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人类文明的第三次变革。人类文明的第三次变革，就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重建生态文明。重建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文化的当代重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同样需要重建。中华文化的当代重建，首先需要重建当代文化视域与方法。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应该确立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以生态理性哲学为认知基础；二是应确立文化重建的当代原则，即文化本位动力原则、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以人为本位的主体原则、多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与整合原则、全球视域的文化传创原则；三是应构建文化重建的当代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体系应该以生态化综合为本体要求，以转换生成辩证法为认知方向、以过程-生长论为实践引导。
关键词 中华文化 全球生态视域 文化重建原则 生态理性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的程式，硬塞到明天世界的胚胎中。
第二次浪潮的乐观主义遭到了第三次浪潮文明的痛击，悲观主义成了一时的风尚。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的标准。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1、中华文化重建的境遇与前提
历史潮流：文化重建的必然方向 上个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欧．费莱希泰姆提出和使用“未来学”一语，一门探讨科学技术和社会未来发展、揭示人类社会所作的各种选择走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且体现“一种新的哲学未来观”的科学-----未来学----由此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未来学就是根据当前世界境遇状况而预测世界演变及未来走向的科学。20世纪80年代，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立足人类存在的当下处境，通过透视历史长河而发表《第三次浪潮》，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假设。他指出-----
人类的第一文明浪潮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把自己从与动物为伍的野蛮社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
人类的第二次浪潮却发生在三百多年前，这就是工业革命。它摧毁了古老的社会模式，创建起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工业社会制度。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基础；二是技术构成其真正支撑点，全力追求技术发明与革新，成为其主动力；三是将社会一分为二：生产与消费，并且，消费构成生产的动力。同时，工业社会这三大特征，却是建立在如下三个盘根错节的信念基石上的：第一，一切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以人类直面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为基础；第二，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第三，历史的潮流推动人类奔向生活更美好未来势不可挡。[1]（P12）生成工业社会这三大信念的土壤，恰恰是人类的生存目标：在工业社会，人类生存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物质幸福论。将此一目标落实在行动领域，则是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工业社会就是“以人对物质的无限欲望与需要、掠夺与占有为动力，以科学主义为展开方式----即以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开发为展开形态，以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以追求无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幸福为最高目标。”[2]（P21）
工业社会的这一价值诉求方向，促使它本身孕育出使自己不能再继续向前正常发展的两个制约因素：一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成性的人类，把自己推向了与自然宇宙与生命世界完全对立的状态；二是无限掠夺自然资源和高度消耗、浪费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处于枯竭状态。由此形成人类要继续存在并保持高水平的生存，不能再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一残酷的现实，潜在地呼唤着一种新的全球性变革。阿尔温．托夫勒将此称之为第三次浪潮。他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时代；第三次浪潮的时代，就是当代。第三次浪潮所开创的人类新文明形态，就是全球生态文明。全球生态文明，将不再以技术和物质为标志，也不是以军事、经济、物质霸权实力为展现内容，而是以丰富多彩的文化为社会进步的标准，以文化的健康发展与繁荣为实力展现内容。更重要的是，以文化发展为重心的当代社会，再不是以单一竞争为发展动力，而是以共在共存、共生互生为存在发展动力。全球生态文明之历史潮流，为中华文化重建提供了全新视域与方向。
存在境遇：文化重建的生存土壤 纵观人类文明展史，第一次文明浪潮是自然力主导社会，第二次文明浪潮是技术主导社会，而第三次文明浪潮却是文化主导社会。自然力主导社会，其思想基础是物活论世界观；技术主导社会，其思想基础是机械论世界观，它生成出一种唯我主义行动哲学；文化主导社会，其思想基础是一种有机论世界观，它生成出一种生态主义生存论哲学。
文化主导社会的生态主义生存哲学得以在当代产生，并构成全球性发展的主题歌，不仅源于历史潮流的孕育，更因人类当代存在境遇使之然。
当代人类存在境遇，由如下两个方面重要事实构成。
首先，当代人类把战争推向最后状态之存在境遇，孕育着文化的自我重建。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曰：“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D54）[3]（P27）战争伴随着生命而诞生。因为生命为保持自己的存在，而必需付出代价谋取各种资源：一切生命都为自身存在而本能地围绕获取资源或拓展资源空间而展开生存之战。在生物世界里，所有生物之间的战争，完全凭本能而展开，所遵循的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法则、自然法则、宇宙法则。在人类世界里，人不仅同样要遵循生命法则、自然法则、宇宙法则，但却更多地按照人的意愿而存在，并遵循人的法则而展开生存之战。因而，人类战争不仅连绵不断，而且丰富复杂。因为，在生物世界里，一切的战争都凭生物的血肉之躯，生命本身就是武器，行动本身就是技术，力气始终成为取胜的保障，命运永远是决定力量。而在人类世界里，战争不是简单的肉体蛮力，而是智力，技术、器械和动机、目的的有机组合。所以，战争之于人类，是一种组织化的行动，它运用了人类已有的全部智术成果、物质成果来武装自己向世界展开前赴后继的战斗。
