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关 键 词：中国发展战略  东盟  中国—东盟关系  南海问题  东亚区域合作  命运共同体

一 问题的提出

2016年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建立25周年，但中国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老挝举办的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是其唯一的主题。在会场中，领导人热情对话，纷纷表达对中国—东盟未来关系繁荣发展的信心①；但在会场外，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却因为“南海仲裁案”这场政治闹剧蒙上了阴影②。目前，南海问题暂时恢复平静，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似乎并未消除。批评中国分化东盟的西方观点在东盟仍有市场，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东南亚战略是为了使自身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③。这些疑虑使一些东盟国家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摇摆不定，使“双赢”结果无法实现。其实，中国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面临的问题是清醒的，这也应该是2016年底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东盟系列峰会期间提出要建设中国与东盟“成熟”双边关系的原因。

那么，中国真的要分化东盟吗?④如果不是，中国怎样认识与东盟的关系?从中国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项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文章将首先阐述中国的发展战略，接着具体探讨中国战略视野中的东盟，分析中国—东盟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前景，最后作出简短的结论。

二 以发展为导向：中国战略的内源性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这项新倡议吸引了中国国内及全球的目光。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有人认为中国打算借此重建其古代“朝贡”体系。把“一带一路”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连接起来看，似乎崛起的中国将调动其资源替代原先的区域秩序，重塑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这种认识明显忽略了中美两国人均GDP的巨大差异：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7990美元，而美国则是55，805美元，中国的整体GDP也仅占美国的61.2％(见表1)。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再次强调了中国战略以发展为导向的内源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界瞩目，但仍面临挑战第一，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人均GDP数据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已经明显放缓(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资料绘制。其中，2017年以后为预测数据。

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人口红利减少、环境保护要求提高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当然，与此问题相关的还有在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如何创造足够的新增就业机会问题。

第二，如何改变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表2显示了中国经济的这个弱点，即区域之间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异。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发表讲话时说过：“中国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中国还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让13亿多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⑤

正是因为面临这些约束，中国的大战略着眼于国内建设，以经济发展为核心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为此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再次得到强调。为了实现这些发展目标，中国必将与其他国家积极互动，共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习近平所讲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时代潮流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我党的战略选择。”⑦最终，中国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⑧，在不确定性中尽最大努力顺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⑨。

(二)中国的战略目标分析

第一，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⑩。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重要成功，中国梦已不再是遥不可及。1978年，中国政府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1)，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社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已经实现。正因为这些成绩，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新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12)。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3)。

第二，建设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很多人担忧中国对待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根据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并在亚洲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合作竞争转向遏制，即使中国反复强调和平崛起，而在亚洲，中国崛起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东盟的威胁(14)。但是中国很清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主要来自多极化格局下的和平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条件。中国因此需要与其他大国加强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15)。

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提出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使双方关系可以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对抗(16)。这种新型关系就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即长期来看中美之间一定会存在摩擦乃至冲突，但两国又会尽量处理好小的摩擦，并保持相互合作(17)。如果美国真按其所说“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18)，那么中美之间会更容易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的信心主要来自双边关系的发展历史，毕竟两国曾多次妥善处理了摩擦与冲突(19)。

除了构建和平稳定的大国关系，中国还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处理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邻国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重要性在稳步上升。如表3显示，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7个都在周边。除了贸易，还有来自邻国和邻近经济体的投资，都将中国编织进区域生产网和全球价值链中，这也是中国把邻近区域看作优先方向的原因。

为了强调周边的重要性，中国政府2013年第一次在北京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被看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20)。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标志着“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的回归”，中国开始做出更多努力，通过经济合作重建周边关系(21)。

第三，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做出贡献。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将要并且需要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一方面，回应其他国家发展的诉求是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一个前提。中国也能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良性互动中获利。另一方面，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与世界建立互信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最重要平台。“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与一体化，它基于中国自身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即基础设施不足一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瓶颈。尽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各有不同，比如，有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应该从地缘政治思维对它进行解读(22)。虽然存在这些误解，但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成员国已经积极回应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在该项倡议下开展双边合作。除此以外，中国也在金砖国家、G20、APEC等其他国际论坛中发挥积极作用。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以及特朗普出任总统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正做好准备为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性发展模式。因此，当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避免与美国竞争、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系统的时候(23)，有人则认为中国应作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24)。

三 中国发展战略视角下东盟的重要地位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较长的交往历史，但与作为组织的东盟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却是在1991年。此后双边关系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促进了双方在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如图2所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与东盟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彼此的主要贸易伙伴。但近年来原本和谐的双边关系因“南海仲裁案”受到损害(25)，引发了中国和东盟对彼此双边关系的重新思考。面对东盟成员国对仲裁案的不同态度，中国政府看到了南海问题背后的双方信任赤字，也认识到了深化双边关系的紧迫性(26)。而这正是基于中国对东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

