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4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花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支出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无论是政府的铸币权、征税权、垄断经营权还是产业政策制定权，其实都和我们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专制的自我寻租的官僚体系统治之下，政府往往就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侵犯或者至少是漠视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过来说，为了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需要对政府有适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人类文明史上所发现的最佳的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制衡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中国的制度转型关乎的不仅仅是公平正义之类的人类道德理想，而且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制度转型决定的不仅是自由能否在中国得以实现，还决定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并惠及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均落后的国家，其制度转型的特殊历史使命凝聚着中国人的双重目标：民主与均富。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也要同时开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官僚群体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普通民众则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压迫下苟延残喘，最终经济发展成了对少数人的祝福，和对大部分人的诅咒。在各级官僚趾高气扬的骄傲中，在广大公民不堪重负的叹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历史图像：失去理想目标的中国在迅速地沉沦。
5．小结：中国转型的历史包袱
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乱象的根由就在于政治的“复辟”或者“返祖”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转型的失衡；在于制度性公平正义的缺失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在于人类道德理想的没落和极端机会主义的崛起；在于我们撕裂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而不是让它们成为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这其中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降服于一种传统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将政治看作，并且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中国因而无法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政治观——即将政治看作一种抑制恶而实现善的公共事业。其次，中国的政治权力由于无法以公共利益为其旨归，中国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就要回到传统上的私有化状态。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政权都是皇帝的，中国的朝代名称以前都要加上皇帝的姓氏或者族类，像什么李唐、朱明、满清、蒙元，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都是附属于一家一姓或者一族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谓党国体制或者“共产党中国”这类表述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再次，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私有化之历史背景下，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也回归传统的官僚体制，遍布中国大地的各级各类官僚其实就是上层实现社会控制的代理工具而已。不消说，这种层级制的委托——代理机制正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能够维系下去的重要保障，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乃至治理危机。有人将官僚统治结构的乱象归结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不管怎样，官僚机构作为承担代理功能的体系只是委托——代理机制的被动方，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代理机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就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时期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经大大偏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民主和均富。我们生活可能是富裕了一些，可是我们却越来越不幸福，因为我们离我们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中国的倒退，我们再次倒退到传统中国的畸形政治观念、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中国的转型要想成功，我们就必须阻遏这种悲剧性的倒退，破解这种历史循环的难题，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之路上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使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我们的大使命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制度。怎样来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是下面一章要讨论的主题。
二、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照亮中国未来的历史之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据说藏着可以让乱臣贼子惧的微言大义。中国人也常常讲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评价荣辱得失的镜子，既然如此，历史中必然有着能指向未来的真理。因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喜欢到历史里去找答案。我想这种历史情结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有关，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图景，于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复古主义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指导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图腾。甚至到了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编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遗意”来表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其赞叹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我想他是真心赞美华盛顿所体现的政治美德的，不过他的比喻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把华盛顿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而美国关于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与这种对“圣王”之治的渴求南辕北辙的。我们祖先一直以来所信奉和向往的三代之治本质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种么？而这种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有什么可比性呢？
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情结，等而下之地却形成了“清官”情结，这两种情结的纠结让中国历史深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们的祖先无论怎样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现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却总是专制与暴力的循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饱含着血腥杀戮和奸诈权谋的政治厚黑学的现实演绎过程，我们不停地在历史的厚黑场中转圈，却总也找不到那种能照耀我们未来的亮光。我们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指引，似乎变成了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咒语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诅咒。历史难道是我们的宿命，或者我们的“原罪”？
我们的历史罪性就在于，无论是儒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还是普罗大众的“清官”理想，都摆脱不了政权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历史命运，政治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统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追求超越性价值——公平正义——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历史书中每一行可能都写着天下为公、仁义道德等字眼，可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绵绵不绝的私欲。通过统治者们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事政治的动机要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么是“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要么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骄傲。他们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信实盼望，却总有人在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绝望。
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来的亮光，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继续让历史循环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来照亮我们的去路，因为我们即使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光亮，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的历史中寻找那能照亮中国未来的光。那种光就是超验的公义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继畬巡抚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这种光确实照射出“天下为公”的良辰美景。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以“圣王”情结来解读这种光，将华盛顿这一“圣人”当作光的来源，而事实上华盛顿绝不是这种光的来源，他只不过是光由以发出的管道而已，因为这种光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的来源不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来的去路，也能让曾经的历史之路上的各种磕绊无所遁形。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宿命，那也是由于我们一直都被捆绑在我们的历史“原罪”中，一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尽这种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国的历史确实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捆绑中国人精神、思想和观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着那普世之光的强力，我们才能获得摆脱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战胜历史深处的罪性，让我们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获得新的生命。
