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东亚地区合作与整合的发展，东亚认同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东亚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培育的因素。本文将着重分析，相互依存对于地区认同的促进，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于地区认同的影响，以及巨大的差异性对于地区认同的复杂作用。地区认同必然是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结合的结果。本文对于培育东亚认同提出了思考途径。
[关键词]东亚认同 地区合作
相互交往与相互依存是地区认同发展的基础
认同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问题。对于认同，目前学界有诸多界定。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认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1]认同亦被称为“身份”或“身份认同”，规定了行为者的角色和身份，本是用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标准，然而集体身份或集体认同则把自我与他者合为一体，将他者的利益也视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也即具有了利他性。
如果仅限于身份、角色和利益，仍然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然而，集体认同使行为主体以新的观念审视和界定自身利益，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使其具有文化内涵。这是其具有的文化意义之一。行为主体的新观念不仅影响其自身的态度和政策(国家、组织或个人)，而且也会成为影响国际交往的互动内容，这是其具有的文化意义之二。不仅如此，各个行为主体的新观念互动和积累之后，就会形成集体共同观念，或曰“共有知识”。各个行为主体都认为集体共同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原则，是应当共同遵守的规范，反过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政策。这是其具有的文化意义之三。在探讨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时，以上文化意义提供了认识的基础。
东亚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个“世界区域”，即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的领域中都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有研究显示，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之前，东亚各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依存已经相当深入，不仅限于经济贸易，而且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在东北亚、东南亚和通过中国延伸的亚洲内陆，私人贸易十分活跃而且广泛，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麝香之路、茶叶之路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自宋元之后，私人海外贸易兴盛起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2]。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网络也覆盖了上述地区。东亚依靠朝贡和贸易关系，连接成为一个包含次区域在内的世界区域[3]。
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不能不提到朝贡体系。对于朝贡体系，争议一直很大。本文的重点并非论证朝贡体系，而是要证明东亚地区内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依存的特点。朝贡体系内各国关系紧密到容易相互影响，但又疏远到难以同化别国或被别国同化。朝贡体系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政治经济交往的框架，使得区域内经济联系的意义超过了区外联系。朝鲜的社会发展程度高于安南、真腊、暹罗及爪哇等国，其新兴统治集团需要以制度巩固政权，统一朝鲜半岛，于是大量地学习和吸收中华的礼治主义体系。安南、琉球、日本、暹罗等国部分地学习借鉴了中华文化和制度[4]。日本和安南作为朝贡体系内的边缘成员，同时也充当着中国竞争对手的角色。日本与琉球、越南与老挝之间都建立了朝贡形式的关系[5]。由此可见，朝贡体系是一个等级制的体系，但总体是和平而非武力征服的，其主要内容是贸易往来，还有文化上的交流。正因为此，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国力十分强大时，也并没有征服的企图和行为，有的只是友好往来与通商。可见，历史的印记有力地渗入了现今的国际关系。
西方列强进入东亚之后，虽然满清王朝也对朝贡体系做了一定的调整，但终究不敌资本主义的全球征服，东亚各国被拖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近代的150余年中，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去区域化”的趋势，其主要联系转向欧洲宗主国，而不再是东亚邻国。
在东亚各国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碰撞中，也产生了对后来东亚区域认同而言至关重要的认识。第一是各国平等的理念。与东亚朝贡体系鼎盛时期平行，欧洲也建立了现代国际体系，其基本特征是主权独立和国家平等。然而对于欧洲以外的国家，欧洲殖民主义却不讲平等。二战后独立的东亚各国特别重视国家作用，强调民族利益。第二是东亚各国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有共同的痛苦历史记忆，产生了自强自立、团结奋进的愿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袖手旁观普遍不满，同时也对区内国家互相支持深感欣慰，增强了进行地区合作的意愿。第三是各国均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因为有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的经历，各国独立之后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便有了一定的基础。
现在的东亚合作实际上是“再区域化”的过程。这并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达到了更高的相互依存的水平。其反映出的某些特点，既带有其他地区区域化的共性，又具有本地区的历史传统的个性。概而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东亚各国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呈现积极互动的状态，“反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并不明显。东亚的地区主义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对于美国和欧洲都不存在排他性，而且还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当然，美国、欧洲也依赖于东亚生机勃勃的新兴市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源。在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东亚的经济合作正在大力推进，“10+1”、“10+3”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在广义上进入了“东亚”，俄罗斯等国也紧随其后。
