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伦纳德 著

吴万伟 译

虽然全世界都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兴趣，但没有多少人关注中国的思想和产生这些思想的人。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拥有让人吃惊的活力，他们的观点或许成为对西方自由思想霸权的严肃挑战。

我将永远忘不了二〇〇三年第一次访问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情景。我受到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的欢迎，此人的祖父曾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个主人黄平从前当过红卫兵。我们坐在过于庞大的椅子里品茶、相互寒暄。王洛林礼貌地点头微笑，告诉我这个学院有五十个研究中心，涉及二百六十个学科，里面有四千名专职研究员。

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萎缩到大椅子的边缘里。英国整个思想库群体不过只有几百人，整个欧洲不过几千人，甚至美国的思想库天堂也不超过一万人。但是中国的一个研究院就有四千人，单单北京就有十多个思想库。当然必须承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认为许多研究员达不到标准，尽管如此，笼统的数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旅行之初，我曾经希望初步了解一下中国，获得最基本的信息后就回家。我想象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是生活在共产党后院里的顽固的意识形态空想家，要么跻身中国的名牌大学。实际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思想库研究员、政治积极分子构成的隐蔽群体，他们都积极参与国家未来的激烈辩论。我很快认识到要抓住中国内部辩论的规模和深度仅仅访问几次北京或者上海是不够的。即使在第一次访问中，我已经下决心要花费未来几年时间理解在我眼前展开的活生生的历史。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几十个中国思想家，观察到他们的观点随着国家的惊人变化而变化。他们中有些人是中共党员，有些是和当局的关系比较尴尬的党外人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圈内人。他们都选择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因此与一党国家变化无常的要求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上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是否重新影响我们关于政治和力量的观念呢？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这个故事显然没有很多资料纪录。我们密切关注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曲折变化，但是有多少人能叫出当代中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呢？在中国内部、党的论坛、大学、半独立的思想库、学术刊物和网络上，关于中国未来方向的辩论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左派”经济学家和“新右派”争论不平等问题；政治理论家争论选举和法治到底谁更重要；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争论宏大战略问题等。中国思想家试图融合相互对立的目标，探索如何能从全球市场中获得利益，同时在放手开始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保护中国免遭创造性的破坏。有些人也在试图用中国版本的“封闭的世界”（walled world）来挑战美国全球化的“平面世界”（flat world）。

矛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被中国代表性的政治体制放大了。在这里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政治家之间的公开对立，也没有旨在推动政治问责的媒体，媒体的责任是帮助维持社会控制。这个世界里的知识分子辩论可以成为政治的替代品，如果仅仅因为它更具有个人色彩，更有攻击性，更有感情，这些在正式的政治中都是无法实现的东西。虽然确实不存在讨论如何终结共产党的统治或西藏的独立或天安门事件的自由，但是各大报纸和学术刊物上能见到相对公开的辩论，比如中国的经济模式，如何整治腐败，如何处理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政策问题等。虽然网络受到严格监督，但上面的辩论和印刷媒体比起来还是自由多了（虽然最具有自由思想的博客作家胡加（Hu Jia）被捕）。教授和思想家们在闭门会议里常常自由地探讨比如政治改革这样最敏感的话题。中国人喜欢争论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决策者还是决策者群体使用御用知识分子作为非正式的口舌鼓吹自己的主张。不管怎样，这些辩论都已经成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决策者付诸实施的观点或者备用的选择项。比如有些知识分子被要求定期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间”讲课，准备报告，为党的五年计划提供营养，为政府白皮书提供建议等。

中国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西方化了么？他们争论的许多概念，当然包括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本身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一百万留学生出国学习（大部分在西方），回国的人不足一半，但是回国学生数在持续增加。因此，可以预期将出现更具有独立性的西方式的文本。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教育仍然专注在对于国民生活的实际贡献上，虽然高等教育的大扩张（十八岁到三十岁的人中大概有20%左右现在上大学），教学方式严重依赖死记硬背。而且，所有学生都被严格控制异端思想侵入，政治教育课程仍然是必修课程。

张维迎特别喜欢古巴雪茄烟，当我走进他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时，看到办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极品雪茄（Cohiba）。这些雪茄烟（其价格是一个中国农民年收入的几倍还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虽然是共产党国家的产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渐掩盖或者取代毛主义最后残余的活力的象征。他和其他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被反对者称为“新右派”，他认为，除非取消公有领域，把国家减缩为主要保护财产权的残余，否则中国不可能是自由的。

