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中国对外战略需要更加有效地运用软实力。而如何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则成为摆在中国对外战略面前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建设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越来越需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而要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就需认真思考软实力的内涵、特点和实质，考虑外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要求和需求。

一、软实力：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1991 年首先提出的概念。针对传统的硬实力，他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使人随我欲，即软实力。[1]奈指出，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 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2] 同时，奈也指出，国际法则和制度、信息、跨国公司等，都构成了力量来源。[3] 正因为奈涉及了如此广泛的内容，才使得界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学者们必须自己做出界定。例如，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软实力包括五个核心要素：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4]

我认为，界定软实力应从以下出发点考虑。第一，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力量而言的概念，界定时应作明确的区隔。世所公认，硬力量指的是物质性的具体的实力，软实力应当指非物质性的抽象的实力。这样就把可以计量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归入硬力量范畴，而把观念、制度等归入软实力。第二，界定应当最简明、涵盖性最广。从这一角度观察，把文化与观念并列，或把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并列，都是重复的。因为任何观念、政治价值观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第三，界定应当最大限度地反映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即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其他行为体也应兼顾。

我将软实力的内涵界定为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既有国家政府提倡的，也有人民认同和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关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方面，但也与国内制度有联系；三是战略和政策，这显然是政府制定与执行的，但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也有配合与否的问题。这可以将发展模式、国家形象、信息、相互依赖等都包容进来，而且能得到解释。

我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清华大学学者阎学通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陆钢不同意他的观点，指出文化实力的作用不可替代，文化实力也渗透于硬实力之中，以及即使有战略信誉仍可能缺乏文化实力，我同意陆钢的观点。[5] 我觉得，阎文反映了国际政治研究长期以来对于文化的忽视和误解，值得再作深入的分析。首先，阎文提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这是把文化看作传统的典籍，看作纯学术的历史、文学、哲学，没有理解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和观点。它是现实的、流动变化的，而且会产生巨大的实际效果。当今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想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但因为其人民观念未起变化，许多政策无法推行，学习难以收效。可见，观念、思想、原则(即文化价值观的反映) 也是“操作性实力”，而不仅是“资源性实力”。

其次，阎文把政治实力从文化根源中拔出，似乎有与文化脱离的政治，是不妥当的。政治实力一定在文化背景下运行，在文化价值观指导下运作，否则只是政治架构的空壳。为什么二战之后各国在联合国内获得了平等地位，与《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被广为接受相关。

最后，我与阎学通都认为，战略和政策是软实力的重要内涵，但他到战略和政策的政治性上止步不前，而我则认为，战略和政策背后也有思想、文化及价值观支撑。例如，如果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三个世界的划分，那么我们的战略就是“备战备荒”、“打倒帝修反”等。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战略就是争取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搞对抗，融入国际体系等。在同样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观念不同，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和政策。这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因此，软实力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应当更深入地去探究它。

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撰写软实力文章的学者，虽然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但却堕入了纯文化的迷雾之中，有的大讲儒家文化，有的推崇中国古代经典，不理解软实力不是纯文化的概念，而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独特现象。因此，阎文强调软实力的政治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国家通过增强软实力，在国际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别的国家主动追随，或即使不愿追随，已成势所必然，不得不从，这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是软的竞争。因此，软实力竞争是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增强的表现，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只有把文化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深化对于软实力的研究。

由此，我所说的文化，是当代中华文化，是反映在当代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文化，是传统文化流淌至今表现出来的文化。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也包括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如科技、教育、学术等等，其中不少内容也因此带有中国特点。它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文化。我所说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指当代中国人所坚持和认同的价值观，例如和平、发展、和谐、改革、开放、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等等。意识形态对软力量的作用不可低估。我所界定的意识形态，即国家政府倡导的文化价值观，用来凝聚国民意志。每个国家都必须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越符合时代潮流，越能使更多的人认同，就越能增进国家的软力量。