其次，新的东亚相互依存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现代国际体系基础之上的。这与朝贡体系完全不同。东亚各国都相当珍视主权独立，但在此基础上又必须形成地区的共识，于是，东亚国家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方式。东亚方式从东盟方式演变而来。1998年7月，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新加坡外长贾古马将其概括为：主权平等，通过协商一致做出决策；互不干涉内政；避免使用武力更换现政府或更改一种国际认可的政治秩序；开放经济；使东盟成为外交政策的基石[6]。细究起来，这里面还蕴涵着较大的灵活性因素，如协商一致不意味着全体赞同，如果大多数同意，个别国家不强烈反对，也可以认为是一致；此外，舒适性原则也受到欢迎，不公开批评别国，不轻易使用惩罚性手段；等等。
再次，东亚地区的区域性变迁正带动和重塑地区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东亚地区的发展变化不是单个国家变化的简单总和，而是更加复杂的过程。日本在二战后的兴起，为亚洲“四小龙”引路，接着“四小虎”跟进，然后是中国巨龙的苏醒，最后新东盟国家如越南也取得瞩目成就。发展如滚雪球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批国家，互相学习借鉴，互相推动促进，有其内在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脉络，又在新的条件下复活了。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性，但是共同发展的现实促进了相互依存的认同。
文化的相互影响及集体共识是东亚认同的核心
东亚在历史上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汇之地。在长期的交往中，三大文化互相影响，交汇融合，各自的面貌都有所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超过了其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例如，印度文化中的佛教在东北亚与东南亚都得到广泛的传播。可以说，成熟的宗教皆非源于本地，而是自外部输入。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的政治制度的早熟和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结构，限制了宗教的发展，所以只能接受外来的成熟宗教，以解决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追求。佛教在东亚各地的存在从一千年至两千年不等，但却有两大共同特性。第一是具有向“易行道”和“借他力”发展的倾向，可见东亚民众更喜欢修行简易速成的宗教，与博大精深的印度佛教义理相去甚远。第二是佛教与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结合，更加地方化、民间化和生活化[7]。在东北亚，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忠孝伦理共处兼容，使“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指出，东亚佛教受到土著思想的影响，其自我肯定趋向于夸耀自己传统的权威主义，受到老庄的影响，崇尚无为自然，得意忘言[8]。佛教与中华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影响到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
伊斯兰教传入东亚比佛教晚得多，但其影响相当广泛。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其文化具有游牧民族的特性。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写道，抢劫和掳掠是他们的谋生之道，部落之间可能结盟，也可为利益旦夕化为敌人，但部落内十分团结，为其中任何一人可以复仇，不问是非曲直。这实际是部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虽然劝化阿拉伯人，但其部族观念并未消除。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是勇武好胜，桀骜不驯，崇尚自由，反抗任何权力[9]。伊斯兰教被阿拉伯人带入东亚，自然就与当地的文化互相影响，与其在阿拉伯半岛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主要居民是马来人，本来崇拜万物有灵。富有的阿拉伯商人带来了船货，也传播了伊斯兰教，使人们不耻于言利，容易以更实用主义的态度行事。但在一些马来人中宿命论思想严重，既然一切由真主掌握，个人的主动性也就无足轻重。与阿拉伯的部落主义不同，东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有学者总结爪哇人的两大行为准则：一是和睦(rukun)，人与人、人与周围世界之间和睦、协调；二是敬重(hormat)，要求尊卑有序，不可越位[10]。这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和合伦理、名份等级完全一致，与伊斯兰教的平等教义是有差异的。在整个东亚，顺从权威而较少个人主动性，强调集体主义的人际关系、协商和睦，与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不仅是东南亚海上民族(主要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主要信仰，而且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杜维明曾写道，他在参加多次文明对话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你知道谁是穆斯林，谁是基督徒，但只要有儒家代表参加，情况就不同，有的儒家代表是基督徒，有的是穆斯林，有的是佛教徒，儒家变成了形容词———“儒家式”[11]。这也反映了一种融合与包容。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扩张，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东亚。历史上基督教也曾传入这一地区，但不成规模，而此次却是空前的文化潜移[12]，使得菲律宾大多数人成为天主教徒，中、日、韩三国都有大量的天主教徒，甚至中国明代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一批高官也都皈依了天主教。从此之后，西方文化成为东亚三大文化圈融合外的第四大文化因素，所引起的冲击和渗透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其进入东亚已有几百年的时间，但势头未减，还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之中。
