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简称ACLA ，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术组织。这个学术组织，每十年左右会专门任命一位学者，并由这位学者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本学科的十年发展状态做一个集体总结评述，对未来十年内的比较文学做出理论性的规划和指导，并最后提出报告。到目前为止，ACLA已经提出过四个报告。前三个报告都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并有自己的题目：《1965列文报告：职业标准》；《1975格林报告：有关标准》；《1993伯恩海莫报告：世纪转折时刻的比较文学》。1993年的报告以及三位比较文学学者对此报告的不同反映评价，加上另外13位学者分别撰写讨论比较文学现状与方向的文章，汇成一集，题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1] 该书的写作方式，除了伯恩海莫的报告外，为了突出多元文化的多重视角，还请15位学者各自发表言论。这些学者都是比较文学界的有成就的学者或新锐学者。最新的一个报告，写于2004年，在写法上继续打破了上个报告的形式，于2006年4月继续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2]这本书共有19位学者参与。学者的名单里，与1995年的书相比，有些学者已经退去，也有新名字进来，也有学者十年后再次发表意见。这19位学者各个撰文，对今日比较文学状态和明日比较文学发展发表意见，已无以往的共识可言，也没有一个诸家认可的报告出现。这种新的体例，据委员会主席兼编者苏源熙 (Haun Saussy) [3]宣称，有意体现这个新时代的学者风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百家争鸣。[4]

我自己不揣冒昧，将这本书的题目顺手拿来，借这个题目为这次讨论的题目。一是“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本身画龙点睛地表明了今日比较文学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二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对比较文学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分析。这从上两本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比较文学与民族和国别文学研究不同，本身就是多民族多国别之间的全球联系的产物。进入21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已可闻可感。在美国，打开我们的衣柜，鞋是中国制造的；衬衫是巴基斯坦制造的；裤子是乌拉圭制造的；袜子是在越南织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已经被全球化改变。在这个交流空前迅速的时代，从北京发的电子信，一两秒钟之内就到达世界各地。全球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采用这个题目，意在进一步强调比较文学的时代条件。

1993年比较文学强调时代的多元化，十年后比较文学强调时代的全球化。1993年的报告题目很肯定，我们就是在这个多元文化时代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2004年的书题目不那么确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An Age of Globalization)。”莫非过去也曾有过全球化时代? 二十年间时代真的变化这么大吗？自信与质疑不得不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反思：在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同时共生的矛盾时代，时代环境之皮变幻莫测，比较文学毛将焉附？或者，一言以蔽之：什么是今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比较文学到底是否还存在或有意义？ 而明日比较文学何处去？怎样继续实践或做比较文学？

今天我要做三件事，第一使讨论英、美比较文学学者对这个学科目前现状的看法，详细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比较文学的关系。第二将讨论目前英美的比较文学的实践，通过比较文学实践模式的讨论，考察比较文学的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部分将以介绍探讨两本著作为主，兼及考察其他成果。最后，本文还将极为简单地提及西方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和巴西的比较文学，并介绍2007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要议题，以此描摹国际比较文学的走向。

比较文学是怎样形成的: 一个学科历史的快照

如曾任英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英国沃维克大学教授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所说，任何对文学的阅读与研究都是比较的。没有比较，我们如何能知道一本小说与另外一本小说的区别？所以，她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博士在1857年牛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所说：“到处都有联系，到处都是例子。除非与别的事件或别的文学相连，没有一个单独的事件，没有一个单独的文学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论据。[5]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一旦开始阅读文学，进入的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这首诗与那首诗，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比较是如此基本，如此常识，以致在阅读中我们往往忘了我们是在比较地阅读。

但是，比较地阅读，只是一种阅读或研究的方法。一种研究或阅读的方法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这是比较文学产生以来就时时刻刻困扰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问题。[6]但是，在比较文学兴起的时刻，学者们沉浸在新的学科方法带来的喜悦中，还没有来得及对比较文学本身进行批判。众所周知，作为学习与研究的学科，比较文学是19世纪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的产物。[7] 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带动了对各国文化、文学、民族性格等等的反思。在这个大背景下，19世纪三位文学、思想人物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山祖：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 (Madam de Staë) ，德国作家歌德(Goethe) , 以及当时担任克鲁奇大学（现在的罗马尼亚中部）德语语意学教授的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Hugo Meltzl de Lomnitz）。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是较早地从事比较文学实践并取得巨大影响的作家。她在《论文学对社会的影响》（1800）一书比较欧洲文学的不同，提出地域气候对文学的影响。在《论德国》 （1810）中，通过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探讨法国和德国文学在主题，风格上的不同， 认为这些不同是有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造成的。这种文学不同性的比较研究，开创了文学研究比较的法国派先河。

歌德在民族主义兴起的19世纪的20年代，预示到了“世界文学”的到来。他从人类经验的共同性出发，认为，“愈来愈清楚的是，诗歌是全人类的公共财产。”这种把文学看成是世界性的，有共通性，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不仅是寻找各个民族文学的不同性，如斯达尔夫人做的；也寻找共同性。歌德还预见这种共同性将征服世界：“如果这样的世界文学将很快到来，根据日益增长的人类之间的交往看来这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可能不能期待文学能取得那已经取得的不同……。凡是受大众欢迎的，将没有边界地到处蔓延，如我们已经目睹的，在各地和各个地区已经看到的那样。”[8]歌德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伟大的文学将转播到各地和各国民族中，文化区别将逐渐消失，文学如同世界大同的手段。这种理想的未来使歌德在1827年相信，“现在，民族文学毫无意义了。”

1877年，《比较文学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在德国创刊，封皮上用11种文字翻译刊物的名字，表示这个刊物的国际性。鲁米尼茨在创刊号上撰文《目前比较文学的任务》，宣布建立比较文学，并为比较文学设定了三个学科任务：文学史、翻译学、掌握多种语言。他认为必须重新书写文学史，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学必须在比较中重新书写，获得新的意义。他还提出必须把翻译看成是艺术，强调翻译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在强调翻译的同时，他强调重视多种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他的刊物本身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民族不管有多大或多小的政治重要性，都值得研究，文学并不因国家或民族的大小而决定其意义。他甚至设定了十种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把罗马尼亚语言，他所在的大学的当地语言学作为必须学习的语言。

多种语言是比较文学的基础，这个共识在1877年左右也是到那时为止七八十年来的欧洲文学研究实践的结果。自19世纪初以来，欧洲学界占主导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语言的归纳比较。比如，通过对几个民族的史诗诸如《贝奥武夫》，《萨达》或《罗兰之歌》之间语言关系变化的研究，来阐述文学之间的渊流关系。通过语言学、语意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在19世纪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种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和民族特殊的特殊性的认识。这也是欧洲比较文学产生的一个前提。从语意学角度研究比较文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20世纪做出杰出成就和贡献的学者有列奥·斯皮则（Leo Spitzer）[9]以及他的朋友埃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0]这两个人，据今日美国比较文学界共识，是二次大战后西方比较文学的真正创始人。艾米丽·埃普特(Emily Apte) 在其新著《翻译区域：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中，有专章讨论这两个人是怎样从30年代起建立20世纪西方比较文学的。[11]我自己在研究生时代学习比较文学时，也被要求首先阅读这两位学者，从而建立西方比较文学的历史、实践方法的概念。

欧洲的比较文学在民族主义的潮流下蓬勃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可以简单归结为横向与纵向研究。横向的是影响、接受、不同性研究。纵向的是源泉与树干型研究。前者阐述文学的民族性、个性；后者重新审视文学历史的发展、渊远。这两种研究都使文学产生了新的意义，使阅读产生了新的意义。但是，就在比较文学热气腾腾地发展的同时，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进行审视。如果说国别文学诸如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文学历史为基础，比较文学似乎就没有这个固定的语言基础，好像没有家园，好像处在一个模糊的之间状态。于是，有些学者就希望找到研究的家园。他们问，比较文学到底研究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反应多种多样，有的根本不承认比较文学的独立存在，有的热烈庆祝比较文学的学科的模糊性。

早在1903年，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就质疑比较文学这个词语。他认为比较文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学科或研究对象。“比较的方式，正是因为仅仅是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研究领域。”克罗奇认为，所谓的“比较文学”所做的研究，既对跨国文学主题、思想、形式的发展与接受这类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学科的内容，充其量也不过是“博学”之类。针对德国的两个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vergleichenede Literatur， 1887-1910）和《比较文学史研究》）（Studien zu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1901－1909）的创办人和主编麦克思·科契（Max Koch）的比较文学观，克罗奇干脆说，他分不清纯粹的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区别，“比较文学”根本就没有实质内容。[12]

