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想保持开明进步或力图达到这一目标，那么相互保持沟通的技巧就应当随着沟通手段的进步而进步。
—— 阿立克斯•托克维尔 《美国的民主》 1835 第138页
德国哲学家、政治传播学大师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论述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激起历史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和传播学者的广泛争议，在于他成功地应用一个简约的概念来解说一个复杂的政治传播学课题。[1]通过这个简单的概念，哈贝马斯试图浓缩和诠释十七、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并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波澜壮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虽然哈贝马斯主要是参考西欧几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成发展史来构筑他的理论框架，他关于民主政治、民意传播、公民社会的论述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多个学术领域内，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和共鸣。[2]
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应该具备如下的几个共性。第一，在“公共空间”内所谈论的话题应该是为公众所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第二，这样一个场所或空间，对于所有那些对议题感兴趣或被其影响的公众来说，有同等进入和参与的权利。第三，这种传播交流活动本身，应该是一种以“理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论证过程。第四，论证的结果要经得住规范化标准的检验。换句话说，在所有公共空间的论争中，观点的说服力将通过、而且只能通过其内在的逻辑性和阐述的理智性来达成，而不受发言者的身份和仲裁者的意志所左右。[3]
诞生于20世纪末的这一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不仅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哈贝马斯“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而且更把这种期许扩展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就如同500年前印刷术在欧洲的大规模采用触发了知识革命的原子能反应一样，网络技术使人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能力突飞猛进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新境界。从没有如此多的人，以如此快的速度，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以如此低廉的成本，进行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流。不可回避的是，在线传播本身具有的交互性，虚拟空间内控制权力的分散，和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技术，已经让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公开预言一个政治传播新纪元的来临。[4]
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起源和解体
在1450年前后，德国工匠乔安斯•古登堡第一次把成型的印刷技术推向了市场。[5]这种用活字金属为模具，以油墨为印刷原料的木制手动印刷机，自从一面世，仿佛一下子就使每一个新的科技发明、新的政治理论和新的宗教信仰即时放大，并被注入活力。在这种大工业化印刷机推出的第一个五十年中，到底有多少本书被印制了呢？虽然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出一个可靠的数字，有些学者在查阅历史资料后给出的数字是，“超过900万本” 。[6]在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讲，这已经属于“超大规模的”的文化复制推广工作。它一方面促进了新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现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也重新“发现”了被中世纪的神权宗教统治者所刻意隐没的古希腊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可以直接从书本中汲取知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已经不需要通过四处游历来多方拜师了” ，[7]而且一个知识分子的阶层团体随之成型。印刷书籍的大量复制发行也直接导致了欧洲民众识字人口比率的提高。比如说，“在英国的多哈姆镇，在1570年左右，只有大概20%的成年人识字；但是到了1630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47%”。[8]知识的传播，知识阶层的成型，加上工业化革命使社会迅速进步，这一切都为随后蓬勃而来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9]
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者所掀起的关于经济权利和政治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冲击面前，曾经统治欧洲达数百年的封建君主制和贵族政治摇摇欲坠。托马斯•霍布斯 (1588-1679) 在他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经典著作《利维坦>》中，描绘了一幅极端实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政治现实图景。与传统的宗教说教相反，霍布斯认为，人类从本质上就如同是生活在险恶丛林中、懂得理智思索的机器。每个个体都象是一个自我引导、同时又是自私自利的单独原子，不断地通过理性的讨价还价，来最大限度博取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相比而言，约翰•洛克(1632-1704)关于人类本性、市场社会、和政治伦理的描述就要柔和明亮得多。他更加强调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生存权、政治自由权和财产所有权，而这些也正为资产阶级谋求政治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把洛克的最后一个“财产所有权”换成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作为人类的三个基本权利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他的关于宪政、多数主权、个人权利、代议制政府的民主政治原则，形成了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所不可缺少的台词和脚本。从此以后，少数人专权或是贵族专权的政权模式就逐渐开始被民主和法制所取代。[10]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哈贝马斯所概括的所谓“理想化的”、“简约化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开始出现。[11]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是一个：