新右派位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心脏地带。张维迎用一个招人喜欢的比喻来解释这些改革。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村庄主要依靠马来干活。过了一段时间后，村里的老人认识到邻村依靠斑马干活，效果更好。所以虽然多年来对马大唱赞歌，他们还是决定拥抱斑马。唯一的障碍是说服那些已经接受了几十年崇尚马的洗脑教育的村民。老者制定了精巧的计划。每天晚上，在村民睡着的时候，他们就在白马身上涂黑色条纹。村民醒来后，老者就向他们保证说这些动物不是真正的斑马，仍然是从前的马，不过上面画上了没有危害的条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间隔后，村里的领袖开始用真斑马来取代涂上条纹的马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改变了村里的财产所有权，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财富。只是在所有的马都被斑马替换掉多年后，在村民已经享受了多年的繁荣后，老者才召集村民开会宣布他们的村子已经成为是斑马村，斑马好，马坏。

张维迎的故事是理解他一九八四年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方式。他指出“价格双轨制”使得政府把一个经济从官员控制价格转变为市场控制价格，同时不必公开放弃政府的社会主义责任，也不必成为在中央计划中有既得利益的所有人的对立面。在这个途径下，有些商品和服务继续按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而其他商品则按市场价格销售。过了一段时间后，按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的比例稳步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商品都是由市场价格决定了。“双轨制”途径体现了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结合，让中国的改革者能够避开而不是迎面遭遇障碍和阻力。

最著名的斑马村是深圳。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深圳还是不起眼的小渔村，生活在那里的几千居民很拮据。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变化，它已经成为张维营和他的同事们建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因为它比邻香港，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选择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给予那里的领导人减税、管理自主权和尝试新市场观念的权利。深圳改革的建筑师希望建立高科技工厂大量生产和销售西方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的试验区通过吸引国家的巨额储蓄和出口收入而得到获得资金支持。沿海地区吸引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工人，因而降低了城市的工资水平。整个制度是自由放任的，让财富从富裕地区有机地流向贫穷地区，而不是有意识地重新分配。邓小平的名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出不同地区应该“在不同的厨房吃饭”，而不是把资源全部放在“一个大锅里”。结果，东部省份的改革者被允许抛开贫困的内陆地区，独自飞奔向前。

但是如今的生活让张维营这些体制后面的经济学家非常尴尬。从西方引进的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风光后，中国已经开始背离新右派。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成为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公众开始越来越质疑改革付出的巨大代价，下岗工人的抗议和对于非法破坏和过于低廉工资引起人们的担忧。市场观念受到主张资本主义温和形式的新左派的挑战。双方鏖战的战场集中在国家对市场，沿海对内地，城镇对农村，富裕对贫穷。

汪晖是新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新左派是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抓住公众的心理，通过诸如《读书》等杂志上的文章确定政治辩论的语调。汪晖学的是文学而不是政治，但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积聚的学生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而投身政治。像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汪晖上山下乡，花费两年时间了解农民和工人。他的经历让他怀疑没有管理的市场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使他相信国家必须发挥作用防止不平等出现。汪晖的思想在一九九〇年赴美留学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像许多其他新左派思想家一样，他回到了中国大陆，在著名的清华大学教书。我去年在北京的“醒客咖啡”（Thinker's Café）里遇见了他，这里清洁明亮、空气清新、安静优雅，有舒适的沙发和新鲜的浓咖啡。他看起来像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平头，棕色外套，黑色高领毛衣。但汪晖没有生活在象牙塔内。他撰写报告揭露地方腐败，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对抗非法私有化。他的团体和从前的左派不一样是“新左派”，因为它支持市场改革。说他们是左派是因为他们担心不平等问题，这一点和“新右派”不同。“中国陷入两个极端：走入歧途的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同时承受了两者最糟糕的部分。我赞同国家的市场改革方向，但是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平衡的，我们一定不能把全部优先权给予GDP增长，根本不考虑工人权益和环境。”

新左派哲学是中国相对富裕后的结果。既然市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他们问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呢？中国是要继续让财富集中在精英团体手中，还是中国形成一个让所有人获得利益的新的发展模式？他们想创造一个社会民主的中国版本。正如汪晖所说“我们不能指望建立在德意志或者北欧模式基础上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要提供他们那样的福利，政府就必须十分庞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宪法改革。政治经济学家王绍光在谈论低价健康保险，政治理论家崔之远在谈论改革财产权以给予工人对他们工作的企业的权力，经济学家胡鞍钢在谈论绿色发展问题。

