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象愚译

几个星期前，一个朋友向我道别，他要去爬山。他爬过峭壁，走过沼泽，先爬了威尔士山，又爬了阿尔卑斯山；现在打算去爬迈特霍恩峰。我祝他成功，心想这类冒险对我来说早已是经年的陈迹，心中不禁升起感激之情。第二天早晨，门边送来一个包裹，既不是那种木箱，又不是那种专用的纸板箱。我打开包裹，把里面的东西扔进书房，把包皮撂在书桌上。那是一本新的、带插图的一卷本《战争与和平》。

哦，天哪能说什么呢?这是一座中央大山。没有向导、绳索、破冰斧是无法攀登的，对我来说，至少还需要一架直升机跟着我。此外，这是一座俄国大山，尽管它享有国际声誉和全球的魅力，但表面看来，它仍像天山那样遥远。在最简单的层面，我就遇到了困难。像大多数迟钝的人一样，我发现那些人物的名字就混淆难记。我的问题是入门的问题。

另外的一大困难来自翻译不管康斯坦丝·加尼特是多么伟大的斯拉夫学者，她的学识有多么广博，我仍旧无法确信，我读到的就是托尔斯泰原本要说的。译文的语言给我一种模糊和不精确的印象。我不时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书中人们说的话多少有点离谱，有点含混，有点不到位。当贝克特和品特写这类东西时，不论我觉得多么离谱，但我能立刻明了他们的意图，因为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的。但是在读《战争与和平》时，我始终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语言的内在含义和言外之意，也不懂一个俄国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出的假定。我感到我需要一般人在读阿里斯托芬的德译本时需要的那种可靠的帮助，譬如以星号注和脚注说明，作者在开玩笑。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在托尔斯泰、康斯坦丝·加尼特的含混和我个人的无知之间分配这一责任，甚至无法用我影印的利奥·韦尔纳的另一个译本来加以检索和对照。韦尔纳的译本更艰深，当然也未必更可信。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座山。它被笼罩在云雾中，那缭绕的云雾始终在移动，人们只能瞥见它一个个分离的局部，而无从获知它清晰的全貌，那总体的景象依然是一片模糊。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诠释，人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说这座山太高大，不允许拍摄出清晰的全貌，只能让人无休止地去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和平》同莎士比亚以及荷马的作品处在同一水平上。你可以用你的余生不停顿地去研讨这本书。这可能并非官方的批评标准，但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标准。

通过凝视和记忆，我向自己发问，这本书到底是写什么的呢?生?死?爱情?目的?因果关系?现实的本质?历史?战争?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写战争的本质的。可是今天我想至少要对这一说法做点修正，应该说它是写拿破仑战争的，仅此而已。托尔斯泰大概认为，他所讲述的道理是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是这样，他就错了。在他的时代之前，战争经历了辩证的变化过程；从他的时代以来，战争也一直在变化。我并不是说战争增强了摧毁力，变得无法确认了。人总有能力摧毁他们所熟知的世界，无论如何，战争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战争的指挥者明白战争的进程，有能力控制它。

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对战争无知和当战争不可避免时又没有能力控制它的拿破仑，他对这样一个拿破仑的描绘很可能是正确的。那时，海上和陆地的战争在炮火产生的令人麻醉的烟雾中进行，人际的交流没有可能。但是后来，这种令人麻醉的烟雾变得淡薄了。一九四0至一九四五年间，战争在地图上进行。可拿破仑时代，他收到的情报往往是过时的、不准确的，他发出的情报要很久才能到达，后来，事过境迁，这情报也就失去了效力。拿破仑能做的只有这些。但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时却可以根据准确的情报和个人意志把他的装甲部队从一个防区调到另一个防区。整个战役都是根据时间表和计划好的步骤进行的，仿佛是下一盘棋。作为普通人，不论我们怎么想，但战争的指挥者都能够赋予每一个战役形式美，使它们在纸上看起来十分漂亮。拿破仑式的或者说托尔斯泰式的战争却完全不同，它毫无目的，以致士兵和历史学家必须为它创造某种并不存在的形式。因此，这样的战争只能是一段死亡的历史，与二十世纪已经毫无关系，有如公共马车那样。在毫无目的与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即使伟大的人物也会失去控制力，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某种催化剂，不仅托尔斯泰，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可是，人际交往手段的不断增加意味着个人引导和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将使“伟人”重新诞生。“老大哥”可能看不着我们；可我们大家都能看着“老大哥”。