由独立个人在汇聚成大众后所形成的空间；他们随后宣称：在这个公共空间内，所有事关那些物品交换的原则和劳工服务的协定，都是通过相关者充分讨论后而达成共识。这个机制适用于所有的人和事，但又区别于公共权威本身；尤其独特和史无前例的是承载这种政治性碰撞的导体：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理性思辩和逻辑力量的公开运用。[12]
哈贝马斯的专著《公共空间的结构性转变》，最早是以德文形式发表于1962年。哈贝马斯提出这样一个“对于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从产生、演变到解体的历史社会学全景记录”，[13]更多的不是想要重温一个完美无缺的过去，而是要抒发他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自由福利社会种种理想幻灭后的不满。作为社会政治学的一个现象，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成型于一个特定的历史和发展时期。那时候，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全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意志的代表；他们的先进性使他们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守旧的力量。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走到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开始逐渐分化，离异。随着大众媒介在商业化的裹挟下变得无孔不入和追名逐利，私人空间不断被侵蚀，而公共话题也不断被排挤淹没。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的手段和目的的政治性讨论，逐渐被稀释，被庸俗化，并逐渐消失殆尽。用哈贝马斯的话讲，
“那些受过严格理性思维训练的知识群体，再也找不到属于他们的公众传声器；而公众此刻更是变得四分五裂，分隔成无数个只可能在私下里运用理性分析的少数专家团体；而绝大多数信息的接受者虽然仍属于公众，但却很少再有批判精神。长此以往，这种政治交流完全缺少一个“公众”应该享有的沟通形式”。[14]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空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蜕化的一个最显著也是最令人失望的结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舆论”的消失。作为一个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宪法基础，公众舆论应该产生于公众对广泛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批判性和理性”的公开讨论。但是，在一个被操纵并已经完全商业化的公共空间里，公众舆论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众”的可以辨认的意见结果。取而代之的是，“民意调查结果”，“公开宣传”，甚至是”公共关系运作”成为了“公众舆论”的代名词。同时，“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子传媒不再象是公众信息传播或民意辩论的工具，倒象是炮制共识和推销消费者文化的一种技术”。[15] 被剔除掉了作为“公众”的舆论的一些主要特性，现在所谓的民意更象是“无民之意” ——“那种产生于无知无识的传播大杂烩既不为公众讨论的原则所制约，也不会真正考虑其政治或政 策含义。”[16]结果是，公众空间彻底解体了。
理想状态下的“公众空间”及其特征
简而言之，公共空间是一个场所，一个程序，一个机构，更是一种信条。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应该是一个对社会所有公众开放，同时又不受任何政权或是经济利益所左右的民意生成场所。在这个空间里，参与者通过公开、理性和批判性的谈论来形成舆论和民意。这种公共思辩的最终结果应该取决于观点的内在合理性和逻辑性，而不应取决于暗中操纵，裹挟强迫，或是社会压力。一个成功完善的公共空间既体现在其讨论问题的数量，又体现在其最终民意结果的质量。
自从提出公共空间这一学术概念后，虽然哈贝马斯本人曾在不同的学术生涯时期对其理论阐述有过些许微调，但其核心的概念范畴和评价标准可以总结为以下的九个主要特征。[17]它们是，
1．参与上兼容并包
所有参与到公共空间讨论的人都“尊崇这样一种社会性的交流模式：它不仅设定所有参与者身份完全平等，而且把身份这个社会附属符号统统摒弃不顾了。这种作法，使原来那种对于名衔身份的热衷，转为每个人自得其乐的平等感觉。”[18]
2．技术上易于接入
“公民社会里公共空间的成败取决于其是否满足全面敞开的原则。一个公共空间，如果以某种理由来排斥某个特殊的人群或团体，不仅仅是不完善的，它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公共空间”。[19] “所有探讨的论题之所以是‘大众’议题，不仅仅因为它是重要的，而且因为它是大众直接参与其中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参与和介入”。[20]
3．行动上自主独立
在公共空间里，“对经济因素的依赖，从原则上讲，应该没有影响。市场的经济法则在这里，就如同国家政权的法律一样，已经被停用了”。[21]
4．探讨时理性思辩
在公共空间里，“政治性冲突的载体是独特的，也是史无前例的；那就是人们公开地使用他们的逻辑和理智”。[22]
5．交流时双向互动
“一个看法是否属于公众舆论或者属于公众舆论的程度，取决于下面的要件：是否这个看法产生于不同组织和所有组织成员之间的充分讨论，是否这个看法通过大众传媒被广泛地在更大范畴的相关群体之间进行过探讨互动”。[23]
6， 怀疑与批判精神
公共空间的“建立是为了对公共权威进行批判”，[24]而且“公共空间的成熟发展程度往往能通过其政府与媒体之间冲突的程度来衡量”。[25]
7．共同利益的维护
在公共空间里，“生发于此的论题都是在此之前从没有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关于‘共同利益’的思考角度，成为公众关注的主要着眼点……而且原则上被广泛接受”。[26]
8．保护参与者隐私
