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认识这些变化，是我们能否做到“与时俱进”的关键，本文将对此作一概略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通俗地讲，是指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内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密切，在资源开发、配置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应用方面，国际的分工和协作达到高层次水平。国际资本跨国流动越来越大。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以致全球经济发展为一个不可分割、分解、分离的整体。这种趋势、进程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迅速扩大。
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实现了贸易自由化，1996年基本实现了保护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促进了资金、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更大规模的流动。1997年，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有关国家和地区相继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前两部协议将对信息市场和信息经济的发展直到促进作用。金融服务协议要求各国和各地区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同等对待本国和外国公司等。1997年各国间实现商品及服务贸易额合计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达到16.6万亿美元。这样，从货物到投资的各项服务的世界贸易自由化在有效地展开，全球统一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时间、地域、国界对资本流动已越来越不成为障碍。目前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已达1万亿美元以上。
第三．生产网络化的体系正逐步形成。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目前已有近5万家，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30万家左右。这些跨国公司都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
第四．跨国投资的现象越来越发展。1970年国际间直接投资数额为400亿美元，1997年已达到4万亿美元。
第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加速发展。目前已有16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区域集团化相对消除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独立性，并且使经济主体的数量相对减少，更加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目前看来，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其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民族、宗教的国际间合作运动，所以它促进了各国的交流与团结，加强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代世界主题，有利于国际大家庭的和睦。
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发展。由于国际合作的日益紧密，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与渗透也越来越多、深、广，不同的国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促进了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以及经济结构、体制、观念、生活、消费、行为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趋势是：差异越来越小，共同性越来越多，方式、方法越来越一致。这当然对世界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推动人力、资本、技术、信息、商品、服务进行跨国流动，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生产力的增长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改变了原有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格局，也使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
消极的一面主要是：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国际间贫富差距在扩大。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必然能争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且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往往能得到某些特权（甚至霸权），发生贸易纠纷时实行双重标准，动辄以经济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犯其主权。而许多不发达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不平等的情况屡见不鲜。另外，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不均衡，在分配经济成果时，得益多的往往是少数西方经济大国。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当前的发展情况看，由于种种不平等情况所致，各国间贫富相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第二．由于国家毕竟没有消亡，国别利益还存在，所以，不同的国家在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着竞争。随着全球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国与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点和磨擦点也在扩大和增多。尤其是西方大国为了争夺市场和经济主导权，相互磨擦变得更为激烈和更加经常化。这种争夺与磨擦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动荡的根源。而且金融危机正从发达国家向一些机制不健全并且已经基本融入国际经济运转的发展中国家蔓延。
第三．发达国家往往借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带上政治色彩。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前面。它们利用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妄图把别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夺取市场和经济主导权。甚至把西方的价值观、体制、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强加给别的国家。例如，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组织等，在吸收成员国就不仅要求申请国具备经济条件，实行市场经济，而且也对加入国规定了严格的政治标准，不然就不能加入。另外，西方国家在开发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时也往往强调“人权”、“民主”、“劳工标准”等条件，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形成产生了严重冲击（这可说是一个中性结果。就目前看，这种冲击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负面的，就长远看，其作用对所有国家讲则都是积极的）。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内，而是冲破国家界限，摆脱疆域的束缚，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各国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同时也相互制约的逐步加深，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职能的强化，都对传统主权观念造成约束和限制。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超越概括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有形的主权转移和无形的主权销蚀。所谓有形的主权转移，是指主权国家主动地向某些国际经济组织让渡部分经济领域的主权，而无形的销蚀是指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潜在干扰和影响。例如：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活动，会对投资对象国的产业政策赞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对国家主权形成一定的销蚀。（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见王列、杨雷各主编：《全球化与世界》，第11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有时候跨国集团的意见甚至会影响到所在国的其他方面的政策。这两种形式下的主权被限制、被超越、被转让都不是通过武力实现和完成的，表面上都是出自于自愿。这是经济全球化时必不可回避的国际关系现实。是一种“苦涩的笑容”！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第一．