但是其他的学者与此同时却对比较文学大加提倡。查尔斯·米尔·盖雷（Charles Mill Gayley）, 北美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也在1903年，高声地宣布：“（比较）文学是思想的一个独特的有机方式，是人性的共同体制化的表达。当然，由于个人的社会条件、种族历史、文化语言影响机会和限定，文学是不同的。但是，不管年龄和外表，文学来自人类共同的需要和企望，源于共同的才能，心理的和身体的，服从共同的物质和方式法则，出自个人和社会人性的共同规律。”[13] 这种对比较文学的坚定信仰，同时也一直悬挂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入口处。1974年，法国教授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还仍然相信，比较文学 “代表了多种学术学科。它是文学的全角视野，是世界文人的整体观，是人道主义的生态学，是文学的大同世界，是文化全球性的视野，包涵一切，覆盖一切”。[14]

怀疑与信仰一直持续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逐渐走上高潮的时期。1949年，雷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共同写作出版了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文学理论》。这本书对比较文学学者还做出特殊要求，“比较文学对我们的学者的语言要求极高。 它要求宽广的视角，对地方与本土感情的控抑，这是不容易做到的”。[15] 韦勒克对比较文学是充满信心的。 “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与诗的本质，它们超越了人的命运和生命，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崭新世界，那么人们将不再会有民族的虚荣心。人类，全体人类，不论地点、时刻和种类，都将汇集在一起。文学研究不再是一项考古似的消遣，不再是反映民族的优缺点，甚至不再是各种关系的网络图。文学研究成为像艺术本身那样的想像性行为，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16]比较文学系在这个信心中如蘑菇一样在英美的大学里出现。然而，就在他们出版了这本书不久，韦勒克就开始担心 “比较文学的危机”已经来临。一方面是对比较文学的信心，一方面是深刻的自我怀疑。这两种思想相辅相成地存在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使比较文学在西方的人文学科里，成为唯一的经常反思自己位置的学科。这四个比较文学十年报告，反应了比较文学的自觉反思，这是任何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17]

比较文学研究的高潮是与文学的理论的来临同步的。首先是新批评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新批评是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它把文学看成是科学一样，着重文学作品的语言之间的关系，阅读一首诗好像是解剖一个身体，这种研究方式给文学阅读带来了新的向度，让读者耳目一新。就在这种注重形式的形式主义研究的潮流下，比较文学研究成了各种理论的发源地和实验场。比较文学系成为进口外国理论或出口本国理论的大本营。在其他国别文学研究抵触理论，还在宣布自己的不需要理论的时候，比较文学指出这些宣布没有理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毫无自我意识的理论。比较文学的尖锐、活力、理论的力量使比较文学成为人文学科的带头人。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符号学等理论的大潮下，比较文学不再限于作品比较和影响渊源分析，而坚持以理论为视角的阅读，打破了阅读的单一性。比较文学获得极大成功。五、六十年代，研究生们纷纷进入比较文学系，因为比较文学即时髦又因为跨越不同的边界使文学阅读耳目一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的研究生开始转向文学理论学、妇女研究、符号研究、电影和传媒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等更时髦的研究。随着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散布到其他学科中去，比较文学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进一步趋于平静，根本的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被广泛的接受。比较文学不再统领风骚，虽然比较文学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比如日本、印度、中国以及南美洲等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壮大的学科。[18]但是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地区研究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听起来都像过时了。在新的世纪开始不久，2003年，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女权主义学者葛娅特丽·查克拉芙替·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甚至干脆宣布《一个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 , 2003），宣告美国比较文学已经走到尽头，代之而起的将是地区研究。[19] 斯皮娃克的话，回应了一百年前克罗奇的声音，历史好像一百年走了一个圆圈。

虽然斯皮娃克如此悲观，2004年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的大多数作者，也都是比较文学学者们，都与斯皮娃克的观点相反。写作委员会主席，汉学家苏源熙在其撰写的非报告的报告、也是全书的第一篇文章《从个性、蜂窝和自私的式样等新鲜的恶梦中缝在一起的精美的尸体》中，以“比较文学的胜利”为第一节，开门见山、信心十足地宣布，“比较文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役。比较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美国的大学里受到如此善待。”他例举了比较文学在学院内的一系列的胜利：不仅成为学院的正流之一，在招聘、出版、提升中名正言顺地得到承认，而且已经成为学院研究的常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即文学文化的跨国性在学院里的胜利可以以各种交叉学科建立为标志；理论已经不再是一个负面的标签，人人都或多或少地在运用或从事理论。“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如今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常常，正如或不常常一样，我们是第一小提琴手，为整个交响乐团定音。我们的结论是其他人出发点。”同时，他也承认，虽然比较文学的理想和理论已经渗入到各个学科里去了，比较文学系本身在美国的学院里还是边缘小系。“我们的思想、写作、教书方式如福音一样到处传遍，但是整个帝国还没有跟上。”苏源熙不无解嘲地说。[20]

其他的学者也都或多或少地对比较文学的整体状况做出估价，大家的整体心态是相信比较文学并没有完结，而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比较文学 “家园”不明确这种状态，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兰·格林（Roland Greene）论证说，很多学科都不是以自己为研究对象的，比如，生物学研究的是化学和物理的合成以及他们引起的生物化学和分子化学的变化。所以，比较文学不以“比较文学”为对象，是这个学科的长处，并非短处。这种长处给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车间。”[21]张隆溪在他的文章中以平和的信心说，“比较文学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可能是唯一的极为自我意识的学科，这个学科好像永远在某种危机之中。但是，我并不分享那种自我身份质疑的悲观主义，也不怎么相信那认为比较文学不可能了或比较文学会死亡的论断是真诚的。我们学科的有效性最好的证明是真正地做比较文学研究，并做得好。只有在做之中，我们才能不仅证明比较文学的价值，也为比较文学的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创造可能。”[22]张隆溪的话，回应了1969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哈瑞·列文35年前在比较文学学会大会开幕式的讲话，“我们花太多的精力来谈论比较文学，没花足够的精力做比较文学。”[23]张隆溪自称以外来者的身份，不想介入这种几乎是无谓的争论里。张隆溪的话未尝不是很多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的心声。

比较文学目前所处的时代和任务

论争比较文学是否要死亡就如同论争世界末日是否要到来一样，虽然耸人听闻，也许有终极意义，但是缺乏实践意义。对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目前较文学的现状如何？我们未来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如何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从事比较文学研究？1993年的报告是这样描述新的时代的美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的：

“今日的比较空间牵涉到通常由不同学科研究的艺术产品之间的比较；这些学科的各种文化构建的比较；西方文化传统，无论高雅还是低俗，与非西方文化的传统的比较；与殖民地人民文化产品接触之前以及之后之间的比较；阴柔与阳刚的性别构建的比较；性向选择为双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比较；种族、民族之间语言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意义阐述性的表达与意义生产流通方式的物质分析的比较；等等更多。这些在扩大了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性别等领域内把文学放在语境内的方式，与过去文学研究以作者、国家、时期、文学样式等旧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文学”这个词可能都不再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研究的对象。”[24]

如苏源熙所说，这种例举的比较文学的种种对象，与其说是指出新的方向，不如说是为正在进行的批评实践做记录。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脱离了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之路，所从事的是“跨越”之法。“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在多种学科之间来回穿梭。这种新的研究对象和比较的方式方法，如我在上节所说，来源于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其立场的根本出发点是20世纪末社会环境强调“承认的政治，”也就是承认一切人以及一切群体的身份存在的民主政治的产物。这种跨越性也是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主要特点。[25]

1993年的报告还详细地制定了研究生和大学生学习的目标的对象。研究生的学科目标有八条。这八条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定义了比较文学。主要的有：第一，“文学现象不再是我们学科的唯一的研究对象。反之，文学文本只是文化生产的复杂的、移动的、常常相互矛盾的领域中的多种话语实践的一种。”不再仅仅研究文学，而把文学文本当成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比较的对象将是文学的生产以及其他学科诸如音乐、哲学、历史、法律等等话语体系的生产。第二，“外语知识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的基础。”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必须具有外语知识。但是，第三条同时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强调要研究在翻译中什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第四，“比较文学一定要积极地从事经典生成和经典重新蕴育的比较。”这里值得提示的是，不再是经典比较，而是经典生成的比较，也就是经典的价值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被某个特殊文化决定和维系的。经典的制造过程成为学习与研究的中心。这条还强调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对重新生成经典的作用。第五条则力图从西方中心走出来，要求比较文学系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重新理解西方文学文化，要质疑自我中心的立场。这条甚至对外语的要求都做了妥协，提出为了教授学习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学，不妨用翻译的文本来研读。这个立场是有革命性意义的，因为以往的比较文学学者都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强调理解文学语言的原生态。因为语言要求，比较文学被看着高难学科。如今同意以翻译文字学习他国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语言革命。第六，“比较文学应该包括媒体、从早期的手稿到电视、以及网络合成文本和视觉现实的比较。”这条指出，比较不仅要超越文本，还要分析 “在不同的认知、经济、政治语境中的、即现象性也话语性的文化表达的物质可能性。这个宽泛的重点包涵不仅研究书籍出版制做这个行当，也包涵文化地点，阅读、写作的作用和更新的传播媒体的物质方式。”[26]