今天，人类和平的呼声最高，则意味着和平的最后希望也处于全面的放逐之中。因为在一个拥有和平意识与情感的人类世界里，是不会产生“追求人类和平”的美好声响的。当追求和平成为一种要求，一种呼声，一种号召时，就意味着人类已经把自己推向了战争的最后状态。
“战争的最后状态”是指战争把人和世界推向了毁灭的边缘状态。这种毁灭的边缘状态从两个方面得到全面展示：
一是人对自然的战争，已达到了毁灭自然的边缘状态：自工业革命至今，三百余年时间，我们对生命之母的大地的征服，对土地的蚕食、对森林的砍伐、对山川的改造、对河流对大气的污染、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消灭等等，已经使大地、地球生物圈、自然宇宙无力再承受其横征暴敛的掠夺与蹂躏：大地已被掏空，不可再生的资源几尽于枯竭，地下和地面能源所剩无几，可再生的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赶不上人类的需求速度，地球之肺的原始森林，正处于全速消失的进程之中，地球输送血液的通道网络江河湖泊，已经完全被污染，而且大批干涸。由此，气候彻底被改变，大气彻底被改变。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当“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4]（P74）这就是人类向自然开战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生存关系，在这种紧张生存关系中，生物世界、地球、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良性生态链条被人为地斩断了，生命得以存在的根基被破坏了，人类也因此而丧失了他的存在根基：人类社会对自然的不息战争，迫使自然把人类推向了自身存在的边缘状态。
二是人向人的战争，使人类不断承受毁灭性的生存危机。人向人的战争，一直朝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从不间断，古代的希波战争，罗马帝国的扩张，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拿破仑统一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战争，作为和平的基本动力贯穿人类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据统计，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五千多年历史中，人类共经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一万四千六百多次，平均每年2．6次，大约夺去了36．4亿人的生命。在这期间，真正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份只有二百多年。20世纪100年间，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还出现了近四百次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进入21世纪，虽然和平的呼声更高了，但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从不间断，全球性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几乎把所有国家卷进去，世界性战争的威胁，比以前更明显，战争带来的危害性、毁灭性更大。二是国家内部的战争，这种战争大都源于两因素，一是权力争夺，二是社会严重分配不公，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最终都导致重新牌，乱而后治。以中国为例，中国历史上发生战争大约5000次左右，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三是社会组织、机构、团体、阶级、政府、党派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是围绕权利与权力而展开，其核心内容是利益。这种战争在当今社会却无处不在，因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完全靠刺激消费---包括刺激物质消费，权力消费、知识消费，身体消费----来增长财富，来确立、维持或强化生存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物质财富、钞票、钱，才是最实在的，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组织机构以及人与政府、党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彻底的物质利益的关系，权力的争夺战最终不过是手段之争，其实质性的目标指向是物质利益。
当这三种战争把人类生存推向生存的边缘状态时，必然迫使人类走向自我反思，并在自我反思中重建生存方式、重建价值导向体系，重建当代文化。
其次，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潜在地引导人类开辟生态文明道路，重建生态文化。
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工业范式基础上的，但工业范式的背景却是地缘主义。地缘主义形成国家政治-经济的地缘化，也形成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的地缘化。在工业社会，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甚至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在地缘主义背景上展开的。但工业社会的纵向挺进和横向扩张，使它不自觉地打破了自身的疆域而把头颅伸向了工业范式之外，不仅促成了后工业社会的形成，也推动世界市场迅速产生、壮大与成熟。进入21世纪，后工业范式通过科学技术的努力而普遍形成，世界市场通过商品、资本、技术这三个媒介的合力做功而全面成熟。由此，地缘主义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专门人才的全球市场化，紧接着是教育、文化的全球化。由此，全球生态模式开始正面替代地缘主义模式。当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由全球生态主义生存模式替代地缘主义生存模式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重建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各个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导方式。
2、重建当代中华文化的指导思想与认知基础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弗里德曼指出：“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必然会改变世界，特别是亚洲。”[5]（P12）弗里德曼的这一说法，隐含了丰富的思考空间，当代中国，因为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要想在国际竞争与融合的大舞台上以硬实力致胜，这几乎不现实；但中国如果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获得优先发展，则可把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最强大的国家力量释放出来，重建当代中华文化，以文化致胜国际舞台。