西方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和深远。首先，它使所有的东亚国家有了新的参照系，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落后就要挨打，各国都奉行了积极赶超的政策。东亚文化既有的文化价值观，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检验，要对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西方提供的现代文明价值，做出建设性的回应。东亚各国的文化已有数千年历史，并曾在不同的时期创造出各自辉煌的文明高点，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却落后了。如果不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和成果，东亚文化的优势便无法激活，也不可能达到再崛起。继日本之后，在二战结束以来的数十年间，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程度不同，但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却成为东亚各国重要的文化认同。
其次，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东亚的精英与人民，对于本土文化进行了认真而痛苦的反思和批判，为东亚文化的转型和现代化创造了生机。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示和抨击了儒家经典中所有与现代精神不符的话语和思想，洗刷其阴暗面和消极面，为其转化开辟了道路。泰国的知识界也批判了“君父同伦，家国同构”的“父—子”家长式统治。查德纳·纳达素帕在《泰国文化与社会的演进》中，批判了以宗教的“积德”劝导民众“认命”的消极性[13]。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化在东亚各国都有反映，如在印尼，“在爪哇人的传统国家观念中，国王和人民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国王有保护人民的义务，而人民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王。”[14]因为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学习外来文化，所以必须对本土文化进行重审和批判；但现代化又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所以必须对本土文化推陈出新。东亚至今仍在这个过程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
再次，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背景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现代性与传统性结合的独特途径，具有自己的优势。现代东亚文化也成为西方国家的参照系，藉以批判西方道路和模式的缺陷，以便为人类的长远福祉服务。
在三大文化圈融合的基础上，又在现代化实践中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东亚地区集体认同达到了新的水平。集体认同可以称为共有观念、共享知识、共同偏好或者共同价值观。过去在讨论“亚洲价值观”时有一个不足，无论褒贬都比较笼统，不利于把问题梳理清楚。笔者认为，大致可将文化价值观分为经济文化价值观、政治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再提炼出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可以看到东亚文化认同的具体内涵。
从经济文化价值观来看，东亚共识包括：(1)优先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首要目标；(2)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3)促进市场经济，倡导个人在经济领域中的自由。
从政治文化价值观来看，东亚共识包括：(1)国家的政治系统必须是稳定的，维护国家的安定；(2)人民尊重政府和服从秩序，无政府或混乱状态既损害国家利益，也破坏个人利益；(3)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政治民主也在不断发展，但是其形式、程度、特点各有不同。
从社会文化价值观来看，东亚共识包括：(1)社会为先，个人只有在社会网络中才有意义；(2)注重社会和谐，避免公开冲突，愿意妥协；(3)注重家庭和家族关系；(4)重视教育。
总而言之，东亚的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1)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把集体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人民丧失自我，而是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相比较而言。尤其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无法保护个人的权利。(2)在世界文化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关系上，主张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
东亚各国文化的长期相互影响，以及在应对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共同观念，正在逐渐成为东亚认同的核心内容。
文化差异性对东亚文化认同的作用
许多人并不赞成“东亚认同”的提法，其中的重要理由是，东亚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怎么可能达致共识？这就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差异性的作用。
由于文化差异性是绝对的，因此认为存在差异性就不能形成认同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缺乏根据。人们经常将东亚与欧盟进行比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欧盟的文化差异性。欧盟虽以欧罗巴白种人为主，但黑种人、黄种人也日益增加。欧洲有五大语系，即印欧语系(包括斯拉夫语族、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希腊语族、克尔特语族等)、乌拉尔语系(主要分布在芬兰、匈牙利、爱沙尼亚等地)、高加索语系、阿尔泰语系和闪米特—含米特语系等。尽管欧盟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基督教，但其中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圣公会等，而伊斯兰教、犹太教的信徒也不少。各国的文化也大相径庭。此外，各国的国情也彼此差异明显，既有德国、法国等大国，也有梵蒂冈、安道尔等袖珍国；既有“老欧洲”各国，也有原东欧和东南欧的转型国家。随着欧盟不断东扩，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差别也越来越大。但这并未妨碍欧盟认同的增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欧盟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提供了政治安全的机会与保障，而且在文化上采取了“认同中有多样，多样中有认同”(diversity in identity，identity in diversity)的正确政策，从而增加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15]。
