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包括词曲结合的歌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人说音乐也是一种语言。其实它和语言常常相悖。比如，它的能指和所指极容易分裂。从这一点来说，它甚至是一种“反语言”，由此来对抗语言的粗暴与荒谬，或表达人类语言所不能的东西。
记得幼年时，大约五六岁吧，我住在武昌最繁华的一条街上。一次，我倚在门前马路边的一株老槐树下，一段旋律突然从心中涌出来，我那时不知道这旋律来是自何方，但肯定不是我自己创造的。那旋律让我感到一种淡淡的甜蜜淡淡的惆怅。这旋律如此深刻地让我记住了我五六岁时的一个场景。许多年以后，我在看复映的旧片《山间铃响马帮来》时，突然听到了它的主题歌。儿时让我甜蜜让我惆怅的那段旋律竟是其中的一句！歌词却是这样：“毛主席的马帮为啥来？只为咱边疆的人民有吃又有穿哎－－”
文革初期，在一个中学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一个队员常常在闲暇时间找一个僻静处拉二胡。拉的曲目是《金珠玛米赞》－－金珠玛米，是藏语解放军的意思。这段曲子中间有一段优美舒展的慢板，他每次都把它拉得凄婉苍凉如泣如诉柔肠寸断，与曲子的主旨相去万里。后来才知道，他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去了新疆。因不堪那里的苦难，思念家乡，便趁乱逃回了武汉。冒充在校中学生加入宣传队，一边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边躲避那边人的缉查，同时还默默暗恋着一个女孩。那首《金珠玛米赞》便是在为他诉说心中的苦痛。
后来，发现这类事其实很多。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大型活动中唱“团结就是力量”一类的歌曲，也是只剩下“能指”了。
再说说费普。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大约有许多费普这一类家族。武汉是一座历史很久远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寻至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在武昌筑城屯兵操练水师。到了唐宋，已很繁华了。但真正发展成一个现代城市，是在清末民初之后。像费普这一类的家庭，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生长出来。他们也曾经很新潮，很进步，讲文明，讲科学，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觉都很好。但他们的好光景只有数十年，其中还插入了一个八年抗战。对于他们和武汉的大多数市民来说，49年的新时代是一夜之间开始的，他们对此毫无认识也毫无准备。我问过许多老人，他们在解放前对共产党及其主张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少数人在早年间听说过“朱毛闹红军”的传闻。再说，千百年来，武汉市民绝大多数生活于民间社会，从来与组织与政治无涉。直到新社会来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坏人，或不坏也不好的人，最起码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们从未有过政治生活的经验，也未有过组织生活的经历。因而在面对强大的政治与组织及铺天盖地的新理论新口号时，他们便迅速地从这个城市中退缩并隐匿了起来。成了新社会中的灰色人。尽管他们的人数要比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人要多得多，但他们却是虚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隐忍的，顺从的。同时，他们当初的热情与锐气，才智与创造力都在一片罪恶感的阴影下消遁了。如果不用“阶级论”的眼光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善良的，宽和的，勤勉的，谦虚谨慎的。因为他们生活于民间社会，他们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对社会道德社会公则的遵奉。那时候，在一条街上居住或做生意，你为人恶，你服务差，你就等于是自寻绝路，没有一个什么单位或组织来保护你的。
又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初在懵懵懂懂间进入新时代的一批老武汉人，已经或正在陆陆续续地离世。今天在武汉这片大地上活动的人已与他们无甚关联。尽管其中有许多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一篇短文，说了两桩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我不知道，这两个话题在小说中是否能扯到一起去。
1999年10月24日武昌大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