文化重建的指导思想 重建当代中华文化，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其基本视野应该是“三个面向”：重建当代中华文化，一定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三个面向的思想指导，文化重建必须做好如下清基工作。
首先，文化重建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巨大潜力，并善于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和现代文化精神，不断创新具有时代精神、思想光彩、美学品位与艺术个性的文化内容，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全面发展。
其次，文化重建必须在起步上做好视野边界定位。文化重建问题，是人类当代发展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存在发展战略问题。因而，文化重建必以国家为单位，必须体现民族精神传统，必须张扬民族个性，塑造民族人格，提升民族尊严，必须全面提高民族国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
其三，文化重建应在起步上获得实质性的姿态定位，具体地讲，文化是人的智力、能力、情感、理想、信念等等的对象化产物，因而，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重建的实质是“人”的全面解放与全面发展：文化重建必须以全面解放人人为起步，并以实现全面发展人人为目标。
文化重建就是重建当代中华文化，就是通过重建而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民族创造力和世界影响力、感召力、渗透力。
中华文化是以汉语文化为主导形态的多民族文化，因而，文化重建就是对多民族文化的整体重建，并通过此一整体重来全面提升汉语文化的民族创造力和世界影响力、感召力、渗透力。为此，文化重建必须克服西化主义，必须避免复辟主义；必须根除跟风主义。
西化主义是中国经历20世纪一百年后所形成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不仅表现在文化学术方面，更表现在政治领域。客观地看，过去半个多世纪来，政治及其政治文化的全盘西化，才推动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全面西化。克服西化主义的基本姿态要求是：进行文化重建，当然要考虑西方人的模式和思路，但必须考虑本国的生存实际并全面确立本民族的文化个性。
复辟主义是国粹主义的当前翻版。回到过去，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回到过去，才能真正潜入传统的生命土壤吸取智慧营养与原创力量，但这仅是手段与方式，目的是民族文化的当代重生。因而，看待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姿态是：立足于未来而考虑现在应该怎样对文化传统做出选择。
对集权政治的绝对依附，成为中国人做任何事情的既定思维模式。这表现在学术领域（当然更普遍地表现在生活领域），就是跟风。经验表明，任何形式的跟风研究，最终如同风一样刮过去，再也没有给这个地面上留下一点什么。文化重建必须抛弃这种跟风主义思考模式和行动方式，既要（在正确的方面）适应政治的要求，更要（肩负起）引导政治革新自我、不断前进（的责任）。
其四，文化重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务实。经历20世纪各种磨难的中国人，在政治生活、学术生活，均善于务虚，即擅长于说和表演，而在务实方面却做得要差得多。面对此，只有当真正摆脱这种乐于务虚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文化重建才可真正脚踏实地。
从思想认知方面讲，务实就是要实事求是；但从实际操作方面论，务实就是敢于面对现实。客观地讲，文化的当代重建，实质上是一个后现代问题。中国的客观现实是：在全球化（更准确地讲是在欧美发展国家）的后现代遭遇中，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前现代[1]而全力进行现代（工业）化建设，并希望迅速进入后现代范式。所以，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停留于市场经济，更多地关心以物理资源的全面开发和高浪费为代价而追求对高经济增长率的实现，文化重建意识淡漠。这是一种历史，也是一种现实。如果不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历史和现实，那么，文化重建最终只能落于急功近利的浮夸与主观想象的自我吹嘘之中而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成效。
以生态理性为认知基础 重建当代中华文化，其根本任务是创建民族国家的生态文明。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协调，人与生命的协调，人与国家、社会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发展趋势、方向的协调。如上几个方面的协调达到共生互生状态，就是生态文明。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和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发展趋势及其方向的协调，其出发点是“生命-人”，其内在依据是人性，其外在依据是自然法则。人是自然之一分子，自然法则灌注于人体而构成为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人性与天性、人心与天心的互动与统一，讲天人合一，其人性与自然法则本为“一”：自然法则是人性的宏观表述，人性是自然法则的个体性呈示。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当代文明形态，人类当代文明表征为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为目标追求而进行文化重建，必需一种能够体现和张扬生态文明及其精神与价值追求的理性认知基石，必需努力创建一种能够体现和张扬生态文明及其精神与价值追求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生存智慧。这种理性认知能力和生存智慧，就是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相对科学理性而言的：
科学理性追求单一片面的物质幸福论，生态理性追求人、生命、世界之整体和谐幸福论；科学理性张扬以人为中心，生态理性主张以生命为中心；科学理性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生态理性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科学理性强调绝对的经济价值观，生态理性却努力突显非经济价值观；科学理性开辟出认识主义的反形而上学道路，生态理性却努力重建人类的形而上学蓝图；科学理性鼓吹神圣征服论，生态理性宣扬世界共生论和（自然、生命、人）互生论。[2]（P22）