从以上的具体目标可以看出80年代的各种理论对比较文学学科改变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活力所在：总是走在人文学科的前面。这种前卫性可以从不遗余力地强调多元，强调跨越界线看得出来。划出来的比较文学的空间似乎成为一系列在其他学科之间协商妥协的结果：社会学的阶级、种族、性别、性向选择之间；历史地理学的西方、非西方、殖民之前与之后；技术史的交流方式、不同艺术的媒介；人类学的，政治科学的凡是有关文化生产的学科之间等等。比较几乎是横竖斜行上下左右互相交叉，在所有的交叉点，但又不是在具体的学科里，好像没有不可比较的了。这个朝向全球、朝向多元文化、朝向交叉学科目标是否可行？或者仅仅是一个理论的幻想？

2004年，苏源熙怀疑这个美妙的计划是否真的能够实行，“比较文学看起来就像一个在之间的艺术，各种学科之间的外交手段，文化具体性的经纪所。”[27]其他学者在对1993年报告做出反映和建议时，对报告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其中，周蕾（Rey Chow）的批评极为尖锐，对比较文学试图走出欧洲－西方中心的老路，把比较扩展到非西方国家这一反西方中心出发点本身，她怀疑就是对欧洲中心的肯定[28]。对比较文学越来越向文化研究靠拢，麦考·瑞法特瑞（Michael Riffaterre）论述这两个学科应该可以互补。[29]罗兰·格林 (Roland Greene)，当时是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和主任，认为这个报告的写作人都是上一代，并不能完全表达他这一代在80年代初在比较文学系读书的年青的一代的经验。老牌的比较文学学者乔纳森·库勒 (Jonathan Culler) 认为这些目标过于宏伟，虽然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并不切合美国学院现实，因为如此包涵一切的学科，也就不成一个单独的学科了。[30]

十年后看这个报告，可以看出这个报告反映了学者们针对当时美国的文化社会现实所做的学术努力。这种努力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报告要求比较文学抛弃传统的欧洲中心态度，转向多元，转向那些不被重视的语言文化；另一方面要求比较文学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到文化生产研究或各种各样的话语研究。这两个“转向”，反映了时代的认识，那就是日益增长的对东－西方关系的再认识。这个报告也反映了当时对多元文化的提倡。

从1993年到2004年，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学院以及美国社会胜利的同时，国际上的经济发展却朝愈来愈“同一”的方向发展。国际上的文化也在全球化的“同一”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再次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有巨大的冲击，根本的是因为比较文学，据苏源熙说，缺乏永久的意义明确的研究对象；缺乏一个自己的经典，没有明确无误位置，而且具有无边的开放性，这样“孕育的学科必须对自己的环境变化、对使自己存在的边界条件察言观色。”[31] 这也是2004年报告的起点。苏源熙发问的是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时代。也许弄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设定比较文学研究目标的第一步。

苏源熙的回答是我们首先生活在一个“单极性”时代。所谓单极，与多元彻底相对立，是当今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美国的特殊位置。民族主义的高涨而产生欧洲的比较文学，其前提是相信有各个特点的国家和文化的存在，把自己看成是国际性的、有国际视野的知识比较文学不等同于任何国别文学。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国现实中多种族、多文化互相交叉的结果。比较文学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的炼金人，通过跨越边界起到融合多种民族文化的作用。多元文化主义在90年代代初，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看起来是最理想的对美国社会的定义。可是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开始如今仍在继续的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的单边国际政策等等――上五年来，国际的权力结构迅速改变，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和为所欲为的国际政治态度，使美国越来越自我中心。即使是在大学里，多元文化要求美国学生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美国的学生们读《论语》《道德经》《红楼梦》是用英文读的，英文翻译的中国或阿拉伯文学，有多少是从英语文字的角度来过滤外国的文化的？苏源熙提醒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意识到美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从而反思比较文学的位置，不要以为学科研究可以超越政治环境。

其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时代。经济的、政治的不平等并不是全球化的产物，但是全球化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对比较文学的影响并非不重要。比较文学本是以“区别／不同”为比较的基础的，但是，比较中的不平等，并不因为比较文学以沟通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被意识到。多元文化主义力图建立各个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是否掩盖了实践中的不平等？比如翻译，什么样的文学被翻译或研究，里面的权力关系如何，都必须引起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

第三，我们处在一个“体制性转变”的时代。全球经济的密切相关和国家概念的相对衰弱进一步导致不平等，对比较文学的影响是体制性的。比较文学历来被看作是一个精英学科。由于学科对语言、历史、理论等等要求，学习比较文学比学习其他的科目时间要更长，投入的精力要更多，更大。但是，比较文学并不出什么直接的对经济有效益的结果。在全球经济要求制造“短平快”的人才，比较文学系在资金、学术支持等方面面临愈来愈严重的短缺。比较文学怎样根据文化市场来调整自己？我们必须在未来对此做出回答。

第四，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如此众多，如此容易获得，信息本身好像都没有意义了。MP3，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看起来都好像文物了，那种细读的文学批评看起来好像是信息缓慢时代的症候。如今的可以用谷歌做研究，写一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能让网络之前的做研究的人一辈子阅读也找不出这么多资料来。比较文学学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如同考古学家一样了。面对这种挑战，如何做研究？苏源熙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种种时代和比较文学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比较文学的优越处就在于看世界不是从一个框架上，而是从多重框架，多重角度理解世界，因此交叉学科将仍是比较文学的领地。比较文学系曾经迅速地占领其他文学研究领域不及时过问的空间：从欧洲大陆来的种种理论，不被注意的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总是走在人文学科研究的前列，是社会变革文化发展的先锋。[32]

虽然这篇非报告的报告以庆祝比较文学的优越性结束，但是，给比较文学留下的具体空间还是即大又空。其他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状态的评价也值得介绍，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今日的比较文学，提出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戴伟·达莫斯奇（David Damrosch）积极提倡“世界文学”，以走歌德提出的道路，以世界文学为比较文学的经典和起点，并将经典分成三重：超级经典、反经典的经典和影子经典。通过对经典作家在大学教授情况的详细分析，他提出我们要抵抗超级经典的霸权，通过颠覆经典来重新构建世界文学[33]。比较文学教授，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深情地回忆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理论热，对争论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不太以为然。他说，“如同自我，一个学科是有历史的，但却没有本质。”他从历史角度看，认为50年后，比较文学学者会觉得我们今天的担忧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文学科在一两代人之后还会显得同样。” 宾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德扎拉·卡第尔（Djelal Kadir）则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恐怖主义的时代，他设想2014年的另外一本书或报告和这本书这篇文章写作的2004年的区别，从比较文学到世界的文学（复数）到世界文学（单数，莫瑞替Moretti, 达莫斯奇Damrosch提倡）到全球文学(第莫克Dimock, 施Shih提倡)到星球文学（斯皮娃克提倡）听起来真够让人敬畏，事实是处在恐怖主义的时代，提倡这些种种名义下的世界文学，也许仍是从不同之中构建相同。科罗拉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达维·赖里斯（David Rerris）用新词“Indiscipline” （学科间） 来讨论比较文学在当代大学里幸存的可能。如果一个学科跨越所有学科，其实这个学科本身存在也值得怀疑。萨拉·拉沃尔（Sarah Lawall）则建议世界文学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多重的。佛朗西斯·莱奥耐（Françoise Lionnet） 通过自己所在的法国研究领域阐述“全球”代替“民族国家”的种种方式，如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进入美国是通过文学理论这个渠道，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在法语世界只附属于美国研究，法国和比利时原殖民地作家已经进入法语文学系统，后殖民理论影响甚微。这样看来，接触的方式会影响我们做研究的方式，提出对此比较文学学者要有自觉意识。盖尔·芬尼（Gail Finney）以《女权主义发生了什么了?》(What’s Happened to Feminism)为题，探讨女权主义比较文学的新变化。斯蒂文·乌恩嘎尔（Steven Ungar）的关于翻译的文章讨论翻译学对比较文学的贡献。由于比较文学历来强调阅读文学作品必须以原文为主，翻译学的兴起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向度。卡若琳·埃科哈特（Caroline D, Eckhardt）通过讨论目前蓬蓬勃勃中古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提出了重新思考比较文学过于关注这两百年来文学的状态。科利斯多甫·布莱德（Christohper Braider）提出视觉艺术，包括电影、绘画、雕塑等等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费德瓦莫替－道格拉斯（Fedwa Malti-Douglas）则以回忆的方式探讨比较文学的变化，指出没有一个学科是把自己限定在定义内的范围内，如此看来，比较文学应是知识分子探索的领域，不管成功与否。[34]