北京的权力平衡在微妙地朝向左派。二〇〇五年末期，胡锦涛和温家宝发表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他们的蓝图是“和谐社会”。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经济增长不再作为中国超越一切的目标。相反，他们讨论引入福利国家，承诺每年增长20%的养老金、以及失业救济、健康保险等所需资金和产假等。对于中国农村，他们承诺取消农业税，改善健康和教育状况。他们还发誓减少能源消耗20%。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新模式的样板。从新右派那里，它维持了永久实验的概念，主张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接受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从新左派那里，它吸取了对于不平等和环境的关注，寻求能够将合作与竞争结合起来的新机构。

二〇〇七年二月，胡锦涛骄傲地宣布要创建将出口补贴、减税和投资道路、铁路和航运结合起来的新经济特区，不过这个经济特区是在非洲的心脏，赞比亚的铜矿带。中国在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移植到非洲大陆，要建造一系列用铁路、公路、航线与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的工业中心。赞比亚将成为中国的“金属中心”，为中国提供铜、钴、钻石、锌、铀。第二个特区在毛里求斯，是中国的“贸易中心”，给予四十家中国企业优先进入非洲东南沿岸从利比亚到津巴布韦的，由二十个成员国组成的共同市场，以及进入印度洋和南亚市场的便利。第三个特区“航运中心”很可能是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佛得角岛正在竞争另外两个通道。东欧被竞相加入欧盟的竞争所改变，同样的，我们看到非洲被吸引中国投资的竞争所改变。

在创造这些特区的时候，北京开始用新的道路和铁路开始在非洲大陆大肆建造纵横交错交通网，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从前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而且中国的存在开始改变经济发展的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是把对上帝的敬畏带给政府官员和民选领袖，但是如今，它们要吸引哪怕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的注意力都不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花费几年的时间和安哥拉政府谈判透明的协议，但就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协议准备签订的几个小时前，卢旺达当局已经不再对这笔钱感兴趣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中国二十亿美元的软贷款。如今，在非洲大陆，从乍得到尼日利亚，从苏丹到阿尔及利亚，从埃塞俄比亚到乌干达，到津巴布韦都在不断讲述这个故事。

但是中国模式的蔓延远远超过了中国投资者的目标地区。从伊朗到埃及，从安哥拉到赞比亚，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从印度到越南，从巴西到委内瑞拉的中等收入和贫穷国家的研究团体都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穿行寻找北京经验的教训。这些国家已经邀请张维迎和胡鞍钢等知识分子为他们讲课。几十个国家在拷贝北京的国家推动的发展的模式，使用公共资金和外来投资建设资金密集型工业。一大批的模仿中国的经济特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世界银行估计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出现了三千多个项目。全球化据说意味着市场经济的世界范围的胜利，但是中国显示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大的受益者。

随着自由市场观念在全世界蔓延，自由民主常常紧随其后，但是对于北京当局来说，关于自由民主没有什么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最让人吃惊的特征之一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要求选举的“民主”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革上都已经改变立场。

俞可平就是政治改革中的张维迎。他是冉冉升起的明星也是胡锦涛的非正式顾问，目前在主持一个研究机构，部分是大学、部分是思想库、部分是为政府改革提供管理指导。当他讨论国家的政治未来的时候，常常直接引用经济领域的比喻。当我上次在北京遇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夜之间变色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是毁灭性的，就像“休克疗法”对于经济上的影响一样。相反，他鼓吹从成功的草根阶层试验开始的民主渐进发展的观点。他希望通过首先推动在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开始，最后扩展到整个社会。正如沿海地区被允许“先富起来”一样，俞可平认为党员应该“先获得民主”，通过党内选举的方式。

就像沿海地区拥有比如邻近香港、共同的广东话、发达的交通网等天然的经济优势一样，俞可平认为党员的优势是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和表达能力，这些让他们成为天然的民主先锋。而且，他指出发生的具体例子。在他的建议下，我在二〇〇六年参观了四川省平昌县，那里的党员被允许投票选举乡镇党委书记。从长远看，民主可以被延伸到党的更高级梯队机构，包括竞争性的选举最高级领导岗位。他的党内民主观点的逻辑结论是共产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竞相在意识形态平台上争取民众的支持。认为非正式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团体有一天甚至成为党内的正式政党绝非异想天。如果共产党是个国家，它的七千万党员就能成为比英国还大的国家。但是很难想象在平昌这个偏远贫穷的县将成为上海、北京、深圳等闪亮的大都市的模范。到现在为止，中国两千八百六十个县没有任何一个被允许跟进。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质疑选举的用途。北京大学的明星潘维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指责我过多注意草根民主试验。他说“四川试验行不通。地方领导有个人政治目标，他们想出名。但是试验还没有成功。实际上，四川是群众抗议事件最多的地方。很少有其他地方愿意模仿它。”