生态理性之精神指向，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原始关联精神：生命与生命、事物与事物、人与人等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预成的原始关联性，这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自然基石。二是有机生成论精神：自然世界及其所有事物，都是生命化的存在者。以此观照，人、自然、事物、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化的生成关系。生命的有机生成性构成其自身的存在关系；生命的敞开与照亮进程，即是生命向生命或者说生命向世界的建构与解构进程，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身依据。三是自创生精神：世界的有机生成性，决定了世界由生命本身所创造。因而，生命创造世界或者说世界创造自我，这种创造观背后的基本精神是自创生精神。世界或者说生命的自创生精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内动力。四是存在和谐论：生命与世界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个体生命与整体世界之间，其原初存在关系是通融和谐的。世界存在和谐论、生命存在和谐论，构成其最高的本质力量。在这一本质力量推动下，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合作、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不是遵循制度本性的合作，而是遵循事物本性、自然本性、生命本性和人的本性而合作。存在和谐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目标蓝图。
基于以原始关联精神、有机生成论精神、自创生精神、存在和谐论精神为构成内容的生态理性精神的引导，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文化重建，应该遵循万物有灵的认知方向和生生不息的生存原则，应该确立生命为本、人人平等和个体主体的价值追求，应该确立“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存在论思想。[2]（PP27-31）
3、重建当代中华文化的目标定位
文化重建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它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并以实现和增长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以此观之，重建文化的目标定位应该体现如下四个维度的内容。
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 文化重建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雄厚的基础。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构成内容。在软实力结构中，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对“软实力”所达成的普遍共识，软实力主要由文化、制度安排、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四大要素构成。在这四大要素中，文化是其它三者的土壤。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都要烙印上文化：文化构成其基本内涵，也构成其内在精神风采、个性特征。从根本讲，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展，有待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果文化发展上不去，国家的制度安排是生硬的，其政治价值观是没有灵魂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是没有厚度和底气的生气和神韵的。所以，只有明确地担当起为国家软实力全面发展奠定基石之目标任务时，文化重建才可脚踏实地，步步推进。
为创建社会先进文化提供本土文化价值体系 文化重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开创社会先进文化。
开创社会先进文化必须有其文化基石。这个文化基石只能从本土文化中去找。以本土文化为母体、为土壤、为基石，才是创建社会先进文化的正确路子。而且这条路子是经历了20世纪百年探索与寻找而获来：自十九世纪末始到整个20世纪，中国在政治、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一直采取西体中用的方针，推行一种外国主义、西学主义、洋奴主义的价值观，本土文化传统、思想、精神、价值观，一直遭到这种外国主义、西学主义、洋奴主义的排斥。虽然自80年代始开始了经济改革，但目光却集聚在经济增长上，集聚在技术、军事、物理能源开发与利用等硬实力的提高上，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技术上去了，军事上去了，外交上去了，国家的一切都可以上去，且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整个国家无论是在宏观政策引导，还是具体的市场行为或个体活动方面，都是在高唱经济万能论的战歌而跨进21世纪的，整个社会在政治、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依然是外国主义、西学主义、洋奴主义。在这种整体背景下，文化重建必须担当起一个基本任务，即为创建社会先进文化提供本土文化价值体系。
确立本土文化价值体系，这是文化重建的奠基工程。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这应该是文化重建的正确指导思想：文化重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构本土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其正确的思路是既承传又创新，即以承传为起步，以创新为目标。承传，就是吸取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博大精深的智慧、思想、方法、精神，并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本土文化价值体系重构的源泉；创新，就是以当代人类存在发展方向为方向，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创构激励、引导我们伟大国家和民族勇往直前的正确、健康、开放、包容和自我创生的文化价值体系。
为开辟文明复兴道路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创造力 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30年的硬实力建设，已经初步在国际社会站稳了大国脚跟，但要继续谋求全面而稳健的发展与持续壮大，则不能再一味地追逐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30年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是以有限资源的高消费、高浪费为代价，也是以掠夺子孙后代之最低生存资源为代价，更是以劳动力的廉价出卖为代价。更重要的是，30年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所堆积起来的许多根本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文化的重建来化解，那么，这些一直伴随着片面高经济增长而存在的问题，最终为演化为无法化解的风险，甚至是死结。从这个角度看，为大中华文化之当代复兴开辟道路，提供切实有效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创造力，这应该成为文化重建的最高目标；只有确立这样一种实在的目标定位，文化重建才可能收到强人强国、富人富国的真实成效。