在公共空间里，“作为个体的公民是通过构架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自由关系来实现并体味他们新式的存在方式的。这种对于隐私的体验完成了人类共通的心理感受：一种作为抽象独立存在的自然人”。[27]
9．促进社群整合
公共空间提供了“特殊的机构化力量来保证社会各个次生社群之间基于公共传播上的互连共生”。[28]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作为社会整合模型的潜质”。[29]
以上这九个关键特征是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论述中总结出来的。它既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概括，也不是一个彻底无漏的描述。但是，这九点特征却提供了一个较实用的对照单子，以便传播学者鉴定和比较存在于不同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实体和媒介形态。
比较三种媒介形态下的“公众空间”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空间”的定义和描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18世纪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发展历史的总结和归纳上。那时候，以大规模印刷术为代表的印刷类出版物是主导性的公共谈论媒体。与最初的“纸质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和随后的“广播媒体公共空间”相比较，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网络公共空间”，虽然还处在蓬蓬勃勃的青春期发展阶段，已经展现出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诸多潜质。接下来，一组根据九个特征所作的一对一比较将试图验证这一印象。
1．参与上兼容并包
理想的“公共空间”呼唤没有任何歧视的兼容并包。在18世纪的欧洲，显然这一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经济特权而无世袭头衔的有产者集团成员，才有渠道和意愿参与那些关于公共事务的批判性和理性探讨。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一小群精英“有识”阶层的“小众”。20世纪占统领地位的商业大众媒体，特别是随着广播和电视产业的成熟和普及，那些曾经隔离公民社会的很多社会和经济桎梏被层层冲破。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中，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更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网络传播交流的成本。为到达其第5千万个用户，广播媒体用了近40年，电视媒体用了13年，而互联网媒体仅仅用了4年。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在传播技术史上第一次使普通的个人用户，可以在可承受的低成本或无成本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大众沟通和传输平台:不论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网络日志或博客，或是一个网络论坛的开篇帖子。[30]有关研究也显示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促进社会和政治平等的功效，特别是在包容那些少数族群团体或边缘化社会群体上，更是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技术和平台优势。[31]
2．技术上易于接入
理想的公共空间需要保证无限制的介入可能。而在18世纪时候的伦敦，“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进入‘咖啡社交圈’”。[32]那时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只是对那些“上流典雅社会”敞开大门。20世纪得到迅猛发展的大众媒体，降低了普通大众进入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门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电视机和收音机成为最常用的大众传播媒体。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信息革命，更把触角和接收器进一步延展到了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但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空间和无线宽带上网的全球联接手段，确实为在真正意义上最终实现无限制的公共空间介入，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远景。[33]
3．行动上自主独立
一个纯粹的公共空间必须独立自主，并不受任何政权的管控和经济利益的侵蚀。虽然时时面对着君主或寡头统治集团的制约和审查，但是存在于200多年前西欧国家中的“公共空间”，相比于20世纪中后期极端商业化的大众媒体而言，受特殊经济财团和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小。[34]与此相应的是，过度商业化的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观察，“发展成一个被各种势力侵蚀、影响、掌控的竞技场。在这里，通过议题设置和话语框选，争夺的不仅仅是传播影响力，而且更是通过对于传播工具和传播流程的全面控制，巧妙地掩藏其战略考量，以期左右民众和政府的行为”。[35]网络公共空间无疑同样面对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全球通连的网络空间虽然不可能全面排除以上的种种干涉，但起码使得以上的势力不再那么肆无忌惮。[36]
4． 探讨时理性思辩
虽然哈贝马斯一直强调“理性”或“理性主义”在民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两个概念在实用领域的定义，尚没有被完全清晰地界定。对于正处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公共空间来说，那些经常光顾各式沙龙、俱乐部、读书会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从自身的还是阶级的利益考虑，都会对一种基于理性与逻辑的公共辩论心向往之，身体力行，并从中受益无穷。在20世纪的商业媒体时期，这种曾经被推崇的知识理性主义已经逐渐式微，并被无处不在的商业主义和市场营销理念所取代。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以理性书面交流为依托的公共空间，已经被以虚假公众或透视无聊隐私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所取代”。[37]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重新激活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批判性辩论的期待与热情。是否网络空间能够重新实现理性批判和思辩的愿望呢？对此，现在的研究者还莫衷一是。[38]
