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及随想
１
成百上千辆卡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驶出都市，一边行进，一边消失于一条又一条乡村公路上。
我们的那辆卡车最后停在一个小镇。往前没有车路了。据说离我们插队的那个湾子还有十几里路，要步行。那是一个雨雪天，一下车，我们的双脚便无可选择地插入泥泞之中。粘滞，厚重，肮脏，寒冷……一瞬间，所有的豪迈与浪漫都在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艰涩与无奈中消失了。那苍凉的茫茫乡野中，没有歌声，没有红旗，没有雄健的步伐，没有整齐而朝气的队列，每个人都努力地挪动着双脚，在愈来愈暗的冬日暮色中跋涉……夜深，终于走进了那个陌生的村庄。依然是一片泥泞。只要是路，便没有干燥与平整。然后，许多的脚又将泥泞带进一间间土屋。它们将那些粘滞、厚重与肮脏留在门槛上，堂屋里，桌椅的腿上，还有灶房的柴草中……
泥泞成为了一种像征。我们终于从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大道上，踏入一个艰难、尴尬、灰暗、沉重然而又是真实的境地。
在那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对农村的了解，仅止于国徽上的麦穗，人民币上田野与拖拉机的图案，以及银幕上美丽的果园、梯田、水库和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
２
始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的一段不可去除的生命经历。
和本世纪以来许多其他的重要事件相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既无英雄，又无受难者的事件。它不是一出气贯长虹辉煌磅礴的正剧，也不是一出惨烈沉痛凄切哀婉的悲剧，甚至这一出活剧的真正主人公们并未出场，他们将千百万孩子们送上广阔天地这个大舞台之后，自己依然留在宫廷与都市，继续着他们成年人的政治游戏。
３
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少男少女们，现在已人到中年。他们的儿女也早已到了他们当年插队的年岁。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段日子已恍然若隔世。但人们依然在说它。
一桩事件，哪怕再重大，若已说透，便不会常挂在嘴边记在心头，整理一番束之经史高阁，也就是说，已完成了它的叙说。即便要纪念要庆祝，也只是一种仪式了。上山下乡这一事件显然还未说尽，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对二十世纪末页的中国及中国人产生了哪样一些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值得思考、值得评说的地方。
４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我对插队生活的感受。我说，好像一场无可选择的包办婚姻，却弄出个让人牵挂的孩子。
这场运动本身，是强加予我们的。但下乡后的那些具体的日子，又是真真实实属于我们自己。不论是悲苦还是欢乐，不论是辛劳还是收获，不论是孤寂还是温情，它已成为我们青春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那一段强加予我们的“婚姻”早已结束，但那个“孩子”，却从此断绝不了与它的关系。无论是亲是疏，是爱是怨。
５
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及日后不同的境遇，对这个事件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言说，这恰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丰富性。
最近，我参与主编一本有关知青的书，约稿信发出后，接到过几位朋友的来电，问该如何写才好？我常常是四个字：真实，真诚。一位朋友说，偷鸡摸狗能不能写？我说，如果那曾是我们的生活，怎么不能写呢？况且，从好学生、革命小将到偷鸡摸狗的小混混，这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呢？我们不是英雄，不是圣者，我们的每一步都拖泥带水、有血有汗。我们无由为自己虚饰，更不希望将后来的考证者将我们有意隐藏的东西翻出来说，看，这也是他们知青干的事。
６
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岁月，我们豪情满怀或伤痕累累地返回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但我们已不再是当初从这儿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了。
７