（我并不是全盘反对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对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价值观，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与孕育这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有关的部分。我其实很欣赏中国的旧体诗，因为从审美上来说，它确实很有让人着迷的地方。我尊重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特质，同样我也遵循部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概括而言，我认为儒家或者其他中国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品质良好的精神资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这样的资源。此是题外话，暂不赘。）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化观念对中国的变革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它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变革事业提供着愿景和激情。这种现代化观念其实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后因着它们的具体经验而凝练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值得庆幸的是，纵使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普世之光照的经验，纵使我们的历史无法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却有着从别国的被照亮的历史中寻出自己未来之路的便利。别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历史之镜”。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样，这种普世之光下的历史经验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一个后发国家的转型来说，就是不停地从“普世的历史之镜”中学习别国的经验和吸取别国的教训。诚然，我上面谈到的所有观念、想法和判断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都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后得来的。比如，劳工权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铸币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而征税权的无限扩张和不受制约的滥用则直接将财富从民众的口袋中拿走。同样，我们说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们模仿，也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乌托邦，而是从西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对这些制度的基本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也都具有普世的价值。虽然因着历史的巧合，它们都肇始于并成熟于西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们的普世性。不过，具体到制度模仿或者学习的方法，西方整体上作为原发性地区，能提供的具体经验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样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经开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着追寻普世之光也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对于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模仿者。它们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或者教训。它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这一负荷着历史重担的模仿者来说，都是弥足尊贵的。因此，它们的转型或者模仿经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或者进一步说，它们进步或者转型的历史也成为照亮中国未来转型之路的光照的来源。对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转型成功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尤显必要。因为，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中国只能算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让小学生学习成人肯定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它们只能成为远期的目标模式，而中国近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可能更应该是那些处于制度青春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和韩国等等。也就是说，模仿者要明白自己进行模仿的基础，明白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否则要么急躁冒进，欲速不达，在沙滩上建高楼，要么该进取的时候退缩，畏首畏尾，错失良机。
概括来讲，以历史照亮中国的未来就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义之光要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中，并进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照亮中国未来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性经验中所凝结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为效法的对象，将中国的未来引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模仿式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结合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目标迈进的未来可行路径。对于前面这两点，我觉得争议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经做了初步的分析，后面将不再论及。下面我就从第三层含义出发，来分析中国未来转型的可能路径。
2．历史之光下的中国变革道路
我认为，谈论中国的转型路径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变法”的概念，二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概念，第三个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后一个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关于后发国家变革的“转型”概念。辨析这四个不同的概念，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中的哪一个所蕴涵的东西最适合于描述我们所希望的可行转型路径。
首先，我来谈谈中国传统上的变法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好象也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仔细察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所谓的变法都是在确定的君臣专制结构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一种亲民和爱民的政治目标，这样子的政治目标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让民众能得到一点实惠而已。顺便说一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王权时代的变法目标和现在执政党提出的民生目标挺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和相应的皇权结构，但我们有的是现代版本的专制体制。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下，变法的发动一要靠“圣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按照儒家的标准，宋神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圣王”，也总比中国几乎所有其他皇帝离这一荣誉称号最近；而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干且富有抱负的大臣，据说这种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时的变法条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权力结构是多么难得地在历史上出现了，又据说这种政治乌托邦曾勾起中国历史上无数心怀大志的儒生的无限向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写中国历史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雄心勃勃，君臣无猜，配合周密，他们联手发动的变法措施还需要依靠效忠这一体制的官僚队伍来具体实施。实施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宋神宗的仁义治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穷水尽，而普通民众则生计无着，最后是社会上怨声载道，变法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综观中国历史，不管什么样性质和规模的变法，无一不是由一个权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的。这是由中国的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的。而结果都注定会失败，这也是由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因为这种政治结构的维持和运作必须倚赖一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连机缘极其巧合的王安石变法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那其他变法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归根结底，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为其统治根基的整个官僚集团的。
现在来谈谈改革的概念。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改革的发动上，还是从改革措施的推行上看，中国所谓的三十年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的发动者包括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下面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经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工程师。其实我觉得用儒家政治伦理的标准将他们分别称为“圣王”和“能臣”也与事实相差不远。和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他们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也要倚靠一个效忠于共产党的官僚集团来推行。这样的改革因为后来有可能危及“圣王”的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专制机构，当然就被无情地扼杀了。正如历史上的变法如果要威胁到皇帝的统治，那变法只好停下来，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扑灭了。
虽然共产党最初的改革以及作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作为共产党改革事业发动者的“圣王”还在。“圣王”似乎还心有不甘，想延续改革的香火，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据说很有能力和抱负的“能臣”朱熔基先生。这样，作为嫁接“圣王”威仪的“能臣”又开始行动了。不过这次“圣王”和“能臣”都学乖了，只讲经济改革，别的都不提了。不过，即使是经济改革也需要执行，那执行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庞大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身上。这当代中国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简言之，就是官员们及其帮凶和伙伴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龙马精神，而社会则堕落腐化、沉迷委顿，悲苦绝望。关于这一点，评论太多，数据太多，事实太多，我就不讲了，每个读者自然心中有数。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呼吁改革，某位“改革派”大佬甚至大声疾呼：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实，这位老先生不明白的是，改革不停顿或者不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不信？看看执政党最近的改革举动。执政党大张旗鼓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路线，只不过现在的改革已经从二次改革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降格到行政体制改革。遗憾的是，推动中国当代改革事业的“圣王”已经死了，“能臣”也找不到了。于是，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又变成将28个部合并成27个。也许值得我们普通公民幸运的是，这次改革好象不需要我们承担改革成本了，因为行政改革的成效立竿见影：除了换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变。这样，作为改革措施推动力量的官僚集团就无须上场演出了，民众也就省去了再一次被欺骗和盘剥的机会。我不禁替执政党惋惜，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就这样很快无疾而终了，改革这块“石头”仍进官僚集团的大水塘里，连一个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溅起。改革在发动的时候就结束了，社会生活一如既往，民众皆大欢喜，天下就太平了。