软实力所涉及的文化影响力，只是广泛的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涉及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不是文化的全部。正如王蒙所指出的，文化是花朵、魅力、精神、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比较靠后的才是软实力，说得愈后，可能软实力愈强。[6] 但当我们研究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作用时，软实力就成为首要的内容。

人们一般会把软实力与硬实力视为相反而平行的同类的东西，其实它们的特点完全不同。软力量具有独特性。第一是主导性。软实力主导硬力量的发展方向和投送方向。第二是渗透性。为了研究的方便，常把软实力与硬实力分开，实际上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软力量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软力量是更高、更深、更广的力量。第三是隐蔽性。因为软实力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所以人们不宜察觉，而是心甘情愿、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软实力的非强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加深远绵长。

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既可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也可能南辕北辙，互相破坏。一般来说，硬实力的增强可以为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基础，软实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硬实力的扩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历史上不乏硬实力强大的国家，却走上歧途，如二战前的德、意、日。冷战结束后，美国硬实力独步天下，但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激起国内外反对，软实力受到很大损害。有些硬实力不是最强的国家和组织，其软实力却很突出。东盟是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组织，其中还包括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但它们倡导了适合于东亚地区合作的理念、途径，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驾驶员”。可见，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形态，我们对此的了解还很肤浅。如果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得好，就可能产生乘数效应甚至几何级数效应。

二、增强软实力必须考虑世界的需求

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愈益认识发展软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长期的、和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冷战后的国际条件下，完全以军事实力等硬力量去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不可能的，大国之间的关系由争夺霸权、互相对抗走向又合作又竞争的新阶段。中国的硬力量比起发达国家来说仍将长期处于劣势，亟须以软力量加以弥补。而且，中国经济将继续持续快速增长，当硬力量迅速上升时，外界的疑虑和不安也愈益增强，形成一种不利的氛围，必须以软力量去化解。中国作为人口超多、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让邻国接受、世界接受，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这需要中国硬力量的支撑，更需要软力量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软力量既然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的反映，它能够奏效，就必须针对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顾及外界对中国的要求和需求，而不能只凭自己的感觉。考虑外界对中国的要求和需求，但必须依据本身的能力和条件，否则超越了能力与条件的限制，只会损害威望，适得其反。总的来说，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增强软力量，多运用软力量，欢迎中国加强软力量。外界对中国软力量的要求主要是：

第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更为了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政府和领导宣布，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为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近年来的国际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人们最担心的，是中国能否坚持和平发展。[7] 其中，台湾问题又是焦点。澳大利亚国防部2007 年公布的报告说，中国军力的迅速发展可能威胁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并且导致美中关系趋于紧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美中之间就不会发生军事冲突。[8] 东南亚国家的精英也非常担心，中美之间如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它们会像两只大象争斗时践踏的草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一个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大陆对台湾经济全方位开放。中国的政策与“台独”的挑衅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今年美日两国把“台海问题”从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对于遏制“台独”是有利的。[9]

第二，与世界各国探索合作共赢的途径。

自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开始了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中国的开放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东亚国家仍有不少人担心，中国吸纳了原本要投入其他国家的资金，贫穷的邻国向中国出口石油、木材等天然资源，进口的是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在非洲也出现了担心中国竞争的批评。无论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中国都必须探索一条新的合作共赢的途径。这需要新的思路和政策，也必须突破原有的限制。

第三，与世界各国寻求更多的国际共识和文化认同，进行理性对话。

在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体系时，必须以更多的观念共识和文化认同作为国际合作基础。由于国际上某些人对中国进行“文化妖魔化”，也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误解，国内外都有把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世界对立的倾向。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10] 当然澄清国内外的误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

在还未达成观念共识和文化认同时，必须进行理性的对话，不仅与西方国家对话，也要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中国的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并非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西方单方面的把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事实证明行不通。中国应当欢迎其他国家的参与和沟通，这才会增强中国的话语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或者持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化态度，将会妨碍理性的对话。

