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幸的。整整一个世纪或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面对西方的巨大的精神资源：古希腊以来的政治、艺术、哲学精神思想；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和思想潮流诸如人本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基督教对世界的综合阐释和道德理解――面对这些强大的精神、知识、思想资源，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无力和渺小，因为中国自己的本土精神资源诸如儒家，道家和释家，在西方的精神资源面前，都无力举起，丧失力量，不能给吃传统的奶长大的孩子足够的力量面对新的西方统治的新世界、新秩序、新格局。总的来说，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漂泊，都感到在精神的领域里无家可归。他们四处寻找，寻找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寻找他们安身立命的思想支柱。他们都处于永远的流浪之中。丁东自述的题目《精神的流浪》准确地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甚至身体状态。
丁东和他的朋友高增德、谢泳提出以十年为一代来划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样既“可以研究个体的差异，也可以研究代与代的不同特色”（81）。这种分类法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轨迹的作用，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系统。许纪霖教授曾提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有六代（许，2003：79－87），根据知识分子的出生和时代思想的关系划分。这样的划分给知识分子投射政治思想光线，也使我们看清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工作。可是，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每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在失掉了根的精神流浪之中。
从丁东和他的朋友认为的第一代起，从1890年到1900年这十年开始，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他们都经历了精神资源的转变过程。在这四个代表人物中，只有康有为坚持“尊孔保教”，其巨著《大同书》以儒家思想设定未来的大同世界，是中国儒教乌托邦理想的集大成著作。可惜现在没有什么人读。原因是，如他的弟子梁启超声称的：“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从梁启超开始起，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孔教，儒家思想不再能成为思想武器，不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所以，严复走向赫胥黎，穆勒，孟德斯鸠等并以翻译他们的著作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王国维现在被认为是国学大师，我读王国维，认识到这个国学大师其实是以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解释中国文学比如《红楼梦》的第一人。王国维的思想资源，根本的，是西方的，而且是通过日语阅读的西方，特别是德国哲学和艺术。王国维十六岁中秀才，十八岁始知有新学，从此开始学习西方的知识，致力于翻译，利用西方的理论阐释中国的经典，基本上放弃了中国自己的理论坐标体系和思想资源。梁启超是承先启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初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根本是他从传统转向西方的产物。以这几个人为例，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精神资源的转变，从传统的中国文化到接受西方思想。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他们是在西方思想的世界里流浪，找到他们相契合的思想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师承的西方思想大师，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写作、翻译，他们是这些西方思想大师在中国的代言人。再用梁启超的话：“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真理，国家和自由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中国自己的传统成为废弃的家园，他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精神的流浪。
丁东的《精神的流浪》再次提醒这个经历在一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重演的过程，虽然每代人寻找的精神资源不相同。丁东是五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从青少年长成人的一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所谓的生在“红旗下”长在“党的怀抱”里的一代。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丁东十五岁。他被卷入革命的潮流之中，先成为红卫兵，他不是高干子弟，不是先天的红五类，当然也不是黑五类，如同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一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子。他渴望被承认，被接受，他成为红卫兵，与其说是对革命的渴望，不如说是怕不允许革命。两年后他上山下乡到山西插队，这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居然跟两个朋友自动徒步去山西。他们一路从北京走到山西，好像是流浪的人。在山西的乡村里，丁东经历了幻灭，他们看到现实和宣传话语之间的鸿沟。幻灭之中，丁东和朋友一起又决定流浪，自己浪漫地要考察中国。他们扒火车，被收容，被关起来，最后，流浪不成，钱也丢了，人也快病了，他们只好回家去了。徒步去山西插队，扒火车去考察大好河山，少年的丁东这样的身体流浪是成年的丁东在精神领域里流浪的缩影。