4、文化重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文化本位动力原则 有关于文化，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6]（P688）以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中心论。从事物展开所形成的结果形态方面看，这种“政治-经济”中心论确实可以成立，因为任何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最终都上升到观念层面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观念体系，包括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而这个观念体系则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但如果从发生学角度看，情况就会完全相反：任何具体的政治、经济行为，都首先涉及到选择问题。而这个选择的依据恰恰不是政治、经济行为本身，而是特定的观念，即具体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所以，以事实本身为依据，选择特定的政治-经济行为的观念，先于这一特定的政治-经济行为本身。然而，作为选择特定政治-经济行为之依据的观念，又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特定的文化：文化是一切观念的母体，所有选择其特定政治-经济行为的观念，都由文化所提供：一切具体的政治-经济行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以，不是一定的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是一切政治-经济是一定的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它又反过来通过观念方式削弱或强化了这种文化形态。文化生成政治和经济，这是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本来关系。有关于此，完全可以从中国社会的现代道路得到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1949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却在1921年就发生了。而在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之最初形态的1921年之前，却经历了一个文化的选择过程，这个文化的选择过程，不仅围绕中西之争而展开，而且首先围绕军事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而渐进深入，最后才出现一批人选择了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单向接受西方政治文明，具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学说为蓝本，催生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制度和政治-经济行动来。
其实，对文化与政治-经济之关系的辨别，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当我们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时，这是政治-经济生成文化论。政治-经济生成文化论观念，生成出一种政治-经济中心论模式，这种观念和模式宣示：政治和经济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也是决定文化的力量，因为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只要有了政治和经济，就有与此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只要强化了政治，发展了经济，就发展了文化，就会产生出文明。过去六十年来，我们批判文化传统，搞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后来发现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问题，转而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都是在围绕政治-经济中心论模式打转。这种治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论模式，却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生成文化的认知观念和行动模式基础上的。今天，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主张，是力图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生成文化的认知观念和行动模式，重新构建文化生成政治-经济的认知观念和行动方式。因为，政治和经济得以良性运行，必须深厚的土壤，必须母体的支撑，必须动力的推动。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母体，是政治和经济的本体，是政治和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展开的整体推动力量。因而，文化重建，必须以文化本身为本位，必须以对文化本身的时代性传创（即承传和创造）为动力之源。这就是文化重建的文化本位动力原则。
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 文化重建始终相对民族国家而论。文化重建不能以西方文化为主导，更不能以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的思想、观念为主导，只能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导，只能以大中华民族的历代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智慧、方法为源泉，以中国当代本土哲学思想为导向。所以，重建中华文化必须遵循“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如果说文化本位动力原则，是文化重建的起步原则的话，那么，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则是文化重建的奠基原则。
现代中国哲学家唐君毅在其《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中沉痛地指出，“我个人自离开中国大陆，转瞬十二年，就闻见所及，大约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侨胞，都注意到如何能再回大陆，而只以侨居异地，为临时之计。但最近六年，因国际政治现实上，苟安之趋向转盛，而大家亦多转而在当地做长期寄居之想。”[7]（P1）且其归化之风势日盛，这种“被动受迫的归化之风势，如果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后，至少将使我们之所谓华侨社会，全部解体，中国侨民之一名，亦将不复存在。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势，沾泥分润，冀得滋生。”[7]（P2）。唐君毅所讲是华侨社会，但意义所指却超过了其论域。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供大家托荫避日的大树，就是这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这个民族国家那内在“凝摄自固的力量”，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人格、文化理想、文化精神。