中国思想家认为所有发达国家的民主都面临政治危机：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在下降，对于政治领袖的信心在下降，政党是失去党员，民粹主义在抬头。他们研究了西方领袖越过政党领导人，采取新技术比如全民公决民意调查和市民评议组等了解人民呼声的方法。西方仍然以多党选举为政治过程的核心内容，但是用新形式的协商作为补充。按照新政治思想家的观点，中国将做相反的事情：在边缘使用选举，但是把公共协商，专家会议和调查作为决策的核心部分。这个观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科学家房宁简练地描述出来。他把西方的民主比作固定菜谱的餐馆，顾客能选择他们厨师的身份，但是没有权利决定他们准备的那道菜。相反，中国的民主总是同一个厨师，中国共产党，但是政策套餐是可以自己点菜的挑选而端上来的。

重庆是个西方很少人听说过的有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的山上，正在成为潘维和房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的活生生的实验室。该市的政府已经让所有重要管理规定都接受公众通过本人、电视、或者网络等手段的听证。当局最骄傲的听证会是轻轨票价，从十五元降到二元（约合十四便士）这个实验得到中国其他城市的模仿。但是更加有趣的试验是在温岭市泽国镇进行的。它使用“商议式民凋”（deliberative polling）的新技术来“决定重要开支决定”。这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家詹姆斯·费希金（James Fishkin）的想法，可以追溯到雅典的民主理想（参阅《展望》2004年5月“思考中的投票者”（The thinking voter））它涉及随机挑选人口的一个样本，让他们和专家进行协商讨论过程，然后让他们对这些讨论问题进行投票。泽国镇使用这个技术来决定如何使用四千万元（约合两百八十七万英镑）公共工程预算。到现在为止试验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但是费希金和中国政治科学家何包刚相信“协商民主”可能是政治改革的模版。

当局当然愿意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革新试验。在泽国镇，他们甚至引进了小组座谈会（focus group）的管理形式。但是指导政治改革的主要标准似乎是它一定不能威胁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独裁统治的更呼应民众要求的形式能够变成一个合法和稳定的政府形式吗？

从长远看，中国的一党制国家可能垮台。但是在中期来看，政府似乎在发展快速熟练复杂的技巧延长其寿命和预先制止不满情绪。中国已经改变了关于全球化的辩论的术语，通过证明专制政府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未来，它的协商独裁模式可能证明一党制国家也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公众合法性。如果中国的公众协商工程试验成功，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将兴奋地接受这个能够让一党国家在全球化和群众交流时代生存下来的模式。

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争论国家是否积极推动独裁统治，还是否一门心思地追求国家利益。不管怎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独裁主义冠军。人权观察团体在压力下抱怨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对外援助项目为独裁者提供了新选择，而从前这些人完全依赖要求取得他们人权进步的人。”

但是中国进入国际政治的初步尝试不能仅仅归结为支持非洲独裁者。它试图重新确定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的意义。实际上，测量综合国力（CNP）已经变成了国家的旋转木马。主要的外国政策思想库的每个都在设计自己的指标体系来给每个国家的力量可测量的价值，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在全球化和普遍模式的时代，中国战略家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豪不避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力量上。从全球经济力量，公司甚至个人中重新抓住主导权的想法是中国人世界观的核心。

杨毅是军人，海军少将，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库的领导。他是中国外交政策团队的强硬派人物之一，但是他的力量观念远远超过了最新武器体系的测量范围。他认为美国创造了“战略包围”中国，通过假设在国际关系中占领“道德高地”。每次中国试图在外交术语上表达自己力量的时候，军队现代化或者打开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美国就把它描述为威胁。杨毅抱怨说，世界其他地方常常跟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人有最终决定权，制订或者修改国际游戏规则。他们控制了国际文本，美国人说“只有我们才能这么做，你不能做。”

中国外交政策圈子的热门词汇之一就是“软权力”（soft power）的中文词汇。这个思想是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一九九〇年创造的，但是在北京远比在华盛顿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在二〇〇六年四月北京组织的会议上，发起“中国梦”，作为对美国梦的回答。它试图把人民共和国和三个强大的观点结合起来：经济发展，政治主权和国际法。在美国外交官谈论政权更迭的时候，中国同行在讨论对于主权的尊重和文明的多样化。尽管美国政策使用制裁和孤立来支持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中国提供没有任何约束的援助和贸易。在美国给不情愿的盟友强制自己的好恶时，中国至少表现出愿意倾听其他国家的观点的美德。

