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视角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1933年11月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1953年和1955年分别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分别在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任教。1987至199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至2003年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2003至今重返哈佛大学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主要论著:
《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发展》《商品和能力》《伦理学与经济学》《生活标准》《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桑蒂尼喀坦的一个教育世家。幼年时期，森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并接受了注重启发性教育的初等教育。随后，森进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本科教育。1953年，森游学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森曾先后担任印度德里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员。在1987到1998年期间，森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担任其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森应邀返回母校剑桥大学，出任三一学院院长。2003年，他重返哈佛大学并执教至今。
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重要学术领域。研究重点涉及社会选择、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课题，包括饥荒、贫困、社会保障、健康、性别、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化、集体农业、技术选择、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等。他的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地，成为多个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并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由于森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公告，“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早年经历：对身份与暴力的最初认识
森出生于印度桑迪尼克坦地区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建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他的外祖父曾在这所享誉盛名的大学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文化，他的母亲也曾是那里的学生。实际上，森的名字阿玛蒂亚正是泰戈尔为其所取的。
森的教育观念正式成型于泰戈尔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这所学校注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求知欲，而不是对考试成绩的强调。这为森在日后建立自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热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该学校开设的课程既保留了印度自身文化、分析与科学方面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包容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包括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西亚和非洲国家）的文化。这种对世界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对森在成年后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森的青少年时期，也即整个20世纪40年代，印度遭受了一场由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人们的身份突然之间从印度人、亚洲人和不同种族转变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锡克教徒，并伴随着大范围的屠杀和非理性行为。这种由种族分裂造成的不安记忆使森对身份的理解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而一位闯入森家中求救的穆斯林男子给年幼的森留下的记忆不仅是惊慌，更有关于身份与暴力的最初的理性思考。
这名穆斯林男子虽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戒，在公众骚乱期间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由于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寻找工作以赚取收入，但不幸遇刺并最终身亡。这一深刻的亲身经历使森意识到狭隘定义的身份所具有的危害。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如果那名穆斯林男子的家计能够维持的话，他就不必为了寻求收入而在那骚乱的日子去动乱地区。这一幼年时的经历很快成为一种警觉，并进而成为激发森为之思考与探索的生活积淀。
求学历程：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的自由穿行
离开维斯瓦巴拉蒂大学，森于1951年来到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求学。这是他进入令其“异常着迷”的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站，在这之前于三岁到十七岁之间，他先后对梵文、数学和物理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在Presidency学院，森有幸与一批优秀的老师与同学在一起，并从根本上拓宽了他的视野。虽然森并没有热衷于当时的学生社团政治活动，但是“左翼”激进主义的观点引发了森更深的思考。
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诺贝尔奖项颁于森时，森曾回忆起他一生中最专注的学术工作领域已经在他于加尔各答的本科学习阶段就开始考虑了，这些领域一方面包括福利经济、经济不平等以及贫困（包括饥荒这一极端贫困形式）；另一方面还包括理性、容忍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的范围与可能性（包括选举过程及对民主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1953年，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辅修数学）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在两年之内迅速攻取了另一个学士学位（理论经济学）。对于森而言，当时的剑桥如同战场。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捍卫与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是剑桥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音符。而森则幸运地与两边的经济学家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森所在的三一学院因为拥有民主与容忍的社会选择惯例而成为一片远离不和的绿洲。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认识局限，森没有能够在博士学习期间就在这片绿洲上开始对社会选择的研究，而是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当时看来更具有吸引力的题目“技术选择”。
在博士的第二年，森获得了回印度的两年假期，并幸运地得到了当时在印度贝拿勒斯执教的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达斯噶普塔（A.K.Dasgupta）的指导，并深受启发。由于森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的优秀奖学金，他因此得到了四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在此期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森做出了一个为他后期研究带来重大帮助的决定：选择学习哲学。
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大量利用数据逻辑，也利用了伦理哲学，对不公平以及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另外，我发现哲学研究本身也是很有益的，因此，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
森从经济学领域穿行到哲学领域，并连续发表了很多关于哲学，尤其是方法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并且，他对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兴趣远远胜于对两者交叉点的兴趣。这为许多年之后他与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合作与共事奠定了基础。
学术首选：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开拓性研究
