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霞》杂志研究状况
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一本文革时期的文学杂志，重新研究这本杂志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文革时期一本文学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深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清理这本文学杂志的历史时，从中发现它和中国1976年以后文学现状的关系，特别是在1976年后成名或者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主力作家中，许多人的文学生涯都开始于这本杂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1976年以后的文学源头，其实是从这本文学杂志开始的。
这本文学杂志就是广为人知的《朝霞》杂志。
目前关于《朝霞》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在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中，虽然在叙述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会偶然提到《朝霞》，但基本是否定性评价。
[1]这对于全面了解文革时期文学和作家活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王尧认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2]文革时期阅读这本杂志的人相当广泛，朱学勤回忆说：“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种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3] 高华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都看。”[4]
近几年来，《朝霞》杂志常常被人提起，主要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在关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争论中，《朝霞》杂志依然是以负面出现的刊物。余秋雨自己都认为“《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 [5]
另外一些早年曾是《朝霞》作者的作家如黄蓓佳、贾平凹、钱钢等人，也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经历中提到《朝霞》杂志，虽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经历，但没有正面评价这本文学杂志。许多研究者的评价，基本也是延续政治上对《朝霞》杂志的定性，很少从当时这本杂志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6]
本文作者认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做完全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误导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产生先入为主的陈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清理《朝霞》杂志的基本历史。
二、《朝霞》杂志始末
本文所指的《朝霞》杂志，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凡参预过这三项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作者以及美术设计者如陈逸飞等），都被视为《朝霞》作者群。
“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
当时的体例是“丛刊名”取自丛刊中某一篇作品的篇名。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32开本，当时印数极高。
随后出版的另外八本丛刊，虽然延续了“丛刊名”的编辑体例，但不再标名“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标明为“《朝霞》丛刊”。也就是说，后来人们所谓的“《朝霞》丛刊”，其实包括了四本“上海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 [7]
“本刊1973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从1974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丛刊，前后共出版了13本，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有的材料判断，计划中的《朝霞》丛刊还有另外两本，分别是《无产者》和《铁肩谱》，据《朝霞》杂志1976年7月号任犊文章《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一文的注释，《无产者》将于当年九月出版（此文即是《无产者》一书的序言）。而《铁肩谱》一书，《全国总书目》中有记载，但很难见到实物。 [8]
《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6开本。它的出版情况是1974、1975年完整出版，每年12期，年终编有总目。1976年第9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本年的第9期杂志，可以视为停刊，所以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33本。《朝霞》月刊出版后，《朝霞》丛刊还在出版，其中有些主要作品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关于《朝霞》杂志的创办，本文作者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文艺工作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的一项工作，它的编辑方针和编辑实践完全服务和配合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在此前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基本相同。
从已知的历史文件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可以认为，《朝霞》的创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有联系，但不能说它的出现是阴谋。从后来的历史判断，《朝霞》完全是以文艺形式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但杂志本身并不是阴谋集团，也不是阴谋的产物。徐景贤回忆文革经历，涉及他帮助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完成的几件事中，特别提到《朝霞》杂志创办的事，他说：“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 [9]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 [10]
1974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娟、我，还有一个郭卓。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它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靠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1975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1975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1975年的10月份，北京呢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照，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叙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11]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
[12]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活动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变态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
三、《朝霞》杂志作者群
《朝霞》杂志的风格，大体上延续了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文学杂志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在贴近现实政治方面更为极端。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这本杂志在文学本体方面提供的意义实在有限，特别是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朝霞》及其作品基本没有提供什么有创造意义的东西。但在培养文学青年和使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作家和学者恢复文字工作上，《朝霞》无疑还有它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杂志的创办，使新老作家开始恢复写作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作家能不能重操旧业和新作家能不能实现写作的理想。
在《朝霞》杂志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前成名的工农兵作家，如胡万春、段荃法、张有德、李学鰲、仇学宝等，还有一部分在文革前就比较活跃的作家如李瑛、菡子、任大霖、孙友田等；学者方面主要有刘大杰、郭绍虞、林放、陈旭麓以及更年轻的一些作者如高义龙、陈思和、杜恂诚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朝霞》杂志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发表过署名文章，文革中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浩然也没有作品在《朝霞》上发表。从这一点判断，本文作者更倾向于认为，《朝霞》杂志出现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主要原因是相对文革前期，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要求，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文学艺术自然会成为人们的追求。
1974年、1975年，当时政治的主导倾向是“以安定团结为好”。
[13]在这个倾向下，1975年7月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曾提到：“样板戏太少，……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4]几乎同时，和江青谈话时也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15]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电影《创业》《海霞》的批示，支持姚雪垠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对《鲁迅全集》的出版、《诗刊》复刊等许多批示，都比较有利于恢复文革前中国文学的格局。《朝霞》虽然创刊稍早，但大体上顺应了主流的政治要求，它后来的稳定出版也与当时的形势相关。[16]
在《朝霞》创刊前后，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文学期刊在恢复，如湖南的《湘江文艺》、山西的《汾水》等。
[17]在这个意义，把《朝霞》及文革后期恢复和创办的各种刊物，放在常态的行政权力运作中来理解，比较符合实际。至于杂志的内容和风格，不要说文革时期，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各种刊物，大体也是同一个模式。[18]《朝霞》出现后，作为文学活动，它吸引了相当多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1976年后成名的部分中国作家在《朝霞》杂志发表作品情况（只统计真实姓名，笔名不算在内，如余秋雨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不做统计）：
四、简短结论