5． 交流时双向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从没有将公共空间内的交流限定为一种“面对面”的形式。不仅如此，他曾多次重申私人间的信函交流也同样属于理性批判性辩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9]在18世纪后期，知识阶层间的书信往来交流，相对于以后的其他时期，都显得频繁和重要。后来的电视和收音机，虽然把现场逼真的画面送到了人们的客厅起居室，但也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听众和观众直接参与论辩、回应、或反驳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刚刚成形的网络空间无疑从本质上扭转了这种受众被动无为的态势。互动性被很多传播学者判定为在线传播的标志性特色。[40]方便灵活的短 信服务，即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绝大多数网络空间提供的在线反馈功能，所有这些新的服务模式，其实已经把网络互动交流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
6． 怀疑与批判精神
公共空间的批判精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信息和交流载体的独立性。除此之外，所有参与者公共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强弱也决定了批判氛围能否形成。在18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批判精神不仅仅是一种阶级符号，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必需。20世纪中后期所谓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构架，把政府与社会，执政阶级与社会大众完全焊接融合，从而稀释了大众的对立情绪和角色认同。批判性思辩的目标和动力都减弱并消失殆尽。现在，有些学者提出，通过把传播载体的交流权部分返还到公众手中，网络空间也许能够重新激活个人的公共意识和社会群体作为批判者的责任。[41]
7．共同利益的维护
在一个纯粹的公共空间里，谈论的题目都应当是与所有大众息息相关而又举足轻重的事务。在18世纪时的欧洲，所谓的“大众关注话题”，基本都来源并关注于与私有财产和作为新兴私有财产所有者的资产阶级有关的领域。当约翰•洛克庄严神圣地宣称“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公共主权”来进行自己治理，而不需任何自命的皇权或神权时，他所指的“大多数人”其实仅指“有产者”，而根本没有包括数量众多的劳工阶层。[42]在20世纪生成并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把这个有产者的“大多数”扩展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泛的层面。即便如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这个普遍的大众仍仅仅以被动消费者的面目存在，而根本不是积极的议题制订者。[43]但是，现在的网络空间确实使普通民众能够将个人的议题投放都公共领域，虽然没有人能保证它会最终受到公众的关注。[44] 但这一可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历史性进步。
8．保护参与者隐私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以个人私人空间的被保护和不受侵犯为条件和前提的。比如说，在18世纪存在于德国的圆桌社团组织中，“公开的空间必须依赖于个体的隐秘 。它的公众，虽然称之为公众，其实还是内外有别的”。[45] 20世纪高度商业化的大众媒体，显然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隐私在公共层面上再难取得。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机器，从另一个方面，渗透到每个人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但网络传播和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匿名功能，倒是为作为公民的个体人，在与政府监管权力和庸俗媒体的角力中，助了小小的一臂之力。[46]即便如此，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网络技术能提供的其实只是“匿名能力”，而不是“保密能力”，更不是“隐形能力”。[47]
9．促进社会整合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性辩论本身就是社会整合的一个过程。公共空间就是“由作为单个个体的人汇聚而成公众，从而向国家宣明社会需求”。[48]早期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确实起到了一个整合平台的作用，强有力地促动了政治集团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开始将政治事务象商品一样推销的时候，人们开始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因对政治逐渐丧失信心而退离出公共空间。如今，高度商业化的西方媒体热衷于对庸俗传闻的捕风捉影，而不是对主导议题进行深度报道；聚焦于政治人物的隐私琐事，而不是关注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立场；追逐于竞选时“赌马”一般的热闹喧嚣，而不顾这种低俗的处理实际上背离了民主社会的实质。[49]与此成为对比的是，网络传播与网络社区已经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潜能，重新培育和加强了社会整合。[50]比如说，研究发现，随着网络使用程度的增高，使用者参与公益自愿团体和政治活动的程度也相应增高。[51]还有的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网络沟通和传播媒介能够帮助那些少数族裔移民(比如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裔)，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络和社会凝聚力。[52]