国际关系内容更加丰富，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政治和军事是核心内容，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国际关系就是主权国家间关系，非国家行为主体没有挑战主权国家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化因素的作用日益增强，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以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为基本形式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数量增多，活动领域扩大，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并且对主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强化，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经济全球化极大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全球观念、全球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世界各国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利益攸关。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越来越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着眼点，放眼全球，关注未来，提高人类的整体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以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变革。当今世界，不仅美、日、西欧发达国家在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消极影响，反过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稳定和长期落后也会拖累和影响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处理经济、政治争端时，越来越多地采用合作的方式。“非此即彼”的国际交往法则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观念。
第三．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更加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生存本身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别的国家，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个别国家对整个世界的依赖性大大消除了战争因素，成为促进和平、防止冲突的重要保障，特别是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科技竞争取代了军事对抗，有助于降低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轮增长的新高潮。因此，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发展这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四．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多极化世界格局逐步形成。
世界历史的事实证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体制和观念，特别是欧洲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的先进成果，一直是以加速度向全球广泛扩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受不同内外因素的制约，卷入国际化的程度不尽一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由此得到充分体现。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以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为背景的。世界各国面临的机会和风险都大大增加了，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将会加剧。大国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改革经济体制、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确立多极化格局的经济基础。
第五．国际机制的作用得到加强。
全球化就是一体化，意味着打破疆界，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行为主体的世界里，国家利益仍然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动因。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必然使全球化进程充满冲突和矛盾。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协调利益，缓解矛盾，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国际机制就是适应这种要求，在协调国家行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国际体制、原则、规范和动作方式。冷战的结束把世界上所有的不同类型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非合作的“零和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的合作竞争关系，结果是“多赢”而不再是“零”。昔日用来自我保护的制裁措施，可能成为既损人又不利已的“双刃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普遍要求国家行为的规范化和有序化，国际协调的需要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完善国际机制的条件趋于成熟。这不仅表现在全球化、区域化、多边性和双边性的制度化协调机制均有重大突破，内容涉及经济、政治、能源、环保等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在大量规范国际关系的运行体制、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也有弊。
首先看看有利的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资源得以冲破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这就为资源配置的更加合理和优化提供了前提。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能够实现最佳组合，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加大。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和平、协调、密切联系的时代。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参见俞可平、董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P82．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一面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忽视它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一面。经济全球化的弊端是由进入国的初始发展水平和初始起点造成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来自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被被动地“卷入”这一潮流之中。理论上，经济全球化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好处，为每个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但这种好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引导全球化潮流的国家和被被动卷入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在进入全球化进程时所付出的代价和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的收益方面必然是不平等的，有时候在某些方面差距会相当大。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的：“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
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表明：就目前看，近年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按照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约束和制约。而且，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趋势，为某些西方大国肆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提供了方便，这些西方经济大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中时不时地强调“人权”、“民主”等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下，制造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途径，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是西方霸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