可见，现在的改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看来连改革都不能过三代了。于是乎，改革的呼声再起。可是，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又如何？不改革又如何？所以，我给呼吁改革的人士一个建议，与其呼吁改革，不如呼吁“圣王”和“能臣”。否则，这种呼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据说，现在又有人开始以王安石来激励自己了，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倒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内心的真实表白，不就是想在专制体制里面做“改革”或“变法”的春秋大梦吗？这种梦中国的儒生已经做了几千年了，再多一个人做又如何？只是，宋神宗这样的“圣王”以及“王安石”这样的“能臣”都没有了，梦毕竟是梦呀。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不仅中国的变法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其他国家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也少有获得最终成功的先例。我们先来看看曾被无数中国人激赏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命运。从短时段的历史来看，明治维新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日本得以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并因着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两个规模比它大得多的专制国家而为世人瞩目，并因此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采取“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以加强天皇的中央集权来推行改革，显然这强化了日本的专制体制，并最终导致以天皇为领导核心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给中国、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也只有在经过美军的占领和改革之后，才得以建立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同样，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并在北方战争中打败当时的欧洲强国瑞典，但他用加强皇权的办法推动改革同样造成了强化俄国专制主义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一直延续下来，使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的繁衍地，给俄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命运不是很简单么？所有的改革，都会有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因为他需要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强势的官僚集团，其结果就是强化专制的力量，对自由民主体制的长远培育非常不利。因此，我们在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时或者在称颂彼得大帝为伟大的改革家时也需要注意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所潜在的危险。
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以及国外较为著名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进行总结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当代改革，或者说历史上的变法，不是已经失败，而是我们当初就不应该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改革不是已经死了，而是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我们所期望的生命力。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它的所谓“死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二，即使是国外相对成功的改革经验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改革事业的推动一定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强化的过程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所主导的改革进程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到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殷忧。第三，虽然改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时代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正因为无论中外的改革都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我们有必要在改革已经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放弃这样的改革路线，否则，殷鉴不远，实足堪忧。
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为什么值得我们忧虑？这和我现在要谈的第三个概念——革命——有关。革命在本文里的含义是以暴力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变革的社会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和这个词对应的说法是农民或者流民起义。不幸的是，这样的革命成了中国王朝循环模式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专制社会的改革或改良总是无法顺利达成目标，导致中国式的“天下为公”的良好政制总是无法实现，专制体制在耗尽完其自身的能量和资源后就会面临农民/流民的暴力革命或者起义。而这样的暴力革命的后果往往是另一个暴君的上台，开始专制王朝的另一轮循环。在目前改革既没有动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历史又将中国逼入一个要认真思考革命是否可能发生的险境之中。这样的思考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国人的血流得太多，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在伦理上已经不能再容忍这样的流血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等着另一轮革命暴动——专制的循环么？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中道的社会变革路径，让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受到适当的约束和制衡，能够稍微有所收敛，并同时让怨恨压抑的底层民众能够逐渐改善他们处处受盘剥和虐待的悲惨处境，让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正面力量的一部分，从而将他们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激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这样的抉择拷问着每一个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避免历史性悲剧并实现中国和平变革的中道路线就是转型之路。这就牵扯到我要谈的第四个概念——“转型”。转型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世界后发国家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变革过程。它有清晰的目标指向，要求体制本身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在一种既定体制下变来变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那个国家治理的模型都转过来，形成一套新的体制。鉴于此，它与前述变法或者改革概念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他的目标是超越于所谓的改革者或者变法者本身所在的体制性环境。仅就此而言，它就大大不同于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邓小平和朱镕基的中国式变法或改革传统。简要说，转型的诉求是以一种最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更好模式治理国家，而变法或者改革的诉求只是以一种更有利于统治的方式或办法来治理国家。第二，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人们很难依靠改革者本身来达致这样的目标。在这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超验信仰的文化传统中，很难指望会有一个能真正超脱自己利益的所谓改革者。因此，转型的动力机制必然是来自现有体制之外的，来自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民众。在我看来，在专制的政治结构下，这样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总体图景就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我这里的公民社会的含义是非常宽广的：凡是独立于正式国家权力的任何自主性的行动或诉求都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样的动力机制显然是自下而上的，但它并不一定要排斥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会欢迎或者鼓励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因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往往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如果这样理解转型的动力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变革前景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天企求统治集团进行改革。因为普通民众既然自己没有权力去推动改革，没有权力去发一个文件或者指导某项政策或者制度，要求改革其实就等同于要求统治者施恩，等天上掉馅饼。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这样的施恩不会到来，正如天上永远也掉不下馅饼一样，所以“天下为公”就一直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极力向朋友推荐以转型这一理念来取代改革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原因除了上文讲到的清晰明确的目标（宪政民主和市场体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动力机制（包括一切有合理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民众的公民社会），还包括它的现实的迫切性。我们知道，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都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发动的，它全然排斥了底层甚至中下层民众的参与。于是，上层统治精英及他们在整个官僚系统的代理人得以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牺牲普通民众利益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极速扩大、贪污腐化日益盛行、民众生活负担日渐加重、环境迅速恶化，资源频临耗竭，更不要说道德人心每况愈下。这样的局面又导致民众民粹和抱怨情绪的累积和恶化，各种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边厢是贪得无厌、巧取豪夺、高高在上的权贵，那边厢是生计艰窘、欲哭无泪、满含怨恨的低层民众。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完全被迫停在这两极化的力量的恐怖平衡之中。鉴于当前的形势，“转型”作为一种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的中道的变革理想必须要提出来。由于它的广泛参与的性质和利益博弈与分享的能力，它将能够把低层民众的渴望和利益部分地包容进来，免得他们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血本无归，避免秦晖先生所说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的极端情形。这样低层民众就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剥夺者，他们铤而走险的意愿和动机就小很多。
