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到2l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将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
宗教研究本来是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第一哲学即关于有之为有的哲学宣布为“神学”；黑格尔曾突出地强调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宗教同哲学的内在关联；我们中国历来就有艺术、宗教、哲学统一互补的思想，《中庸》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地强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一致性和互渗互补性；我国当代哲学大师贺麟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艺术(诗教)、宗教(礼教)和哲学(理学)三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页)。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宗教研究(作为学术的)，特别是宗教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认真地开展起来，致使中国哲学的研究长期处于残缺不全的“畸形”状态。这种状况只是到了最近阶段才有所改变。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宗教学研究终于逐步开展了起来，不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学名著，创办了专门性的宗教学学术刊物，而且北京大学还率先成立了宗教系，其他许多大学，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相继开设了宗教学课程，编著了若干宗教学教材，发表了一些宗教学论著，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又把宗教学正式列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我国，宗教作为学术研究之一种对象的气候业已形成，宗教学研究业已启动，我国哲学研究的残缺状态开始有所补正。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宗教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其出现是相当晚近的，即使从缪勒1873年子《宗教学概论》中正式提出“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概念算起，也不过12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这120年间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就美国而言，迄今已有20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设置了宗教学专业或宗教学系。鉴此，有人甚而预测“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学世纪”，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解人的生存焦虑，解决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反而使之更趋尖锐，这就为宗教或宗教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既然我国正处于基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既然我国在未来世纪将加快现代化步伐，也就势必会遭遇类似的文化问题、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宗教和宗教学研究也就势必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可以设想，到2l世纪，我国将会有十几所乃至几十所大学设置宗教学专业、建立宗教学系，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哲学领域将会处于十分突出、十分显赫的地位，成为一门“显学”。将会大大缩小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甚至有望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如果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新气象的话，这很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未来世纪有无可能超常发展，而在于如何使之更为健康地发展，使之更快地与世界宗教学研究接轨，更快地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一步，固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宗教学工作者来说，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宗教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和科学与宗教辩证关系的认识问题。
首先应当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的学科性质。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
一是说，要划清宗教或宗教学研究同宗教信仰的界限。宗教学作为关于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自然要关涉宗教信仰，但是，研究宗教信仰是一回事，信仰某一宗教则又是一回事，恰如科学哲学虽然相关于具体科学而并非具体科学，艺术哲学相关于艺术作品而并非艺术作品一样。而且，在事实上，能否对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作宗教学思考，其关键恰在于研究者能否同自己的研究对象拉开并保持一定的“间距”(one remove)。当代宗教哲学家希克在其《宗教哲学》里强调这一点是完全正当的。反之，把研究宗教与信仰宗教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当的，显然是对宗教学学科性质的一种误解或曲解。这个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说，在宗教学研究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划清宗教学同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的界限。宗教学同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无疑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重大差别的。这是因为宗教学虽然研究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但它不局限于具体的和个殊的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而是
要求从较高的思维层次理解和考察它们。美国耶鲁大学在“宗教研究”、“神学研究，，专业
之外另设“宗教学”专业，是耐人寻味的。惟有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研究同宗教信 仰、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的联系和差别，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学的学科性质，才能同西方学者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研究规范，进行富有成效的宗教学对话，从而逐步缩小 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进而达到与西方宗教学研究的同步发展。
当前，我国宗教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则是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宗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和处理宗教与道德、政治、文艺、科学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就我国的国情看，探讨宗教同道德、政治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具体而深入地探讨宗教同科学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这是有目共睹的，无可否认的；但是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它是推动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唯一杠杆。因为科学技术虽然能解决人类物质文明方面的问题，却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精神文明或精神归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态焦虑和死亡恐惧问题，而且科学技术本身还有个关乎造福人类抑或毁灭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诚然，为确保科学技术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需要诸多社会力量和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但是宗教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力量和因素。这样看来，宗教同科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一面。本世纪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如《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的作者R·霍伊卡、《科学与宗教》的作者伊安·G·巴伯等，都对这一复杂关系作过具体深入的探讨，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长期以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一味强调宗教与科学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有违史实的。请问，在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里，究竟有几个成员没有宗教信仰呢?即使在该学会里担任会长长达25年之久的牛顿不也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既是《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作者又是《约翰启示录》的著
名的注释者吗?再者，在数百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彻底的无神论者究竟占有多大比例呢?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其名著《宗教与近代科学》中把宗教与科学看作现代社会进步的两大杠杆，宣布“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规定”，虽然太过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看来，现在是我国宗教学家认真思考、辩证阐释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的时候了。
西方宗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它毕竟只有120多年的历史，还是哲学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在许多方面尚有待完善，它所取得的进步还是相当初步的。因此，我国宗教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实事求是，坚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我们就有望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接近乃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未来世纪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超常发展的世纪，成为我们中国人在宗教学领域施展才华的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原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后为《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和《珞珈哲学论坛》第二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