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崛起中的新兴强国的综合国力提高速度显著快于其他强国，很容易引起其他强国、特别是霸权国家的警觉。如果崛起国能够努力与大多数强国构建和维持基本友好的关系，那么其崛起的政治环境就是有利的，否则就非常不利。因为，如果较多强国共同遏制新兴强国的崛起，其崛起目标就有可能被扼杀。即使不被扼杀，也会给它的崛起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强国，要能够多同其他国家商量，多反映世界的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并且在解决此类问题上能够发挥或参与发挥主导作用。这就要求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无论是对世界上的穷国还是富国、小国还是大国或超级大国，都要大体上抱着建设性的态度，能够在不损害中国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善于协调，善于听取意见，善于同他国合作。

要有经久的和平，就要有在绝对必需的情况下为和平进行战争的能力。为了和平崛起，中国就必须比现在更快、更认真地加速军事力量的全面改进和建设。过去的历史表明，所有大国在崛起历程中都会经历一两次力量、意志和决心的根本考验。例如美国，没有内部的南北战争，何谈美国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中，虽然美国不是战争的发起国，但是当战争降临到美国头上，美国都有战而胜之的能力和意志。对中国来说，这一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能的根本考验是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我们要尽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统一，不放弃和平统一的任何一线希望，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台独”。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准备，一旦迫不得已，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而且，今后一个时期甚至更重要的，是依靠可信的、在迫不得已情况下进行战争的足够意志和能力，在台湾问题上构筑和维持可信和稳定的军事威慑，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阻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台独势力“将军”的局面，即“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这一局面。不如此经久地阻绝台独，或者一旦台独便以武力制止和粉碎之，中国就不会真正崛起。也正因为如此，严格地说中美之间难以完全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局部军事冲突并非与和平崛起不相容。相反，如果处理得当，那将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强国，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美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例如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实现了宪制政府，后来又发动了工业革命；美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极大规模的现当代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体系。同理，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有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东亚地区正面临多项“权势转移”，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多方面地显著变动。中美、中日、中印之间的“权势转移”将产生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潜伏紧张和危机。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经久地和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二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经久和基本的“平台”，它们有些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性质的，有些则远不止是如此。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鉴于当今时代全球和东亚国际权势的根本结构，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不管这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何。要在绝不牺牲中国最根本利益（并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尽可能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协调性关系来防止中国崛起的过大阻力甚或过大风险，同时关键性地拓展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多方面空间。

可以设想的第二大“平台”，在于中国至少参与主导的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连同同样是亚洲次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首要舞台将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其次是中亚和较小意义上的南亚。在这些地区逐步构建如此的多边体制是为经久地缓解甚或逐渐消除中国处于其中的多项“安全两难”所绝对必需，也是为创造、开发和利用增进中国的中长期性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的机会所绝对必需。在这两方面，中国都必须比现在更进一步地拓展眼界，解放思想和多有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对于这些方面的关键性难点，特别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思维和实践决心。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台”，是数量愈益增多、功能总的来说愈益重要的各类国际组织。无论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殊地位，还是中国的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影响增长势头，或是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及其重要性增大给作为头号发展中大国——中国——提供的更多作用和影响机会，都预示着这一和平崛起平台愈益非同小可。除其他价值外，这个平台是中国得以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一个最重要场所，在其上所需的远不止是充分认识（近年来国内讨论得较多的）参与“规则制订”的重要性，而且是从上述利益出发尽可能有效参与“规则制订”的本领。这本领除传统外交技能外，包括“互相依赖政治”(politics of interdependence) 的多方面复杂操作、对于各功能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的把握和熟练应用以及“规则制订”方面的敏感性和行动效率。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加紧学习和优化的。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台”，应当是对外经济战略。它与一项项具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别，而且往往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指导或支配这些政策；它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有较高的自觉程度和内在整合程度，并且有它自己的各个分支。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多半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和平崛起的漫长过程中，对外经济战略应当、也可以成为当前“初期阶段”内的首要战略分支，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压倒性的战略分支。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非常滞后，急需加快构设的步伐。

不管在理论意义上“时髦”与否，或者用任何新型国际关系思想衡量值得喜欢与否，为中国和平崛起所需的第五大“平台”几乎完全是传统国际政治性质的，那就是中国主要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应有高度选择性的与某些国家的“特殊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包括在几乎完全不结盟的当今时期，一向与若干国家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特殊关系”，它们都对中国安全有过重大的助益，某些当今依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根据国际政治的变化和双边关系的实况（包括其广义的成本效益）进行某些重新审视，以确定什么需要予以重大调整，什么需要予以巩固或新建。在这方面，拓展眼界、解放思想至少与审慎精细一样重要。从中国所处的力量对比格局看，我们特别需要至少巩固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并且认真考虑在大致可行的情况下，逐渐同中国周边个别地缘位置特别关键、国家实力实属可观的国家新建“特殊关系”。多少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长远问题，那就是未来可能（现在预想仅仅是可能）需要国家联盟，它当然更应当有高度的选择性。起码可以说，从国际政治的某些常理和应对未来可能事态的可能需要看，不应当将此绝对排除在任何未来考虑之外。

不言而喻，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轨迹很大程度上将由世界和区域国际政治的大环境决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自身的状况、战略和政策选择决定一样。这一大环境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说，都是“新”“旧”相兼，即新型国际政治与传统国际政治彼此交织和渗透。关于这两类国际政治，只可能大致地说在什么问题领域哪个为主，很难说总体上哪个为主，至少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必定如此。因此，为中国和平崛起服务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也必须从这一交织和渗透出发。就此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历程中一方面必须有、也能够有巨大创新，另一方面不会、也不可能整个“例外于”现当代世界史。对我们应有的思想和实践来说，具备这一基本认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