当然，这仅仅只是转型的公民社会参与模式最迫近的功能，它的更为长期或者制度性的功能是建立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或者非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利益博奕机制，以利于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和解的达成。毕竟，转型的公共参与模式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它将最终导向中国的国家政治目标——也即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经过充分参与的公民社会才能体会并珍惜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也才会有热情和动力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政治体制才会因此而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3．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可行性
这样的中道路径是不是太理想化？将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是否太不靠谱了？当然，这种点滴推进的路径可能确实有其非常理想化的一面，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相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实践并完成这样的中道路线只能说是一个人间的奇迹和中国人的幸运。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和意愿。至少对我来说，依靠民间社会比依靠官僚集团要靠谱得多。毕竟，这一进程和他们的身家性命攸关，和他们的生活生命状态息息相关。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权利，根本就不在乎一个中道的公众参与的政治共同体，那即使是天上降下宪政民主体制，那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活在其中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一体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无不是从民众努力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开始的，而对统治者恩赐的期待也通常都会落空。所以，在我看来，这甚至是中国实现体制性转型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具体来讲，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转型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和办法？为了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将自由民主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一个制度上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一定经历过两个非常相似且相关但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过程：自由化和民主化。世界各国的经验无不是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然后民主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可以说，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的确立都是先经历过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的结果就是宪政制度；民主化过程都是在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其最终的制度结果是普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所以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历史经验上讲，都是先宪政后民主。宪政从来都是精英阶层发动、领导和维系的，也就是说宪政的实现往往是上层博弈和争竞的结果，而民主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政治开放过程，其实现则是以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为基础，带有很强的草根性。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宪政优先的制度安排。当时，有一定财产或者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有选举权，而被选举权附带的条件更为严格，这样当时全中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共和政体。
对于后发国家，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变得很不自然了。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民主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变革方向的观念，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证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后发国家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既完成全面的自由化，达成一种宪政的制度目标，同时也要开启参与的渠道，为普选制代议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现在人们一讲到民主，不可能是古希腊的那种精英民主，或者中华民国初期的那种精英共和政体，而一定是讲大众民主，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普选权，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如果现在谁还胆敢象民国初年那样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要求，马上就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我所讲的公民社会的参与其实也包括两个互相关联但性质又有点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参与对个体或者所在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维护，第二部分是参与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前者是对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或者自由的守护，带有保守的品格，其目标应该是自由秩序的扩展；而后者则更多是对共同体公共生活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富有进取精神，其目标则是民主治理机制的形成。
如果用这样的两分法来分析中国的改革进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只是很有限地释放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而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没有放开（除了村党委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选举之外）。余英时先生说，中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原初目的其实就是以被迫让出部分经济社会权力或利益来巩固或维持中共的统治。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改革最精辟的评论。就短时段而言，从它自身的逻辑来讲，中共的这一策略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些经济社会权力从一个全能性控制体制来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以比较小的代价达到维系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不得不说，从中共的角度看，邓对延续其统治确实是有眼光的。但邓的眼光也就局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1989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改革已经很难再继续成为提供这样的统治合法性的工具。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共有没有可能再让渡一部分权利或者利益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然，中共的这种让渡不会是一种自愿开恩的行为，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被动反应，正如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搞改革让渡权利一样。
这样的压力源恰恰只能来自公民社会的广泛的参与运动。正如上面所说，参与包括对自由化的促进和对民主化的促进两个层面：对自由化的促进主要是参与推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全面落实，尤其是财产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思想自由，这里面可能要强调的是法治保障和法治秩序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宪政化的思路；对民主化的促进则侧重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促成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结社、参与议会政治等等，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大体上是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法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过程，尽管自由和权利的落实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机制基本上还是封闭的，执政党基本没有任何放松，任何层级上的自由公正选举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结社也是禁区，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所以，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走，其现实目标就在于全面落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同时启动中国公共治理的开放进程，让民众开始有机会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
以这种方式推进中国进步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其实现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公民个人的主动努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要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天天讲，你自己做起来就行了。举例说，我们公民半月谈有一个小册子，自己找人印刷出来然后分发或者以成本价卖给朋友。因为这个册子是自由出版的，对于我来讲就等于出版自由实现了。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出版，出版自由就来了，根本不用管新闻出版署给不给你自由出版权，这样的自由权利是天赋的，没有理由受官方机构的出版限制。信仰自由也是一样的道理。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去独立的教会、独立的庙宇或者任何其他独立的信仰实践场所，信仰自由就来了。再比如对民主化的推进。有人说人民代表要专职化、提升选举的层级或者推行更加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办法，这其实是让共产党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妥协，我认为目前根本做不到。但我们现在可以做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在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找出来，每年对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民间的评估报告，列名人大代表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如果什么也没做，那他的作用不就一目了然了么？另外还可组织当地社区的居民对其打分，在网站上登出来或者直接寄给他。这都是公共治理的参与，而且是可行的政治参与。
4．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果效
这样的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训政和开展公民启蒙。公民训政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公民参与体现的信心、能力、理性、合法、平和将改善国家机器的品质以及统治者的心态，让国家机器逐渐靠拢文明的制度规则，让统治者逐渐学习文明的执政规则，这与孙中山先生的以党训政的理念是大相径庭的。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对民主的认知水平可能要稍稍高于对法治的认知，训政可以成为培养官员们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旦中国需要全面开放民主化，民主体制也能获得法治的保障，中国转型就会顺畅很多。