总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唯一的选择是大胆、主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即使是暂时付出一些代价也应在所不惜。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当今世界的发展主流，躲避它只能使自己更加落后于整个世界，长远看，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毕竟，全球化能够为所有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能够把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并使所有国家获得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定能使自己尽快地发展起来，从而根本改变自身的地位和境遇，加大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是整个人类社会更加平等、更加一致、更加和谐！
二、“新经济”飞速发展
“新经济”是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对应的概念。所谓“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和当代其他高科技驱动，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加工、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
在传统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大量资金、设备、人员等有形资产的投入，而在“新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中心由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知识本身成为生产中的首要因素，知识、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新经济”也被人们称作“知识经济”。
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的优势在于：
第一．它把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不断产业化，使之成为第一支柱产业，同时向传统产业注入新技术，使传统产业建立在科技进步的新的基础之上，从而促使整个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二．它把经济活动数字化、网络化，使知识的储存数字化、编码化，这样，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使用都能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运行，这就大大加速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传输、扩散与更新换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第三．它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使现有的资源利用更合理、更高效，也更有利新资源的开发，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和破坏将大大减轻，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新经济”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促使资本、生产、管理、商品、劳动力、信息和技术等跨国界的流动，使各国、各大企业间的经贸、技术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
概而言之，“新经济”是一种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要支柱，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形态，它代表着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不仅正在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一场革命性变革，而且它必将会引起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更加深刻和巨大的变化。
第一．“新经济”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增强了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围绕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所以，它必将引起世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就目前看，美国走在了“新经济”的最前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是，由于“新经济”完全打破了以往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步骤，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所以，它使后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和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成为可能。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尚未完全定型于前“新经济”时代，所以，相比之下，这些国家可能对“新经济”适应更快，转型也更快。所以，从长远看，“新经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后进国家的发展；
第二．“新经济”将对世界政治与安全产生冲击。信息技术可以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直接强化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主导权，从战略上讲，“新经济”中所包含的高新技术会使安全概念发生深刻变化，对世界政治进程产生影响；
第三．“新经济”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和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被广泛认可，未来的教育将以培养高技术产业化的人才群体为主；
第四．“新经济”也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一些挑战，如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传统的文化造成冲击，还可能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使生物武器进一步发展，克隆技术等生物工程的突飞猛进也给人类的伦理道德造成冲击。
最后需明确的是，“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不远的将来它终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导经济，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将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人类的面貌、人类的生存能力、活动能力、驾驭自然的能力将大大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也将大大改观！
三．国际政治的新情况与新特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出现过三次大的转折，其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9·11事件”。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下面对这方面的情况略作分析。
1、苏联解体后，两极冷战格局终结，多极局面日益形成。
国际政治中的所谓“极”，指的就是“力量中心”。两极，就是两个力量中心，多极，就是多个力量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基本是两极格局，但经历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和“东西南北”等形式的发展演变。
所谓“两大阵营”，形成和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中期。指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概念，具体划分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组成第一世界；欧洲（西欧）、日本属于第二世界；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主要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划分，打破了“两大阵营”以社会制度来划分的框框。“东西南北”是一个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概念，它与地域有关，但又不是一个纯地理概念。“东”，一般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苏联、东欧国家，有时也泛指社会主义各国；“西”，主要指美、英、法、西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西方国家”；“南”，一般指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多在南半球，其中也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指北半球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多是发达工业国家，并有相对独立的立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也有自己的特点，由于这些国家社会政策带有较高的福利性，国家也注重国民的福利，所以又称“福利国家”，如“南北对话”中的北，就是这样的含义。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两极冷战格局终结，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