其后的岁月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那一批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们，以自己对这个世界切身的理解与感受，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撤退后，一直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地寻求自己前进的方向。到今天，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知道了该干什么，再不该干什么。我们付出了代价。
８
这是一个漫长又广阔的过程，没有哪一个事件如它那样有这么众多的人员参与。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７的漫长岁月里，它几乎渐渐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亿万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中学毕业要下乡如同满了七岁要上学一样自然。
如今，这“日常生活”已成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
９
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思虑成熟的部署，而是“文革”失控后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后果，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一夜之间，它让一代眼望世界心怀天下时刻准备着为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的革命小将变成接受再教育者，一夜之间，它让千百万从小生活于严密社会组织之中的青少年学生，突然放逐于山高水远之间，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然人。尽管农村也有基层政权，也有民兵连、贫协会、知青办一类组织。但相对于城市的政府、学校、居民委员会、家庭等结合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环境来说，它们的约束力要薄弱得多。
“文革”后期的１９６８年，大量的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中已日渐疏离主流社会与主流话语。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思考的问题，开始阅读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阅读的书籍。他们的社会交往因失去制约而变得空前广泛与活跃，因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封闭于教室中所不能得到的阅历与见识──尽管这一切依然是如此盲目如此散乱，他们的思想资源与语言资源依然十分局狭苍白，但毕竟打破了十七年的许多禁锢。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一批近年来学界所说的“６８年人”──中国青少年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千百万知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样的状态从一座又一座城市，浸润到中国广懋的原野山乡、边陲荒漠，去迎接一种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艰难的生活。
由此，他们开始走向民间，走向现实，走向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上山下乡，让整整一代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方式。
我曾想过，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我们的亿万青少年依然在十七年体制的教化与管束下循序渐进茁壮成长，终于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共和国新人，成为旧体制与极左路线坚定狂热的执行者，那么，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与转折该从何处开始？
于是，我常常会突间然想到，１９６８年末那个灰暗的冬天，当我们一脚踏入中国乡土的泥泞时，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开始发生了？
乡路·窝棚·唱针尖上的梦
这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叫艺术的东西，它首先应该是一种心境 ，一种情绪，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然后有人将它们用文字、音响、色彩或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并回到人们心中。我想，
人类如果没有这一切，该是多么贫乏枯燥。