公民启蒙则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通过各种舆论形式（包括媒体、讲学、以及研讨会等）在尽可能的大范围内进行观念上的引导和更新，让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乃至各教育层次的民众都理解并认可自由、民主与宪政等核心政治观念的价值和有效性。当然，启蒙并不仅仅是观念的传播，建设公民社会的参与活动本身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启蒙行动，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启蒙途径。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本身就彰现了启蒙价值(包括人的自主性、独立和尊严等)。总之，在后发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观念上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启蒙后的观念才能引领出符合自由民主目标的行动。
在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无论怎样强调公民社会参与的意义都是不过分的，它一方面可以使公民摆脱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培育适合现代政治生活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并且由于它能产生实在的结果和影响，因此它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公民社会的参与肯定会产生溢出效用，从而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共同体的看法和追求。公民社会参与对公民启蒙和公民训政的带动作用终将实现中道转型路线的目标：即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公民社会所养成和提炼的结社艺术将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础。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推动这一中道事业的力量？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包括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上层人士、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合法经营的私人企业主群体、大部分的工人阶层、以及几乎全部的农民阶层。而其反对力量则包括上层统治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以及既得政治利益集团、依附于或寄生于国有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经理人员和员工队伍以及与他们有非法合作关系的私人业主）、基层（县及以下）的官僚集团以及与各级官僚们勾结在一起的商人队伍。总而言之，这样的中道事业的民众基础就是包括中国绝大多数人群的中左联盟。从人数上说，支持者当然是绝大多数，但由于人数较少的潜在反对者是目前执政党执政的基石，在目前执政党还能够应付下去的局面下，其实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下，中道转型路径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样的中道路径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论？这就是我将要在下面谈论的主题。
三、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圣经·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受不到，但是一定关键时刻，民主自由所展现的力量会非常大，这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最迷人的资产。——马英九，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胜选演讲
1．外部影响对中国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中道的转型路径提供的是一种理想型态的变革路线，其本质是在既无改革动力也无改革必要的情形下，中国社会的一种自发的负责任的政治社会行动路线。这种变革路线在中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所可能获得的效果和达致的结果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谈论它的前景，就首先要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能要面对的未来图景，然后再来看这一路径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中所可能起到的果效。因此，在谈论这一转型路径的前景前，我愿先试图勾勒一下这种中道变革路径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具体的中国未来图景。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帝国传统的老大国家，有着很强的按自己内在意志运转的惯性。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引起中国庞大的国家体制变革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力，这在传统的王朝时代表现为游牧民族的入侵或者底层流民的起义或者革命。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下面，如果缺乏外力的介入或者冲击，国家体制中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推动真正的变革的，他们所做的就是维持局面而已。远的不说，中国国家体制的这种停滞性甚至在目前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也是表现得很充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代执政者其实也是想维持住现有局面而已，主动变革的意愿或者能力均付之阙如。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外部力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介入，他们可能会和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一样，想维持而不得。我认为，这样的外力的介入、冲击和影响，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图景，也进而决定着中国转型的基本前景。毋庸讳言，从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迫打开大门，让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制度和器物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之后，再加上最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留有很深的西方烙印。对西方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综合和分析既不是本文的目的，当然也是本文作者力所不及的。我这里要谈的西方的影响主要是跟中国的未来转型有关的几个最重要或者最直接的方面。
笔者个人认为，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分别是：在政治上，现代的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已经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支持；在经济上，中国因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全球市场（包括原料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产生依赖性关系；在社会上，与中国现代化努力直接有关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逐步过渡到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国家。笔者进而认为，这三方面的影响将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前景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下面，我分别对这三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述。
先来看政治上的影响。中国现在的专制体制与传统王朝体制很不一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的专制结构有皇权的血缘合法性的支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的统治合法性不会受到质疑，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皇上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天命之所在。所以，传统的王朝一旦建立，血酬定律自动发挥作用，民众只有俯伏于皇权的天命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而现在的统治者可没有过去的皇帝们这么幸运，他们要一直面对合法性的拷问，这样的拷问既是道义上的，也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其统治地位的。来自西方的统治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演变成对执政党提出的政绩要求，也就是统治者的执政要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效益。说到底，所谓政绩合法性，其支撑性的观念基础还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众让渡统治权给统治者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他们对统治者执政地位的承认是期待后者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一旦统治者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下结论说，改革已经终结，我认为这种终结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改革现在已经无法再为它提供政绩合法性证明了。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中，改革已经充分释放了它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现在的执政党无论搞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如和谐社会，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如亲民，或者玩什么样的二十四史式的权力游戏——如搞权力分肥，都要持续面对统治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在经济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开始与世界融为一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前所未有地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对世界原料、产品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中国也已经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越来越多地需要世界其他地方供给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原料，如石油、木材、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需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出口顺差以及外商投资成为中国的经济成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长期采用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已经让中国逐渐失去货币政策主导权。以法治化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体系是一种外部的、异质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力量，也是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没有处理和经验过的，它也必然有传统专制力量所不能控制的运行逻辑。特别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和金融的融合与互动将成为行动缓慢、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难以应付的新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表现为一个赢家，所以经济开放政策也是为执政党提供政绩合法性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正如最近全球各种大宗商品的急速涨价给中国通货膨胀带来巨大压力，也正如中国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严峻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显得捉襟见肘，我们会看到，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倚赖关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越来越突出。因为中国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并不具有主导权，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执政党对这种负面效应的管控能力是极其微弱的。他们的应对办法也许只有将压力转移到国内，从而冲击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至于其合法性被影响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世界经济形势的具体演变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执政党将不得不被动接受国际市场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对一个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命令的执政党来说，可能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
