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设想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可能改名为中国儒家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性理论根据已经死亡，中共也不准备拥抱自由民主，那么儒家学说似乎成为明显的选择。在过去几年里，党的“儒家化”不断加剧，“是”和“应该”之间的差距或许在不断缩小。党校里开始讲授经典，修改课程大纲以讲授更多的儒学，在演讲和政策文件中使用儒家观点的地方越来越多。经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是为党的儒家化盖上官方认可证，马克思和毛泽东走了，孔子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新面孔。我的预测似乎比预料得还更早些得到事实的证明。
但是如果宣称“大功告成”显然还太早。在奥运会后不久，我到位于偏远的贵州省参观蒋庆的儒家书院。蒋庆是贵州本地人，著有《政治儒学》（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这是为儒学作为现代政治哲学进行辩护的最系统和影响最大的书。他的另一本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探讨了儒学对于中国政治的意义，因为比较敏感，只能在环境更开放的台湾出版。我称呼为“蒋老师”的他提出了三院式国会的建议，即民主选举的议员组成的庶民院，根据考试结果选拔录用的议员组成的通儒院，以及主要由政治任命的不同传统和民族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国体院。在理想世界，三院将就政策达成一致，但是如果发生冲突，蒋老师想让通儒院拥有最多的否决权。
我非常渴望在他的“自然”环境中拜访蒋庆。书院位于一座小山顶上，离贵州省会有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自然风景确实漂亮，虽然附近的村庄十分贫穷，该地区周围还零星散布着污染环境的水泥厂。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泥泞道路的尽头，我们终于来到书院的大门口。蒋老师出来迎接我们一家和杨汝清（教我儿子儒家经典和善而博学的学者）。他穿着圆口黑布鞋，明朝风格的宽松的衣服，比我穿的皮鞋和半正式西装更合适。我们用传统的中国方式打招呼，拱手抱拳作揖（男人左手在上，女人右手在上），但是接着我们按西方礼仪握手。
蒋老师似乎情绪很好。陪同他的助理范老师向我解释传统庭院风格的整个书院是蒋老师个人设计的。书院的建设非常麻烦，涉及到承包土地与附近农民协商等。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书院气势雄伟但并不引人注目，似乎和周围环境非常吻合。客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房间都是按儒家各种理想命名的。到了吃饭时间做饭师傅就敲钟提示。粮食是由当地农民在书院的土地上种植的，他们一家还兼为书院做饭。
书院的中心是个两层楼的建筑，上面一层主要作为讨论的会议室，蒋老师在地面一层安置了孔子塑像，同时还有最著名早期门徒名字的牌位。这些分开排列的匾是按照不同儒家流派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公羊学派强调政治改革，心性学派强调自我修养）。在“公羊学派”中我有点吃惊地发现蒋选择纪念的梁济（译者注：梁漱溟之父）的牌位，此人在一九一八年以保存中华文化的名义自杀而闻名。
我们在书院的业余时间用来看书、谈笑、吃饭（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听到蒋老师有名的歌声，也没有机会欣赏他吹箫）。晚饭后，蒋老师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故事逗大家开心。饭桌上也喝了点酒的这位农民兼厨子（还尝了一口蒋老师在书院里亲自抓的蛇泡制而成的蛇酒）随后带我们在山上走走，沿途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有关植物的问题。蒋老师说到这位农民的女儿很优秀，已经考取了省属重点中学。我说或许她是受到他的榜样的激励，他谦虚地否认了这个说法。
讨论阶段相对来说严肃些。每次上课都录制成磁带，一次持续两个小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严格遵守时间限制。蒋老师告诉我书院的首要使命是学术传承。他说我对于近期政治改革的前景过于乐观了。有需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也有专注自我修养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现在蒋老师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他的书院是民间投资的，政府不干涉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学术使命。