1968年冬天，成千上万中学生，带着青春期特有的敏感与惆怅，告别了完全政治化了的城市，来到一个陌生的、陌生得恍若梦境的世界。多年来被强力刺激出来的热情，在辽阔宁静的田野上倏然消解了。人们摘下面具，回到了真实、本原的自身。
乡下的路，单调漫长，走上一天，偶尔听见远处几声鸡鸣，更让人觉得天地寂寥。卖棉花、送公粮、上水利工地，常常在这样乡路上走着。有时步行， 有时挑担，有时躺在悠悠的牛车上，这寂寥让人的心变得阔大自由，会涌上一段旋律，反反复复地流淌；会想起某一首诗词的意境，默默地吟咏；会远眺一片林子或一片塘水，突然想起列维坦的某一幅画；有时又想起一位令人喜爱的女孩，慢慢将她编进自己的《欧根·奥涅金》的故事。在冬天的原野上， 会觉得自己就是涅克拉索夫那首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流浪汉，并无缘地唱起那首忧郁的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于是，那单调漫长的乡路，便在这样一段又一段的白日梦中变得丰富起来。
我们常常这样在乡路上流浪，有时是队里的公差，有时是自己扯个理由，丢几天工分告假外出——为远方的几本书或几个朋友，或什么也不为。有一次，我和一位学油画的同学(他现在已是一位画家了)去一个遥远的知青点。夏日骄阳下没有遮拦的乡路上，我们东拉西扯地谈强力集团，谈巡回展览画派，谈各种读过、没读过的名著，谈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些今天看来已经非常过时非常俗套的话题却让那条乡路变得格外动人。突然，他停下来，朝着劳作的农民喊道：“哎——到米兰怎么走——”一位农民抬起身，朝前方指了指，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每年冬天，总有很长时间在水利工地上， 那时我们在挖一条数十丈宽，百多公里长的人工河，一条真正的大河。(那是我一生中最劳累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胡罗卜和长虫眼的干蚕豆，成为我们的主粮之一。)那条河离我们村子很远，要走两天。我们有时住农民的堂屋，有时住用竹竿和芦席搭起的临时工棚。有一次连工棚也住满了，我们便用几辆运柴草的板车斜搭在农民的屋檐下，挂上塑料布和草帘，铺上稻草和棉絮，算是一个避风雪的窝棚了。四个男生躺下，像四条动弹不得的牙膏。踏着晨霜出工，顶着晚风返家。吃过晚饭，早早钻进被子，两人共一盏马灯，各自读起书来。于是邦斯舅舅，于连，英沙罗夫，安娜，高老头，亚瑟，冬妮娅，罗普霍夫，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那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小弥娜……许许多多的人们，带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灵，穿过整个世纪，穿过漫漫冬夜原野上呼啸的寒风，来到这个窝棚，与我们一起品味一个那么陌生又那么亲近的世界。白天所有的劳顿饥寒都远远遁去。冷雾中的伦敦，喧嚣中的巴黎，俄罗斯冬天苍然的田野，刈过的麦地上落下一群白嘴鸦；还有那永远充满激情充满忧郁的庄园或斯巴达克斯博击的古罗马斗兽场，都以一种远非本原面目的特殊形态与情绪与我们融合了。我想， 这是我一生中真正读书的时候。
今天，我的几个大书柜中，床底下，箱子里，塞满了比窝棚中多得多的各类书籍，古典的、现代的、文学的、理论的……当年那几十本被许多年轻的手摩娑过，被许多年轻的心紧贴过的名著，也早已变成印刷精美的新版本，还有全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选集，但我再也寻不回当年在那几架板车搭成的窝棚中读书的心境。许多书，买回来后，便从来没有再翻开过它。我常想，有的书，这辈子怕再也不会翻开它了。?
一年深冬，伙伴们正在读着书，忽然说起今天是一个同学的生日，便从褥子下面的稻草中拿出几瓶一直舍不得喝的冰凉的啤酒，就着我们下饭的咸萝卜，很温馨又很豪气地喝起来(这些动作都是半偎在被子里完成的)。北风撕扯着窝棚上的塑料，雪籽从许多缝隙中钻进来，落在马灯上“嗤嗤”作响。因为有书和酒，因为有青春的幻想，让我们感到生活美好。
春天，我们离开窝棚。卷起潮湿的铺盖，掀开潮湿的稻草，我们看见地上匍伏着一片一尺多长的苍白的秧苗，那是稻草上没脱尽的谷粒在一整个冬天长成的。?
下乡之前，我曾在一个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呆过，拉二胡和大提琴，指挥过一个基本上齐全的双管制乐队伴奏的四声部大合唱“毛泽东诗词组歌”。我常常从一些旋律中感受到别样的情绪 。一种难以言说但决不是诠释诗词内容的情绪 。还有在那男声、女声的混响中感受到一种人与人的亲近、和谐与爱。我们以青春心绪重新感受音乐。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音乐，那是在半隐秘的，带着罪恶快感的状态下演奏的一些被时下视为“封资修”的音乐，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演奏，被这种心灵的默契与交流感动得眼睛潮潮的，演奏完后许久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一瞬间，一曲《江南好》或一段《天鹅湖》，即使会让人死去也无怨无悔。?