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对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影响，也即社会结构上的影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将在下面较为详细地阐述这一看法。在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广义的城市化进程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广义的城市化是指这样的一种自发的过程：农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居民和城市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户口之类的社会管理制度没有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的转型过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景况有关。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家就是一群温顺的、任由统治阶层宰割的绵羊。在一个工商社会里面，工商阶层基本上都是住在城市里面，他们有阅历、头脑和经验，也有着足以抗衡官僚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尽管有时他们因利益的需要也会和官僚阶层相互勾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僚阶层形成一种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从而不利于专制秩序的稳定。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阶层是认识到工商阶层对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固所可能造成的威胁的，所以中国历代专制王朝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首先，专制王朝喜欢实行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制度——户籍制，以让农民世世代代都固守在闭塞的农村，免得他们在流入城市开阔眼界后开始挑战农村传统的等级秩序；其次，它们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策略，抑制民众经商致富的努力，说是“重”农，其实是“坑”农，目的是让农民永远没有上升流动的空间；第三，儒家士大夫从儒家社会伦理上搞出一套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系统，从意识形态上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儒家血缘乡土的家庭伦理观其实也是非常契合这样的一种专制控制手段的。
我们知道，共产党在夺取中国政权后在推动城市化方面一直不积极，导致中国90年代之前的城市化程度很低。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统治阶层并不愿意让农民拥有迁徙的自由，因为迁徙自由就意味着对他们控制的放松，就意味着专制统治出现缺口，而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则是驯服和统治他们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也没有民众出来“闹事”。据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的余习广先生讲，当时汉族地区没有一个反叛或者骚乱事件发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执政党对当时的农村实行军事化监狱管理体制，以及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逆来顺受的秉性。不管怎样，农民们的悲惨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城市里就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问题，虽然城市人也会挨饿。这与上面说到的城市人对专制统治有某种程度的底线要求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共产党政权极力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供应的原因。
也许正因为中国底层农民历经过无数灾难，他们对摆脱自己处境的想法也非常强烈。笔者在农村出生长大，当时求学的最直接动机就是做个城里人。出于这种强烈愿望，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关口，中国农民们就冲破重重束缚，先是有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后来各地农民又自发出来到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中国这么多年所谓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就于这些劳工的血泪付出。同时，中国独特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结构发挥了一种强大的有利于统治者维系统治地位的功能：它把为维持其经济增长战略所付出的大部分代价向下转移给了中国的底层人民——农民，而农民们因为历史的惯性而对各种压制忍气吞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敢说个不字。尽管这样，进城的农民在经过最初阶段的迷茫和挣扎之后，开始慢慢了解城市的习性，慢慢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扩大了眼光，开阔了视野，对事情有了更好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这和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被固定在封闭停滞的乡村、而且只知道墨守成规地延续先祖传下来的农耕生活方式的传统农民形象有非常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一旦了解到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以及相对较好的生活品质，他们便用脚投票，摆脱他们曾长期依附的乡土。
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亘古未有的变化，即非常多的“农民”可以不再依靠土地为生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农民不愿种地，到外面打工，将土地抛荒了。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妇女，青壮年基本不再种地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很少有会种地的，这和笔者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农村年青人一从中学毕业就出来到工厂做工了，他们的成人生活经验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他们开始隔膜了。而且，年龄层越低的进城农民与农村生活的切割就越彻底，更不要说那些从小随进城做工的父母一起在城市长大的第二代城市移民了。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是革命性的，中国传统专制统治所赖于维系的社会基石其实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社会性或者政治性效果。
随着农民对城市现代工商文明的了解和接受，执政党将越来越难以将经济压力转移给最底层最温顺的农民的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自己的统治了。我们知道，农民的大规模抛荒以及外出打工其实就是对执政党农业政策的无言抗议以及对执政党农村治理失败的最佳说明。过去几十年执政党一直执行的极大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让农民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却同时让城市居民享有较低的物价水平，以避免在他们中间出现不满情绪，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已经了解外部世界的农民不会象先前一样逆来顺受了，知道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果政府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蛮横无视农民的利益，那农民们就不种地了。眼下农产品价格飞涨，很多人希望给农民发补贴以让更多的农民去种地，这在笔者看来也是很不现实的。对过去的农民来说，种地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现在农村里的人，将农业视为一种讲求成本收益分析的产业。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均耕地这么少，一亩地要补贴多少钱才够得上他们在城市打工赚的钱？
当然，正如上文所说，在第一代农民移民懵懂的意识下面，统治者还是能够以压榨农民工的方式来实现出口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但农民工们是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一群人，他们不可能长期受到这样的压榨。最近中国南方出现的范围很广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在清楚地分析其利弊得失后作出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已经学会了议价、学会了知道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价位，而不再被动接受任何强势方给他们的定价，就像中共长期执行的粮食收购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农村人作为我们社会劳动力队伍的一部分，将不再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在市场体制下都是平等的，当他们从事的产业不再能为他们提供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时，他们将自然流到其他产业部门。当整个社会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他们的供给时，他们将自然要求提高他们的劳动价格，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这也许是现代工业化市场体制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最大解放。
综而言之，因2亿名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上述变化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在经济上，它使得当局不再可能依靠剥削一部分最无力的人来维持其对其他少部分民众的照顾，对其经济治理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政治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日益从农村集中到城市地区。过去，统治者通过层级式官僚体系控制一个个孤立的乡村。由于城市固有的复杂特性，这种控制体系将不再方便有效，对执政者的统治能力构成有力的挑战。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的专制政权已经很难再直接通过在内部转移痛苦和矛盾的方式来化解绩效合法性的问题，他们唯有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2．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值得期待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执政党政绩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已经相当程度地受国际市场的左右，这不仅表现在跨国流动的热钱可能带来的冲击，更表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政绩合法性的维持与否也已经不再是执政党所能完全左右的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根据执政党政绩表现的不同，中国转型就可能有不同的未来图景。读者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出，虽然能够影响中国转型前景的因素有千千万万，但我只是指出我认为非常关键的几个因素，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因素是我不能把握或者了解的，所以，我必须说明，我下面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可能性分析带有很强的直觉和武断的性质，仅供参考。
毫无疑问，政绩表现存在着两种大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因为经济成长的好处被广泛分享而转化成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资源；第二种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民众实质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即使经济增长没有放缓，却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增长的成效无法转换成政治上的合法性来源，乃至成为消解统治合法性的因素。显然，在第一种可能的情景下，执政党的统治将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在上面详细分析过的各种原因，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可能的概率不高于5%，属小概率事件，因此，笔者将不分析这一可能情况下的中国转型前景。