为辅助理解上述的比较，下面的一个表格分别列出了“公共空间”的九个特征，以及三种媒介状态下的相应比较得分。评定的得分划为五级，包括“完美状态”(5分)，“高度达标”(4分)，“基本达标”(3分)，“刚好达标”(2分)，和“未达标准”(1分)。应该承认，考虑到“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下面这种评定和打分方法不免显得主观臆断，甚至有点随机。但是，没有任何研究方法，在分析处理象“公共空间”这样一个带有全盘性的概念时，能逃脱类似“过于简单化”这样的批评。一个架构，再不完美，总要好过一堆支离破碎的影像。就这个研究而言，简单却直观的对比，为下一步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起始点。
从表格的简单对比中，可以发现几个值得关注并带有象征意义的结果。首先，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标准定义，生成于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难怪不论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在哈贝马斯提出这一概念后，都感到很难将这一范畴与当时的史实所对应。其次，20世纪兴起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高度商业化发展的“广播电视式公共空间”，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显现出超越前一媒体形态模式的趋势。这样一个结果，与哈贝马斯关于西方“商业媒体架构下的公共空间已经解体”的论述不谋而合。如果以“公共空间”9个主要特征为衡量标准的话，兴起于20世纪最后几年并在21世纪初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倒是为将来的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当然，也有很多传播学者对此判断持怀疑态度，指出政府和利益集团对网络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充斥各种网络论坛的非理性的氛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数码技术鸿沟”， 都将阻碍网络空间真正演变成一个成熟理智的公共空间。[53]
表格：比较“公共空间”在三种媒介状态的特征
“公众空间”媒体形态比较的引申意义
正如帕拉阿图学派的传播学者宣示的那样，“人不能不交流”。[54] 在整个的人类发展史 中，人们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新的传播和交流技术，象造纸术，印刷术，无线电，电话，收音机，电视，一直到网络传播技术。在创造传播技术的同时，人们同样被自己所创造的传播方式所创造。成型的大规模印刷技术和印刷媒体的出现，孕育、催生、和促进了早期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同样，20世纪末出现的新一轮互联网通讯传播革命，不仅重燃了人们对哈贝马斯描述的理想状态下公共空间的热忱，而且还把这种期待拓展到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不断涌现的新证据似乎在指向这样一种可能：这种通过网络传播交流的虚拟空间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虽然表面上看仅有一些虚拟的象征涵义，但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空间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借鉴意义。比如，虽然哈贝马斯赖以归纳提炼其理想“公共空间”的社会形态，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当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扎下根基，那些关于媒体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都变得现实，紧迫，和带有世界性。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处于转型期的文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而且，不断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在其关于“公共空间”的理论构架中，没有给予文化历史因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等以足够的考量。[55]实际上，哈贝马斯自己后来也承认，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因素，都将在整个“公共空间”的形成和特性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互动效应。他特别强调，“一个公共空间在政治意义上的正常运作，不仅仅需要宪政国家的体制保障，而且更需要能促其生长发育的文化传统，社会交往模式，政治氛围，和一个崇尚自由的大众”。[56]因此，对于网络媒介与公民社会相互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妨把将来的研究重心转到那些互动干扰因素，或者象文化、传统、民族主义等先行因素的比较分析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还远没有释放出它的所有能量和潜质。如果哈贝马斯关于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总结，还显得有些理想化和夸大的话，在不远的将来，“网络公共空间”也许能将他的很多“完美臆想”变为现实。不管哈贝马斯当初所提出的这一构想显得多么不实际，他的关于人类传播的基本理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应该是值得传播学学者不断追索的目标。
1835年，年轻的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他的经典政治学著作《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总结到：在所有那些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似乎比其他更精准也更简明。如果人们想要保持文明的延续，或者试图变得更文明，那么其相互沟通联系的技巧，必须与其提高民众平等地位同样的速率而提高和改善。[57]
如果这个论断在早期印刷媒体流行的1835年是至理名言的话，那么在一个被网络信息技术渗透得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来说，这段话也就更有昭示意义了。
索引：
1. 相关资料，请参阅Geoff Eley, “Nations, Publ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s: Placing Haberm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289–339;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2), 1–88; Jürgen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421–461; Lloyd Kramer, “Habermas, Histor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236–258; Andrej Pinter, “Public Sphere and History: Historians’ Response to Habermas on the ‘Worth’ of the Pa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8, no.3 (2004): 217–232.