唐君毅讲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经失去其“凝摄自固的力量”，所表甚是。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横扫了厚积五千年的本土文化，并起闸革命的洪流，把培植五千年文明的沃土，全部冲荡干净。因而出现了“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之生存状况。以至出现人人都知道德国的马克思，许多文化知识人都知道美国的杜威，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德，却少有人知道中国有自己的圣哲，以至于出现几乎人人都可以讲几句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却几乎很难有人知晓中国有哲学，除专业者之外，几乎没有人能说出点中国哲学思想来，讲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来，道出点中国文化的精神来；以至出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人都要过英语四六级，但几乎大多数大学生都过不了汉语这一本土文化的三级考试-------假如要像考英语那样来设立等级考汉语的话。这即是政治、教育、文化的西化主义。在这种已经形成传统的西化主义背景下，要重建文化，必须确立并遵循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
遵循这一原则一重建中华文化，一个奠基的任务，就是如何引导国家、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对全民进行本土文化补习教育，使每个中国人，通过这种本土文化补习教育和学习，明白并明确自己是中国人，自觉地了解、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理想，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风尚、习俗、礼仪、伦理、道德，使每个受过基础教育以上的人，都具有自如地向任何外国人自豪地、尊严地介绍本国历史、风俗、文化、精神的能力。通过这种本土文化的补习教育和学习，使人人不仅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更应该成为具有世界能力、视野和德性的中国人。如果这一步做不到，文化重建，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要做到这一步，必须遵循立根扬本的本土文化原则。
以人为本位的主体原则 “以人为本”的观念，近年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而被倡导：2004年，胡锦涛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6年3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强调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同年4月21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 ，借以阐述中国政府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由此，“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政治的启动而得到广泛的言说和鼓吹，这种言说和鼓吹的最终成果，就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写进了十七大报告，并将其定位为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其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一种近于本能的政治常识，当然首先是生活常识。所以古人才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P51）。但是，在人类生活中，常识要变成思想和执政理念，这一过程往往异常艰难和曲折。中国自古就有“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在今天被定位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理念，这应该是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必然要具体落实在国家文化重建上，具体地说，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必然要构成文化重建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主导原则。
文化重建坚持遵循以人为本位的主体原则，必然涉及两个方面的规范与要求：
一是文化重建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这里的“人”，是指个体的、独立的、个性分明的人格化的人，是国家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是人人。所以，以人为主体、为主人、为主动力，落在实处则必须联系每个人的人权、权利、利益、责任来考虑。文化重建，就是要通过落实这些基本内容而发展文化。
二是文化重建必须把人培养成为主体、成为主人、成为建设国家的主动力，必须肩负起把国家共同体人人培养成为有修养、有教养、有德性、有道义担当能力的人。简单地讲，文化重建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使每个中国人成为具有世界能力、视野和精神品质的文化中国人或中国文化人。
多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与整合原则 从国家的形成史角度看，中国是以中原为轴心而辐射开去所形成的中央之国，它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使这五十多个民族凝聚起来而形成一个完整国家的，恰恰是其文化力。
我们在这里用了“文化力”这个概念，意在标明它与“文化”的区别：文化是一种生存样式，它以民族为单位，一般地讲，一个民族就有一种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集聚起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就在于这种文化的文化力。文化力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它处于动态生成的伸缩状态，向外，它展开为创造生存的力量，同时也是创造文化的力量，从文化重建的角度，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创造力量，简称为文化创生力；向内，它张扬为凝摄自固力，我们将其简称为为文化凝固力。文化凝固力，是一种文化区别为另一种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核心因素；文化创生力则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与其他所有文化相交相通相生的力量方式。文化凝固力的主要功能是聚合，它事实地构成聚合民族成员的生命方式，生成或强化该一民族成员的内在性格和内在精神；文化创生力的主要功能则是它种文化相共生与互生，它事实地构成该一文化与其它文化相协调、融合力量，并构成了该一民族成员的外在个性和生存姿态。
“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是指以汉语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这个由多民族文化组成的中国文化，被历史地称为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其核心文化形态是汉语文化，其内在聚合力是汉语文化力，这种文化力就是和生力。正是汉语文化的这种和生力，把五十六个民族文化整合成一种多质的大中华文化形态，并且这种多民族化的大中华文化形态又在不断的整合中强化了其和生文化力。