世界各国对中国软力量的需求也是纷繁复杂的，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

其一，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发展模式很感兴趣，希望学习与借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分析家拉莫于2004 年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北京共识”，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承认，中国没有照“华盛顿共识”去做，反而获得了进步。[11] 有的人引述印度人的话，证明在涉及经济决策时，民主确实有其局限性。亚洲人越来越倾向于先发展经济，然后才完善民主。[12] 俄罗斯专家分析中国模式受到发展中国家青睐的内容是：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和政策上的连续性，共产党承担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以及既与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13]

其二，世界各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健康的“权力平衡者”。这当然因为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对伊拉克战争反映出的战略错误，也因为冷战后国际关系改变了“非敌即友”和对抗的模式，出现了各国都在“两面下注”或“多面下注”的状况。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迪南·蓬素提拉说，东盟国家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在两面下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不一定就是一种得失所系的关系。[14] 另有分析家指出，小国希望美国在亚洲保持一定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坐大，但它们也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与中国讲和。最佳状态是崛起的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美国也不退出亚洲。中国怎样才能成为健康的“平衡者”，不仅与美国“平衡”，也与其他大国“平衡”，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种“平衡”不是对抗，而是在应该合作时积极合作，在发生分歧时能提出中国的观点和解决方案，并能得到国际社会最大的赞同。

其三，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体现中国智慧的创新思想、方案、机制和体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贝茨·吉尔等指出，中国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具责任心与合作性的角色，遵守国际准则，参与国际机构与组织，同世界强国特别是美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增强了软力量。[15] 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中国如何看待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机制法制，如何为它们的改善做出贡献。旅居美国的华裔印度学者谭中指出，美国的“秩序世界”和中国理想中的“和谐世界”既平行、分流又会合、重叠。中国要实现“和谐世界”的理想，必须从“秩序世界”的现实着手努力。[16] 中国以平等成员进入国际体系时日尚短，对于现有国际体系的学习和利用还很不够，更不用说要改善和创新。另外，中国文化的制度化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将其运用于国际舞台则更缺经验。可见，中国软力量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思考

中国对于软实力的重视刚刚开始，软实力建设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当务之急应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提高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和自觉性，在建设核心文化价值观体系上下功夫。

由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强权政治的影响，由于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烙印，也由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尚未解决，中国人对于硬实力的追求非常强烈，不容易认识软实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其实西方国家在主导现代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充分地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发挥到极致，尝到了甜头。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型的大国，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大国的经验。中国应当开始制订对外文化战略，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内容。

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加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建设，并且以最简洁、鲜明的语言对外宣示，逐步得到世界更多人的认可与接受。我曾撰文建议，把和平、发展(现代化)、合作、人权、公正等作为对外宣示的价值观。[17] 今天，还可以补充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它列为一个体系，例如，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各提出若干价值观，然后，总体上概括出几个价值观。这个体系既要有中国特色，也要能被世界认可。

从中国来说，一方面应与世界有识之士联合反对把世界分割成“民主”与“不民主”传统思维，另一方面应当更好地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国人大规模地向西方文化学习已有几百年历史，并不等于已经学得很好或学到精髓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学习还刚刚起步，如果更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也会大有裨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丰富和提升本土文化，进而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人类共享价值观。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软实力建设上克服一些薄弱环节，特别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加强研究，提出新的战略和政策。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掀起了新一轮民族主义高潮。目前的民族主义具有新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全球化背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达到了新的程度，民族主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全球化的工业文明和通俗文化的传播，使所有的人更关心自己的身份、文化与认同，它的统一标志是民族。其次，民族主义是特殊的爱国主义，只有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才会普及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成功的国家推进了充满信心的民族主义，动乱频仍、发展受挫的国家里出现了愤怒绝望的民族主义。最后，冷战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最强的意识形态。原有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消失，但失去了传统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力量。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力量的反映，在更深、更基本的层次上，以更激进、更不容忽视的形式发挥作用，胜过任何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作用。[18]