1963年，森离开剑桥回到印度。在这之后到1971年，森一直都在德里经济学院和德里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这是森的学术生涯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德里大学活跃的研究气氛使森全心投入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
当意见一致时，社会选择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意见不一致时，将每个人的决策集合到一起就出现了问题。社会选择理论正是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的探讨。其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作为整体的偏好是否能够与其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如果能够，那么如何可以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同社会的排序或评估至关重要，并因此对建立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指标至关重要。
1970年，得益于在德里的研究，以及在哈佛大学与KennethArrow和JohnRawls共同开设的“社会公正”联合课程，森关于社会选择领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出版发行，并即刻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了研究者们对基本福利问题的重新认识，并为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该书中，森讨论了多数规则、个人权利，以及个人福利的信息可获得性等问题。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非独裁性的”，也就是它不能反映任何单个人的价值取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集体决策法则必须起码尊重一部分人在某些方面的个人偏好。对此，森指出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即没有集体决策能够既实现对个人权利的这一最低要求，同时也满足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中所列的条件。这一发现开启了关于集体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个人权利相一致的广泛的讨论。
1971年森回到英国，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这个时期，他引导了一批对社会选择理论有浓厚兴趣的优秀学生，包括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和Jonathan Riley等。这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是关于经济和社会选择问题的。并且，后期许多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权威理论，最初都是在这些博士论文中出现的。
同一时期，森还与一批研究社会选择问题的学者一起共事、合作，并与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充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观点，打破了“不可能定理”占据的垄断地位。因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这正是使森大为欣喜的地方。
根本兴趣：社会分配与贫困的研究基线
森的研究贡献跨越社会选择理论、福利、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但是，他们都由一个共同的兴趣所联结，那就是森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分配问题的关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Antony Atkinson与Partha Dasgupta等人的启发与激励，以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森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进一步向更为“实际”的问题迈进，即用宽泛的社会选择框架来解决一些应用型问题，包括对各种经济和社会的评价，例如衡量经济不平等、判断贫困、评价项目、分析失业、评价性别不平等，以及研究自由和权利的意义及含义，等等。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的变化，需要建立合适的指数来度量福利或收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指数就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森与Serge Kolm、Anthony Atkinson一起最先得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结论。森后来所定义的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为该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该书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作为对该研究的延续，森与比利时经济学家Dreze在1989年的合作研究《饥饿与公共行为》进一步探讨了防止饥荒，以及如何缩小饥荒影响的问题。
基础贡献：以可行能力衡量人类福祉
比较不同社会福祉的一个最常使用的指标是收入。与此相对比，森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之上，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心并强调社会公平的新的发展理论范畴，即“可行能力”理论视角。
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而可行能力视角则雄辩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是使人更有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故发展的评估焦点在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
这种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对发展进行评价的方法重申了经济学学科的本来动机，并再次将人置于经济学分析和评价的中心位置。对于那种流行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森一再强调，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1999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发表。该书所传递的以可行能力/实质自由扩展为首要目的的发展观引起了发展理念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
在可行能力视角被系统化提出后，这一分析视角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0年，在已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带领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情系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
森的学术生涯还充分展现了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浓厚学术兴趣。森的最初成名作之一就是关于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集体农业的研究。此外，森还围绕中国的农业、农村改革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文章《粮食与自由》，论述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一再提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森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2002年，在森的划时代巨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在中国首度发行时，森再度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严复讲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目前，《以自由看待发展》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本重要教科书。
最近，森对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论坛”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支持。当得到盛情邀请后，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早有预约的多个组织进行协调，得到允许推迟了相关预约，最终应允参加两个会议。在他答复“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起单位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信函中，森提到，他将“非常高兴地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并从中受益”。森如此谦逊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也使人们为即将有机会与大师进行交流而感到激动与兴奋！
注：本文关于森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介绍的参考来源为：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1998, Editor Tore Frangsmyr,[Nobel Foundation],Stockholm,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