图2 中国—东盟贸易额的增长(1991-2016年)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海关有关统计数据制作。

1.东盟是中国周边具备发展潜力的近邻

马凯硕把东盟比作上天赐予中国的礼物，强调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27)。过去20年的事实也证明，东盟确实是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从1991年到2016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在25年间增长了60倍，东盟也因此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双边投资也在增长并且潜力巨大。2015年，东盟国家在中国新成立了1154家公司，投资78.6亿美元，从而超过欧盟(71.1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同样，中国在2015年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94.5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产能合作成为重点领域，而东盟是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28)，双边投资将继续增加。此外，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与东盟在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合作潜力不断得到证实。

2.东盟一直发挥着区域协调者作用

东盟最基本的贡献是其协调作用。区域稳定是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东盟成立初期，不少人认为东盟只不过是另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过不了多久就会解散。但是，东盟渡过了内部危机时期。当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争夺沙巴主权时，是东盟将两国的领导人带回谈判桌。在那之后不久，五国领导人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成为保障东盟和平的制度性文件。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东盟发挥积极作用，将中南半岛的局面从战场转变为市场，为东盟成员国扩大为10个国家奠定了基础。面对缅甸的政权更迭，东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拒绝介入缅甸国内事务。东盟的做法在当时不仅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也被东盟内部学者指责。但是，东盟始终基于多样化的现实，对成员国保持灵活的态度。正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所说，“要寻求和平、建立和平，而不是对冲突和战争煽风点火。”(29)通过调解努力，东盟渡过危机，变得更加强大。

3.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第一，东盟的中心地位已在区域内获得认可。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通过“10+1”和“10+3”的合作，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力量。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提出在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建立东亚共同体。东盟2000年已完成其内部成员的自贸协定，这对于“10+3”自贸协定的达成非常重要。在“10+3”邀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扩展成为“10+6”后，东亚一体化的概念被搁置一边。然而，东盟的中心地位没有受到影响，它始终是5个“10+1”自贸协定的中心以及“10+3”和“10+6”的重要参与者。东盟提出的RCEP谈判，得到了“10+”国家的有力支持，体现出东盟的中心地位已被伙伴国完全接受。

第二，东亚合作的推动需要东盟积极发挥主导作用。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TPP，高标准的规定逐渐出现。TPP试图改写国际贸易规则(30)，给东亚区域合作带来挑战。对中国而言，TPP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遏制中国的一部分(31)。东盟虽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却担心TPP损害东盟的团结(32)。作为对TPP的回应，东盟2013年开启与其他“10+”国家的RCEP谈判进程，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33)。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区域合作政策转向保守并退出了TPP协定(34)。多边主义是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东亚国家在继续推动RCEP谈判，并在“10+3”框架下继续探讨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35)。目前，RCEP谈判还在进行中，但RCEP成员在规则的制定标准上出现分歧(36)。显然，RCEP需要消弭这些分歧才能继续推进，东盟的中心作用在这里得到凸显。当然，东盟自身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其自身共同体建设的水平，对其主导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 中国—东盟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中国十分重视东盟的经济发展潜力及其区域协调作用，也把东盟视作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从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中国与东盟总是基于某种双赢预期开展合作，但是双边合作的加深却主要是由中国提出合作倡议(37)。一般来说，这些倡议都经过仔细调研，尽力照顾东盟的关切，因此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动力。因为这类合作倡议基本都在年度峰会上达成，中国—东盟合作也被认为是“首脑外交”的成功(38)。

尽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但东盟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已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主要挑战。无论什么原因使东盟国家对与中国的双方关系产生消极立场(39)，结果都使中国为建设与东盟国家和谐关系的努力无法产生理想效果(40)。好在中国已经认识到双边关系受到互信赤字的影响，正做出全面努力修复信任鸿沟。

(一)互信不足：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在过去交往良好，但中国与东盟关系本质上是“利益捆绑”(41)。这是由于中国对东盟的政策以经济为导向，即通过经济合作推动政治关系。该政策在CAFTA谈判中运行良好，中国与东盟都因双边快速增长的贸易额而备受鼓舞。然而即使在双边关系的升温期，东盟学者还是开始担心中国在地区的野心(42)。只是直到南海问题出现前，中方都忽视了“利益捆绑”手段的局限性。直到南海问题爆发中国才惊讶地发现，一些东盟国家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利的同时，又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43)。中国与东盟在贸易和投资上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并没有自然转化为双方的互信。