民族主义高涨虽是全球性普遍现象，但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众多邻国的大国，跨界民族众多，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民族政策的实施都有跨国界的影响，是增进软力量的重要途径。过去中国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较少从跨界影响考虑，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出发思考。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空前高涨，总体是健康的，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但对民族主义需要加以引导，防止走向狹隘的民族主义。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社会变迁促使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即把宗教视为以信仰有神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拥有大量信众和文化经典的教会组织和活动场所，并不断开展社会群体活动的社会实体。中国政府和学者都赞同，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19] 中国人从历史传统上不是信仰宗教的民族，但也有相当多的宗教信徒，今天信众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和睦、慈爱、平等、扬善是各大宗教所共同提倡的基本精神。通过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能使世界更加理解中国，增加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文化的重大特点是包容和谐，特别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上升而且宗教文化冲突加剧时，中国的包容和谐就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对于宗教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主动发挥宗教的作用，例如主办世界佛教大会等，效果显著。关键是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宗教文化与宗教在软力量方面的重要性，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成为我对外战略中的新亮点。

第三，增强软实力的传播方式，目前特别要改善大众传媒和促进非政府组织交流，使中国对外战略如虎添翼。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作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可以说，不了解传媒，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由于西方传媒力量强大，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具有话语优先权，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英语是主要语言，西方的语言、技术优势都使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对外宣传”的思路和方法，现在必须转变为“对外传播”，即从以我为主到以受众为主，从重观点演绎到重事实归纳，从重官方发布到重专家讲授和民众传说，从单向灌输到双向沟通，从后发制人转向先发制人。[20] 传媒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改进的建议，我特别要强调，传媒的改善不能仅靠传媒界，应当与各界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界结合，才能形成合力，事半功倍。传媒的思想变革和方法转变，不是技术性和策略性的，而是革命性和战略性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框架下考虑，需要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撑。依靠国际问题研究界，必然能得到更前瞻、全面、深刻的观点。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也应当更加关注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传播事业，形成政府和民间共同对外发出声音的局面。

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国普遍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看不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是中国软力量存在盲点。例如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政府关系之上，没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社会的、人民的沟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21] 当务之急应当大力支持和扶助非政府组织。在建立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更要用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例如智库、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鼓励它们走上国际舞台，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培养人才，扩大队伍，积累经验，使它们由弱变强。只有从现在开始抓紧，才能逐步扭转中国在非政府组织方面的薄弱，为软力量的建设增加一块基石。

注释：

[1]〔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第25页。

[2]转引自陈玉刚：《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8页。

[3]同注释[1]，第159-164页。

[4]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9-20页。

[5]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陆钢：《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环球时报》2007年6月19日。

[6]王蒙：《走出去与软实力建设》，《文汇报》，2007年7月9日。

[7]乔治·韦尔弗里茨：《没多少人害怕巨龙》，美《新闻周刊》，2007年6月4日。

[8]《澳国防报告担忧中国军力迅速发展》，美国之音电台，2007年7月5日文章。

[9]〔菲〕雷纳多·克·斯·德卡斯特罗：《中国、菲律宾及美国在亚洲的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07年7月6日。

[10]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11]威廉·伊斯特利：《发展的意识形态》，美《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7-8月份。

[12]威廉·佩塞克：《亚洲经济繁荣时，民主可以先等等》，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007年6月29日。

[13]叶莲娜·波多利科：《和谐重于财神》，俄《政治杂志》，2007年7月23日。

[14]温都尔·明尼克：《军事演习促使中泰关系升温》，美《防务新闻》，2007年8月6日。

[15]贝茨·吉尔、黄岩钟：《中国“软力量”的源泉和局限》，英《生存》季刊，2006年夏季号。

[16]谭中：《“和谐世界”与“秩序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5月19日。

[17]参看拙文：《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2期。

[18]〔英〕埃里·凱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9]李向平：《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年，第313页。

[20]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21]陆宜逸：《中国软实力的盲点》，新加坡《海峽时报》，200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