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一、易学思想之跃进与两《序》之写作
朱熹晚年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这两篇四书学重要作品之完成，是以其易学思想之重大飞跃为背景的。具体说来，在改定两《序》之前数年，朱熹的易学思想完成了从“《易》本卜筮之书”到“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跃进，这次思想飞跃促成了两《序》的修定。
朱熹在四十六岁（淳熙二年，1175）前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说，主张用占学方法解读《周易》。所谓占学方法，是认为《周易》每卦每爻各为太极，包含无穷义理，主张将《周易》卦爻辞看作某种暗喻，读者应根据不同情境，给予不同解说。朱熹用此方法解注《周易》，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草成《易传》。但是，用占学方法解注《周易》，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即“《易》中有象”而“象已失传”之两难困境。在《易传》草成之后的数年间，朱熹一直苦闷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突破此两难困境，于是邵雍之学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盖邵雍之学追问易象之所自来，提出所谓先天之学。
朱熹在五十岁左右曾印刻邵雍之书，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特别关注了邵雍之先天学。[1]邵雍自称其先天学为伏羲学，朱熹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在研究先天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思想。《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一书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画者二也。“两仪生四象”者，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画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圣人又已分明说破，亦不待更著言语，别立议论而后明也。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然古今未有识之者。至康节先生，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氏之《易》也。（《朱熹集》，第2137页）
这封信写于淳熙十二年（1185）即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信中评价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表明朱熹易学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即从“《易》本卜筮之书”跨跃至“先天学为易学纲领”。此后，朱熹找到了解《易》的新进路，从后天象的研究转向了伏羲先天学之研究。
谈到朱熹五十五岁前后易学思想的此次跃进，有两事值得一提。第一事，他和袁枢讨论《易学启蒙》之《先天图》时，作过一首诗：“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心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686页）所谓“无心涵有象”，是说伏羲画卦，只是据其所见所想者随手画出，当时未必存想到极多极深的道理，而所画之两仪、四象、八卦，却已蕴涵无穷的天地自然之理，后世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乃至王弼、程颐之《易》，都是发挥伏羲所画之卦的内蕴。该说将自古以来的所有易学看作是天理的渐次呈现，而且天理之无穷无尽的内蕴，亦必将在后世不断开显乃至无穷。在朱熹看来，这无穷无尽的天理，本来就具备于人心之中，只要“玩之久熟，浃洽于心”，则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将“瞭于心目之间”，而其可惊可喜，可笑可乐，“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同上）而伏羲之伟大，就在于他挑开了人文机关，打开了人类认识天理的大门。第二事，朱熹曾塑伏羲像，欲奉之于武夷精舍。《朱熹别集》卷六《答黄商伯》云：“所问《先天图》曲折甚善……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贤者不能一来观之耳。”朱熹一方面提出“无心涵有象”说，指认伏羲先天学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天理；另方面塑造伏羲像，欲供奉于武夷精舍，以便率弟子时时参拜之；这两个举动，显示出他已有把伏羲奉为儒家始祖之意。就是在此种情境下，他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
二、从新道统说看易学在朱熹理学中的地位
朱熹首次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作序是在淳熙四年（1177），十余年后，又对两《章句》作了全面修订，并于淳熙十六年（1189）改定了两书之《序》。[3]当时，他曾写信给詹体仁说：“《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朱熹集》卷二十七，第1163页）说明当时对两《序》的修改，主要体现在道统说方面。朱熹在两《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当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一方面确定道统圣王之排列，由尧、舜上溯至伏羲，另方面确定历代圣王递相传授的内容，由“十六字诀”、“四字诀”上溯至伏羲学。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修改后的《中庸章句序》云：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大学章句序》有云：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同上，第1页）
《大学章句序》写定于淳熙十六年二月，《中庸章句序》写定于该年三月，二篇乃一时之作。《中庸章句序》之“上古圣神”显即《大学章句序》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两《序》把道统向上追溯至伏羲，是对道统说的重要发展。
道统说由孟子最早提出，孟子首倡的大道传授之序为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其中以尧为最古。然而，纵览五经，尧并不是最古远的圣王，《周易•系辞下传》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十三经注疏》，卷八，第74页）
根据此说，在尧以前尚有羲、农、黄三位圣王，分别肇始渔猎、农耕等原始文化。孟子的道统说始于尧而不始于伏羲，可能由于当时《周易》在儒门中的地位比较低，影响比较小。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例如《系辞》上下传成书可能较晚，孟子未及见到。
孟子之后的三百年间，《周易》在儒门的地位迅速上升，于是《系辞传》之羲、农、黄开始受到关注。两汉之交，古文经学大师刘歆作《世经》，追溯古代帝王世次，即明确以伏羲为首，其说曰：“《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说载《汉书•律历志》，见《汉书》第1011页）并开列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武王之圣王谱系。刘歆以伏羲氏为百王先，与他推崇《周易》的经学思想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取自刘歆《七略》，其中将六经之序定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汉书》，第1723页）在刘歆那里，《易》在经典系统中之六经之首、五经之原的地位，与伏羲氏在帝王谱系中之“百王先”的地位显得十分协洽。
东汉以降，《易》为五经之首、伏羲氏为百王之先已成多数学者之共识，而韩愈、程颐等人所述的道统说，仍延袭孟子的始于尧、舜的旧说，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一种瑕疵。朱熹修订道统说，把伏羲列为首位，使道统说前五位圣神及其次序，与《周易》所述完全一致，表明道统说所依据的经典系统，已由孟子的《诗》、《书》、《礼》、《乐》转为《易》、《书》、《诗》、《礼》、《春秋》，从而使道统说与东汉以来儒家经典系统相协洽。