诸多案例表明，文化相似性高并不必然产生认同。中欧和东南欧部分国家的人民属于与俄罗斯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其语言、文化都很相近，但它们并未认同独联体，而是加入了欧盟。中东有22个阿拉伯国家，其民族相近，都信奉伊斯兰教，文化习俗也有不少相通之处。然而，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合作却并不紧密，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也并不一致，认同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
反观东亚，差异性虽然给认同造成困难，但也有正面的作用，即具有互补性，促使各国认同一些新的理念。最重要的新理念就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追求多样性基础上的认同，这与欧盟颇为接近。然而，东亚人民的意识又与欧洲人民不同。欧洲人的意识是以西方文化在近代主宰世界为出发点的，即使在今天西方文化也仍占主导地位。东亚人民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之苦，发扬自己的文化是证明民族尊严的途径之一。即使东亚将来变得更富强，也决不会以自己的文化去主导别人，所以东亚各国有更大的宽容度、开放度、协商性和和谐性。东亚文化强调的“全体大用，圆融和谐”的价值观，更能兼容并蓄人类各种思想文化的精华，更能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因此历史文化研究大师汤因比指出：“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16]
东亚各国由于文化差异，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观点，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即使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也会反映出异中有同的有趣现象。例如，李光耀认为，东亚有自己的文化和发展模式，西方不应把其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东亚，东亚的优先考虑是发展经济，尊重政府权威。韩国政治家金大中(后当选总统)则在《外交季刊》上与李光耀辩论，认为远在洛克之前，儒家伦理早就具有以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哲学与传统。他引用了孟子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民本说“王者以民为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还引用韩国宗教东学道的观点“民即天”来证明其观点。他指出，亚洲有自己的民主传统，如秦朝推行法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科举制选拔人才，监察机构监督施行仁政，反对滥用职权；封建王朝也重视广开言路，许多官员为此劝谏君王，有的不惜牺牲生命。当然，他也分析了当前东亚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17]。虽然他的结论是，“文化未必就是我们的命运。民主才是我们的命运”，然而他并没有脱离本土文化，恰恰相反，他正是从东亚文化中发掘了民主、自由、法治的独特资源。在这点上他与李光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文化的差异性并不具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绝对性。对于任何问题，都呈现色彩渐变的广阔的光谱。在西方的某些人看来，不是民主就是专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以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为指导，无法正确认识世界的复杂事物，也不可能制定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受到西方某些人士这样或那样的指责，无一能免。对于从不同文化传来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都可以听取、借鉴，改进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恶意的，也不应忽视，因为它可警醒我们。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非洲国家照搬西方或前苏联的模式，结果迎来的是灾难。如果把西方的制度强加给东亚，大到中国，小到新加坡，不仅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相反可能陷于混乱之中。在东亚，如果把国家分为民主和不民主两类，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惑。应当说，各国都在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之中，有的更先进，先进的可以帮助后进的。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僵化思维也必定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共产主义”、“专制主义”的“妖魔”论调，完全无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日本学者高原明生指出，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价值观的分歧，但也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和平、共存、平等、友爱。他批评日本政府内有些人过分强调民主和自由，因为将两者并列是不合理的。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友爱，为什么只强调自由而不讲平等和友爱呢？[18]笔者一直认为，任何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共享或分享一些价值观，否则就无法相处。东亚各国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更多一些。东亚各国已从自身的经历和文化中体会到，惟有更为成熟的东方哲学和智慧才能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反对文化霸权，但是处理不好，也会造成巨大的混乱与冲突。在显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还未建立完整的安全体制的前提下，冷战后东亚维护了和平发展的势头，地区合作愈益增强，避免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得益于东亚各国对于在多样性基础上必须保持和谐的认同。东盟方式实际就是承认多样性而又要求和谐(协作、协调)的途径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概括为“和合”，并指出东亚意识的核心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成为东亚对21世纪的世界的巨大贡献[19]。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已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目标与方向，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与东亚的认同进入了新阶段。