那么，在第二种可能情况下，中国转型又有什么样的前景呢？从大方面看，也有两种可能：维持旧局面，没有变化；出现新局面，有了变化。同样由于我上面分析过的原因，我认为维持旧局面的可能性也很小，概率可能也只有5%，所以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前景也不做具体分析。最后，当然是出现变局的可能性最大，概率有90%。可是，这里面又有怎么变或者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笔者进而认为，在中国因现执政党统治合法性问题而导致的变局大体上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况：管理很好的，管理一般的，管理很差的。管理很好的情况是指，强势集团或者部门在控制住局势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并在宪政改革大体成熟的时候开启民主化进程，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25%。管理一般的情况是指：有全局控制能力的强力集团不存在，因为国际压力和帮助以及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和妥协，中国直接进入全面民主化时期，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50%。管理很差的情况是指：中国不仅不存在能控制局势的强力集团，而且民间社会的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无法让中国采用民主的方式来建立新的政权，社会因而出现持久的动荡，最终导致新的专制政权的出现，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15%。
如果我们继续以后发国家或者地区转型历史来衡量，我们会发现，管理比较好的情形符合韩国或者台湾的转型之路，管理一般的情形对应着印度尼西亚的转型之路，而管理不好的情形则可能直接是中华民国的翻版，中国历史的重演。前两种情形让我们心里觉得有指望，而后一种则常常会使我们感觉忧闷。我下面分别就这三种情形做些简单的展望，由于未来变局牵扯的因素实在太多，我只能大而化之地讲讲每种情形利与弊，不敢充当算命先生。
在管理比较好的情形下，中国转型就是一种有秩序的、稳步然而坚定的渐进演化过程，各种矛盾（比如公民权利匮乏、经济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民族纠纷、统一问题、国家体制建构问题、官民冲突、军队国家化、行政机构的中立化、多党制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都能在一种法治框架内得到解决。中国先实现公共治理——尤其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法治化，暂时不解决或者说搁置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等到第一个问题（宪政问题）基本解决好了之后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民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结果，因为它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宪政体制下非中央层级的选举将对未来全面民主化的实现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在其中，现代政治所需要的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将得到充分的操练，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将得到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公共政治人物将受到严格的审视和筛选，而且公共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也会得到培养和巩固。
另外，在宪政体制下，行政中立化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而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行政机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就可以服务于任何性质的政府。留用有实际治理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就能保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而不会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反面的例子可以看伊拉克，伊拉克政权更迭后一概解聘那些以前属于萨达姆社会复兴党的党员，结果伊拉克整体出现管治危机，教训很深刻。同样的过程也使用于军队国家化的过程，先技术化，然后去意识形态化和脱党化，最后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在行政中立化之后，应对危机局面的经济调整政策将出自具有专业化的文官之手，经济问题会慢慢得到解决，政治局面的稳定最终会带来经济局势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将学会理性负责地处理一切问题，公民社会的参与空间将空前扩大。公民社会将在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走上成熟。台湾曾经的“准革命派”民主鼓手、民进党重要军师林浊水先生就认为，现在的台湾民主体制已经成熟，其表征就是台湾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虽然台湾的宪政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自由民主却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台湾的宪政体制中，可能更反映在台湾的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能量中。如果中国能循着这样的路径演进三十年，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水到渠成，并且代价相对来说会很低。
但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有责任感和能控制局势的领导人或者权势集团，而我们只能假定变局之后复杂的政治权力重组最终会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很自信的假定，答案就是韩国或者台湾的历史经验。韩国和台湾在经历过历史上的大动荡后，不约而同地走上军人强力政权下的现代化之路，并最终实现民主和均富的双重目标。因此，我的一个猜想便是，在现有的政治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最终崛起的可能是军人强力集团。由于新崛起的军人强力集团需要为其“监国”进行合法性论证，而军人强力政权长期执政也缺乏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便有可能象朴正熙或者蒋介石的军事政权那样推行现代化。
现在很多人拿清末与当下对比，我觉得很有道理。比如现在党天下的政治格局和当时族天下比较近似。清末，朝廷要搞宪政，就开始说要预备立宪，不仅弄出个“皇族内阁”，而且还给出了时间表。现在执政党提出要搞党内民主，算是预备民主吧，不仅安排出一个新式的“皇族内阁”，而且据说也有了时间表。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如果历史继续地惊人地相似下去，到时候没准还会出现一个袁世凯似的人物以及以他为中心的强力集团，如果新袁世凯能汲取旧袁世凯的教训，不再搞复辟，走回头路，这种结局可能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原因有三点：第一，新袁世凯们也许不太可能重犯旧袁世凯们的错误，也即他们会吸取导致袁世凯身败名裂的开历史倒车做法的教训；第二，新袁世凯面对的立宪和行宪（而不是全面民主化）的条件比清末要好，至少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强人来说，新袁世凯的权力足够大，同时权力受到宪法的保证和制约，因此，他可能比中共的总书记更有安全感；第三，和民国初年的国际局势不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断不会象二十世纪初年的英政府那样接受一个搞专制集权的独裁政府。问题可能在于，清末只搞宪政可以说是政治正确且符合世界潮流，因为那时全面民主的说法还没有普及，而现在全面民主化成了政治正确和世界潮流。因此，先宪政后民主的变革通路自然会遇到全面民主化呼求的挑战。下面，我就接着谈中国转型的另一种可能——直接的全面民主化。
3．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有可能的结果
在管理一般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统独、文化和宗教以及国际关系问题会因整个威权控制力量的极大削弱甚至崩解而在瞬间全部爆发，对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社会又没有适当的程序和机制来解决或者舒缓这些问题，接着整个社会便会陷入手足无措、慌乱不堪的境地。中国政治转型同时面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双重挑战，如果中国各种利益团体或者社会力量能够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围绕着立宪和全面普选开始政治更新工程，并能就宪法以及民主选举和治理的规则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稳定社会局势，让整个社会开始学习在一种新规则体系下运转，那么不管最初的动荡是多么令人不安，这也是社会的大幸。此后，中国社会将直接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学习如何适应和掌握新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整个社会届时会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各种各样议题的政治竞争上面，这种竞争或者冲突将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建设性能量，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经济活力的重建将或许会得不到足够多的重视和力量的投入。这样，作为民主体制良性运作的两大基本要件——成熟、负责、理性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繁荣、稳定的经济体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培育。
如果我们看看印度尼西亚的情形就知道这种政治变革是多么复杂和问题重重，也可能会多少能预知一些如果中国进入此一变革通路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被迫进入全面民主化转型的过程，该国在转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中国可能的民主转型有很多类似之处，有些地方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才建国，之前是漫长的殖民时代，因此，它一直就面临着国家整合与巩固的问题。其2.1亿人口广泛分布在18,000个岛屿上，超过400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分属五个不同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超过70%的居民没有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而人均收入在经济危机后也很快跌至比较低的水平。其民主转型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因政治强人苏哈托被动下台而出现的近乎无政府的管制状态。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城市低收入居民因此开始抢劫行为或者发起骚乱，以作为对曾经欺压或者剥夺他们的强势群体的反抗或者报复。由于抢劫和骚乱事件过多，有限的执法部门人员无暇以对。更重要的是，执法部门在苏哈托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在公众眼中失去信用，其行动的有效性也随之大打折扣。过去曾经被当局严加控制的冲突重新浮现，在苏哈托辞职后，不同宗教信徒、种族或者族群间的流血冲突对印度尼西亚的稳定构成另一个极大的威胁。同样，过去被中央权力压抑的地区分离运动也浮出水面，东帝汶、亚齐和伊里安查亞地区都出现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同样，在经济领域，政府也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调整以应付危机的局面，但在民主化起始阶段，官僚系统——尤其是作为过去腐败集团一分子的官僚集团——难免收到冲击，这样印度尼西亚就缺乏一个为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稳定的、专业化的和政治中立的官僚队伍。
印度尼西亚这时其实遇到了一个实践上的重大悖论。一方面，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非常需要一个民主机制，而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又使得印度尼西亚新生民主体制的巩固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民主体制的自我更新和维持变得更为困难。首先，因为变革的突发性，所有关于宪政体制的改革都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新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内阁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都要做很大的更新，有时难免成为急就章，这对形成一套稳健有效的民主制度体系并不是什么好事。第二，在局势一日千里的大变局中，各项制度的更新往往显得非常缺乏条理，也无法从容地进行分工合作，结果造成了各种混乱的局面，而政局的混乱又给苏哈托时代的旧官僚利益集团留下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们得以继续在新的民主环境下兴风作浪。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民主体制下新政党的头面人物，并通过选举进入各级议会。他们的心态依旧，做派依旧，习惯依旧，因此这种旧体制的残余极大地威胁了民主体制的巩固。第三，由于民主化转型是在经济困难萧条和政局急迫混乱的背景下进行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成为重要的筹码。在很多民众没钱维持生计的时候，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很多的选票。而有些当选的国会议员更会论价出卖其手中的投票。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因为对腐败的清算不彻底或者根本无法深入下去，掌握经济资源的往往是旧官僚利益团体，他们通过其财力来对政治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金权政治便无可避免了。最后，由于中央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来威慑地方分离趋势，军队便被允许继续保留很多特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特权。虽然军队已经无法再发挥过去那种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但其特权地位仍然会妨碍民主转型的深化。