托尔斯泰试图破除那种“伟人”的历史观。他用运动和潮流来取代伟人。在他笔下，英明的人并不是自以为可以控制事态发展的拿破仑，而是知道自己没有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却愿意充当某种自然过程的助产士库图佐夫。然而当托尔斯泰该写潮流和运动时，他却踌躇不前了，因为他明白，一个运动就如同火星上的运河，不过是一种光的幻觉，当旋转达到一个较高的速度后，它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篇幅颇长的尾声部分是自相矛盾的原因。任何历史的规划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隐喻。这里不妨引用一位当代人的话：“生活什么都不是，因为它是一切。”

当然，托尔斯泰仅仅把对战争的考察作为对社会本质进行考察的一种便捷方式。一位将军的无知与无助和十九世纪一位统治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无知与无助相匹配。他们既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也没有控制力。他们在和平的浓雾中工作。倘若我能把脖子伸得更远一点，更多地干预一下别人的事，我就会建议这里采用一种解决老问题的办法。按照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义愤，存在着一种永远不可能来临的未来的形象，仿佛脆弱的理性的纪念碑。革命将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民族中。然而马克思缺乏一种想像力，那种人们能在最好的科幻小说中发现的想像力。他没有能预见到，即将经历的一切变化中，最重要的辩证变化着的，正是交往的本质。正因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交往手段的巨大能量产生了新的品格，革命不可能在那儿发生。交往的轻松、直接和手段多样化使得控制一个国家犹如控制一个家庭集团那样明确和容易。共产主义发生在落后、文化素质低下、离心力大的俄国和中国。你要想使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共产主义化，只能借助巨大的外力的支持。那些不经意地说英国广播公司挽救了英国，使其不至于在那场总罢工中爆发革命的话，比那些把棕榈叶奖给英国的善意之言更切近靶心。工人们获得了瑞思的眼光来看待古老的英格兰。

托尔斯泰这本书中的边缘地带生活着百十来个人物，他们都是失去控制的拿破仑式战争的工具和牺牲品。这些人物中任何五六个人组合起来都能构成简·奥斯丁的一部小说。托尔斯泰用精致、反讽的笔触描绘了这些人物。老伯爵罗斯托夫除了办舞会之外一无所能，他就像蜂后一样，什么都不会，只能产卵；瓦西里王子懒惰、自私但却很有条理；他的女儿海伦冷漠、淫荡；一旦我们的注意离开那些中心人物，安娜·巴甫洛夫娜、阿尔帕季奇之类角色以及大量破衣烂衫、拖泥带水的士兵、农民就会涌入脑海。在这些人物之上，浮现出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的形象，像歌革和玛各一样火焰般闪光、魁伟。

在这些人物中，处在核心位置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熟悉的形象。我们对娜塔莎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会对苏格兰女王玛丽争论不休一样。鲍尔康斯基公爵和他妻子的那种颇富戏剧性的关系可以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随处找到。但核心的核心是摇摆不定的皮埃尔，他是本我、现代人、我、家，这样一个生物，有知识但又无知，床上和决斗的功夫都很差，胆小怕事，富有，很容易受到惊吓，是七情六欲的奴隶，懒散邋遢却精力充沛，自私而又慷慨，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缺乏奉献精神，对生活有敏锐的感觉，除了头脑什么都不缺。我们认识皮埃尔这些不同侧面的形象，却很难理解他们，托尔斯泰也是如此。这本书的伟大难道不正在于，在许多场合托尔斯泰含蓄地承认了他自己的失败吗?人们在战斗中感到兴高采烈。他们甘愿为一个他们不了解的人去死，把这种牺牲看成一种荣誉。娜塔莎是不忠实的；对此的客观描写跨越了因果关系的巨大鸿沟。也许托尔斯泰对生活所说的正如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难产死后，她的脸对她的丈夫所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干这个?”

诚然，从战场到家庭内部装饰，焦距的变化、哲学层面上的短途旅行、种种分析、人物之间不确定的、复杂的关系，这一切都使读者除了在密林中独辟蹊径外别无所为，然而《战争与和平》毕竟不只是一座大山；它是整个世界。

极度疲倦随之产生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托尔斯泰伯爵的这本书绝非为消暑阅读而作。没有人能够骑在花园墙上或者慵懒地荡在秋千中吞食它。应该在大雪覆盖的冬天，坐在俄罗斯火炉边慢慢品读它。它是一本能够打败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等各位将军的书。它让这位读者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应该在它面前焚香礼拜，仿佛老百姓在巨大的岩石前焚香礼拜那样，对他们来说，那岩石具有说不清的隐秘含义，在它巨大的表面可以显出人的手印和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