多极化格局与两极格局不同的是，相互制约的力量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多种力量中心互相牵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各自独立、基本平等，相互间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前提是世界各个主要力量中心处于相对的均衡，因而相互间形成制约。
从目前看，国际上一般公认，世界力量中心有：美国、日本、欧洲、中国、俄国，因此，至少有以上五极。
我们党和我国政府是承认多极化的。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发表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讲演时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具有最深远影响的是苏联的解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它标志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国际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多元组合已经开始。”（《人民日报》，1992年4月8日）。
在多极化趋势下，世界局势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各力量中心之间形成了多重层次、相互交叉、变化频繁的复杂组合，彼此间的合作与抗争没有什么相对稳定的态势，而是因时因事不同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围绕两点：一是各自的经济利益；二是各自的国际安全。
总的说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大体情况是：经济上，北美、欧盟、东亚呈三足鼎立之势；政治上，美欧俄和美中日两个三角分别在欧洲和亚太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美、欧盟、东亚三个地区经济之间将进一步走向平衡。
第二·在欧洲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上，欧盟、美、俄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长远的趋势是欧盟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俄国的影响将逐步增强，美国则相对减弱。
第三．在亚太地区，目前美国、中国和日本也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长远看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强，其次是日本，东盟的力量和影响也不可小视。在这一地区，美国也将逐渐趋弱。
第四．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
第五．资本主义世界中各国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绝对领先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欧盟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在一些关键领域，如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方面超过了美国。相比之下，日本在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均呈下降趋势，美、日、欧三边关系正朝着有利于美、欧，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第六．就目前看，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国都是重要因素，加之它还在美洲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仍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主要影响。
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
2、科索沃战争表现出的国际政治的新特点。
1999年3月20日至6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战争是因科索沃问题引起的，故称为科索沃战争。
1991年原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分解为5个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波黑共和国。其中，南联盟包括两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0％以上。
长期以来，科索沃的阿族人一直闹独立，企图建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9年，塞尔维亚当局修改宪法，取消了科索沃的大部分自治权力；1990年塞当局又下令解散了科省议会和政府。这使得科索沃阿族人大为不满。阿族人随后宣布建立“科索沃共和国”，并选出鲁戈瓦为总统。1994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其独立的态势已经形成。
1995年有关前南斯拉夫波黑问题的代顿协议签订后，西方国家企图将科索沃问题国际化。但南联盟领导人一再指出，科索沃是南的内部事务，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1998年2月，阿族武装分子与当地塞族警察发生冲突，科索沃危机激化。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各方立即停火，并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争端。10月，南联盟被迫答应欧安组织向科索沃派出观察团，以监督安理会决议的执行。
1999年2月，科索沃冲突双方先后在法国举行了两轮谈判。由于西方坚持北约部队必须进入科索沃，而南联盟坚决反对任何外来驻军，致使谈判破裂。北约便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悍然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袭战争。
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却是至今为止在一次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高新技术武器最多的战争。北约对南联盟军用、民用目标进行了高强度、大范围、超视距、长时间的精确制导空袭，开创了“空袭制胜”即没有大规模地面攻势、攻击方基本“零伤亡”的新型战争模式。南联盟根本无还手之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最终不得不接受了北约的条件，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北约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
1999年7月30日，除南联盟外的所有东南欧国家、欧盟国家、美、俄、加、日等45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国际机构代表在萨拉热窝开会，会期1天，通过了《东南欧稳定公约》。《公约》内容可概括为：①．西方许诺一个小型“马歇尔计划”帮助巴尔干地区重建（重建资金问题据欧盟概算今后10年需向巴尔干地区投入300亿美元）。②．巴尔干国家要互相承诺尊重边界和主权，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同时要承诺加强自身间的相互合作，特别是政治改革、经济往来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公约》的实质是西方国家企图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把整个巴尔干地区最终纳入西方体系：
首先，建立起在西方控制下的和平，以求彻底解决巴尔干“火药桶”问题；
其次，在南斯拉夫联盟内部制造混乱，逼迫米洛舍维奇下台；
再次，推行“南方战略”，将巴尔干纳入西方战略版图。在西方人眼中，巴尔干地区一直是俄罗斯人打入欧洲大陆的一个楔子。北约完成第一次东扩以后，其边界向东推进了750至850公里，打破了美国同前苏联达成的欧洲常规军事力量平衡。这次北约更是想利用科索沃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将巴尔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
科索沃战争后，国际政治出现了若干新情况和新特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
①．“新霸权主义”显露无疑。
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以自己的军事安全联盟为基础，竭力控制冷战后出现的战略“真空”地带，并对它们认为的潜在的挑战者实行战略挤压，强化军事优势，采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来建立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格局，妄图实现长期称霸全球的目的，这就是新霸权主义的本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俄罗斯实力衰退并采取守势与弱势外交战略，致使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战略真空”地带。争夺与控制这些“真空”地带就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为此，在华约解散后，本来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北约不仅没有相应解散，反而不断强化，并大举“东扩”。在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它又提出“新战略概念”。所谓“新”有几点：