2. See for examples,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M.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exandra Halasz, The Marketplace of Print: Pamphle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sk Kevin,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46, no. 2 (2004): 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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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rry N. Hague, and Brian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A.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5. Though no explicit record showing that Gutenberg’s movable type printing technique was based on the Chinese similar invention developed some 400 years ago, most science historians believed that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previous times, Gutenberg could have borrowed some of the principal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and modified it to a much advanced type. See for references, Shelton A. Gunaratne, “Paper, Printing and the Printing Press: A 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Analysis,” Gazette 63 no. 6(2001): 459–79;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Larry Willmore,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8 no. 2(2002): 90.
7.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2.
8. P. N. Stearns, M. Adas, and S. B. Schwartz,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 (N.Y.: HarperCollins, 1992), 503.
9. Stearns et al, World Civilizations.
10. Kevin Reilly, The West and the World (vol.2) (N.Y.: Harper & Row, 1980).
11.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422.
12.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7.
13. Thomas McCarthy,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xi–xiv.
14.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75.
15. McCarthy, “Introduction,” xii.
1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40.
17.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all citations below were taken from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989).
18.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19.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85.
20.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7.
21.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22.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8.
23.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48.
24.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51.
25.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60.
2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27.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71.
28.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63.
29. Calhou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6.
30. K. D. Trammell, and A. Keshelashvili, “Examining the New Influencers: A Self-Presentation Study of A-list Blo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 no.4 (2005), 968–982; P. Wallace,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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