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是东西合璧的新文化，不是对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仅仅只是采纳，而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成分去修正它、补充它。为了实现这一个特定的愿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脑力，做成这一事业。我们都知道，部队打仗的时候，需要有先锋营，需要有最精锐的部队去突破难关。高研院就是这样的先锋营，就是这种最精锐的部队。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要突破未知，我们通过已知的知识打入未知的领域，扩大已知的领域。打入未知的领域，没有任何学科可以单独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未知的领域一定是“无人地带”，今天的学科所涵盖的范围都不附属这一地带。我们只能预设种种可能性，所以，各种学科的可能性，在先锋营里集中时都要顾及。
今天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思勉高等研究院成立，我奉命到这儿来做报告，心里很高兴。今天是个“群会”，各个大学、两岸三地的精英齐聚一堂，见证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的成立，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刚才听到介绍之后，我感觉到人文学院并不是被扔到旁边、没人理、没人问了，很显然，社会各界注意到高等研究院了，这是好事情，下面就要看我们怎么做了。
我今天所做的报告，一方面是叙述，一方面是讨论，是从世界上著名高等研究院成立的过程，来讨论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以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在时空条件上，他们为什么要设置、实行高研院这样的形态。我只选取全球六所大学的高研院来讨论，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美国北卡莱罗纳州三角研究院区的国家研究中心，德国的柏林高等学术院，荷兰的高研院以及瑞典的高研院。这六家组成了一个群体，它们合到一块，简称“SIAS”（“几个合到一起”的意思），堪称全球最重要的高研院。我就以这六个成员为线，来说明高研院的发展过程。
一、高等研究院在美国
1933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最令人瞩目的是，它一成立，就聚集了各类科学巨星，爱因斯坦、梵布仑、哥德尔，这些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大师，都是普林斯顿高研院的成员。这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在德国反犹太运动极盛之际，许多犹太科学家们没有地方去，如游方和尚一样四处游走。其实，普大高研院并不是专门为了收容犹太学者而设立的。我们不妨追溯到1930年去看看。20世纪伊始，美国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迅速，与今天的中国很类似。美国通过20年左右的时间，压倒了欧洲，与欧洲平分秋色，变成了世界工业重镇，工商业非常发达，美国各个州都有州立的农业大学、工业大学。这种新气象，只有21世纪初的中国才有。可是我们知道，这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时候。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济过热、过度的发展，使之从繁荣落到一个人人失业、无路可走的境地。那种刺激非常强烈，使得当时很多人思考的问题，都集中到提升美国的文化与学术水平上来。美国每一个州都有大学，还有不少私立大学，但还是解决不了自己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牵涉到科学、工业和经济，美国的人文科学又如何面对这些危机？
20世纪初，美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与欧洲有相当大的区别，两相比较，美国要落后很多。当时，美国人留学的去处是欧洲的一些学院。纽约百货公司的主人班伯格（Bamberger）家族，在度过大恐慌的危机之后，为了提高美国的学术水平，捐出一大片土地，作为在普林斯顿大学设立高研院的基金。今天，那些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以财富而论，普林斯顿高研院可以说是十分富有。这个高研院分为四个部分：数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历史是独立的部门，然而它也不是狭义的历史，而是以变化为课题的研究。每一个部门不过三五个常任研究员，此外的人员都是轮流来去，演变到后来，还有一些自费“挂单”的，这些人有的是三年任期，有的是五年任期，也有一些相当长任期的，但都不是常任的人员，每个部门只有三五个人常任，就是这些人制定了各自部门的发展方向。
普林斯顿高研院第一任院长为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他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教过书。美国所谓的“全人教育”，就是他们发展出来的。他认为，研究人员自己在研究的长征途中，有时候需要停住脚歇一歇，回顾一下来时的路，展望一下前途，看看四周，就像人在旅途中，到路边的凉亭里歇一口气，看看我们走的方向怎么样，与同伴说说话，看看前途风景如何，问问岔道的风景如何。弗莱克斯纳认为，在高研院这一个社群里都是知识人，这个社群没有约束，没有限制，只有严谨的思考，只有思考的逻辑，一切由学科本身决定，不夹杂其他的考虑。这是高研院创立伊始，就确立了的做事方向。
在普林斯顿高研院内，没有学科的间隔。它每年请来的人，一半属于申请，一半属于邀请，现在则基本上都是申请了，审查挑选的标准，只论学问，不论其他。
就普高研院历史研究这一部分而言，他们长期的看家人，是一位研究欧洲历史源头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家鲍索克（Glen Bowersock）教授，他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退休了。目前在该院的历史学家是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一位研究草原文化的学者，以及伊斯瑞尔（Johnathan Israel）,一位欧洲近代史的专家。在这个研究所里，不同时期都有人来做研究，它需要不同文化的成员，那些研究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成员可以在一起讨论。
高研院倡导跨学科，但跨学科并不只是跨社会科学的学科，你也可以“飞象过河”，结合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例如，博弈理论，即使对于历史、国际关系等几个学科来说，都是有用的研究方法。普林斯顿高研院里的每个部门也就三四十人，整个高研院总的来算也就二百人不到，的确是一个小社群，大家相互之间交往并不难。