首先，它由传统的“防御”守势，转向“干预”攻势，即通过主动干预“可能导致危机和冲突”的事态，捍卫西方利益和价值观。这种干预实际上就是不受国家主权限制，任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其次，它将逐步实现“泛欧化”和“全球化”，也就是说，它的干预可以扩大到世界各地，从而将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变为世界性的军事集团。并且它的干预行动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可以为所欲为，毫无制约。（科索沃战争就是实例）
第三，全方位的战略扩张。北约在公开实行“东扩”的同时，还在进行着不公开的“南进”战略。“南进”是以解决民族冲突、维护人权为幌子进行的。前南地区的危机与战争之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并且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干预，因为前南地区已成为北约“南进”，实现全方位扩张的必争之地。
②“新干涉主义”作为对外干预新手法，越来越为西方大国所采用。
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中一直具有强烈的干涉主义倾向。它们总是以各种手段和名目实行着对外干预。在西方国家对外干预中，一直注意两种手段的并用与结合：一种是武力的、强权的；另一种则以道义为借口，以价值取向为进攻武器，并且还冠以各种各样崇高的名目。
西方国家早期的对外干预往往是赤裸裸的武力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西方国家对外干预的形式更加隐蔽，往往尽量避免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各种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控制成为西方国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主要手段。“新干涉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里有一个新情况，即战后，某些国际干预越来越显得必要，并且这种必要性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许多问题，地区性的也好，国家性的也好，没有联合国、大国的干预往往无法得到解决，如中东问题、中亚问题、巴尔干问题，甚至包括朝鲜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更是这样，如石油问题、钢铁问题、汽车问题，甚至包括农产品问题；其他如环境、生态、毒品、走私、国际救援等社会问题，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干预。所以，干预，在现今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
在冷战后国际干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它们不仅在确立国际干预的人道主义宗旨原则方面发挥着极大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的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实施国际干预的能力也最强，因而许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赋予了合法性的国际干预一般都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加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实施国际干预必不可少的角色，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国际干预就带上了浓厚的西方干预的色彩。
“新干涉主义”就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国际干预潮流中出现的，90年代以来形成很大声势。
关于“新干涉主义”的出现并成气候，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新干涉主义”是在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干预不断发展的产物，实际上代表了在国际干预问题上当今西方发达世界的基本立场和主张；第二、“新干涉主义”同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干预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调整的产物。
如果说一开始国际干预被接受和它的必要性被认可的理由主要是维护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那么，“新干涉主义”所针对的则是传统理论定义下的那些典型的内政问题。它的理论支点主要是两点：其一，“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是普遍的，应该推广到全球，而国际社会负有推广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义务”；其二，“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典型观点就是“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是过时的观念”等反传统主权论观点。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是西方政治家中“新干涉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的“科索沃战争”就是“新干涉主义”的具体实践。对科索沃问题，克林顿的观点是，“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种族清洗和滥杀无辜”；布莱尔则声称“国家主义没有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
“新干涉主义”与战后国际干预新的宗旨原则的确立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新干涉主义”将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国际主义因素，这与国际干预发展中对道义因素的张扬是密不可分的。北约出兵干预科索沃，在西方国际公众中获得广泛支持，甚至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肯定，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国际干预的发展与“新干涉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因为如此，把握正当的国际干预与“新干涉主义”的原则区别，很有必要。
概括起来，“新干涉主义”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和认可、或者说是必要、公正、合理的的国际干预相比，有两个方面的根本分歧：
第一．干预的合法性的来源不同。
冷战后国际社会普遍将联合国视为反映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意志的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国的授权成为国际干预合法性最合理、最权威和最主要的来源。而“新干涉主义”则试图绕开联合国，把国际干预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种价值观这样抽象的基础之上，它们多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进行干预，实质上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世界的裁决作为干预行动的依据，其预设前提是西方的价值标准具有绝对和普遍的意义，以西方的标准和意志取代联合国的权威，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凌驾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上，以它们的是非标准鉴别各国行为的是与非，并且倚仗它们实力上的绝对优势，由它们来实施对国际社会成员的惩罚。北约通过的新战略就已经认定，北约无须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在成员国之外的地区采取国际干预行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曾自豪地认为，科索沃战争检验了美国“作为一个责无旁贷的国家，通过确保稳定、阻止暴行来维护其道义与利益的”的能力。这就完全把联合国放到了一边。
“新干涉主义”的论调和科索沃战争的实际都表明，其倡导者显然企图将自己的标准推广为世界性的唯一标准，并自以为有充分的资格充当全世界的判官。
第二．对待国家主权的立场不同。
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和国际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对国际合作、国际社会普遍的道义准则、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等体现国际社会一致性、统一性的因素越来越看重，为遵从和维护这种一致性和统一性，各国普遍都认识到有必要对各具体国家和具体民族的特殊性应有所限制、有所克服，各国际社会成员都应对自己的个体利益有所让步与牺牲，因为总的看，从长远看，维护、遵从和发展统一性和一致性对每个国际社会成员都有利，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比如维护世界和平，比如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保护南极、保护鲸鱼，甚至保护大熊猫等等），都是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事情，而绝不是只有利于个别国家或地区。为了做好这些事情，个别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利益有时就会作出一些让步与牺牲（如渔业较发达、甚至渔业是主业的民族，就不能随意捕鲸，并且对其他鱼类也要限制捕捞等等）。这方面，各国际社会成员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识和积极性。