在乡下，没什么禁忌了，我们带去的提琴、二胡、手风琴，成为我们青春的梦幻。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们会躲进各种旋律中，任由它们为我们叙说各自的心境。一些从前不会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同学，也会极投入地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着，生涩地将一些歌曲抄录在软皮本上，有的同学从数十里以外来串门，刚坐定就会说，哎，给我们拉支曲子吧!一支又一支，然后是喝酒，然后是唱歌，然后是有人醉了。
今天，当年那些歌曲已变成过时的怀旧音乐，淹没在成千上万的录音盒带镭射唱碟或卡拉OK中，录制考究的各类新歌如蝗虫一样一片一片落下。但对于我，那些音乐是不能忘却的，它们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一部分。
一年春节，我回城探亲，到从前宣传队一个吹黑管的同学家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和另一个同学在排练诗词组歌之余躲到一个小房间，偷偷吹黑管二重奏《波尔卡》)。他说他弄到一张唱片——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神情犹如弄到一颗小原子弹。我问他有唱机没有，他说有，但喇叭已经坏了，不过还能听。我说喇叭坏了怎么听，他说你把耳朵贴近唱针就能听见。他上好那架古旧的手摇唱机的发条，我凑上去，果然听见从唱针尖上发出的细若游丝的乐曲。那一刻的感觉现在已无法说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微弱但又最撼人心魄的音乐。那小提琴的如泣如诉和大提琴的深沉怅然，让人觉得这世界已死，只剩下梁祝之间的情爱以及一个少年朦胧中对这情爱的陶醉。
今天，许多艺术已被现代科技装备得如此豪华如此精美，高保真的音响和电子合成器让你听见了前所未有的恢宏的真切的各种声音。从唱针尖上听塑胶唱片的故事变成了古老的传说。
这新的神话中，我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物我两忘的境界。艺术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你生命中有的，便有。你生命中某一时刻有的，便有，除此别无它法。它无法建造甚至无法寻回。几年前，我很想买一把大提琴，跑遍整个城市，都没有。后来托人从上海买回一把。最初几日，那温厚沉郁的音色着实让我陶醉，但我很快发现，我已不能如当年那样拉它了。我买它，更多的是想寻回昔日的一种艺术心境。
看着这经济大潮中日益凋敝的话剧、歌剧、交响乐、油画、雕塑和许多供阅读的文字，我常想，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穷了很久的民族，在追求富裕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是否必然要付出很大的精神情感代价呢?是不是在建筑一个高物质的世界时，必然要以牺牲自己的非物质非功利的艺术梦幻为代价呢?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港澳及“亚洲四小龙”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大的代价，等他们发现这一点时，已经很难弥补了。在一个豪华物质世界耸立的同时，艺术精神之园却已荒芜。而艺术精神之链一旦断裂，是很难浑然无隙地将它拼接起来的。
我写了这些怀旧的文字，并非想重返那个岁月，而只是期望，今天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有如当年那样重新激起我们的幻想与热情。我想，即使是制作“变形金刚”和“星球大战”那些人们，也决不愿意真正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这是人所以为人的全部奥秘。
乡村婚宴乐手
插队时，正是青春惆怅的岁月。知道这一去，会有许多的寂寞与单调。便带了许多的书，还有一把二胡，一架手风琴。二胡乡亲们大都见过，但都没见过手风琴。正是冬闲时候，便常有一些老老少少到我们知青屋里来，抽烟、聊天、吃我们从城里带来的糖果，或吃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炒蚕豆。然后就有人会说，胡哥，拉个琴子我们听。他们一开头就将手风琴唤作琴子，并一直这么叫了下去。我便背起手风琴拉起来。不论拉什么，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听着。拉了他们熟悉的歌，如语录歌，电影插曲或天沔民歌，他们便都笑起来。