1954年，另一家高研院在美国成立了。上世纪50年代是社会科学非常发达的时期，有些社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做出预测，同样可以采取试验的手段。1954年，福特基金会拨款，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研究学科，主要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从这些学科分出去的法学、管理学等。这几个学科都从Human（人）、人的行为的研究上找出模式，用量化的方法来加以陈述。这一潮流在上世纪50年代非常强。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跟斯坦福时分时合，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位居山顶，气象万千，下面则是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虽然号称是社会科学的学院，其实人文科学和数学也一样包含在内，所以，它非常强调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成立开始到现在，它一直坚持不是静止地看结构，而是动态地看变化。他们组织团队，有计划地研究一些具体的课题：课题要经世济用，要对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做有计划的探测、考察和研究。
我可以举2008年的一个课题为例：在今天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形势下，青少年们都面临着全世界流行文化的侵蚀，探讨他们的心态、行为和价值观念，就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知识经济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今天的知识是商品，也是权力。在知识经济之下，过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以及市场的结构，到今天都不一样了，今天经济增长的力量不是马达，不是引擎，而是开发大脑，把大脑转变成有用的东西，这和我们过去假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意识都不一样了。
我只列举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这两个课题来讨论，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对上述两个高研院中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做法有所偏好。我认为高研院花的钱，不管是纳税人的钱，还是基金会的钱，其实都是公众的钱，我们要用在于公众有益的课题。
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分科目组成的团队。在一些研究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他们会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对相关研究课题可能有兴趣的中青年学者，举办工作坊，共享研究成果，分散传播研究成果，以期引发更多的研究。他们有时以夏令营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研究。加州山顶上空气很好，大家也很乐意去，而且去的人也很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听到、看到新的东西。
我要介绍的美国第三家高研院，是1978年成立的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它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设立的，得到美伦基金会等单位的支助。该中心设在美国北卡莱罗纳州三角研究区（TRIANGLE PARK）的森林中，环境幽雅安静。美国的国家人文基金由联邦政府每年拨款作为母金，设立之后，则成了独立的基金会，由学术界加以管理。我建议，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中国人文基金，由学者委员会管理，用来支持大型的研究项目。
国家人文中心的研究员，都带了研究课题，来中心会完成自己的一部著作。金隄就是在这里翻译出《尤利西斯》（Ulysis）来的。中心本身没有图书馆，每天由专人从北卡莱罗纳的三家大学借书，在图书馆和中心之间来回运书。中心住的人不多，大概有三十多人，每人都有一个小房间。他们的前任主任康纳（Robert Connor）说，中心是一个平台，人文学者们在这里彼此相互激发，也相互复核，这里成了提供彼此挹注的精神资源。
美国的以上三家高研院，各有特色。美国的高研院不只它们三家。我只选了这三家，不仅是因为它们很有成就，而且因为它们本身就代表了几种不同的形态。
二、欧洲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状况
欧洲的高等研究院，最早模仿美国的一家，是1960年设在德国北莱因-威斯伐利亚地区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大学的科际研究中心。它特别注明了是以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作为宗旨，德文缩写是ZIF。这个中心资源不足，影响不大。1970年，荷兰皇家学院设立了一家高研院，也是仿照美国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模式。荷兰学术界一向有高度的国际性，正是从他们开始，邀请二战期间逃离欧洲的犹太人重新回欧洲，使这里变成了国际性的研究中心。荷兰可谓“小国寡民”，自己的人力资源不够用，就靠它心胸开阔，什么人都被它找去帮助发展；让荷兰走向国际，是荷兰皇家学院高研院的特殊意义所在。
德国在1978年成立了一个重要的高研院：柏林高等学术院。德国的洪堡大学堪称欧洲的学术重镇。战后东西德国分裂，德国的学术地位也大受影响。到1978年，德国的发展已经很不错了，于是成立了一个类似现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柏林高等学术院，其特点是：各个组成单位不是集中摆在一起，而是把某个所挂在某个大学，研究所只是一个虚设的名称，其总部相当于中科院的本部。这样一个研究单位是由国家拨款设立基金、独立运作，分给它的预算属于它自己支配，即使政府换届也是不变的。新设的这样一家高研院，经费由洪堡基金会与马克斯·普朗克基金会共同支持，同时也有民间基金会的投入，甚至还有瑞典皇家银行基金会的捐款。因此，柏林高等学术院也是一所国际性的学术机构。
瑞典的皇家银行基金会是由瑞典的国家银行投资组建的，它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支助者。瑞士的银团之所以支持德国的柏林高研院，表明柏林高研院不仅仅是属于德国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其内部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包括生命科学——因为人本身就是生命现象，生命科学包括生理学、医学等，本身就是极为宽广的学问。这样，柏林高等学术院维持着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合作，有独立研究的团队。换句话说，柏林高等学术院兼容并包了前述美国三个高等研究院的作风；美国的三种组织方式和三种运作方式，都被柏林高等学术院采纳了。随后，柏林高等学术院开始在中欧各地，包括匈牙利、奥地利等地设立分院。它在瑞典也开设了一个分院，这也促使和推动瑞典组办了自己的高研院。这些高研院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它们的国际性。