但就国际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对促进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进步仍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在国际干预中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和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同时，坚决反对以种种借口损害别国主权。
在“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某些西方国家却试图将人权标准、人道主义标准绝对化，否定国家主权原则，并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例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方面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但另一方面，美国却极力要摆脱在联合国框架内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对美国国内政治、司法限制，迄今仍拒绝签署；一方面对自己国家内部、西方集团内部以及一些“友好国家”的人权问题熟视无睹，同时又对其他一些“另类”国家频频挥舞人权大棒。因此，“新干涉主义”极力推崇的“人权至上”很难令人信服。美国等国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自己国家主权的守护，但却口口声声说什么“主权过时”，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用意：只不过是想剥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主权而已。
总之，“新干涉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西方大国总是极力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将实现国际正义这一当代国际干预的宗旨原则加以片面解释，将西方霸权渗透进国际干预。这必将引发新的矛盾和斗争，造成新的国际不稳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赢得主权的时间不长，巩固国家主权和完善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对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十分珍视，对削弱和侵犯自己和别国主权的行为十分反感。正当的国际干预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协调合作、有序管理及强化国际正义方面的进步，而“新干涉主义”则试图将国际干预变成西方少数国家的特权，变成维护它们的集团利益、贯彻它们的意志的工具，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新干涉主义”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西方霸权的意图，但它具有新形式，打着某些合法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是新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新形式的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它的本质，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应加强对它的研究，以便能成功的应对。
3．“9.11”事件以后的国际政治形势
“9.11”事件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28％，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都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经济都跟着打喷嚏，美国经济陷入困境必然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纽约世贸中心集中了众多的国际著名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9.11”不仅造成难以弥补的人才和资料损失，而且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一度下滑，目前据说是已出现好转的迹象，但到底怎么样，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第二．“9.11”袭击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血的教训使各国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巨大威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迅速作出反应，希望在加强协调、扩大合作、形成一致方面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这表明“9.11”事件不会动摇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世界总体和平的大局能够得到维持。
第三．“9.11”事件显示出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上升。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并不是主权国家，而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一种非国家行为主体。虽然在冷战结束后，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数量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但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挑战惟一超级大国的举动还是第一次。并且这种给美国各方面都造成巨大伤害的挑战还是来自一群“乌合之众”，这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对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力量、作用以及破坏性的高度重视，不能不使人们产生对各种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高度警惕。
第四．世界各主要大国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在“9.11”之前，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加深了俄美、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引起欧盟一定程度的不满（如它的“空间防御计划”）。面对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美国需要建立起最广泛的反恐怖主义联盟，既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国，也包括俄罗斯、中国，还包括伊斯兰国家。为此，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穿梭外交，争取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支持和协助，其单边主义行径有所收敛，从而为世界主要力量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第五．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不确定性加大。由于袭击事件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态度与行动，阿以之间，阿拉伯世界内部都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斗争。这必将使本来就阴云密布的中东更加充满火药味。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腹地，一向是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这一地区民族矛盾复杂。美国对塔利班的打击，将会改变中亚地区的地缘格局，加剧有关各方在这一地区的明争暗斗。
总之，“9.11”事件对世界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对世界的影响就必将导致对各国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分析“9.11”事件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从而能确定适合中国发展和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取向，使我国在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日益打破了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状况，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并且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节奏越来越一致的国家，因此，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的正确认识与分析，已成为我们决策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我们必须对此正确把握，才能居于主动，立于不败。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必将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作出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的发展战略，以使我国的各项事业能够继续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