文化重建应立足于中华文化形态的多民族性这一事实，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和生文化力特征，全面促进和提升中华文化的文化力。因此，文化重建必须遵循多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与整合原则。平等交流，是开阔文化发展胸襟，打开文化发展视野，全面敞开各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与创生潜力；整合，是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和平等交流的过程中，把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最值得发挥和发扬的优势、最能够开发的智慧，予以最佳的重构，使之生成更新更强更具有创生精神的文化力，从而提纯文化质量，提升文化创生水准，提高文化创造力量。
全球视域的文化传创原则 季羡林在《东学西渐丛书》总序中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9]季羡林先生的判断极为正确，文化是人类前进的根本动力，人类文化的水准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水准；同理，中国文化的水准，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重建，对外，就是增强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对内，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增强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究其实，文化重建就是发展文化力。要发展文化力，首先得解放文化力。文化力作为文化的生命力，它内聚为民族精神、人格、情感、理想，形成凝摄自固的力量；向外，它扩张为民族生存创生力，这即是文化创生力。文化创生力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动力，它具体展开为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在物质维度上，它就是物质创造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技术发明，工具改造，方法革新等等，都属于物质创造力的呈示成果；在精神维度上，就是精神创造力，它具体展开为科学、哲学、艺术、人文学术思想等等。
以物质和精神创造力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创生力，体现了实践理性的价值取向。一般地讲，物质创造力是属于经验理性能力的范畴，精神创造力则属于超验理性能力或先验理性能力的范畴。物质创造力的展开和实施，直接产出物质成果，这是人和民族生存所必须的。它直接与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全部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关联。它最受人们看重，因而，物质创造力也最容易得到发展。但物质创造力的根本动力，却是精神创造力，是科学的发展程度，艺术的繁荣程度，人文学术思想的创造程度，而这些方面却最终取决于哲学的繁荣程度，取决于神话的构设程度，取决于宗教和信仰的纯化程度。所以，精神创造力决定物质创造力。物质创造力所能发挥的空间，取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凝摄自固的文化本身所拥有的精神创造力展开的天空有多宽广。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创造力，到底拥有多大的空间张力和时间魅力，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这种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厚不厚重、广不广博，这种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智慧、精神、力量能够有多少可以提炼出来为当今所用；其次是这种文化本身拥有多宽广的胸襟、气魄，能够在多大程度中容纳当代世界，能够化当代世界一切因素为创生自己所用的包容度和化生力有多大。落实在当代，那就是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化境遇下，能否具备和拥有全球生态视域。如果具备和拥有全球生态视域，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视域融合中启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资源，在一个全境视域融合的平台上与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的、立体的、多元开放的交流，并在这样一种全面开放的交流中，提升精神的创造力；在这样一种多元融合的碰撞中，传创中华文化。这就是文化重建所应该遵循的全球视域的文化传创原则：它，构成了中华文化重建的全面发展原则。
5、文化重建的基本方法
文化重建，涉及研究、开发、建设三个环节。其中，研究是起步，并且研究也贯穿于文化重建的全过程，即无论是开发还是建设，都离不开研究，都需要研究。只不过前者主要是理论研究，而开发和建设环节所需要的是实践研究。所以，文化重建离不开研究。为使文化重建不走弯路，少受挫折，顺出成果，则需要正确的研究方法。
生态化综合：文化重建的本体论方法 根据文化重建的三维目标（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养人成为具有世界能力、视野、精神品质的文化中国人）定位和文化重建的五大原则规定，文化重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生态问题；文化重建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全生态战略。因而，文化重建研究所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根本方法，应该是生态化综合方法[3]。
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世界、自然、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存在整体、生存整体和精神整体；并且，生态化综合还强调这个整体生存的世界、自然、社会、人，还是生态的，即它们都是未完成、待完成的，是动态生成的，是共生互生的。简单地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认知视域的场域性和动态生成性。
生态化综合方法之认知视域的场域性是指其视域融合：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体现为人的心灵视域与文化视域的融合；从人类与自然之动态生成关系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展开了生命视野、地球视野、宇宙视野的融合；从人类与自然之动态生成的历史进程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则体现为认知的当下视域、瞻前视域、后设视域的融合。如果整体地看，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展开的认知视域，是全景视塔的，或者说是生态场化的。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视域融合，就是这样一种整体视域与动态视域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生态化综合方法不仅获得了整体动力学性质，也获得了局部动力学性质，因而，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统一。如前所述，文化重建既涉及到整体，也涉及到个体。所以文化重建需要一种整体视野，更需要调动一切个体因素、局部力量：文化重建需要一种整合力量，这种整合力量一定是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统一。