另外七篇文章是应邀对苏源熙非报告的报告的反应。这七位学者从各自领域质疑苏源熙的观点，丰富了对比较文学的进一步的理解。罗兰·格林教授提出，今日的比较文学已经不是研究“著作”而是研究“网络”。他所说的网络是作品的产生、写作、阅读、接受、传播等等这样一个网络。“比较文学是关于我们如何阅读：怀有何种的意识，带有何种的政治，拥有何种的武器我们可以反抗阅读本身的、时代时期的、文学式样的的绝对权力――用别的话说，反抗所有学科的限制，而不是成为这些学科身上附庸（如我十年前所说的）或这些学科的“元学科”（如苏源熙说的”（221）。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林达·哈彻恩（Linda Hutcheon）[35] 给比较文学一个新的名字，叫作“先天的质询者”。她认为，比较文学本质上就是反对、质疑一切被接受的思想和理论。比较文学的挑战性将使它永远保持活力。乔纳森·库勒继续用他十年前的题目《比较文学，终于！》重新发表了新的意见。作为康奈尔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也作为一个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他对学科的发展有自己的见解。这些学者提醒我们，这个报告以及这本书，都是美国比较文学的产物，不代表世界比较文学，也不代表西方的比较文学。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的地域性，不要夜郎自大。

比较文学的可贵之处就是这种对自我位置的反思。把1993年的 《比较文学在多元化时代》和2004年的《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放在一起读，我们既可以看到学科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学科面临的困难。学者们对未来学科的意见固然重要，考察学科的主要实践方向也许对我们认识今日英美比较文学也非无补。下一节将讨论比较文学的几个具体实践方向。

当今英美的比较文学实践方向

1993年，两本探讨比较文学学科的书《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和《比较文学：批评性入门》(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同年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前者的作者是退休的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克劳迪奥·纪言（Claudio Guillėn）。纪言是一位著作等身蜚闻世界的比较文学学者。[36]这本书1985年用西班牙文出版，1993年被译成英文，被誉为自诺斯若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学》(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之后唯一能与之媲美的重要文学研究著作。后一本书的作者是苏珊·巴斯内特，曾担任英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37] 本书自从出版，影响很大，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两本书，可以被看成是对英美当今比较文学实践的总结，虽然事实是比较文学的书每天都在出版，但是，今日看来，这两本书仍有代表性意义。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各自都从特殊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研究实践提出了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样本。

《比较文学的挑战》既探讨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探讨西方比较文学的历史。在历史的探讨中，克劳迪奥·纪言提出比较文学并不是一种“国际视角”这类的态度或姿势。他对各个国别文学的研究，那种文化民族主义很不满意，认为国别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恋。他梦想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的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回溯比较文学历史：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是怎样出现的；比较文学地方性到国际性的关系在产生时的关系如何；每部作品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到文学的人类共通性之间的关系；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比较文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妥协作用；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法国比较文学的思想；美国的比较文学思想，以及理论热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和推进。最后，他提出自己的比较文学实践理论：“超民族性的三种模式”（Three models of Supranationality）比较文学。他坚持不用国际这样的词，而创造一个“超民族性”这样的词，来描述他提倡的比较文学实践。他提出的第一个模式是“A. 最新的模式是研究那些具有国际性的现象和超民族性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现象暗示着某些作者或某些过程之间的基因状态的接触或其他关连，这些作者和过程属于清晰的民族范畴或共同的文化前提。”在解释这个模式时，纪言用“唐璜”这个主题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表达，认为“唐璜”现象就标志着这种“基因关系”。B. 当某些基因性独立的现象或过程，或属于不同文明的现象和过程被收集并放在一起研究时，这种研究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到这种程度，那就是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举例说，18世纪欧洲小说这个文学形式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或新兴的中产阶级的产生的关系。 C. 某些基因性独立的现象，根据文学理论的原则和目标，构成超民族性的文学作品。这个模式理论性极强，因为这是一个概念方式，而非实践方法，因此这个模式是一个研究的出发点。纪言认为，当今的东－西方研究可以运用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提倡在一种和多种之间的对话。比如东－西方诗歌与诗学之间的对话。纪言阐述说，当然还有其他模式，但是，这三个主要模式将各种实践方法归纳出来，既便于学习，也便于实践。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谈讨比较的基本议题：文学体裁（genre）的比较－体裁学（Genology）；文学形式（form）的比较－形态学（Morphology）；文学主题（theme）的比较－主题学（Thematology）;文学关系学：国际性；文学的历史产生学－历史生成学（Historiology）。这本书里研究的例子比比皆是，横贯东西方，纵贯世界历史，塞万提斯、博尔赫斯、但丁、马尔克斯、聂鲁达、惠特曼、艾略特、中国唐诗，里尔克等等上百个世界各地作家诗人都尽收眼底，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模式的实践。

当然，克劳迪奥·纪言的理论和实践是美国多元文化理论出现之前的产物。本书写作于1985年就是证明。本书虽然提出了新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以往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的总结，所以本书虽然说要向前（未来）看，可是本质上还是向后（历史性）看的。有趣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多元文化时代就来临了，这可以从1993年的报告的题目中看得出来。就在纪言的书被翻译的同时，比较文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进行中，苏珊·巴斯内特的书《比较文学：批评性介绍》就是这个变化的代表。这是一本向前看的书，与1993年的伯恩海莫的报告有不约而同的立场和方法。不同的是，伯恩海莫的报告是原则性的语言，巴斯内特的书以比较文学实践来探讨比较文学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比较文学：批评性入门》一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回顾了比较文学的蕴育和在欧洲的发展历史，勾勒出传统比较文学的两个主要学派――法国，德国学派的产生背景和原则。第二章，介绍与欧洲不同的“新”的比较文学学派。有意思的是，美国学派也是在这章里，把美国学派与欧洲的学派对比，她认为，美国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比较文学进行“非政治化”过程。她把美国的比较文学命名为“新世界”的比较文学，把欧洲的命名为“老世界”的比较文学，认为新世界的比较文学试图避免历史，怀有理想主义的信仰，相信超越国家民族的伟大书籍的存在。第二个新的学派就是后殖民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特点是把文学放在历史和政治中考察，颠覆西方中心的考察方式，而故意把西方看成是他者的方式。如印度学者斯瓦潘·马居姆德（Swapan Majumdar） 所说，“印度文学……不应当与任何单个的西方的文学比较，而应当把西方文学的概念看作一个整体来与之比较，而地区文学应当给予印度下属民族文学的地位。”由于西方往往把印度文学看成是一块，并不区分印度文学中语言、宗教、地理、文化、政治的区别。马居姆德提出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西方。他还提出，西方的比较文学的方式和手段并不一定适合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以分期来说，西方的现代时期与印度、中国、非洲的现代时期都不一样，接受西方的概念就是用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这些国家的人以西方的眼睛看待自己的文化 。马居姆德所建议的是从自己民族的文化角度向外看，而不是用西方的方式向内看。巴斯内特显然是支持这种新的概念的，她指出：

“从欧洲之外的角度看，座标系统已经变了。非欧洲模式的比较文学，在起始阶段，就有与西方比较文学不同的内容。是到承认我们已经有了后欧洲时代的比较文学模式的时候了。这个模式的主要议题包括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含义、时期和文学史并坚定地拒绝美国学派的非历史性和形式主义的方法。”

不仅坚定地支持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比较文学的挑战，巴斯内特还认为90年代的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交叉学科，都是学者们在这个文化、语言、民族、历史和身份转变的时代试图理解和阐述这个时代的方式。如果说19世纪比较文学学者要处理的是根与源的问题，是决定什么是传统，建立经典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那个时代的学者确立民族意识，与各地兴起的民族国家沟通。20世纪末的学者要处理问题找到是对现行学科批判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研究取而代之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了……但是它用其他方式活着”（47）。

这本书的其他几章以比较文学的实践来考察不同的比较文学方式，来示范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第三章的题目是《比较不列颠岛屿的文学》，从术语、语言、方言和身份、历史等等的角度考察不列颠岛屿的多重性，阐述不列颠文学（并非英国文学）的复杂性，并以很多作家的作品为例，探讨身份、文化等等问题。第四章《后殖民世界得比较身份》对新大陆（美洲）的文学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梳理，以博尔赫斯等人为例，纵向地阐述美洲文学的政治、文化、地理关系。提出殖民主义是欧洲殖民者和被殖民地人民共有的不同经验。第五章《构建文化：旅行者故事的政治》提出旅行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特殊位置。比较文学现在越来越重视游记、日记、信件、旅行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构建文化中的作用。巴斯内特认为，旅行文学会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风头最劲的文学样式之一，因为，“绘制地图、旅行、翻译从来都不是一目了然的活动。他们是极具地域性的活动，既指向来源，也指向分别和目的地。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是研究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任务。（114）”第六章《性别与主题性的：以基尼维尔为例》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是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对一个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基尼维尔，即亚瑟王的妃子，在文学文化生产中的形象以及形象变化进行考察分析。这章把世界各地有关基尼维尔的史诗，诗歌，戏剧等通盘考察，分析“不忠的妻子”这个主题和基尼维尔的形象，展示了一个文学形象背后的文化史。在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学》里，巴斯内特论证，比较文学虽然看起来衰落，但是以其他名义兴起，翻译学就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方向。巴斯内特1988年写了一本《翻译研究》的书，为翻译学在英美的兴起做了理论和实践准备。[38]