下乡的头几天，因为手风琴，我和那些农家子弟们便很快熟起来。他们有时会回家取了土铳，邀我去打斑鸠，像是回礼。
下乡后的第十天，我们湾子那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良缘一早来找我。说，胡哥，跟我一起去吃“长伙”（酒席），我的一个亲戚今天接姑娘娃子（结婚）。我说要出工呢。良缘说，我跟队长说了，放你一天假。良缘比我小一两岁，因为是民兵排长，在队里也算个干部，和队长说得上话的。那时乡下很苦，别说吃酒席，就是煮白菜萝卜，也不敢多放油。我说那就去吧。良缘说，把你的琴子背上，我来背。
他那亲戚家很远，有十多里路。良缘背着那架沉沉的手风琴,和我走在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一路说着话。一路兴致勃勃。
到新郎家，已近中午。一座很老旧的土砖农舍前，用油布撑起了一个大棚，放了几张大方桌，许多妇女正里里外外忙碌着饭菜。大棚外站了一溜乡村吹鼓手，热闹地吹打着，细一看，其实只有两只唢呐，再就是锣、鼓、钹。我们被请进堂屋，良缘给我介绍了新郎的父母亲友。新郎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稚气未脱的农村青年，一点也不像要做新郎的样子。听良缘说我还会拉二胡，立即进屋去拿来一把二胡，说他正在学拉二胡。那是一把很粗糙的二胡，音色也很差。听我试了几试，新郎便拉我们离开人多声杂的堂屋，进到了他的新房。新房没什么结婚的气像，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条桌是新打的，涂了红通通的油漆。见新郎又是敬烟又是倒茶，一副极虔诚极激动的样子，我只好将就用这把二胡拉了几段曲子。新郎又央求我拉拉“琴子”给他听，我又拉了几段手风琴。这一下便召来了外面许多忙碌着的人们，把个本原就不大的新房挤得满满当当。后来有人提醒该去接“姑娘娃子”了，新郎才悻悻地回到自己办喜事的情景之中。
我也被邀去接“姑娘娃子”，手风琴也依然由良缘背上。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开拔了。
新娘在几里路外的一个湾子。一路上吹鼓手们呜哩哇啦很尽职地吹打着，引来四周田间劳作者的注视，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的前面有几面红旗，我一看，是早已散掉了的数年前一些农村群众组织的队旗。旗帜上印着“红联指”“农战队”一类的字样。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到新娘家前，放了一挂鞭，几位新郎的族亲拥着新郎前去见他的亲爷亲娘（岳父岳母）。但亲爷亲娘神色生硬，在大门前一站，拦住新郎一行。新郎忙递烟，递茶礼。亲爷亲娘依然生硬。双方交涉一番，新郎掏出一些钱，亲爷亲娘收下，但还是不让新郎进门。事情僵了下来。新郎狼狈地站到一边，他的几位族亲上前说情，对方却毫无所动，死死拦在门口。那帮吹鼓手们依然远远地站一排，面无表情但尽职尽责地吹打。这期间，良缘几次要我拉拉“琴子”。我极为难，这种情景，哪有拉琴的兴致。刚刚离开完全政治化革命化了的城市，一下见到农村中这最真实的一面，有如透过舞台的帷幕，瞧见后台的杂乱破败一般，让人很是惶惑。这算是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见我不愿意，良缘也不再勉强。找个土堆让我坐下，说，乡下结婚就是这样的。亲爷亲娘在接姑娘时要尽量向新郎要钱要物，但最后迟早是要把人放走的。
就这样，双方都极有耐性地厮磨着。那帮乡村吹鼓手们也极有耐性地吹打着。一早出门，我早已饿得不行，还不知这场接新娘的拉锯战得拖多久。
又交涉了几个小时，据说新郎又给了一点钱，亲爷亲娘这才放了姑娘出来。姑娘一出门，和亲娘拥在一起又哭唱了许久。哭唱的词有板有眼，还押韵。近乎一种民间戏文。娘唱的主要是抚养女儿的一些往事，女儿则唱这一去后对爹娘的牵挂对弟妹的不舍……新郎和他的族人们便耐心地站在一旁看她们哭唱。眼看天已不早，才最终将新娘迎到了手。更浩荡的一行人呜哩哇啦得胜回朝。
回到新郎家，新娘便被一群女宾拥进新房，不再出来。吃酒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饿了一整天，有的拖家带口，从很远的地方来，准备在这里过夜的。于终年没有什么社交文化生活的乡亲们来说，一次婚宴也算一个重大的节日了。等饭吃的时候，良缘便让我给大家拉“琴子”。后来，新郎拿着二胡来了，耳语说要我教他拉二胡，便带我走出他家后门，钻进一片摘完了棉花的棉梗地里，坐在一条垄沟边，听我拉曲子，又问我一些基本的技法。我为这个置终身大事于不顾，真心诚意热爱音乐的乡村青年所感动，便耐心地给他讲解，示范一些技法。他也腼腆地一样一样地学着，试着，一副极投入的样子，竟看不出一点洞房花烛夜的幸福与激动，似乎那么多人忙忙碌碌是为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