不仅如此，文化重建还是一个时间化敞开的历史进程问题，更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整合、不断生成、不断创生的动态问题。相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讲，文化重建本身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生生不息的创生进程。这个进程可能有起点，但却没有终结。所以，文化重建没有结果，只有研究、开发、建设和不断研究、开发、建设的循环上升的创生过程。
辩证法：文化重建的认知论方法 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文化重建的本体论方法；而辩证法，应该成为文化重建的认知论方法。
人们讲辩证法，讲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讲发展的观点，讲对立统一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和认知品质，但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和认知品质，却是转换生成思想。严格说来，辩证法之所以作为一种认知论方法，具有普适性魅力，具有创造性活力，主要不在其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观点，而在其转换生成的思想。可以这样讲，辩证法的灵魂是转换生成思想。
在辩证法中，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发展，以及事物的对立统一何以可能？这就涉及辩证法的灵魂：转换生成。由于转换生成，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成为可能；由于转换生成，事物自我发展成为现实；由于转换生成，事物内部或事物间的对立最终达向统一成为可能。
文化重建，不仅需要整体视域，不仅需要视域融合，更需要转换生成。因为文化传统要变成文化重建的有效资源或最佳资源，就需要转换生成；因为外来文化、世界文化要构成中华文化重建的有效资源，也需要转换生成。比如，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精神，表面看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但根据辩证法，对立的事物是可以通过转换生成而达向统一的，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精神，也可以通过辩证法的转换生成而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内容。总之，在文化重建进程中，无论是大中华文化圈内多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与整合，还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合，都需要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和转换生成的思想。
过程--生长论：文化重建发展研究的实践论方法 文化重建，是有其时代要求并呈现其时代特征的。在当代，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但中国的现实，却是需要努力摆脱前现代而进入现代建设，并希望通过现代建设而缩短时间迅速进入后现代社会。因而，后现代构成了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维度。
客观地看，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中心，强调有机主义，强调创造性，强调对经验的重构，强调对未来利益的关注，“后现代精神还包含对未来利益的基础，而现代性的激进的个人主义则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由于现代性认为未来与现在没有内在的联系，个人的合理的‘自我利益’也就被假定不会超出他或她的有限的生命之外”；并且，“后现代精神为未来利益提供的另一个基础是，我们是由我们同神圣实体的关系构成的，因为我们关注不朽的神圣实体，所以我们就应关注世界的未来。”[10]（P25）后现代的有机主义蕴含着一种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相统一的生长观；后现代的创造性是指向未来的，这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区别：现代社会始终是指向当下的，后现代对未来利益的特别关注，使创造性更加充满活力，充满自创生的力量。后现代对未来利益的特别关注，蕴含了整体观，也蕴含了生成观，而且体现出对行动过程本身的关注。因而，对中国来讲，面向后现代而文化重建，其应有之义当然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但更要面向未来，以未来为立足点来设计现在该怎样做。面向未来而做，面向未来而重建文化，本质上是在重新整合文化本身的有机论精神和自创生精神，是在全面发挥和提升文化自身的过程-生长论。所以，文化重建发展的实践论方法，只能是过程-生长论方法。过程-生长论方法，是建立在生态整体有机论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动态生成的生长论基础上的。自生长性，有机性，动态生成性，这是文化的生命本质。正是因为文化自身的生命所规定，所激励，文化重建必然是过程的，必然在过程中展开自身，在过程中开创自身，在过程中提升和拓展自身。文化重建必须启动文化的自生长力，因为，自生长，是文化的本性；过程，是文化的敞开方式。过程之于文化重建，才是一切：文化重建所面临、所需要、所提升、所拓展、所开创的一切，都融进过程之中，且只能在过程中才得到实现，得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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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中国85%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农民仍然沿袭自然主义生产方式，仍然过着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生活。从整体论，中国的农村还处于前现代境遇中。
[2] 引自《孙膑兵法．月战》，原文“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3] 有关于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定义论述，可以参见唐代兴《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第34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和《生态理性哲学导论》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