从以上的简介中可以看成，苏珊·巴斯内特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四个：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她的看法其实与1993年的报告根本上是相通的。近十几年来的比较文学实践，也证明了她的看法的预见性。

后殖民主义批评本身就是从比较文学中产生的。这种批评理论和方式是90年代出现和形成的。比如，英美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入门》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里面还没有提及后殖民主义，虽然他在最后一章的确讨论了文学批评的越来越强的政治化倾向。[39]这种理论赢得广泛的传播是通过下列书的影响：斯皮娃克的《用其他话说》（In Other Words, 1987）; 比尔·阿什克绕夫特（Bill Ashcroft）的《帝国写作抗击》（The Empire Writes Back, 1989）; 霍米巴巴的《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比较早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合集，虽然没有用这个词语，是由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 编辑的《种族：书写与不同》（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86）。以上人物也是美国后殖民理论的代表学者。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进一步肢解了、瓦解了比较文学研究所相信的文学的“普世主义、人类共同性”，如果我们宣称伟大的文学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同时也就看不到，也就是不尊重文化、社会、地区、民族的不同在经验和世界观中的不同性，也就是在用一个尺度，所谓的世界性，衡量所有的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所相信的世界性其实就是白种、欧洲中心的标准和实践。对这种标准，对西方的“伟大的经典，”后殖民主义理论说不，不但说不，还指出这种经典的自我中心、自以为代表普世的欺骗性，不公正性和反民主的本质。

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的早期奠基人是出生于法属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心理学家弗朗茨·法农。法农的著作《地球上的不幸者》（1961）提出对法国的非洲帝国的“文化抵抗主义。”法农是混血儿，基于个人经验，对殖民主义有切身体会。这是他临死前口述的一本书，为被殖民的人民提供思想武器。他提出殖民地人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身份，首先要发现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无知地以历史开创者自居，抹杀殖民地过去的历史，好像在殖民者到来之前，这些地区根本没有历史，或者就是野蛮的状态。法农提出殖民地人民第一要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历史，第二改正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农的思想对后殖民主义由直接的影响。

后殖民理论批评学者大部分都是比较文学学者。萨义德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东方主义》（1978）就是一本比较文学的著作。据皮特·巴瑞（Peter Barry） 总结，后殖民比较文学学者们所做是：一，拒绝经典性的西方文学所信仰的“普世主义，”寻找各种方式，揭露这种普世主义的视野局限性，特别是普世主义无法穿越文化、种族、民族的界线。二、检验其他文化是怎样在文学中的表现的。比如，中国人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中国文学中西方人的形象等等。通过这种检验，暴露文学是怎样为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为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的。三，强调文化的区别和多样性并检验文化区别和多样在文学中的表达。四，肯定“杂交性”（hybirdity）和文化多面性（cultural polyvalence）, 肯定个人与群体是同时处于多种文化之中的。[40]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研究目前是比较文学中极为活跃的群体，这种理论给阅读带来了新的感觉和思考，成果甚丰，大大加深和拓宽了比较文学的深度与广度。[41]

文化研究，如巴斯内特所说，与比较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也许最相似的地方是两个学科都没有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据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在其《文化研究简史》（2003）中论述，文化研究是“多样化的哲学”，在日益全球化、大公司集中化、科技成为日常人类事务一部分的时代，文化研究以人类事务的“不同性的扩展”为研究对象；关注现代社会的权力、意义、身份、和主体性的构成；试图恢复和提倡对边缘性的、过去认为不值得关注的、或看不起的地区、身份、实践和传媒的研究；有意识地对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dominant discourses）进行换位、去中心化、非神秘化和解构。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政治，以思想来创造不同，以思想改造思想。[42] 从文化研究的所作所为看来，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要颠覆文化之间的主导与附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寻求更平等的存在；文化研究是在各个 文化内部，颠覆文化内部的大众与精英、文字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与日常现实的种种权力关系。文化研究要求不仅仅把书籍看成是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衣着、举止、娱乐等等，无一不是文化。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在文化意义上并不比一部高雅的小说低，也许在文化政治意义上，大众娱乐可能还要更重要，更值得研究和理解。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大众社会研究、艺术史研究、政治经济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有深刻的影响。1993年和2004年的比较文学十年总结清楚地表明了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在这个转向中，最明显的是文学史正在逐渐被文化史代替。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已渐进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文化史的研究。皮特·伯克的著作《什么是文化史》（2004）对文化史的兴起和主要方法做了简明清晰的叙述，为文化史入门的必读书。[43]

以女权主义理论为视角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传统文学研究方式中，极为活跃，是充满活力的一枝独秀。1993年的报告，承认女权主义理论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的影响。玛格丽特· R. ·黑格奈特( Margaret R. Higonnet) 撰文《女权主义边缘上的比较文学》相信讨论女权主义与比较文学的关系。[44]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女权主义比较文学家，1994年编辑了一本以女权主义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的书《边界工作：女权主义从事比较文学》，实践以女权主义理论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45]2004年，十年之后，盖尔·芬尼（Gail Finney）《女权主义发生了什么了?》为题，梳理从1994年到2004年的比较文学中的女权主义理论。[46]她提出，发生在女权主义的是女权主义理论已经被各种学科接受，融化，其结果是女权主义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出发点，从而好像看不出来了。学院内的“妇女研究“纷纷转向“性别研究”，这种转向标志着对立的分析已经让位给多重性分析。朱蒂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女权主义中男女共存理论，历史与社会对身体的构建，增长的酷儿（同性恋）研究，以及后女权主义的出现以及改变了传统的女权主义的学院面貌。这与比较文学有相似性。比较文学由于思想的变化导致了这个学科的即无处不在又从眼前消失。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本身都与女权主义理论对英美学院思想的冲击有关。首先，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从七十年代起开始从性别角度质疑文学经典，重新建立文学经典，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经典的质疑有间接的影响。第二女权主义理论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作用，重新估价女性的经验，对后殖民理论强调边缘人、地区的经验也有间接作用。第三女权主义向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作为“他者”的再现方式挑战，重新审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揭示把女性等同与自然、感情等的自欺性，揭示男女之间权力关系，特别是父权制对文学表达的作用。后殖民比较文学考察东方在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揭示东－西方观看彼此的不平等关系。第四，女权主义考察文本文化和生活的权力关系，试图打破这种分野，指出阅读本身是权力行为，历史上是能阅读的人，统治不能阅读的人。女性被排斥在文字之外。女权主义理论指出语言在构建人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上有根本作用。人的主体性或人的性别是构建的，而不是天生的。文化研究把这个角度继续推进，颠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位置，指出，语言不仅是文字，语言生活种的包括一切，一切都是“言语”，照片、服装、看足球比赛等等，都可以从话语角度研究。第五，女权主义试图找到女性的语言，试图从心理上找到性别身份构建的源泉。后殖民理论试图找到抵抗和反抗的方式，从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颠覆权力关系。女权主义承认自己的阅读目的是对社会进行干预，创造一个更平等和美好的男女共同发展的社会。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都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目的，根本的是创造一个真正民主、平等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女权主义理论根本地影响和改变了英美的文学文化研究。其理论和影响，正如中国出生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刘禾所论述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 “女性主义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它一方面向许多传统学科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又在方法论上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反思基础，更为新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境域”。[47]

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已经成为比较文学中的愈来愈重要的一支。苏珊·巴斯内特在她的《翻译研究》第三版序言中回顾翻译研究形成的历史，认为翻译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70年代末时初始起，80年代开始形成，90年代代蓬勃发展，现在已经取得全球性的扩展。90年代以来的信息爆炸、全球化过程等更强化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翻译研究在理解这个既日益破碎的又日益同一的世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翻译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理解过去，也装备我们面对未来。

正因为翻译研究的浪潮来的猛烈，多种潮流和倾向都在发展，翻译研究本身也成为一个多元的领域。8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种大的研究方向：一种是文化性的；一种是语言性的。进入90年代，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研究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境成为主要议题。以色列特利维夫大学的教授伊塔玛·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 [48]和纪迪恩·托瑞（Gideon Toury）[49] 提出“多重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的方向从研究翻译的忠实与否移到研究翻译的文本在新的语境里的作用。这种研究方向打开了进一步考察翻译史的大门，导致重新对翻译作为一个力量，改变和激发文学史的重要作用。举例说，比较文学学者刘禾在她的研究《跨语际实践》中专门探讨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与中国作家鲁迅的关系。 史密斯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居住了54年，写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中国人的性格》是当时在传教士和西方人中最受欢迎的书。该书被翻译成日文后，鲁迅读到了。书直接影响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50] 可以说，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导致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变革。1995年纪迪恩·托瑞的著作《描述翻译研究和其他》论证，由于翻译是为了满足所翻译成的语言的社会的需要，研究翻译的作用和影响完全是逻辑性的选择。以往的翻译研究，主要是比较翻译过程中什么保留了，什么丢掉了。 “多重系统论”主要关注文学翻译，但也包涵电影的翻译或字幕，儿童文学的翻译，泼普文化和广告的更广泛的领域。