天快黑了，终于有人循声找到了棉花地里，火烧火燎地说吃喜酒的人早坐好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新郎这才很不情愿地起身回去。
我被安排在上席上坐，与新郎家的前辈们一桌。老人们吃饭极讲礼性，小小吃一口，便放下筷子，说一些家常往事。等主人发话“吃吃吃”，便又小小地吃一口，又放下筷子。主人点哪样菜，便动哪样菜。有几个菜上的盖碗，久久地扣着，似乎不准备揭开了。而那些后生们婆婆媳妇们的几桌，则早已抢得昏天黑地。菜不算少，但大多都很普通，一碗米粉，几块年糕，都当一碗菜的。有点油荤的，大概就是几碗粉蒸肉，腌咸鱼之类。我这一桌没揭盖子的，恰恰就是这么几碗能解馋的。
早上出发时，知青组的伙伴曾要我带点喜糖回去。但在整个婚礼上我似乎没见到糖，心里着急回去如何交差。后来，桌上的几个盖碗终于揭开了，老人们的酒饭也差不多吃完了。快散席时，我快快地掏出一张垫坐的报纸，将剩下的小半碗咸鱼倒上包了起来，揣进棉衣口袋。
酒席后，新郎家里人让我在堂屋里为来宾们又拉了一些曲子。乡亲们对这个如风箱一样，拉拉扯扯又能发出好听音乐的东西极喜欢，一边听一边发表各种酒后的评论。只是新娘始终没有露面。
告别时，新郎说要拜我为师，以后要到我队上来找我学艺。后来他果真来过一次，但往后再也没来了，不知为什么。
回队的路上，良缘知到了我拿咸鱼的事，拼命地笑。他说，这“长伙”要吃好几天的，主人有意要省下一些，给下一餐吃的。
回到我的知青屋，同学们都还未睡。我拿出报纸包的咸鱼，说这就是喜糖。十个人，一人一块还不够。记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但那香鲜的味道，我想大家一定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吃到一点荤腥。
那天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我二十岁的生日。
青春伴侣
清理旧物，发现一只活页夹。绿色的塑料皮已发黑变脆。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我的一些书刊借出与归还的情况。时间从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中期。上面许许多多借书人的姓名有的现在依然熟悉，有的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人了。至于书名，大都是当时的“禁书”。外国古典名著《高老头》、《前夜》、《约翰.克列斯朵夫》、《牛虻》、《战争与和平》、《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怎么办》……中国古典名著《红楼 梦》、《聊斋志异》、《唐诗三百首》、《随园诗话》……还有一些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或政治、哲学著作，如：《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托洛茨基回忆录》。甚至还有音乐理论著作，如：《和声学教程》、《配器法》……活页夹中还有几封信，都是因辗转借阅将书失落而致歉的，有一封还提出要用其他什么书来赔偿云云……这些文字一下让我回到当年那如痴如狂的读书情景中。
那几年正是“文革”时期。“文革”真是一桩奇特的事。它一方面严厉地全面地大规模地摧毁着文化，一方面却因它的无序状态，又使各类文化更广泛地在地下蔓延。起码就当时的青春男女来说，读的书――主要是“禁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别是到了乡下，那种单调、孤寂又天高皇帝远的生活中，青春对书的渴求更是如火如荼。我插队的那个小组有十个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带了一些书。一天劳累之后，万籁俱寂之中，各自捧一本书，就着一星昏黄灯火，醉读夜深。现在想来，真是一幅动人心魄的图画。遇上下雨，队里不出工，斜倚床头，一边听着雨打屋瓦的沙沙声，一边放开心性地读书，也是一种人生至境。况且乡下读书无须提防什么，偶而队长或乡亲们来串门，拿过我们手中的书，极珍贵地摩挲一阵，感慨一声：“怎厚子啊？（这么厚呀？）”又极珍贵地交还我们。对这些朴素的人们来说，书无好坏，都是神圣的。于是我们赶紧说，配给的煤油不够。队长便说，到队里舀一点柴油，把你们的眼睛子看坏了，我往后怎么跟毛主席交待。