关于进一步培育东亚认同的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认同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客观原因，同时也与人们的主观努力分不开。这正是近年来建构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贡献。物质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客观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东亚认同不仅是冷战后东亚各国相互依存的现实的反映，也是各国精英和政府分享了更多的共识后积极培育的结果。在当前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方兴未艾之际，进一步培育地区认同，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将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曾指出，东亚认同的发展经过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可称之为东亚认同的准备阶段。由于东亚各国(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引发了世界对于东亚文化的作用的辩论，最后形成了“亚洲价值观”的讨论，至今余波未息。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倡导“亚洲价值观”，但实际上这里的“亚洲”并不包括印度、中亚各国、阿拉伯国家等，而仅限于东亚。第二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联合应对地区挑战开始，曾经历过东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到21世纪初决定建立东亚共同体，标志着东亚认同的产生与发展。我们仍处于这一阶段之中，也许至2020年左右，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展，东亚认同也将达到新的水平。无论如何，东亚认同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欧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关于如何推进东亚认同的扩展深化，本文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在不断深化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时，进一步强调、宣示和加强东亚认同的意识。现在“10+1”、“10+3”已经有数十个机制在运作，还在不断建立新的机制，但是问题在于，应当不仅限于政府官员的认可，更应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百姓解释和宣示，让他们充分了解其中的机会和利益，以及如何获得和利用这些机会。有些在短期难以获得但在长期会获得的好处，也应当告诉民众，并寻求应对之策。
第二，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东亚认同。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东亚各国的开放主要是对西方文化，这很有必要，今后应继续进行。现在要强调东亚各国间的文化开放和包容。虽然各国之间有长期文化融合的历史，但对剧变中的现代文化的相互了解还不够。今后应通过经贸、旅游、留学、传媒、影视、网络、出版、艺术等一切方面的交流，促进人民之间的文化理解。在“10+1”、“10+3”机制中，增加文化交流的机制。
第三，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要在强调爱国主义的同时，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各国人民都珍惜主权，但也应当发展主权的思想，在地区合作中增加主权的让渡，这实际已开始落实，但对人民解释不够。惟有如此，才能减少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
第四，不以绝对化的简单思维看待差异，而是通过沟通与对话克服差异性造成的负面作用，增加其正面作用。对于分歧显著的敏感问题，可以通过二轨对话，逐渐发展到一轨对话，直到向公众解释，取得更多的共识。在对话中既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又可以互相帮助，提出改进建议。
注释：
[1]〔美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2]〔美国〕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51页。
[3]同上书，第10页。
[4]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第258～259页、第281～283页。
[5]〔美国〕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345～346页。
[6]〔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7]严耀中：《略说东亚宗教的几个共同特点》，载姚申主编：《东亚：经济、政治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第80～83页。
[8]林镇国：《“批判佛教”思潮》，载贺照田主编：《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9]〔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黎明时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第33～37页、第84页。
[10]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1页。
[11]〔美国〕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12]文化人类学把不同社会因接触而产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称为“文化潜移”(acculturation)。两个或多个社会直接而持续接触时，就会出现文化潜移的过程。这不限于少数群体，而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
[13]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第25页。
[14]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页。
[15]马凤书、任娜：《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的解读》，载《世界观察》2005年5月30日。
[16]〔日本〕池田大作、〔英国〕阿·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17]〔韩国〕金大中：《文化就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答李光耀)》，载〔美国〕《外交季刊》1994年11～12月号。
[18]〔日本〕高原明生：《对华外交要注重战略上的共同利益》，载〔日本〕《朝日新闻》2007年2月19日。
[19]张立文主编：《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