笔者猜测，印度尼西亚在民主转型中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可能是爆发式被动变革的常态，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会呈现出一些差异。被动变革使得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而且爆发式变革又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集中在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焦点上。1995年的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变革设想的研究指出，该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来完成民主转型，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需要改革选举法、限制并终结军队的社会政治角色、促进公民和政治自由。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本来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迫要在一年之内有个眉目。其间的压力和被动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变革的突然到来，过去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被释放出来，政治选举成为最能吸引人的舞台，民众的政治活力被选举活动左右，而自由公正的选举却只是完善的民主体制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十分关键）。于是，民主体制的全面建设就在似乎非常热闹的选举中被延宕。
中国转型之路出现这种管理不很好但仍不失去控制力的概率很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印度尼西亚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健全民主体制所耗时日将比管理比较好的情形长很多。依笔者之见，也许到50年后，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才能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当然，中国这样的民主化转型之路不是没有风险的，就象共和体制在民国初年初试啼声后很快夭折一样，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对中国转型前景的最后分析中，我将谈到民主化实验可能失败的后果。
4．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糟糕的结果
说实话，这种前景是笔者很不愿意谈的，原因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从感情上讲，这种结果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仅意味当代中国人无边的苦难，也意味着我们后代命中注定的不幸。如上面提到的，这种管理很差或者说完全失控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中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中国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逐渐蜕变到亚洲最大的极权国家的过程浸满了中国人的泪水，从1911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章节都是用中国人的血写成的。不过，我们的理性又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恐怖的可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也许，只有当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它时，我们才会想尽办法去避免它，从而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笔者认为，中国上个世纪朝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旅程以袁世凯去世后共和体制的瓦解为转折点。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同样面临国家体制彻底失败的可能。一种体制的失败可能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建立不起来一种替代性的有力体制来保证基本的秩序。这种新的有效体制的建立和维持要么依靠强制力（强人政治），要么依靠社会大众的共识来（民主程序）。一旦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要么强人去世，没有后续的具有相同能力和权威的强人，要么社会大众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民主体制无法运作，剩下的问题就是何时又回到传统的专制循环老路上。首先，中国的强势人物现在确实没有，将来出现大变局时会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其控制力、影响力甚至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都是无法预知的。可能性较大的是，压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或者即使出现了但其控制力很快就丧失了。其次，社会大众的观念、利益、感受和情绪过于歧异，而且没有人愿意让步，最后找不到一个各方（或者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博弈方法或者平台，社会群体出现无法弥合的分化。这两种情形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社会直接进入失序的混乱状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间的对抗性太大，没有办法彼此理性平和地对话和沟通。各种矛盾，如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中外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互相加强，互相催化，并互相极端化。当社会在各种矛盾的激荡中耗尽其精力后，民众出于对秩序的渴望便会希求能带来稳定的专制政权。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强势集团，以强力的办法结束无序局面，中国进入新一轮专制循环过程。一是社会被动开始民主化进程。但此时，由于社会各种矛盾极其尖锐，极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沉渣泛起，成为新的当权者，中道的变革之路不再有空间，民主形式徒具其表，民主体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当然中国也不再可能出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民粹政权，因为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而且也没有了苏联老大哥的支持。
没人知道这样的变局会延续多长时间，当然也就更没人知道中国何时能出现一种中道的政治体制。不过，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现在将近100年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还依然在前现代的困境中挣扎。如果历史的误会再次临到我们的民族，中国是否又需要再等一个百年才能等到历史新局的展开？这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
5．结语：中国转型的双重历史使命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基本上是一个观念引导变革，模仿推动变革的过程。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现代化的使命被浓缩为四个字：民主均富。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观念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模仿却总是问题和阻力重重。就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模仿改良（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过去三十年的邓小平改革），还是模仿革命（如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我们都失败了，我们离政治上民主和经济上均富的双重目标似乎从来都是那么遥远。也许，这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古老帝国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历史似乎总是在拖我们向现代化标杆奔跑的步伐。历史对中国进步的阻遏作用在中共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又一次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那就是曾经宣称有着人类最先进意识形态的执政团体在历史惯性的牵引下走向了“复古”，而邓小平式“复古”的结果就是增大了中国历史继续在两个极端（动荡和专制）之间轮回的现实危险。
不过，因着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也出现了一些三千年所未有的新变化：政绩合法性的观念，经济上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以及社会结构中农村人口比例的迅速减少。这些新的因素对传统专制政权的维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有理由认为，乘历史之便的专制政权将最终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专制政权在这场变革中可能只是被动的回应者，正如历史所一直证明的那样，它们从来不可能主动做出符合民众愿望的选择。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作为被统治者的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中道变革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未来变局的准确时间和具体方式，及其广度、深度和难度，但我们相信，公民社会的中道转型之路——也是自我救赎之路——可能是建设一个中道的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中道转型之路是一种行动中的自我管理之路。在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成为主流共识的情形下，紧要的问题是探讨怎样落实好这样的目标，也就是怎样模仿好先进国家的经验。管理学上著名的二八原则告诉我们，一项事业的成功与否只有20%靠一个非常好的、几乎完美的观念或者方案，80%却要靠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手段。同样，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仅有很好的观念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必须从言说进入到行动，从理念进入到操作，从对民主观念的探讨深入到对民主化过程的分析。
如果将对观念的分析转到对过程的思考，再进而深入到对行动的规划，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所有的问题和挑战不仅仅是现在执政者们要面对的，也是将来转型后新的体制和新的执政者要面对的。中国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执政者的更替而消失，完美的体制也不会因之而自然而然地到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挑战概括讲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均富的目标，或者说在均富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目标。这两者紧密的互动关系甚至可以总结为民主需要均富，均富需要民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政治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可以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管理好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上述双重转型进程。这也是我翻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的最终动因。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译者：张大军，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