在学者安德烈·拉非尔（André Lefevere）[51] 和 劳伦斯·维那提（Lawrence Venuti）[52]的倡导下，翻译研究转向一个新的方向。拉非尔认为，翻译，与其说是反映原文，不如说是“折射”原文。任何文本都是复杂的符号系统，翻译者的任务就是解码这个系统，再在一个新的系统内重新组码。原籍比利时，在英国受教育，在香港、英国安特卫普、美国等地任教，安德烈·拉非尔的跨语言生涯使他质疑翻译研究中仅限于西方语言的局限性，提出离开西方境遇后，西方语言中文化符码在非西方语言中的意义。劳伦斯·维那提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在翻译中有重要位置。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文中。翻译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对译者的主体性的分析，继续深化了“翻译的伦理学”研究。

新的世纪到来，翻译研究中的另一个方向，带有强烈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的角度，也日益明显，那就是对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分析。玛丽亚·逖莫茨科（Maria Tymoczko） 和艾迪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编辑的书《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 2002）就是这个方向的一个成果。在书的介绍中他们这样陈述自己的立场：“本书的作者不把翻译看成是在理想的中立场所进行的活动，而把翻译看成是在真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各种团体都对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文本的生产和接受进行了投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忠实地再生产的过程，而总是牵涉到慎重的选择、建设、遗留在外。与文化的统治、确定、和抵抗――简单地说，权力有关。”[53]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再被看成是杰出的原作―拙劣的再现的对应关系，而是看成一个作家和译者的创造力的平等的产物。这种试图拒绝把译作看成低一等的努力，与后殖民主义重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努力息息相关。翻译不再被看成仅仅是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之间的协商的文本，而是看成文化之间的协商的结果。在这本书里，他们强调，虽然政府、教会、出版商和其他等等权力机关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但是，很多译者会找到各种方法抵抗社会环境，通过翻译介绍新的思想和新的表达方式。书中收入的文章就从个案研究到历史研究，探讨翻译中的权力关系。

由约翰·比圭纳特（John Biguenet ）编辑的《翻译理论：从德莱顿到德理达文选》（1992），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翻译研究中出现较早的教材之一。本书收录了20位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对翻译的思考，是一本理论入门读物。由劳伦斯·维那提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是翻译研究走向课堂的另一本实用教材。本书自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文学中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论读本，收录了20世纪前到20世纪末的主要翻译学文章。早期的包括歌德、尼采；中期的包括本雅明、庞德、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雅克布森；60到90年代以来，各个年代分别列出各个主要翻译研究思想人物的主要文章。历史的线索十分清晰，对任何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翻译研究的入门比读书。翻译研究早期理论代表人物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的著作《巴别尔塔之后：语言与翻译的诸方面》[54]于 1972、1995、1998已经出了三版，是一本翻译研究中划时代的专著。2006年刚出版的艾米丽·艾普特的专著《翻译区域：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代表了翻译研究已进入更为深入的理论领域。这本书是从翻译的角度书写的西方二次大战后比较文学史，但是，又不局限于历史研究中，而是对比较文学的思想的梳理。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之一。她把翻译比作是一个战争区域，各种力量都在里面角斗，误解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她认为“翻译是重新在世界和历史上定位主题的一种方式。”她的翻译理论是从本雅明出发的。在具体研究中，她考察的是利奥·斯皮泽和艾瑞克·奥尔巴赫在土耳其期间创立比较文学的过程和他们的思想，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阐述以及萨义德的比较文学思想等等。通过这本书，她回答翻译的可能或不可能这样基本的问题。本书是一个深度研究的成果。有意思的是，本书根本没提到苏珊·巴斯内特的翻译研究概念，也没有任何引证，似乎巴斯内特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忽视巴斯内特的影响广泛的理论，艾普特似乎要走另一条路。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用翻译一词，不仅描述文本与语言的转化，也描述21世纪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移民的世界，每天都有人在移居到别的地方，国家，文化中，在这样的世界里，翻译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英美的比较文学实践中。另一个方向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重新估价“世界文学”，并探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对21世纪的意义。我在前文已介绍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由歌德提出来的，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下，很多学者重新提起世界文学，特别是戴伟·达莫斯奇（David Damrosch）更专注“世界文学”的建设。他在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考察“世界文学”的形成，提出，世界文学并不是所谓大师的万古流传的著作，而是一种阅读与流通的方式，通过翻译，某些著作得以流传到本语言之外的地方，在源泉文化与接受文化之间，这些获得翻译的著作既受他们的限定，也超越这些限定，从而成为世界文学。“流通方式”制造了世界文学。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对比较文学史的考察。2004年，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55]主编的《论争世界文学》一书，参与争论的有著名的本尼迪克·安德森， 佛朗哥·莫里提等[56]。从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出发，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到底会如何？本书讨论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从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出发，考察这个概念怎样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旅行到世界各地，各地又怎样以自己的文化概念来理解这个概念。将“世界”与“文学”放在一起考察，本书也是美国比较文学的新努力的一个方面。

以上通过对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的挑战》和《比较文学：批评性入门》两本书的介绍，探讨比较文学的主要实践方式。又通过对比较文学的五个实践发展方向：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全球化中的世界文学的主要著作简介，勾勒出英美比较文学现状。

英美以外的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现状如何？下文将简略地介绍，目的是提醒我们，比较文学不只以英美为代表，西方本身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英美之外，西方还有广阔的领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但要打破“欧洲中心”，也要打破“英美中心”，介绍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不能不提到英美之外的广阔的西方。然而由于资料和我本人的语言限制以及本文的限制，对西方其他国家的比较文学介绍是极为不全面的，只能算作点滴而已。

英美之外的西方比较文学点滴以及国际比较文学的方向

在英美的比较文学感到体制银根缩紧、专业研究被文化研究等等其他研究取代的压力下，英美之外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方向，总的来说是蓬勃发展，日益壮大。也许是英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的原因，法国的比较文学也感到学科转折的压力，不过，法国的比较文学似乎在走另外一条路。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影响下，法国比较文学试图建立“欧洲比较文学”。据斯蒂文·托托西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57]在其《21世纪的比较文学》中指出，在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欧洲比较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可以从最近出版的书来看。由著名的乔治·桑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贝亚特莉斯·蒂迪尔（Béatrice Didier）主编的《欧洲文学简介》（Précis de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1998）， 讨论欧洲的比较文学以及欧洲文学的研究问题，探讨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中的神话比较史以及欧洲文学与社会阶级的关系； 欧洲文化与交叉性；欧洲出版历史；如何教授欧洲文学等等问题[58]。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从欧洲各国出发把欧洲放在一个整体上来考虑，但是对于在欧洲这个概念下，各国文学是否变成地区文学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欧洲试图建立自己的比较文学的努力在由蒂迪尔·苏伊勒（Didier Souiller）[59] and乌拉蒂米尔·托罗别茨克伊（Wladimir Troubetzkoy）合编的《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97）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本书仍然是根据欧洲国别文学而互相进行比较，重点放在文学形式上，强调的是这些形式变化中的联系。以这两本书看来，托托西认为，欧洲的比较文学还是没有摆脱“欧洲”中心的影响。托托西同时认为，苏珊·巴斯内特以及斯皮娃克提出比较文学“已经死了”，本身也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文学正在蓬勃发展。他列举了几十本自1995年以来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新著。有意思的是，他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欧洲德语其他地区等都看作是“边缘”地区，而似乎不是欧洲地区，例举了这些地区近年比较文学的长足发展和多种出版物，证明比较文学在英美之外的西方仍在向前热气腾腾地推进。

在我看来，值得本文介绍的是南美洲的巴西的比较文学。因为巴西将在2007年主办第18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巴西的比较文学是20世纪上半页开始出现的，一系列文学批评家写文撰著，努力提倡和鼓励比较文学的发展。但是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是在90年代以来的上十年内形成高潮的。这与文学研究从新闻评论型转向学院化有关，也与1986年创建巴西比较文学学会（the Brazil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有关。这个学会提倡新的方式的文学研究，对促进巴西比较文学的研究由巨大作用。目前这个学会有两千多成员。学会每年组织各种研讨会、研究车间，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学会本身要出版《学会通报》和学术杂志《巴西比较文学评论》（Revista Brasileira de Literatura Comparada ）。巴西比较文学学会对南美州其他国家诸如阿根廷、乌拉圭和秘鲁的比较文学学会的建立也有重大促进作用。[60] 1997年，巴西学者塔尼亚·佛兰克·卡瓦哈勒（Tania Franco Carvalhal） 编辑出版了《世界宽度的比较文学：议题与方法》（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Wide: Issues and Methods，1997） 一书，显示了巴西比较文学取得的成果。

第18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将在2007年7月底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罗召开。总的主题是“超越对立：比较文学的间断和位移”。从总的主题到具体要要讨论的七个议题，仔细阅读这些议题概要，目前国际比较文学的动向就可以略知一二。这些议题主要有：

