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份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有三十周年。胡锦涛同志讲今年要隆重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隆重庆祝呢？因为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卓越，是伟大的转折的开始。一个伟大转折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个是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章程。
为什么要隆重庆祝
三中全会之所以重要，它的背景包括：
第一是思想理论上的转折。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通过打破“两个凡是”，进行理论创新。
1978年5月10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动态经验》上发表，11日《光明日报》署名“特约评论员”转发该文，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均发了稿件。但当时情况很复杂，有一位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文章进行了批判，说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当时有很大压力。后来小平同志找了中宣部部长，说“我原来不知道，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有争论，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小平同志又进一步说了，“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停留在表象上是很危险的，没有创新，停滞不前，最后就会亡党亡国。”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这样一来，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打破“两个凡是”，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恐怕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形势。
第二，组织上给老同志进行了平反，当时耀邦同志大量走访、平反，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实践上的准备。由于存在几种思想指导，情况比较混乱。万里同志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多个生产队，基本上解决温饱的只有10%，其他人均收入只有60块，还有20%只有40 块。”他深刻感觉到农业要恢复，要发展，必须要打破左的干扰。所以，最后小岗村按了手印，写了血书，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原先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要饭的最多；但后来农业发展了，都说“要吃米，找万里”。安徽省从实践上打破了极左思想的禁区。
以上三个方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内背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要求我们开好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主要的功绩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要发展生产，要改革开放，这是它的历史功绩。这是我想讲的“为什么” 要隆重来庆祝。
怎样庆祝？我原先提出“五个一”工程，第一，中央召开高层次会议，总书记讲话；第二，开高层次的理论研讨会；第三，出版相关主题丛书；第四，大型展览；第五，拍一部好的电影、电视片。现在看来，除了展览，其他的几项都在筹备当中。因为明年是建国60周年，这两个展览要合并进行。
三个重要中央文件的主要起草过程
作为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重要决定，分别是，1984年10月份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第一次决定在1984年10月份。当时背景是农村打破了极左路线，农业大丰收，农民的积极性得以提高。过去农民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不知道为谁干活，劳动和自己没有联系，但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交一部分粮食给国家，剩下的留给自己。劳动和收入联系在一起，所以农民积极性提高。
农业生产发展，要求城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但城市还保持旧的体制——第一政企不分，第二平均主义，第三不重视商品生产、不重视价格规律。1978年12月试图改革，国务院曾发过三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但是改革方向不明确，都在“管理权”的问题上做文章。因为原先体制过乱，地方、企业没有积极性，中央一捅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捅，反复循环。实际上体制上没有解决问题。
1984年10月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在什么地方？就是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去不能提，只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那一年我是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当时我调查发现哪个地方发展了商品生产，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好，老百姓就比较富裕，所以我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完整，应该加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并且主张把商品经济写进去。起草小组50多人，大家七嘴八舌不赞成，说不能这样写：商品经济怎么能写，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不能写商品经济。后来经过争论，他们让步，说只能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说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应该有商品经济吗？
当时我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开会，请一些思想上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参加。他们的认识比较一致，主张在理论上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去，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商品经济，不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了。我们也讨论了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对称，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要计划经济，而市场调节只是方法。我把这个讨论结果送到中央，中央看了以后做了批示，同时提出来，商品经济的概念马红教授也提出过，理论界在推动这个事情。
当时中央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应该要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小平同志画了圈。经过上下结合，中央全会的讨论，最终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上去了。提出“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概念，是我们改革历史的重大突破。
然而，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没有形成，“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印象在人们头脑中相当深刻，即便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来是理论上的重要创新；但问题没有解决，有人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后来小平同志做了南方谈话，讲到“社会主义应当也要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调控”，不是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来了，江泽民同志也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十四大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不搞计划经济体制了。
十四大提出了目标。关于具体怎样建立，1993年中央提出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认为市场经济主要包括：第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第四，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体制；第五，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根支柱初步建立。
