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种追求善的事业。这种表现为普世价值的善不完全是抽象的，而是要具体化到攸关具体权利主张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的制度中去。一个尚未实现公平正义制度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便是转型为一个这样的国家。转型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正义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因此，转型过程也往往是充满戏剧性色彩的历史时段。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实现了这种转型的国家都经历了艰难的一跃，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与美国的独立革命，还是后来南欧和东欧等地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和剧变，都在在表明，转型过程充满着各种挑战，成功确实来之不易。更有甚者，很多国家虽然也有艰难的一跃，但这一跃并不成功，后来又退化回去，功亏一篑，甚至比之前的状态更糟，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实在在于转型时期是一个国家的非常态时期，期间各种矛盾和争斗交汇聚集，风云激荡，原有的秩序结构解体，而新的秩序结构尚未成形，转型国家毫无例外都在这时驶入历史“三峡”的河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克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这些挑战和问题便成了转型过程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就牵涉到至关重要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手段、技巧、方法和战略等实际问题。笔者将之称为转型国家治理的技艺问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转型国家治理技艺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也即三位一体的转型治理分析架构：经济效能上的有效性、行政管理上的可行性以及政治实践上的可欲性。书中对此一架构有所解释：“经济可行性是指对经济专家而言的理论上的说服力与解决问题的效能；行政管理的可行性是指能够以新的有助于改革进程的政府体制代替现存的政府体制；政治可行性是指其在建立联盟与维持政治支持力量方面对政治人物的效用（霍尔，1989年，转引自卡勒，1990年，58页）。”

这种分析架构首先与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契机和背景有关，作者指出，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与社会不满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本身的失败。这让东欧国家付出严重的社会代价：“急剧降低的生活标准、收入与财富快速的两极分化、社会安全网的退化、迅速升高的失业率、以及新的贫困现象。”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无疑为政治抉择给出了限定性条件和制约性选项。于是，作者论道：“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早期的关键的政治抉择、以及外部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都使得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受制于经济环境。”

反过来，在一个常态社会（也就是没有面临迫近的大规模的人身安全和生存危机，诸如各种战争、灾荒、瘟疫），经济利益的分配可以说是牵涉面最广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既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准则的标杆，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政治最为关心的领域之一。“新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它们将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导入民主程序之中，并由此造成一种延迟和平衡的效果。民主化没有威胁到经济稳定与转型，而是最终成了它们的政治工具”。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是通过“行政（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调整）”这一媒介实现的。当然，与过去的专制时期相比，做出恰切的政策选择可能更为不易，而执行过程也往往会遭到政治上的挑战。经济政策的选择无疑要受到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的影响乃至左右，但经济政策的后果却会导致各样的政治冲突，对政治上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提出挑战。我们在东欧国家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参与性的民主参与机制与排他性的经济决策机制在这里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东欧国家经济的调整是在一种政治中立的行政环境中进行的。行政中立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方面保证经济政策自身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从而避免经济政策的人为偏差和扭曲。

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转型的经验就是，政治-经济-行政之间这种复杂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体制的新的秩序结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危机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民主体制只能在牺牲其某些质的特性时才能稳定下来。相应地，经济转型只有在牺牲其速度和激进性的情况下才会保持其可行性，而其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变革的民主体制框架所致。经济与政治体制达成一种均衡状态，但是与象西方那样的成熟市场民主体制通常所具有的均衡状态相比，这种均衡处于较低的水平。”

虽然在东欧国家新的秩序结构中，低质民主体制和初级市场体制形成的均衡肯定不是最优的，也远非理想状态。但从转型国家治理技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过渡到这样一种状态，其效果无疑是非常显著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它们给人的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已经穿过了“历史的三峡”。而对于尚未穿过历史三峡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经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他们在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技艺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咀嚼的。

本书并没有直接明言它要探讨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这一提法是笔者对本书内容的一种高度概括。笔者之所以着重谈及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现实和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政治事业毫无疑问是以一种超越性价值为旨归的，现实的生活和历史则是一种经验的过程，各种理论只是对这一过程的抽象和萃取。笔者翻译此书时的想法是，促使关心中国转型的人士从单纯的理论探讨深化到对转型过程各种政策、手段和方法等技艺的思考。笔者相信，这种转变将是关心中国转型的各界人士心态和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因为对技艺的思考关注的是生活和历史本身。

最后谈谈书名翻译的问题。很多中国人将书名中的“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政治经济学”，笔者是不赞成这样的译法的，而是倾向于翻译为“政治经济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汉语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这一含义来自我们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也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而该词组在这里的意思和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它是指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至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明晰关系。

笔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促进人们进一步思考民主转型的治理技艺以及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有所裨益。

是为序。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贝拉·格雷什科维奇著，张大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