一、“比较文学：根与路。”据这个题目的解说宣称，“比较文学一直是一个复杂的、不停地转移的、常常自相矛盾的领域。通过文学与理论的结缘，文学日益被看成是一个供反思的、有特权的场所。这些理论考虑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种族的、民族的和性别的位移及其位移的不同语境，对批评性地建设我们的当代世界做出了贡献。这些理论包括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文化论、流亡研究、移民研究和转位研究等等。本议题建议讨论比较文学与这些理论的关系。”

二、“批评话语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的话语自20世纪末以来在经历一个语境化的过程。这些话语构建的自身的条件也变得日益明显。理论已经抛弃了无所不包的性格，抛弃了渴望建立适用与一切环境的普世性模式，已经越来越被看成是某种文学现象的反映。批评也已经把固定系统的价值的概念放在一边，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条件。历史写作已经替换了本身的一些基本原作，诸如一步步演进和时间性的概念而以更为灵活的概念替代，并且把文学作品生产与接受的语境考虑了进来。本议题的目的是要讨论以上话语的转变过程以及知识分子在作家和阅读的公众之间的调和作用。”

三、“越界与感染。”考虑到被跨国资本以及市场原则的逻辑所驱使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变化，本题目要讨论当代社会艺术生产的限度和可能性。市场原则的逻辑目的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以及之上的象征性商品的流通。本议题要具体讨论的有：我们视觉的机械化过程所带来的伦理以及哲学议题；文学、视觉艺术、文化工业的关系。有兴趣的题目包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视觉艺术，文学与剧场，文学和音乐，文学和电视。

四、人，非人，后－人（Human, In-Human, Post-Human）。18到19世纪转折期，人的位移生成了启蒙运动的科学语言。虽然人的身体被理解成一个整体，这些语言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部分一部分的。19世纪理论强调身体各个部分。与此同时，有关尸体和有病的身体(波德莱尔提出)的问题则被翻译成某种佛兰克斯坦的创造。20世纪发展出探索各种魔鬼般的形式，质疑身体的自然属性，质疑人的自然属性：身体是统一体还是部分的？现在基因技术已经超越了人－非人的对立，杂交的后－人考察新主体性的条件，这个主体性以靠机械装置获得生命的人或机器人为生命，这样以来，另外的问题也相继产生：人的非人化或机器的人化？本议题讨论以上这些问题在文学、电影、和视觉艺术中的浮现。

五、“过程中的身份：多元文化性、混血与杂交。”当代现实对文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化的此刻，无边无际的信息在流通，多种媒体在旋转，也许没有比发展出一种理论性的想像更重要的任务了。这种理论性的想像可以从多重时间和位移中处理文本、语境、资料和情绪。本议题的目的是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他者的贡献的方式和方法，把对另外完全不同的意识和现实的理论性的想像带出来。有兴趣的题目包括：边缘的现代化；文学人类学，混血文化、概念形成中的多重战斗者等。

六、“翻译、传统和背叛？”。翻译是文化的调解者，可以做多重跨越，因为翻译揭示了在语言边界移置的他者。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是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包括直接和间接翻译、再翻译、内部符号翻译、改编、创造、转创造等。翻译研究的广阔地图，其中心和边缘，进入和排外，反映了这个领域进入各种下属专业研究的目前的分散状态。这个领域有的是经验性的，有的是现象学和文学性的，有的在影响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下。

七、“民族主义与性欲望：性别、阶级与权力。”民族主义和性欲望是决定了当代身份概念的两个最强大的话语。在文学实践上，对新主体性的强调成为对新的明晰的作者的具体性的辩护的空间。在对经典的永远不停的肢解过程中，阶级与性别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成果，诸如同性恋文学或从属群体比如蹲监狱的人或大都市边缘地区居民写作的文学。女性文学在后女权主义时代如何表达自己？全球化经济的这个新世纪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涌现出来？这些问题如何与更广泛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在使现代社会问题重重，破坏了人们与体制、与彼此和与自己相连的框架――相关？

以上的七个议题是下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中心议题。我冒昧地在此以翻译代替阐述，因为译文可能更让我们看出世界比较文学的思路。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上文阐述的比较文学的新动向和走向，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从多重角度研究文学、文化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或研究文学文化遇到的新问题。有些问题之新，比如人与机器人，机器人的主体性在文学、艺术、电影中的表现等等，其中的哲学涵义刚刚开始探索。从译文中也可以看出比较文学语言的抽象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抽象化既专业又模糊，范围既可大又可具体，思考的方法既哲学又文学，无所不包，展示了比较文学理论性的前沿姿态。同时这种抽象的语言是否也导致比较文学越来越疏远非专业人士，从而葬送自己，也未可知。

以200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讨论议题结束本文，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面目在新的世纪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一百多年。20世纪比较文学是在西方思想的统治下的。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比较文学试图建立普世性诗学，找到普世性文学原则。这种努力在新的21世纪，已经被放弃了。那引导20世纪比较文学学者探索的目光已经消失，比较文学在新的世纪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提倡倾听过去被迫沉默的声音，提倡文化的多元，提倡关注不同性，提倡新的美学，提倡新的实验性的表达――比较文学还是以前锋姿态，时刻自我反思，站在人文学科研究的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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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尔斯·伯恩海莫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苏源熙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苏源熙 Haun Saussy，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话语的长城》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Harvard Asian Center, 2000; 并与孙康宜等一起编辑翻译了《传统中国的女作家：诗歌与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苏源熙Haun Saussy, “Prefa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pp.vii-xiii.

[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Literatur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14 November 1856. Quoted from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s, 1993. p.1.

[6] 对这个问题，中国学者王向远在其新著中亦有讨论，见《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13页。

[7] 关于比较文学这个词语自1816年来的历史， 请参阅雷内·韦勒克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des Termes Littéraires at http://www.ditl.info/arttest/art15159.php.

[8] 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原见于他的秘书艾克曼的记述。我的参考资源主要来自于David Damrosch的详细讨论《歌德制造了这个短语》，见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p.1-36. 以及 Susan Bassnett (1993: 2-4). 译文为我自己的。以下除非加注，否则译文均为我自己的。

[9]列奥·斯皮则Leo Spitzer，1887－1960， 奥地利出生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20世纪三十年代因纳粹统治而流亡土耳其，后来移居美国任教。斯皮则是一位影响巨大的比较文学家，著作等身。主要著作在英文中的有：A Method of Interpreting Literature. Northampton, Mass., Smith College, 1949.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他与埃瑞克·奥尔巴赫齐名，共同被看作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和成就卓著的实践者。关于斯皮则和奥尔巴赫，参看Geoffrey Green,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 Erich Auerbach & Leo Spitz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这本书探讨他们在土耳其期间的事业与生活。又，James V. Catano， Language, History, Style: Leo Spitzer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0] 埃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另外一个杰出的比较文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20世纪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illard R. Trask，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萨义德为这新版写序。斯皮则和奥尔巴赫的书，是英美比较文学系必读书――至少我的经验如此。

[11] 艾米丽·埃普特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艾米丽·埃普特是纽约大学的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她的著作还有Continental Drift: From National Characters to Virtual Su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2]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看法，参考Susan Bassnett (1993: 2-3); Sassay (2006:12).

[13]查尔斯·米尔·盖雷Charles Mill Gayle, ‘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tlantic Monthly, 92 (1903), pp.56-68. 参考Susan Bassnett, p.3 盖雷在1890年代在伯克利大学创立了比较文学项目并教授“伟大的书”一课。他的课程设置和研究方法开创了美国学派。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文学不同，美国学派的主要是坚持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盖雷认为其他学科诸如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科学、宗教和艺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强调多学科交互作用，强调文学研究是互相关联互相营养的学科之间的一环，是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是美国学派的特点。这与20世纪交界期间美国强调文化大熔炉有直接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详细讨论请参考Susan Sassnett, (1993:33-34).

[14]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4, pp.29-30.

[15] 雷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Rene Wellke and Austio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9, p.44. Quoted from Bassnett (1993:6).

[16] 雷内·韦勒克 Rene Wellke,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oess, 1963, pp.282-96.

[17]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这种反思立场反映了美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自己批评立场的自觉。写十年报告这个传统，在任何别国文学研究中是没有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很重视这个传统。

[18] 第三世界国家比较文学的兴起，与本地民族主义的高涨有之间关系。在这点上，第三世界的比较文学文学与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前提上有根本区别。比如印度的比较文学，如印度学者Ganesh Devy所说，直接与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相连。见：Ganesh Dev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 , New Quest, May-June, 1987, pp.133-147. 引自Susan Bassnett (2003:5)。

[19]葛娅特丽·查克拉芙替·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2. 斯皮娃克印度裔学者，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著作有：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7；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London: Routledge, 1993；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rvard UP, 1999；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 苏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3-42).

