听说杨必很喜欢读《儿女英雄传》，所以文笔受其影响，很流畅。钱先生说，没听说杨必怎么喜欢这本书，但他却很喜欢。
钱先生说自己身体不好，晚上睡不好觉，前列腺也有病。每周住两天医院，平时跟杨先生练鹤翔功。
我看到钱先生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外文书，旁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英文笔记。前一次去拜访的时候，钱先生就给我看过他的几本笔记，其中有一本是他文革中患病时记的，十六开的本子上大字歪歪斜斜只记得下三四行。现在商务印书馆要影印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应该也会收录这一本。
临别时，杨先生说，天气阴暗，但愿不要下雪。我说正盼着下雪呢。杨先生说，现在北京已没有什么雪景可看了。我说以前曾用雪水泡过茶，但水很脏。钱先生说，那是诗里写的东西，还是让张爱玲去抒写诗意吧！
六
我与钱先生就见过这么两次。我在上海隔几个月会给钱先生打个电话问候，钱先生在电话中也很健谈。有一次我们报上刊发了一篇枕书先生写的回忆傅雷的文章，其中说到杨必翻译《名利场》时经常向傅雷请教，钱先生说这是不可能的，杨必有问题总去问他们，怎么会向傅雷请教呢？他和杨先生两个人争着说了很多傅雷的事。后来杨先生还专门写来一封信，要求登在报上，纠正枕书文章的说法。
九三年，我在上海的外文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译苏东坡集 Selections From Works of Su Tung-p’o，一九三一年伦敦Jonathan Cape初版，扉页上有已故英国文学专家方重先生题写的一九四四年十月于剑桥的英文字，不知怎地流落到旧书店。翻译这为英国人Le Gros Clark（中文名字李高洁），他太太配木刻插图。记得钱先生在清华读书就看到这本书，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在肯定李高洁的译笔时，也指出一些误译，如将“苏子”译成“苏的儿子”，将“东坡居士”译成“退休的学者东坡”等。钱先生在文章中还夸奖李夫人的木刻插图，说此书因这些漂亮的木刻和尾饰而魅力大增，再现苏东坡的神韵，以至于我们只有赞美，无暇批评，就是看看也满足了。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提到为这本书写过序。但我买的那个版本却没有钱先生的序。我写信给钱先生询问，钱先生回信说：“Le Gros Clark乃当时Sarawark Borneo的Governor（英国殖民高级官），由其老友德国人（清华教授）先请我介绍，又审看译文，为再版作序。其夫人才貌双全，我们在英时，他们回国述职，特请我们在牛津大饭店晚饭。其弟为牛津生理学教授，亦请我们吃饭。以后又通过几次信。我们去法国后遂失去联系。想其夫妇皆已去世。 ‘李高洁’乃其自用汉名。”
这是钱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钱先生住院治病，也无法在电话里交谈。我过一阵子打电话去他家询问钱先生的病情，有时是杨先生接的电话，好几次是钱媛女士接的。杨先生不太愿意谈钱先生的情况，但钱媛女士谈得很详细。再后来听说钱媛女士也因病住院。据介绍，这本《我们仨》是钱媛女士在病床上开始写的，但仅写了五篇就去世了。两年后，钱先生也故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先生在《我们仨》中说。但杨先生并没有闲着，“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先生为杨先生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这几年不仅翻译了柏拉图的《裴多》，还整理了全部钱先生的手稿，再接着钱媛写完了这本回忆录。
我在这里以一个与钱先生有过短暂交往的后辈，感谢杨先生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愿杨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