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07年4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的新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

作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又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过负责中美关系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教授是美国学者中对中国政治有较深入认识的人士之一。目前，中美关系正经历比较微妙的时期，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担心不断增加。加深相互了解、尤其是充分认识对方的决策环境是中美双方避免冲突、保持合作的关键。正因如此，她的这本新书被认为是解读中国内政外交的“适时的重要著作”（奥尔布赖特语）。正因如此，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内的诸多前政要，以及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Andrew Walder、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等都给与了此书很高的评价。

凭借多年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功底以及作为外交官的独特经历，谢教授在本书中力图从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决策环境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一些重大外交决策的出台背景。其基本的分析逻辑为：由于制度及其它一些历史原因，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已经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但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时都有演变成大规模危机的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这就是其所说的“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含义。受国内这种环境的约束，中国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往往更担心这种危机会引发国内的不稳定。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过度关注则使其不能灵活应对国际危机，这使危机更容易升级。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处理与美国的利益冲突时，可以有无穷的忍受力，但由于中国国内矛盾的存在与激化、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压缩了中国在外交中的妥协空间，因此中美冲突的可能大大增加。

循着这一逻辑，本书共分为九章，前三章主要阐述其关于中国外强内弱的观点，第四章主要从媒体和互联网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发展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第六、七、八三章分析了中国外强内弱对中日关系、台海问题的处理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她看来，中日关系、台海问题都是可能与内部危机发生反应引起冲突的不稳定因素。具有结论性质的第九章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内部的脆弱性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为了论证国内政治考量对中国领导人外交决策的影响，谢教授分析了其任内经历的中美之间发生的一些危机（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她认为，即使在面临国际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仍是首先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例如，在分析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这一外交危机问题上，她认为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有法轮功问题、事件又发生在距离6月4日不远的5月底，中国领导人由于担心这一事件会引起国内的不稳定，才在克林顿总统正式道歉后仍允许学生到美国驻华使馆示威。

当然，谢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试图把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但实际上，即使排除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考虑，作为维护民族尊严的必要举动，示威也是必然要进行的。诺贝尔获得者谢林教授在60年代的著作中就曾说过，攻击别国使馆已经意味着宣战。因此，尽管事后美方解释是由于失误造成了悲剧并道歉，但学生示威仍是合情合理的举动。谢教授把问题归咎于中国内政的潜台词在于，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因此即使“误炸”了中国的使馆，由总统出面道个歉也就足够了。如果仅从外交上着眼，中国政府不该再有更多期待。这显然是霸权思想在作祟。

尽管对其所持观点我们还有很多可讨论之处，但阅读此书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要通过作者的分析来了解美国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点：

第一，美国更多从中国内部的问题来推断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认为政府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时倾向于依靠国内问题向别国施压或依靠国际环境在国内获得优势，被称为“双重博弈”理论。在本书中，谢淑丽教授表达了前述博弈的一种逆向效应，即用国际问题来冲淡国内矛盾。具体来说，谢教授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媒体、互联网使任何问题的扩散速度都达到空前的速度，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于稳定的担心与日俱增，在发生国际冲突时具有向外转移矛盾以维护内部稳定的倾向。而中国内部不稳定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则使中国的外交决策不可预测。例如在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上，可能会由于大陆民主主义不断高涨的压力而将中美关系放在第二位，采取美方不愿看到的措施。

第二，美国重视案例分析，往往以几个案例推断大的趋向。尽管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伯克利教授Eichengreen）很早就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结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计量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已广泛应用，但我们看到本书中谈到的分析方法仍然是解剖一些案例。从目前的情况看，案例分析在双边关系分析中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在中国人看来，她这种依靠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忽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政治、外交理念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虽说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告诉美国人中国的外交决策背景，所谓打开“中国政治的黑匣子”，但它对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中国认知形成过程也有重要帮助。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本书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在目前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中，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看法是有一定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导致中国扩张，像美国那样行动，从而引起中美的利益冲突。谢教授看来并不完全同意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她认为，尽管中国内部存在的脆弱性使其具有向外转移危机的倾向，但这只增加了冲突的可能。而中国崛起造成的综合国力提高则一方面使中国更容易向外转移危机，另一方面使潜在冲突的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其他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冲突时采取的措施如果不恰当，就可能引发大的危机。中美之间因为中日、台湾等问题尤其具有冲突的危险。

然而，她虽不认为中国具有更大的攻击性倾向，但有一点却是与米尔斯海默教授相同，即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加剧冲突的可能，看来这就是美国人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