东盟国家对中国缺少信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对邻近大国崛起的担忧(44)。换言之，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东盟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不相信中国崛起后会继续兑现承诺(45)，因此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东盟的互信并没有通过双边经济依赖而加深。相反，“疏远中国”在东盟国家出现，因为他们担心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将导致其在与中国交往时失去自身优势(46)，这说明不信任产生的负面影响早已存在。

消除不信任并非易事。因此，解决互信赤字问题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现存的不信任情况。在此种情况下，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将对中国—东盟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发展战略对东盟的重要性，东盟才会愿意维护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信任赤字，对中国而言亦如此。此外，双方都愿意通过其他方面的合作降低不信任程度，比如安全协定。只有当双方都重视双边关系时，“利益捆绑”政策才能发挥作用。一方面，经济利益是国家大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只有更多普通大众从双边合作中获利，才能压制针对另一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有些学者认为，正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东盟对自己的不信任，所以才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47)。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是在沿着老路走，实际效果可能并不明显。那么，我们要抛弃“利益捆绑”策略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理解经济利益与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关系理论，经济利益和安全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48)。因此，一国针对邻国的战略会锁定这两个方面。就东盟来说，它对中国的战略注重经济利益和安全。理所当然地，它对待经济利益和安全有不同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从双边合作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不能满足安全的需求，因此不能自然增进信任。在实践中，经济合作经常因为不信任而受到影响。所幸的是，各国为了双边合作的利益，都谨慎表达安全关切。

尽管如此，从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看，双方合作共赢的基础尚在。东盟在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也需要东盟国家配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除了从与中国的贸易投资中获利外，东盟在走向“2025愿景”过程中也需要中国帮助其缩小发展鸿沟(49)。在区域层面上东盟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以保持其中心地位。因此，中国和东盟仍有携手构建和谐双边关系的空间，在深化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措施应对政治互信方面的不足。

具体来说，经济合作在中国—东盟关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要应对两个挑战：第一是如何保持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为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做出贡献。统计显示，一直到2014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均持续增加，但是2015年双边贸易额并未达到设定的5000亿美元目标，并且贸易额从那时起开始缩水。2016年，双边贸易额为4581亿美元，想要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似乎更加困难(50)。

第二是如何保持双边贸易平衡。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中，东盟国家希望该协定能够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量，这个愿望直到2011年才实现。但2011年之后，东盟对中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到2015年达到828亿美元。虽然中国对东盟不断增加的投资帮助部分东盟国家保持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但是对大多数东盟成员而言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共同合作协助东盟国家生产更多可交易的产品。同时，较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仍迫切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是长期遏制其发展的瓶颈。除非进行产能升级，否则东盟国家在未来难以从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需求中获得利益(51)。

总体来看，中国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大战略中给予东盟比较重要的地位。为此，中国将努力维护与东盟国家的和谐双边关系，2016年“南海仲裁案”之后中菲关系的迅速回暖就是一个例子。菲律宾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是受利益驱动的(52)，在它从美国的战略算计中脱离后，中菲之间的争议可以通过经济合作解决(53)。

为了深化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在每年的中国—东盟峰会中都提出新的倡议，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7”合作框架，正式对双方互信赤字问题做出了首次回应。而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也是将双边和谐关系提升至命运共同体的全面举措。

在发展导向的中国对外战略中，东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东盟无论在维护自身经济发展还是区域合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54)，都是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的，因此那些关于中国分化东盟的言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南海争议说明双方确实存在互信不足问题，并且对双边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问题，中国已经开始关注并已经提出实际举措。但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因为如果得不到东盟的理解与支持，中国的努力或者倡议将不会奏效。比如，如果“一带一路”建设能在中国与东盟之间顺利展开，则双方都会从中获得利益。但有些东盟国家仍对“一带一路”存在疑虑，使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东盟合作在中期内不会取得很大进展(55)。总之，作为彼此的近邻，中国与东盟国家因地缘和全球化而紧密联系，为了中国与东盟美好的未来，双方越来越需要靠智慧和创新来应对挑战(56)。只有在合作中逐步增强互信，使合作超越简单的利益共享，才能使中国与东盟逐步迈向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有关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详情可访问东盟官网http://www.ASEAN.org.