这个决定讨论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写不写入《决定》有争论。
资本市场的提出有障碍。过去认为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解放以后就不用“资本”这两个字。资本市场如今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当时提出不容易。
劳动力市场提不提？有人说劳动就业市场就好，我觉得应该提出劳动力市场，做了一些准备。起草小组发表意见以后，我把意见写给李岚清同志，他们都赞成。但是起草以后还是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央常委讨论、汇报的时候，总书记说，“提出劳动力市场能不能被接受？”我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家不是都接受了吗？”第二天，我找负责起草小组的温家宝同志，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能不能上也没有把握。”后来组织上把这个材料看了一下，总书记批给几个常委，几个常委没有不同意见，就写到中央的文件里面。
第三个中央决定是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次中央决定有什么重要的突破呢？一个突破，就是把股份制提到重要的位置上，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次，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而且国有经济主要应该集中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当中。第三，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科学发展观，持续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
当时是提“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起草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我主张以民为本；有同志提出： “以民为本”还有政治概念，因为有的人不是民，干脆扩大范围，就叫以人为本。最后，中央决定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范围比以民为本更大。
这是我经历过的三个重要中央文件的主要起草过程。
“十三大”和“十五大”个人若干建议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述。比如说十三大的时候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市场经济的目标初步描绘出来了。十三大报告我没有参加起草，但是我提出建议。我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有重要突破，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点，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第二点，通过经济合同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点，计划和市场结合，随着经济发展、改革深化，不断从指令性计划逐步向政策性计划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总理看了以后说，“用经济合同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个可以吸收到十三大当中来”。
我们体改委一个委员从匈牙利回来以后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传出以后，国内马上批判，说胡说八道，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在觉得可笑，但是当时很厉害，认为指令性计划就是社会主义。
十五大报告我也参加起草，负责所有制结构部分。十五大提出几个基本点，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家注意，一个是基本经济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小平同志讲过 100年长期不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过去单一化，认为社会主义除了国家就是集体的。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在讨论中提出，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一种是一个企业国有20 %，我说后者控制力更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国内企业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竞争。这几条很重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理论的创新是分不开的。
另外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看了原先起草的部分，就问“怎么没有人权，怎么没有自由？”结果回复我说， “没有地方了”。我们过去批了自由化以后，不敢说自由，认为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后来我做了发言，说应该把自由和人权写上去。
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不要回避。第二，宪法肯定自由的权利，为什么十五大不能说？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所向往的，是一个趋势，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应该主动把这个旗帜举高高的，不要回避。当时也没有讨论，温总理回去想了，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第二天起草小组开会了，总理首先讲了，昨天尚全同志的建议解决了，在第几页第几行加上去。去年，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讲了这个以后，社会上反映很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若干特点
集中起来回顾，会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都要以解放思想作为先导，有这么大的变化，都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带来的。
第二，小平同志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当争论不休的时候，小平同志就出来讲话。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三个，一个，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第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三，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所以小平同志说 “不争论”，这是个伟大发明。当时我们搞了几十年，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所以不可能争论清楚，一味争论的话只能把时间耽误掉，不能改革开放了。
第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围绕了所有制形式争论。1995年山东省的书记、省长，邀请我给山东五大班子讲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当时我发了一个问卷，说假如有人偷公家的东西怎么办？有三个答案：第一，装作看不见，第二，和他斗争，第三，你偷我也偷。结果220人装作看不见，只有14人和他斗争，其他都是你偷我也偷。这个问题说明所有制的形式和工人的利益，没有密切联系。
我参加十五大的时候，有少数老同志写信说深圳华为公司是资本主义。后来我到了深圳调查。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陪我一起调查，我们发现华为采取职工持股，国家没有投入，它是靠资本市场，靠职工的努力发展起来，是劳动者和资本结合。原来认为只有国家投资才是社会主义，民间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华为没有国家投资，但是它贡献很大，解决了七万人的就业，缴给国家大量的税金，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我还调研过一个浙江飞跃集团，生产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原来给杭州钢铁厂打工，后来修皮鞋，他有一个内在冲动， “我为什么不能造缝纫机？”于是300块起家造缝纫机，造出来以后参加广交会，谁也不理他，不让他进去。他翻墙进去后被逮住了，第一罚款，第二罚站，说他私人投资，不是搞社会主义，没有资格参加广交会。我去那个企业两次，朱镕基总理也去过，对他评价很高。他300块起家，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解决了几千个就业岗位，缴纳税金大概2.8亿。
第四个特点，意识形态的障碍比较多。每次政策出台，总要先问姓公姓私。困难时期，我参加中央河北调查组。农民那时不能养猪，不能养鸡，不能搞自留地，也不能养牛，连水车也不能买，为什么呢？因为水车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只有共有才是社会主义。我去了以后，说水车不光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要鼓励购买。现在看来都是笑话，但是当时障碍很多。
只有解放思想，改革深化，这些障碍才会越来越少。-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