朱熹之新道说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即追溯道统递相传授内容，由“十六字诀”溯至“四字诀”，由“四字诀”溯至伏羲学。《中庸章句序》云：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序文认为，古来圣贤前后递相传授之内容，经历了由伏羲学到尧传舜之“允执厥中”，再到舜传禹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由微至显的过程。其中伏羲学属于无文字阶段，“四字诀”和“十六字诀”属于有文字阶段。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熹筑成沧洲精舍，率诸生行释菜之礼，祝文曰：“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朱熹集》卷八十六，第4446页，《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察祝文之意，前圣后圣之心传虽各有面目，却是“万理一原”的，自伏羲、黄帝挑开人文机关，历代圣贤各自开显“万理一原”之内蕴，到孔子得以集厥大成，周子程子遥继孔子，又使道统不坠。后来，朱熹大弟子陈淳铺陈朱熹之意云：“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跻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为万世师。”（《北溪大全集》卷十五，《师友渊源》）直截揭出“羲皇作《易》”为道统传授之始。在朱熹师弟的观念中，后世儒家经典，无不是“万理一原”之渐次展开，而伏羲氏首辟浑沦，画卦作《易》，乃是“万理一原”之曙光初露。在此种观念下，儒家之全部经典，都可追原于易学中之伏羲学。
三、朱熹关于五经、四书之先后、上下次序的论说
朱熹整理和研究的儒家经典当包括三部分，即五经，四书，以及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诸子著作。关于这些经典之间的关系，朱熹曾有论述，一曰：
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629页）
文中“四子”即四书，“六经”即五经，《近思录》即北宋诸子之说。全句意思是说，四书的地位高于北宋诸子著作，五经的地位又高于四书，学者治学，应当由《近思录》上升到四子，再由四子上升到五经。二曰：
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同上，第1659页）
文中“上古”指伏羲、神农、黄帝之世，“中古”指文王、周公之世，“中古后”指孔子以降。[4]全句意思是说，《易》、《书》、《诗》、《礼》、《乐》诸书以《易》为尊，其后之书以《春秋》为大。今以下表，表示朱熹的经典系统：
经典 作者或编者
《易》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书》《诗》《礼》《乐》 ︱周公、孔子等
《春秋》 ︱孔子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
北宋诸子著作 ︱周子、张子、二程等
由这张表清楚地看到，经典之次与道统圣贤之次相吻合，从而构成一富于逻辑性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太极是最终根据，伏羲是最早圣王，《周易》是最高经典。
有学者认为朱熹有意把四书置于五经之上，这些学者尝征引朱熹《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的一段话：“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作为论据，其实，这段话恰好是朱熹推崇六经的证据。我们来看《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全文：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该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于临漳郡斋。（《朱熹集》卷八十二，第4255页）
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四月抵郡，十月刊《易》、《书》、《诗》、《春秋》四经，十二月又刊行四书，故有此跋之作。梳理跋文要点，大致有五：一、六经难读，四书易读；二、程子教人，以六经为标的，以四书为阶梯；三、既刊四经，复刊四书，是为辅助漳州子弟按序为学；四、以程子之言附四书后，作为研读四书之一助；五、建议学者先读《孟子》，而后读《中庸》。这篇三百余字的跋文，以六经为标的，以四书为进路，以程子之书为佐助，其思想与“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完全一致。[5]谓朱熹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六经之先则可，谓朱熹在价值判断上把四书置于六经之上则不可。
朱熹倡导的教育程序，是先小学，再四书，再《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没有列入，[6]但这绝无贬低《易》与《春秋》的意思。盖朱熹之意“非教人之书”、“是圣人事，非学者可及也”（《朱文公易说》卷十八）。
综结上述讨论，朱熹不但把伏羲学看作是易学之纲领，还把伏羲学看成四书学乃至整个儒学之刚领，他在《答吕子约》中曾说：“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朱熹集》卷四十八，第2334页）推广此意，可知朱熹一旦置伏羲和《周易》于道统之首，其理学便如人身有首一样了。
参考文献
《四书章句集注》，1983年，中华书局。
《朱子语类》，1994年，中华书局。
《朱熹集》，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
《朱文公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本周易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十三经注疏》，1980年，中华书局。
《汉书》，1962年，中华书局。
《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勉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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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集》卷二十六《与曹晋叔书》：“近刻康节书纳一本，他无可寄也。”卷二十四《答吕伯恭》：“康节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考证两书皆作于淳熙七年，时朱熹五十一岁。
[2] 在该信中，朱熹批评了时人赵善誉所著《赵氏易说》。赵善誉事迹见于楼钥《攻媿集》卷一百零二《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据铭文，我们知道赵善誉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曾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而《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二书恰好说道：“昨承寄示赵仓《易》、《论语》说，足浣愁疾。”宋代称提举常平茶盐为“提仓”，信中称赵善誉为“赵仓”，说明朱熹见到《赵氏易说》并发表议论是在赵善誉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期间，即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因此，《答虞士朋》第一书的写作时间当在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之间。
[3] 参见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85-588页、第955-956页之考证。
[4] 朱熹《原本周易本义•易五赞•述旨篇》曰：“昔在上古……乃生圣人……始画奇偶。……降及中古……穆穆文王……系此彖辞。……爰暨末流……大哉孔子……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则伏羲在上古，文王、周公在中古，孔子以降为中古后。
[5] 黄榦《勉斋集•复李公晦书》云：“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的思想与“《近思》，四子之阶梯”不悖，陈淳所记，不为无由。
[6] 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十八：“人自有合看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该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