蒋老师坚持让我挑选需要讨论的话题，我们辩论了比如是否可能向全世界推广儒家价值，西方能够从儒学中学到什么东西等。蒋老师注意到儒家思想的用语经过时间推移后发生很大变化，需要在新形势下更新。比如，孔子建议父母去世需要服丧三年作为表达孝心的方式。在皇权时代的中国，政府官员在父母死去后可以得到三年假期。今天，为什么不能给三个月假期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杨老师表示赞同，他说在受儒家影响的韩国，政府官员在父母去世后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
在讨论中，蒋老师注意到有些大学教授曾经是很好的儒家学者，但是他们缺乏把儒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承诺。杨老师补充说有些男孩子使用儒学知识赢得女孩子芳心，（我自言自语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儒学在中国的未来）。蒋老师回答说儒学不仅是像基督教一样的信仰体系，而且还涉及漫长的学习过程，我们不能指望年轻学生就成为“纯粹”的儒家。
在最后阶段，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些政治话题。我问到少数民族权利和西藏问题，蒋老师引用了一些儒家篇章来为不干涉少数民族文化辩护。接着我问中国出现民主体制的可能性，儒家政党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他说那是他十年前的希望，但是他已经丧失了对民主体制的信心。他讲了前副总统戈尔几年前在深圳演讲的故事。蒋老师去听了那次演讲，并且提问如果美国利益和全球利益发生冲突他会怎么选择。欣赏戈尔环保主义的蒋老师对于他的回答感到失望。戈尔经过长时间的停顿后说不可能有冲突，因为美国宪法的原则表达的是普世价值。在蒋老师看来，戈尔的回答表明了民主理论的内在问题：政治领袖意味着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在这些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 人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考虑全球利益，。起码，人们很难想像以推广全球利益作为政纲的人能当选。
蒋老师接着说民主社会的政治舞台并不是真正平等的，它有利于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的表演，有利于那些诉诸于民族身份或者短期物质利益的蛊惑人心的政客的表演。这不是士大夫愿意做的事。即使他们真的参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要输。
我问，那其他选择是什么呢？蒋老师说我们要等待圣王来拯救民众。我半开玩笑地说，孟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同样的话了，我们到今天也还没有等到圣王的出现。蒋老师说，那样的话，我们需要考虑第二个最好的选择。他赞成复兴传统科举考试制度，通过考试检验考生的儒家经典知识以及其他，这样最起码能保证选拔一流的士大夫。我问考试能真的检验出道德水平吗？他回答说考试能设定未来政治行动的一个框架和语汇体系，我们可以评价候选人的实际表现如何，并且让他们相互协商，从中选择领袖。让我吃惊的是，他认为天主教教会挑选主教的模式可以作为可供选择的例子。
我问，这种体制怎么产生呢？也许最低成本的方法就是儒化共产党?。，中共在利用儒学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儒学也可以利用中共啊。一旦领导人接受儒家人道主义训练，他们将最终用更加人道的方式统治。蒋老师补充道儒家不一定要反对党。儒家是社会批评家，但当统治者做好事的时候，应该赞扬他们。但是他再次警告我不要太乐观，这种变化或许还需要等几十年。蒋老师说我们需要更开放的政治环境、更多的儒家教育然后才可能出现有实质影响的变化。杨老师补充解释说他现在主要在给小孩子讲解孝道的美德，他们应该学会关心和尊重父母，这种感情能够推广到社会上的其他人。这些变化能够帮助建设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或许这只是微小的步伐,但是当今士大夫的热情和奉献精神让我印象深刻，这与我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东西相同，不过这次，他们追求的事业是儒家的复兴而不是民主的输入。
这就是现状：龙病了，无法按现在的状态生存下去。自由民主派想杀死它，从毁灭中建造一个看似西化的动物：这政治动物看起来要么像北欧的（左翼自由派）或者美国的（右翼自由派），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人口、文化、历史、教育、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相反，儒家想给患病的动物喂传统药物，当它远离道德误入歧途时训诫它，当它行为适当时抚摸和鼓励，目标是让龙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详和而威严，它很少伸出爪子，也不怎么干涉动物的生活。
我还是看好儒家。
译自：“A Visit to a Confucian Academy”by Daniel A. Bell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