以《朝霞》杂志作者群为基本观察角度，我们可以发现，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关系的转变，《朝霞》作者群的写作方向并没有经过艰难的选择而是自然地转向了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尽管此次适应的新政治关系与原来有极大的差异。这个现象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和价值取向是以现实利害为唯一选择的，1949年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基本没有培养起具有独立人格和超越功利目标的知识分子，这个特点决定了1976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品质和深度。
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1989年以前），从表面形态上观察与此前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时期活跃的作家其实都与文革写作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方面只是以往写作的自然延续，发生变化的是当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写作形态。
[19]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主要发生变化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作家的评价立场，在文革写作中被否定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在1976年以后的写作中由负面简单转向了正面，作家的立场随着政治关系的现实利害选择自然倒向了和现实利害平衡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何以不能令人尊敬的根本原因。因为1976年以后发生变化的只是表面的政治关系，直到今天，1949年以后形成的政治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基本的道统没有改变，所以活跃在这个道统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以适应现实利益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极少有作家能从内心产生深刻的痛苦和绝望的情绪。
我们可以从余秋雨的经历做一个简单分析。
余秋雨1946年出生，这个年龄决定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1970年前完成的。在特殊的年代里，他能在非正常的精英流动中被选拔出来，一则说明他有写作和学术才能，二则证明他是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因为这个教育背景是有问题的，而最能和这个教育背景相合的学生，也就是这种教育制度最理想的学生。
余秋雨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学术的渴望，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们可以顺利走上学术道路。然而在余秋雨开始对学术生活具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正常的学术了。对那些早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余秋雨这样的青年学术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再过真正的学者生活，和老一代学者比较起来，更痛苦的是余秋雨这一代人。他们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是重叠的，在那样的时代，对一个想从事写作或者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余秋雨后来的道路是最正常的，也是那一个时代里还对学术存有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
余秋雨的青年时代，对他的写作才能只有一种畸形的要求，除非一个人对写作丧失了最后一点愿望，否则他们就很难摆脱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所有制约，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保留了他的写作才能。在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在进行文字工作，从写作训练的角度说，余秋雨比他的同时代人还是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年写作组成员，后来多数能在文学或者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原因。1976年以后，在上海新闻和出版界活跃的许多主要力量（特别是青年一代），基本是早年《朝霞》的作者如江曾培、林伟平、刘绪源、朱金晨、徐开垒、赵兰英等。
在《朝霞》时期，徐刚和钱钢是发表作品最多的两位作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位当时在《朝霞》杂志社参预了编辑工作，但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不愿意详细提起这一段经历。但这两位作家在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活动中，同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直到今天也如此。
比起《学习与批判》来 [20]，《朝霞》作者群在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更具有知名度，《学习与批判》作者群中（特别是青年一代作者）1976年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知名学者的极少，这个事实说明文学写作相对学术研究而言，更容易发生价值和立场的简单转换，很多时候这个转换并不需要思考，观念转换比技术容易，立场转换比价值认同简单。或者说1976年以后的作家更多来自于《朝霞》作者，而学者却较少来自于《学习与批判》，比起《朝霞》杂志注重培养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作者来说，《学习与批判》更依赖于当时的写作组成员。
对《朝霞》杂志的研究，可以成为人们理解文革时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一个角度，不仅是文学，就是其它各类艺术如美术、音乐、电影甚至学术，参与其事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因为知识精英的总量在一定的时期是稳定的，任何政治集团都可能为自己的政治需求从这部分知识精英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因为现实政治的压力过大，严酷的户藉制度和严密的单位制度导致个人在社会中没有任何退路，所以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人生价值以及更为更远的理想极难成为他们人生的坚定目标，在现实利益中飘移，是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态，所以用“激进”或者“保守”等西方概念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总是稍嫌简单。
2006年3月21日完稿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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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北京。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北京。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上海。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北京。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
[2]王尧《迟到的批判》第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郑州。
[3] 《书斋里的革命》第58页，长春出版社，1999年，长春。
[4] 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7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
[5]余秋雨《借我一生》第253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北京。
[6] 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第4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北京。该书认为：“除《学习与批判》外，这个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辨证法杂志》等共八个刊物，这些刊物的编辑、审稿全由写作组一手包揽。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几年里在它直接控制下发表的文章有1000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第17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郑州。该书认为：“文革后期《朝霞》丛刊的创办，是权力集团借助文艺形式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尝试。”
[7] 《珍泉》第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上海。
[8]董国和《“文革”期间出版的〈朝霞〉双刊》，《旧书信息报》第8期第7版，2005年，石家庄。
[9]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43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
[10]施燕平口述《我的工作简历》，吴俊等整理，《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第150—151页，2004年，沈阳。
[11] 《朝霞》第319页，上海人民出版，1973年，上海
[12]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第20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香港。
[13] 毛泽东当时有两个批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43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46页。
[16] 参阅夏杏珍《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1975年文艺问题述论》，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第1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北京。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第4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北京。
[17]王尧《迟到的批判》一书中提到1976年后成名的作家中，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写作的如韩少功、陈建功、蒋子龙、成一、张抗抗、谌容、刘亚州、冯骥才等。大象出版社，2000年，郑州。
[18] 1957年反右刚开始，当时的《诗刊》杂志就出版了“反右派斗争特辑”，臧克家、袁水拍、田间、郭小川、沙鸥、邹荻帆、徐迟等都写了批判右派的诗歌。见《诗刊》1957年第10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文艺报》1957年1——38期几乎全部是反右派的文章，文艺报社，北京。
[19] 参阅历届全国优秀作品获奖名单中获奖作品的题目和作者，可以说早期《朝霞》的重要作者几乎都又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还是话剧，无一例外。
[20] 《学习与批判》杂志，1973年9月创刊，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38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另外写有《〈学习与批判〉杂志研究》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