知青之间相互借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常常会为了一两本书，步行数十里去求借。我那一本密密麻麻的名单，让我想到那漫长崎岖的乡间小路上，留下了多少来来去去的青春脚步。有同学回城，其他人会说，多搞几本书回来。出外工，修水利，有几本书随身带上，便觉得特别踏实。我至今还记得挖汉北河时，我们几个知青住在用板车架搭成的“窝棚”中。一天浑身污泥饥寒交迫地回来，四个男生如四条牙膏一般挤在那狭小的稻草地铺上，两人共一盏马灯，读着各自喜爱的书。外面是黑暗、荒野、冰雪和呼啸的北风。
如今，活页本上记载着的那些书多半已不复存在了。我的书柜中已有了后来的各种新版，书的数量、种类早已超出往日多少倍。但那些被读得发黄发黑、读得残破不全但却越来越厚的书们，那些被许多相识不相识的年轻的手抚摸过，被许多渴望生活的年轻的心亲近过的书们，是我更加看重的。那是我永远的青春伴侣。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当年报刊所说的"火红的七十年代"来临时，正是我们寂寞，劳累又饥饿的日子。那时，我们已在乡下呆了整整一年。一年的时光，春耕秋收，酷暑寒冬，很快消磨了初下乡时的新奇与热情，只一天一天对付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农活与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同时，又充满某种莫名的渴望——对音乐，艺术，美好的生活，爱与尊严……我们几乎与外界失去了全部联系，像一群隔绝于荒野的麻风病患者。离我们湾子数十里之外的龙尾山下，就有一个麻风病院，许多人从解放初期起，就一直关在那里。我们湾子也有一个麻风病人，村民们都叫他"长狗"。我们就叫他"长狗叔"。长狗叔病情不太重，便安排在大队小卖部，卖货进货都他一个人，于是，他倒成为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到公社去发信取信,取包裹发电报，或买一点特殊的物品，都靠他。大队唯一的一份报纸，大多也由他捎回，我们去取信或买东西的时候，常会在他那儿读一会儿一般都过期了个把礼拜的报纸。一天，我突然在报上看到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上映的消息，顿时躁动不安起来，恨不得马上回到武汉，坐到我家附近那家熟悉又亲切的电影院里，在黑暗中舒舒服服看一场久违的新片子。我们很久没看什么电影了。文化革命开始之后的好些年中，电影院里的外国片子，只有寥寥几部越南的，北朝鲜的，和苏联早期的,比我们自己的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要难看。现在来了这么一部阿尔巴尼亚的,欧洲的，反法西斯的，城市游击队的，当然让人心驰神往了。
熬了一个多月,我们回城过春节。一到家，便直扑电影院，像是急不可耐地去会见久别的恋人。好在那时一部片子要放很长时间，有时断断续续要放好几年。当我在电影院里坐下来，银幕上出现那层叠起伏的异国山城，那崎岖蜿蜒的石板铺就的街巷，那温馨美丽错落有致的小院和楼房，那法西斯占领下的恐怖与激情，战斗与牺牲，深藏又激越的友谊与爱……让一个刚从单调孤寂中出来的少年如痴如醉物我两忘，宛如浸润于浓醇香茗之中。更让人情动于衷又无可言说的是它的音乐它的那一首歌，那曲调温暖，坚定，又带着一种迷人的忧郁与怅惘，似乎在对青春的眷恋与捐弃之间作让人心痛的选择："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我们的祖国即将获得自由解放……"当银幕上美丽的少女米娜和她的伙伴们第一次在吉它的伴奏下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豪情满怀慷慨激烈的，他们在那位女游击队员秘密养伤的小楼上，低声吟唱这首勇敢的游击队歌的时候，让人看到了美丽与青春在为正义与理想牺牲前的痛苦。这是死亡与美撞击出的光亮。这首歌勇敢又忧郁的旋律一直伴随着整部影片，伴随着这一群年轻人战斗到最后。当米娜和那个女游击队员拒绝了背叛同时也拒绝了年轻的生命，走出阴暗的囚牢,走向绞架的时候，忧伤的吉它奏出这首歌的旋律让人肝肠寸断。眩目的阳光下,她们宁静地向前走，她们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激烈的动作，她们只是相互搀扶着，让青春与蓝天融在一起。这时候，那首歌又以辽阔恢宏的合唱出现了……为了这首歌，我前前后后将《宁死不屈》看了八遍。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在看电影，不是在看那些早已烂熟于胸的情节，而是沉醉于一种许久未曾体验过的情绪中。那是一部小银幕的黑白影片，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反法西斯故事，那首歌的旋律和词儿都很简单，但在那孤寂与荒漠的岁月里，它让我读到了可能远比它自身要多得多的美与情思。
