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苗炜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声音》、《生活圆桌》栏目主持人

讲座内容：

我68年出生，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到二外作思想工作，93年考到三联，作为创办《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分子，当时，几乎所有的好记者都待在三联。当时三联同金庸先生的《民报》有一个协议，因而《生活周刊》受到很大的力量支持。93年时，中国大地上正如火荼地展开申奥的工作，失败的消息传到后，《生活周刊》趋势出了第一版《9.23北京不是泪》。杂志和报纸的一个很大区别是：杂志的报道必须吸人入胜。因而，《生活周刊》办了四周之后，困挠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生活周刊》中的每一篇文章单纯拿出来都是一张好的报纸，但放在杂志里却让人感到不知所云。94年《民报》因涉嫌走漏国家机密，而被封杀，国内新闻单位的一切与《民报》的关系也宣告结束，这时，《生活周刊》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近几年来，每个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中国国内的杂志几乎都以美国的杂志作为追求的理想，吉林出版的《作家》是美国的《New Yorlz》、《财富》、《商业周刊》则被商业性杂志视为模仿的楷模，生活性的刊物则竞相模仿《时代》。说起《时代》，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刊物，其由23岁的大学毕业生卢斯创办，编辑和记者都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卢斯创办《时代》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挖掘新闻后面的东西，80年之后的今天，它已发展成为一本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杂志。关于卢斯有桩轶事，可反映卢斯的办刊信念。1945年时，卢斯派遣怀特作为常驻中国的报道员，阐明中国的形势分析，怀特当时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分析了蒋介石必败，中共必胜的形势，被卢斯大为不满。作为蒋介石夫妇的私人密友，卢斯在将怀特的文章发表前大加删改，怀特发现后强烈地表示抗议，但卢斯坚信一本杂志是主编人格的延伸，坚持这种作法，卢斯虽然在很多方面存有偏执，但其那种对办报理想和信念的坚持还是令人佩服的，因为他坚信作为基督教徒的蒋介石夫妇绝不会如怀特所报道的那样，这种理念的力量很重要，有时会摧毁很多常识。理念有时要比简单授受事实更持久，更有力量。《生活周刊》探讨自己的理念是一种长工过程，也是一种艰苦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99年是全世纪所有杂志报纸都作世纪回顾，我们周刊授连推出了三期《民主的挑战》、《美国的世纪》、《自由是否真得来临》，被人称作是亲近美国人的杂志，其实，当时，我们只是想探讨代价问题。为什么在转变过程中的国家会有如此的痛苦？是否民主、自由的到来必须以钱赚得少为代价呢？这种代价应该由谁愿意承担。但后来发现，只要你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代价总会有的。最近，出了一篇文章《沉默与坦白》，讨论嫌疑人是否有可能性在审讯时保持沉默。因为按照国外的司法惯例，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司法机关，而并不在嫌疑人本身。美国开始实行这种制度于80年代，刚开始时，警察的破案率有所下降，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犯罪率也大大降低。

我们《生活周刊》并不是在宣传自由和民主，而是在寻找一种理性，一种当好制度来临时，可以被感受到的理性，每个人上网会发现，互联网确实是一个很民主的区域，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主张，但我觉得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在里面。

94年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到一家足球报纸工作。出版社答应我在北京为我租一间房子，房子配车和手机，但我当时拒绝了，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好，物质条件很好，而是我觉得把写足球评论，采访球员作为一种职业去做会变得弱智。职业有很多种，有的需要开发你脑力的10%或20%，我觉得你们毕业之后最好找一种可以开发你脑力150%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必须很忙，去努力，虽然有压力，但会很充实。

《生活周刊》其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城市，一方面因为《生活周刊》中的年轻人离城市太远了，不了解农村，另一方面是因为《南方周末》作为一种大型报刊，对农村的报道很多，我们并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理性，能够客观地去分析问题，但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去启发其中的一部分人。以王海为例，虽然谈不上其是现代中国的道德楷模，但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对中国人尤其是城市消费阶层的保护自我的意识的强化起了多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