上述六家高研院，包括德国柏林一家、瑞典一家、荷兰一家和美国三家，也组成了一个高研院联盟，希望别人能加入这个联盟。加入这一联盟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纯学术性。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因为只要不搞学术斗争、不抱其他目的、只从事学术研究，就可以做到；二、审查和选择的过程透明，没有私心；三、独立自主，但必须与某一个大学挂钩，可以说是个半独立性的组织；四、有资金足够自主独立。这一条就比较难，因为要找到一个大财主死心塌地地捐钱，很不容易。只要满足以上这四个条件，就可以做它的会员，会员可以资源互通，人员互访，这样就成了全世界的高研院了。
前些年，日本也设立了一个高研院，不过不是很出色，大概也算刚起步。
三、东方的未来与高研院的作用
刚刚谈到的六个高等研究院，它们的成立都有各自的时空背景，可以说都是因为对时代有所感触，使得一部分人感到要办成某种事业。今天，整个东亚，包括海峡两岸、两岸三边，以及日本，确实也在时空上面临着很多新情况。
首先，东方站起来了。不仅中国站起来了，而且整个东方都要站起来。南亚的印度也发展得很不错，但毕竟是孤峰独起。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却是在一起成长，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可以说，东亚将来的前途要比南亚大。东方站起来，并不意味着“东风压倒西风”，当然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不要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要贾宝玉，东西都用。未来世界，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继承西方的主流文化，我们要的是东西合璧的新文化，不是对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仅仅只是采纳，而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成分去修正它、补充它。为了实现这一个特定的愿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脑力，做成这一事业。我们都知道，部队打仗的时候，需要有先锋营，需要有最精锐的部队去突破难关。高研院就是这样的先锋营，就是这种最精锐的部队。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要突破未知，我们通过已知的知识打入未知的领域，扩大已知的领域。打入未知的领域，没有任何学科可以单独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未知的领域一定是“无人地带”，今天的学科所涵盖的范围都不附属这一地带。我们还无法预知这些未知的领域，过了河，是流沙河，还是沙漠，或者是崇山峻岭？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预设种种可能性，所以，各种学科的可能性，在先锋营里集中时都要顾及。未知正在出现，而且未知会越来越多。
其次，我们的知识领域不仅是未知的区域，而且可以补足我们以往知识的不足。从启蒙运动到现在，西方主流文明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到今天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有待人们加以改进和完善，比如：已经有人把资本主义修改为福利国家主义；将民族国家发展为多民族的国家，即区域集团；现在的联合国则代替了以前的独立主权国家……许多变化已经出现。
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启蒙运动时代到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发生了种种重大演变，从进化论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已经深入到生命现象的内部。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探测人的生命，而生命领域同时却又是人文科学得以延展的领域。作为生命体，人是能动能跳、能叫能跑的肉体，同时也是一个能思能想、能哭能笑的灵魂与精神。如果把生命领域和人文科学分离开来，结果的确难以想象。我们不应该忽略，医学的确解决了我们的细胞、血液和基因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生价值，我们怎么活下去？在医学的一方，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进展已经使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在人生价值的一方，我们似乎依然两手空空。高研院是文化的先锋营，它不仅要突破未知的领域，而且要建构我们的价值，它绝不能仅仅把西方文明留下的痕迹当作我们人类文明的终点站。
二十年前，台湾的学术界曾经把“现代化”提上讨论的日程，当时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我认为“现代”是一个动的点，而不是一个定点，“现代”永远存在，我又怎么能“现代化”？后来，“后现代”这一名词出现了，所以“现代”看来远不是终点站。我们努力赶上了“现代”列车，又为什么到了终点一看，竟是蔓烟荒草、颓垣残壁？
我们必须界定自己的存在，确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尤其是今天，我们正在迈进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这一文明代替了启蒙运动时代的文明。它是全球性的、人文的，它不是仰仗神明的文明，而是依靠人自身的文明。在这个世界里，也许我们不再相互杀戮，也许我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也许我们可以和谐共处。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必须是界定这些价值。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高等研究院，是一个知识界的文化先锋营，这样的文化先锋营也许是蒙着眼睛在冲锋，因为前面的天地我们还看不见；也许等战役打了一半，我们才能恍然大悟。但是不管怎样，毕竟我们打出了一个世界，开启了一个新天地，带来了属于未来的文明。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退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余纪中讲座教授。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等职。是国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誉满海内外。代表作有《心路历程》、《求古编》、《关心集》、《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看领导》、《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历史分光镜》、《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管理》等。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