影片开始时有一个小情节我一直记得，热情美丽的女中学生米娜要上山去参加游击队，她见到那个勇敢的女游击队员，发现她有一把吉它。米娜惊奇又多少有些轻蔑地问:"革命者还弹吉它？"在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吉它是属于流氓与阿飞的乐器。故事后来告诉米娜，也告诉了我们，革命与美可以同在。
我无意说这是一部如何经典的影片一首如何优秀的歌曲，我只是想说，在荒漠中，一滴水是如何激起了干渴者的万千感觉，直到今天那感觉依然清晰地铭刻在心中。我想，如果那部影片是在今天出现的，我可能绝不会注意到它的，我极少看电影了，也极少再被电影中的某个歌曲所感动。
这首歌我一直没有见到它正式刊行的曲谱。我是听会的，凭记忆将它写下来，传播到很多伙伴中去。
苦难与诗情
时间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能将苦难酿成诗情。它从人们对苦难的记忆中滤去那些物质性的感受，如饥渴，寒冷，疼痛，劳累，滤去那些消极的心理与情绪，如恐惧，绝望，孤寂，怯懦，私心与野性……却留下了人们面对苦难时，闪现出的精神之光。
于是，严酷的雪山草地，化作了理想与豪情的美丽又浪漫的背景，难以下咽的树皮草根，变成了坚韧与执着的证物。当许多年后，人们唱出“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时，已不再是在那凶险的自然环境中的肉体感觉，而是在品味经过时间酿造出的精神情操之美酒。
离插队落户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非常遥远了，当年那些艰苦卓绝的劳作与地老天荒的环境，那孤寂的青春心绪与贫乏的物质生活，对今天的老知青们来说，也不再是每天必须亲受的切肤之痛，而成为回想之中生命与困厄抗争的战歌，心灵与自然切近的情诗。油灯，土屋，堰塘，禾场，春天的蛙鼓，夏夜的虫鸣，清晨的雾霭，黄昏的炊烟，都隐退了它的物质性而显现出它的诗性。人们的记忆，大约总是顽强地保存美丽而拒绝痛苦。许多老知青在离开那片受尽肉体与精神磨难的土地时，都曾指天发誓，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朝这个方向望一眼──可是，时间让他们食言了，许多年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
对人的一生来说，三十年很不短。当年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插队生活的人，今天全都是中年人了，他们有的顺利，有的坎坷；有的幸福，有的不幸；有的成功，有的平凡，有的困顿……但对那一段特殊岁月，他们都有着那么一样的情怀，一样的眷恋，一样的感叹。于是，假日年节中，宾馆酒楼里，常有那么多校友插友的聚会，屏幕上，书坊间，总有那么多知青们的故事。
其实，不管是屏幕上书坊间的故事，还是每一个知青自己内心的故事，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故事，而是讲给今天听的故事。世事变幻很快，许多东西消失了，许多东西出现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这一代人曾为此付出代价的东西消失了，他们会为此而怅惘；一些丑陋的、邪恶的东西出现了，他们会为此而慨然；子女们全新的观念与全新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疏离与隔膜；还有新时代带给他们的压力，挑战与困境，以及身心与知识的衰退……这一切，都会让他们回过头去，从自己苦难壮丽的青春故事中寻找精神的支撑和情感的抚慰。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延缓，但它却让千百万知青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笼罩，在春耕秋收衣食温饱中还原为自然人，农耕生活让千百万城市青少年品尝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艰辛，同时又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在最真实的土地上与最真实的人群中，他们开始学会用自己的手养活自己，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一切，也是他们生命中难以忘怀的。
我想起插队时，许多知青都有一个抄录诗文格言的本本，里面常能看到一首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会变为可爱
这首小诗是当时的慰语，似乎也成为对今天的预言。
我想，今天在困境与奋争中的知青伙伴们，是否能将这首小诗再抄录一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