但是尽管所有中国思想家都想增强国家力量，他们对于国家的长远目标存在分歧。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者郑必坚喜欢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如何重新融入世界，接受全球规范，学习如何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在最近一些年，北京一直努力推动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和欧盟、俄罗斯、美国一起解决伊朗问题，在二〇〇五年蒙特里尔国际会议上采取和解立场，派出四千名维和部队成员参加联合国的使命。即使在中国与西方矛盾的议题上比如人道主义干预等，中国的立场也变得更加细腻。当西方干预科索沃问题时，中国根据违反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反对这么做。在伊拉克问题上，它弃权。在二〇〇六年达尔富尔，它最终投票支持联合国授权维和部队，虽然北京仍然因为和苏丹政府的密切关系受到攻击。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或许他们被称为“新共产主义者”（neo-comms）比如杨毅和同事阎学通公开支持他们使用现代思想帮助中国实现古代梦想。他们的长期目标是看到中国回到原来的大国地位。想许多中国学者一样，阎学通一直在研究古代思想。“最近我在阅读古代中国学者的著作，发现这些人非常聪明，他们的观点比多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更有意义。”他说。让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是古代中国学者做出的两种秩序的区分：王道（意思是王）和霸道（意思是霸主）。王道体制集中在一个主导的超级大国，但是它的主导地位建立在仁爱的管理而不是武力威胁或者领土扩张。另一方面，霸道体制是经典的霸权体制，最强大的国家在周围确立秩序。阎学通解释说在古代中国人运用了两种体制：在中国亚洲，我们拥有王道，在外部，和野蛮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运用霸道。这就像当今的美国，在西方俱乐部内部使用王道，它不是用武力或者使用双重标准。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是霸道的，使用军事力量使用双重标准。”按照阎学通的观点，中国在更加强大后有两个选择。“它可以成为西方王道的一部分，但是这意味着中国要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成为民主国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建立自己的体制。”

自由国际主义者和新共产主义者的紧张关系是毛时代资产阶级和革命外交政策分裂的现代变种。在未来一些年里，中国将是决定性的资产阶级的。它已经决定有些保留地加入全球经济和它的机构，目标是巩固这些机构、稳住美国，为中国的发展获得和平的环境。但是从长远看，有些中国人希望按中国的形象建立全球秩序。其思想是避免对抗，但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像他们在国内政策上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建立另一种现实的多种选择，比如在非洲，那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模式越来越决定事件的轨道，而不是西方观念。

通过集中主权而不是保护主权的方式建立的欧盟和北约等西方机构或许将来有一天在胚胎中的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发现对等物。中国通过这些组织，向邻居保证其和平的意图，创造一个排除美国的新利益集团。美国前官员谢淑丽（Susan Shirk）在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和自己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进行并列，“通过把自己和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结合在一起，美国成功地建立起霸权秩序。”

联合国也成为中国世界观的扬声器。和神气活现表现自己、公开和美国欧盟计划叫板的俄国不同，中国倾向于选择和解姿态。在伊拉克战争前夕，虽然中国反对军事行动，但是它允许法国，德国和俄国出头反对。在二〇〇五年当是否为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争吵不休的时候，中国鼓励非洲国家要求自己的席位，这有效地阻挠了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同样地，北京一直愿意让伊斯兰国家组织出头削弱新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样的外交一直是有效的，有助于美国影响力的巨大落差。在一九九五年美国赢得联合国大会 50.6 %的支持，但是到了二〇〇六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3.6%。在人权问题上，结果更加具有戏剧性：中国的支持度从43%一下子窜上到82%，而美国的支持度从57%跌落到22%。《纽约时报》驻联合国记者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说“安理会只能在美国愿意的时候才能起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魔法很快也适用于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辩论将继续在思想库、学术杂志、大学以及讨论更加敏感话题的网络上盘旋。中国思想家将继续充当智慧的收集者，运用西方观点为自己目的服务，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选择性地掠夺。正如中国的全球脚印增长，我们或许发现我们变得熟悉张维迎、汪晖、俞可平、潘维、阎学通、郑必坚等的观点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前熟悉美国思想家的观点一样，从八十年代的里根主义经济学家到九一一时代新保守主义战略家。

中国不是思想上开放的社会，但是更加自由的政治辩论的出现，大量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以及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事件让它更加开放。中国这么大，这么实用，这么迫切渴望成功，它的领袖不断地尝试新方法。他们过去使用经济特区检验市场哲学，现在使用从协商民主到区域联盟等检验其他千百个想法。从这个社会实验室，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出现，经过一段时间可能结晶为可以辨认出来的中国模式，一个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跟从的非西方的替代性的道路。

（译自：“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 Mark Leon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