②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政治闹剧》，http://learning.sohu.com/20160727/n461262119.shtml

③李明江：《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透视中国—东盟关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1期。

④一些东盟和西方的观察家指责中国的一些举动是在分化东盟。例如Murray Hiebert,“China's Pu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vides the Region”,CSIS,May 16,2014,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push-south-china-sea-divides-region

⑤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340页。

⑥楚树龙：《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及中国国际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

⑦习近平：《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271页。

⑧高祖贵：《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境界》，《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第10期。

⑨马小军：《如何在国际格局转型变化中把握和平发展大势》，《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

⑩习近平：《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61页。

(11)“三步走”发展战略指中国分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目标，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20世纪90年代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09/c1001-19529890.html

(13)习近平：《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61页。

(14)Mark Beeson,“Can ASEAN cope with China?”,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35,No.1,2016.

(15)在以往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大国权力的案例中，16个有12个是以流血事件收场。根据中国的崛起速度和现实主义理论，埃里森总结道：“中美目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参见Graham E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Are the U.S.and China Headed for War?”,September 24,2015,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16)习近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306页。

(17)陶季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访谈录》，《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8)参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5年，第24页。

(19)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20)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2014年，第325页。

(21)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22)See Shannon Tiezzi,“The New Silk Road:China's Marshall Plan?”,The Diplomat,November 6,2014,https://thediplomat.com/2014/11/the-new-silk-road-chinas-marshall-plan。

(23)姚洋：《中美会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吗?》，http://comment.cfisnet.com/2017/0306/1307896.html.

(24)朱锋：《中美关系与全球化》，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演讲，2017年2月13日。

(25)张晓华：《从东盟峰会看东盟的南海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26)2016年9月12日在广西召开的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张高丽表示：“中方愿与东盟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双方关系，扩大共识与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筑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见《张高丽在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大会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9/12/c_1119547285.htm

(27)马凯硕著，翟崑等译《东盟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8)郭晶、李光辉：《借力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9期。

(29)纳吉布·敦·拉扎克：《在第27届东盟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5年11月21日，吉隆坡，http://asean.org/? static_post=27th-asean-summit-kuala-lumpur-malaysia-18-22-november-2015.

(30)姚洋：《中美会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吗?》，http://comment.cfisnet.com/2017/0306/1307896.html

(31)很多中国学者认为TPP是针对中国。如李罗莎《TPP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全球化》2014年第3期。

(32)巴基斯坦学者汗(Khan)和阿敏(Amin)认为，东盟欢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因为东盟受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军事的威胁。参见Muhammad Khurshid Khan & Fouzia Amin,“Rebalancing Asia-Pacific:An Analysis”,Margalla Papers,2014.

(33)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

(34)一些观察家认为，特朗普总统所抱怨的是TPP对美国不公平。研究美国对贸易安排的政策后，观察家认为TPP很可能变个名字重新启动。参见张宇燕：《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凤凰网国际智库，http://pit.ifeng.com/a/20170211/50678321_0.shtml

(35)2017年6月，“10+3”框架下的官方合作机制东亚论坛在中国长沙召开，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是论坛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

(36)目前，日本坚持RCEP规则的高标准，但印度等国则表示国内条件无力接受过高的规则标准。

(37)王玉主：《“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

(38)张颖、徐阳华：《首脑外交视角下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2期。

(39)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源于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比如，聂文娟《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

(40)李明江：《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透视中国—东盟关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1期。

(41)王玉主：《利益捆绑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42)Kuik Cheng Chwee,“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Its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Aspir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1,2005,pp.102-22.

(43)这种现象在东亚被称为“二元结构”，用来描述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如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9期。

(44)张蕴岭：《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要靠智慧与创新》，《中国—东盟研究》2017年第1期。

(45)李东屹：《中国—东盟关系与东盟地区主义近期互动解析——以南海问题为例》，《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8期。

(46)王玉主：《东盟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自我认知变化与对外战略调整》，《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47)李光辉：《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与经贸合作十年回顾与前景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9期。

(48)“Gilpin Analyzed the Key Components of National Interest”,See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9)比如，“一带一路”为内陆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东盟成员国差距的有效方法。参见刘军、柯玉萍《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学术探索》2016年第1期。

(50)习近平：《争取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3/c1024-23100984.html

(51)习近平：《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约10万亿美元商品》，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150923/111023326725.shtml

(52)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

(53)2017年3月8日，中国新任商务部长访问马尼拉。此次访问中，双方达成三个总价值37亿美元的合同项目。2017年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

(54)马凯硕的新著认为，东盟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东亚合作中很好发挥了中心作用。参见马凯硕著，翟崑等译《东盟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55)考虑到结构因素以及大国在东南亚的博弈，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难以在中期内升级。参见Peter A.Michael Plummer and Fan Zhai,“The Implications of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 Preliminary CGE Assessme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Trends and Cycles:The Asian Experience”,January 12-13,2011,Kuala Lumpur.

(56)张蕴岭：《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要靠智慧与创新》，《中国—东盟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