[21] 罗兰·格林Roland Greene, "Not Works But Network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lonial Worlds" in Haun Saussy (2006: 202). 罗兰·格林现在是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曾经担任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1994-2000）。他的研究和教学方向主要为英国、拉丁欧洲和以及跨越大西洋两岸的早期现代文学。他的主要著作有： Unrequited Conquests: Love and Empire in the Colonial Americas. Chicago, 1999； Post-Petrarchism: Origin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Western Lyric Sequence. Princeton, 1991. 他还编辑了The Project of Pro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1997.

[22] 张隆溪Zhang Longxi, "Penser d'un dehors: Notes on the 2004 ACLA Report, " in Haun Saussy (2005: 235-6). 张隆溪是国际中西比较文学的主要学者之一。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比较文学和翻译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ke UP, 1992. 该书获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荣誉提名。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UP, 1998;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published in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2000, 2nd ed., Beijing: Joint Publishers, 2004; and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P, 2005.

[23] 哈瑞·列文Harry Levin, “Comparative the Literature,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in Grounds for Compari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74-90. Quoted from Susan Bassnett (2006-5).

[24] The Bernheimer Report 199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Bernheimer (1995: 41-42). 这段话也被苏源熙引用。见Saussy (2006:18-19)

[25] 西方的传统比较文学主要有三大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德法两个学派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在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各有侧重，如我在上面简述的。美国学派与美国民族融合的大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忽视民族主义，强调多民族语言文化的融合和跨越。关于各个学派的不同，见Glaudio Guille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查尔斯·伯恩海莫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46.

[27] 苏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 3-42).

[28] 周蕾Rey Chow, “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Bernheimer (1995:107-116). 香港出生的周蕾现任布朗大学教授，著作甚丰，影响甚大。其主要著作有：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1991);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93);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1995); 《写在家国以外》(1995);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1998);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2002); and Il sogno di Butterfly: costellazioni postcoloniali (2004). 她还编辑了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2000), and a special issue of differences (11.2 [1999]): "Writing 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她的书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新著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 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 Theory, and Comparative Work 出版于2006年四月.

[29]麦考·瑞法特瑞Michael Riffaterre1924-2006,“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Bernheimer （1995: 66-76）。 是一位有影响的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Semiotics of Poetry 影响甚远。他创立了hypogram and syllepsis两个概念。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2004年退休。

[30] 以上文章均见于“Bernheimer 1993报告”。

[31] 苏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24).

[32] 以上观点均见于苏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 3-42).

[33] 戴伟·达莫斯奇（David Damrosch）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他还是六卷本的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4)的主编。他目前正在写作关于帝国历史的研究： The Epic of Gilgamesh.

[34] 以上文章均见于苏源熙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 林达·哈彻恩 Linda Hutcheon 为多伦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她是北美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1999年担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著作甚丰，影响甚远。其主要贡献在于现代小说研究，后现代文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加拿大少数民族文学。主要著作有：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Splitting Images: Contemporary Canadian Ironies; and most recently Opera: Desire, Disease, Death with Michael Hutcheon. http://www.athabascau.ca/cll/writers/hutcheon.html

[36] 克劳迪奥·纪言Claudio Guillen, 哈佛大学教授（已退休）。著作等身的比较文学学者，主要领域是西班牙早期现代文学，欧洲文学和文学理论。主要著作有：The Anatomies of Roguer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origins and the nature of picaresque literature (1967); Literature as System: Essays toward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1971); Entre lo uno y lo diverso: introducciò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 (1985); El Primer Siglo de Oro: estudios sobre géneros y modelos (1988); Teoría de la historia literaria (1989); La expresión total: notas sobre literatura y obscenidad (1993); El sol de los desterrados (1995); Europa, ciencia e inconsciencia (1997); and Múltiples moradas (1998).

[37]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沃维克大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该中心由她于80年代创立。她出版了近二十部著作，其中1980年出版的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2002), 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翻译学教材。她的书《比较文学：批判性简介》（1993）已经获得国际声誉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她最近的著作有： Constructing Cultures (1998) written with André Lefevere, an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1999) co-edited with Harish Trivedi.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她还写诗。她最近的诗歌集有Exchanging Lives (2002)。 她也为多种报纸写作。

[38] 该书已被翻译成中文：苏珊·巴斯内特著，《翻译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9]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英国文化批评家和哲学家，现任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理论教授。伊格尔顿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学生。早期主要从事十九和20世纪文学研究。近来从事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合为一体的研究。他著作等身，影响巨大。主要著作如《文学理论入门》（1983， 1996），该书在国际上影响甚远。已被译成中文。近著有：《理论之后》（2003），在这本书里， 他批评当前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合一的倾向，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合一并非没有好处，那就是可以探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40] 皮特·巴瑞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9.

[41] 中国学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绍、研究和运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国文学的成果，部分可见于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ztyj.asp , 专题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议题。

[42] 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0。 这本书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做了出色的总结，对文化研究的方式方法都有很详尽的讨论，对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关系也进行了总结性的探讨。对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和思想都有中肯的介绍。本书文字清晰，幽默，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成果。约翰·哈特雷是澳大利亚昆斯兰技术大学的创造性产业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他是国际文化研究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的编辑。他的重要出版物有： 《阅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 该书是西方从文化角度研究电视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出版于1978年，至今仍在不停地被印刷。2003年该书25周年出版纪念版由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自那本书出版以来，哈特雷教授已出版了上十本研究媒体与新闻的著作。主要有：Uses of Television (Routledge 1999), The Indigenous Public Sphere: The Reporting and Reception of Aboriginal Issues in the Australian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pular Reality (Arnold, 1996)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2006). 他是国际传媒研究的最主要人物之一。

[43] 皮特·伯克Peter Burke，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他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书，主要有：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1972),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1993),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2000), Eyewitnessing (2000),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2004) and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4)。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

[44]玛格丽特· R. ·黑格奈特Margaret R. Higonne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n the Feminist Edg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pp.155-65. 作者是康狄内格大学比较文学和英国文学教授，著作甚丰，主要有：Reconfigured Spheres: Feminist Explorations of Literary Spac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编辑的有：Behind the Lines :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89)。

[45]玛格丽特· R. ·黑格奈特Margaret R. Higonnet, ed., Borderwork: Feminist Engagement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46]盖尔·芬尼Gail Finney, “What’s Happened to Feminis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114-12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比较文学系主任，德语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 Women in Modern Drama: Freud, Feminism, and European Theater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89), Look Who’s Laughing: Gender and Comedy (1994), Christa Wolf (1999).

[47] 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4日. 刘禾，（Lydia H. Liu）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和比较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文明的冲突：现代世界形成中发明的中国》.（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翻译的现代性》.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该书被译成中文。主编的书有：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Co-edited with Judith Zei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48] 伊塔玛·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特利维夫大学文化研究教授，语义学和文学理论系主任。

[49] 纪迪恩·托瑞Gideon Toury, 以色列特利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他的主要出版物有：Translational Norm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 1930-1945.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niversity. 1977.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niversity. 1980.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见：http://www.tau.ac.il/~toury/

[50] 刘禾Lydia Liu, “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 in Translingual Practices,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 安德烈·拉非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比利时出生的学者，先后任教与香港，安特卫普和美国等地，去世前在德克萨斯大学德语席系任教。主要著作有：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1975)；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1977), 与苏珊·巴斯内特合作的：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1990），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1992）；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等。

[52]劳伦斯·维那提Lawrence Venuti, 大学英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早期文学，英美和外国诗歌传统，翻译理论与历史和文学翻译。他的主要著作有： Our Halcyon Dayes: English Prerevolutionary Texts and Postmodern Culture (1989),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and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 他还编辑了：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1992), and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2004)。 这本书是从古到今的翻译理论的选集。

[53]玛丽亚·逖莫茨科Maria Tymoczko 和艾迪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 编辑Translation and Pow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他们两人均任教于马萨诸塞州大学阿莫赫斯特分院比较文学系。Edwin Gentzler也是该校翻译中心的主任。

[54] 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he 3rd edition, 1998.

[55]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 剑桥大学现代法国文学教授。他是《世界读本》（World Reader）的编辑之一。该书是世界文学的选集。

[56] 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Verso, 2004.

[57]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加拿大--德国哈勒维腾堡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化研究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宽阔，包括比较传媒研究；比较文学；后殖民主义与少数族裔研究；电影与文学；观众（读者）研究；英语、法语、德语、中欧、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与文学；历史；目录学；新媒体和知识管理与编辑的研究。他也曾担任《加拿大比较文学》的编辑，也是比较文学与文化网http://clcwebjournal.lib.purdue.edu的主编和创始人。他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目前在德国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 《比较文学： 理论，方法和实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 1998）；《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他还主编了很多比较文学方面的书。这样的背景给了他看待欧洲与英美比较文学的视角，《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 [专著] ， 马瑞琦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17页。（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58] 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ditl.info/arttest/art15159.php

[59] 蒂迪尔·苏伊勒Didier Souiller, 法国勃艮地迪真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学术专长是欧洲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戏剧和小说。他的著作包括对欧洲文明和民族文学的研究。

[60]参阅巴西比较文学学会网站： http://www.ailc-rio.ufrj.b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section&id=5&Itemi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