丁东的经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的缩影。他1977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回到省委机关工作。但是三年后他离开所谓的权力中心，主动调到山西社科院去当编辑去了。因为他对自由的渴望――不必坐班。身体的自由给精神的自由提供了物质保障。丁东去的社科院并不是思想自由的领地，而是马列主义的堡垒一样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丁东渴望的是自己的内心的自由，阅读，和思想相接近的朋友交谈。丁东的精神继续流浪，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思想界对西方思想的介绍和引进给丁东们新的精神资源，丁东流浪在这些思想之中。逐渐地他的思考开始成熟。他痛感的是中国的思想必须走向自由主义――liberalism。丁东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理论。他的实践却很具体实在。他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被政治埋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新发掘和认识。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对“民间思想，也就是指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整理研究。丁东的工作是开拓性的。很多被埋没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好像突然被认知了，比如顾准，孙越生，王申酉等。第二是对中国教育介入。丁东参与编写《大学人文读本》，借鉴西方大学人文教育的经验，试图从大学生开始进行基本的人文自由主义教育。丁东和他的朋友们是怀着庄严的责任感从事这个工作的。他说。“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大学生架设一个思想平台，请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感受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自己又是铺设一条管道，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和一代学子之间，进行精神沟通。”(297)。正是这种责任感，丁东和谢泳一直，直到今天还在《冰点》上就很多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每周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切中要害，提出的解决办法都相当有实效，只是不知道当局是否会采用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第三是进行口述史的工作，采访很多历史人物，请他们在他们个人历史结束之前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证词。
在这三个领域丁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本自述的后半部，丁东谈的都是他做了什么工作和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的人与事，关于他自己的思想成长，所谈不多。但是他工作反映了他的思想，那就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自由主义教育，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发掘我们可以成为精神资源的思想者或个人，推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向更深也更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丁东做了很多事情，出版和帮助出版了很多地上地下的书籍，我们可以把丁东的工作也看成是一种流浪，因为丁东不是研究某一个人或一个专题的学者，而是一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做了很多实际而有成效的工作的知识分子。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能敏感地发现研究的对象，他积极地组织和参与对所发现的对象的发掘和整理，使对象成为热点，热点成为要点，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要点，不能绕过去的主要人物和思想财富。没有丁东的积极推动，很多书可能就不会这么快的出来，很多人物和思想就会被时光埋没。比如韦君宜的重要著作《思痛录》，是韦君宜自《女人集》以来写得最好的书。没有这本书，韦君宜只是革命中的一个不重要的女作家。有了《思痛录》，韦君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自我反思的一个出色的人物。不管她的思想是否深刻，她的自我分析，自我批评就成为对中国极权思想批判的一部分。再比如沈容的书《红色记忆》。一本从个人角度回忆共产革命中的人与事的书，给未来的研究者打开看革命中的性别的分析的可能。
坚信中国目前需要的是自由思想，丁东这十年来主要都在推动中国思想的自由化上。他做的很多事情都与推动思想的自由有关。丁东的自述虽然是一本自传，但是谈自己的思想成长不多，谈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与事，谈他和他的朋友从事的工作的出发点和思想原则要多得多。这样的叙述给这本书增加了很大的广度，未来的人们要是研究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工作，丁东的书会给他们提供生动的画面和具体的细节，丁东的书本身就是史料。但是从丁东不多的讨论中，我还是看到他个人的独立思想。他对事件和思潮的评价。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丁东对红卫兵的评价，对中国目前的官本位状态的评价，对眼下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评论等等都有独到之处，值得做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人的重视。而最重要的，我认为丁东的自述描述了所谓红旗下出生长大的一代人在精神上的流浪：他们从“党的孩子”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动者实践者的流浪过程。丁东的个人经验，其实是他这一代人的经验，他的精神流浪过程是这一代人的流浪过程。
把丁东的自述放到更大的背景，也就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的背景下看，丁东的精神流浪经验其实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的经验，虽然数十代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困境，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还在流浪之中。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这个建设是漫长的，丁东相信自由主义，并以自由主义的立场积极地参与建设，力图建设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他在三个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来自他对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思想自由的相信。丁东的努力有很多成效，鼓励和影响了很多人，这本书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侧记。也是丁东思考自己的时代和位置的一个侧记。
《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丁东著，台湾：世纪映象丛书，2008年
9/5/2008 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