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或者说一直以来的文学革命叙事基本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线性描述，这个描述的主体线索一开始就被胡适牢牢控制，这是由胡适天生的历史感造成的，比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扩展《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将二者的关系历史化了: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新青年》中尤其是“通信”里胡适的言论牢固地联结着他的工作过程和思考逻辑，并将他所认为的他人有效的议论不断地纳入他下一步的文本。其后《五十年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追认了这场运动的历史合法性，再后则有《逼上梁山》等文本，在收入胡适本人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以他为中心叙述的被“逼上梁山”，“‘偶然’在国外发难”的故事成了新文学唯一的“历史的引子”，在该卷《导言》中，“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成为前后承继的两个“中心理论”，中间还有个“易卜生主义”做过渡，周氏兄弟独立的思考背景被抽离，奇妙地进入胡适相对于“文的形式”的内容革命的框架，文学革命被牢固地塑造为发源于胡适个人同时以书写语言变革为核心的运动。

这是一个完整而权威的论述，以后的认知一直以此为中心。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试图提出另外的历史叙述，但显然并未获得广泛认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更被视为异类。革命文学者、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虽然试图抽换其骨架，但似乎此类工作正不免以胡适为对话或颠覆的对象，仅仅将其压入纸背。如今的文学史构架确实比以前“超然”，而实际上是又翻了个个儿，回到当初胡适的传奇。

在我看来，《新青年》集团更应该被认知为一个带有不同资源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体，在文学革命这个结点上有了价值追求的交集。因而这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开展。新文学之“新”正表明它是与诸如旧文学、俗文学这样的对立体制共存的，这种局面使得文学革命内部的不同思考方向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压抑了。比如，周氏兄弟是以自居边缘的姿态加入《新青年》的，鲁迅所谓“听将令”、周作人所谓“客员”就是这种姿态的反映。首先他们接受了白话的共识，其次他们工作的重点事实上与陈独秀更为接近，即延续民国建元以来的思想运动，结合自己晚清以来的思考，而进入所谓伦理革命，《人的文学》等等实际是此类问题的延伸，在他们那儿，文学既是一个实践的平台，又是一个需要重建灵魂的对象。

在这样一个延长线上，胡适和周氏兄弟等人的晚清经验以及以后的路向是值得注意的。晚清时期的胡适已经注意到语言变革的可能性，所谓“文学改良”，是遥接梁启超思路的，也就是由面向普通民众的启蒙路线发展为整个书写语言的革命，由此带出他一系列主张。而周氏兄弟，其文学追求是在古奥的文言内部进行的，重在精神层面而非工具。事实上，周氏兄弟文言的现代因素要远远超过胡适所看重的晚清白话实践，而周作人直到1914 年仍主张“易俗语而为文言”，1922 年又要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认为此前用尽方法攻击古文只是由于“文言的皇帝专制，白话军出来反抗”，显然他在文学革命期间策略性地回避了自己的一部分看法。同样当时陈独秀对于《新青年》全体改为白话甚是兴味索然，但也并不特别反对，也是由于其关怀不一样。再则鲁迅，以文言为“现在的屠杀者”，其对语言、文字态度之极端贯彻一生，但他的出发点与胡适并不相同，结合其对历史的独特读解，以及如不读中国书等等极端主张，可以知道，鲁迅是强烈地意识到思想深深植根于语言，也就是说，思想革命、社会变革是不可能脱离甚或外在于语言的，颠覆文言就是颠覆文言所承载的，当然，从语言哲学的立场而言，这是非常深刻的。

这还仅仅是语言观方面，类似可分梳者所在多是，文学革命后《新青年》集团解散，失和的周氏兄弟各自在文坛上努力，“荷戟独彷徨”和“自己的园地”体现出不同的孤独，并注入各自的内涵，逐渐发展出相反的方向，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文学革命时期被遮盖能量的释放。周氏兄弟尽管表面上一个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盟主，但他们都强烈地质疑甚至反对胡适的进化论思路，他们实质上都持某种循环论的立场，因而，文学革命在他们那儿并没有胡适那种开天辟地的历史感。

这还仅仅是周氏兄弟，其他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有他们的个人资源，这些资源合并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各自压制了分歧的整合结果，由此回溯他们的个人史，可以发现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为主的白话主张只是《新青年》集团的公约数，由于必须一致对外的现实制约，内部可能出现的丰富讨论实际上被压抑了，同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对历史、对他者的语言暴力，这些内在的不同思路在五四之后才被释放出来，并被带到不同的方向，鲁迅所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从这个意义上看实在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各人删繁就简的默契，胡适对文学革命自觉的叙述成为后来历史叙事的核心，现代的文学进程被描述成发源于语言变革随后不断丰富和进化的线性过程。

因而，看待文学革命，当然需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说什么。有些时候，文学革命之前和文学革命之后同样被表达的看法却不见于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作为可能的研究策略，逐一检讨每一个参与者的个人史，此前的和此后的，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思路。不把文学革命看作一个种子，而将其视为把不同的思路捆扎在一起的绳子，反而可以全面释放文学革命的内涵。甚至新文学的对立面，比如学衡派，将其视为新文学的反动，与追溯他们与胡适的交往史，所看到的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胡适的自我起源叙述需要颠覆，白话问题只是《新青年》集团一个技术共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弄清他们在文学革命时各自发言的逻辑，情况会如何呢? 可能会是这样，文学革命不再是个神话，同时文学革命会被描述为众声喧哗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不断提出的各种晚清—五四的叙事模式，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其他整合晚清五四的理论设计，各种各样的一体化运动，一个共同之处是，晚清和五四是作为前后的两个整体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将之视为对话的两个空间。这带来两个路向，其一，为五四寻找根据，最后所叙述的晚清是五四的晚清; 其二，将晚清作为五四的对立面，新文学压抑了晚清的多维向度。那么，如果考虑到文学革命内部所存在的自我压抑以及此后的释放，另外如果考虑到文学革命的几乎所有命题都从晚清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拆散这两个整体性的空间，而对个体的时间流程兴味盎然。

最后要说明的是，文学革命还有周边的环境，并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全体，这是已有的晚清—五四叙事模式的一个总体性盲点。说得时髦一些，晚清现代性的多样面孔并不只有新文学这个接点。回到我几年前的主张，就是有必要重新区分并界定“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新文学”指发端于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现代文学”则包容源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一切文学，是多个传统的集合，既包括新文学，也包括旧文学、俗文学等等，它们有一个混沌的开始，然后交集、对抗、包容、互换，新文学是在这样的对话体中成长的，只有在这样的界面上，诸如民间、平民、大众，诸如杂诗、新民歌、样板戏，诸如徐、张爱玲、赵树理，等等的问题，才有更广阔的背景可供论述。或者这么说，应该把新文学长回到现代文学的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