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 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 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 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 探讨获得一个新的 起点。
关键词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
当今时代，“普遍弥漫着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感觉”（阿尔布劳， 2001 ： 3 ），在关于一切人类的规划工程、宏篇叙事、甚至历史本身面临终结的话语广为传布的情形下，对尘封已久的悠远往事的追忆，似乎多少有点令人感到不合时宜。然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发展、变迁的核心内容。正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裂变，更新了整个人类生活。因此，这种追忆能够刻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动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产生、拓展与裂变，并呈现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从而成为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追忆促 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
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也赋予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性”意义。正是通过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发生的种种断裂，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使各自不同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 —— 个人向往自由，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亚历山大），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会的各自诉求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源，以至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造就和成就了一门从未有过的科学——社会学。正是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I] 以及作为其表征的现代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知识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社会学性质和特征”，一旦走出这种“前”状态，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步入了“社会学纪元”。
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孕育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而且继续使我们感到困惑，成为我们不断进行社会学追问、想象、解释与再创造的源泉，并使这门学科活力充盈、面目常新。
一、前现代社会——人、群“浑然一体”向等级制结构社会的过渡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两个转变和一次决裂。所谓两个转变，即，由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浑然一体”向 血亲社会的个人与社会的初始结构化关系的转变，再由这种初始结构化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转变。所谓一次决裂，即指在两次转变的过程中，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同原始的自然非结构性状态的决裂，进入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状态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我们所说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质，以及与这种关系的性状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
（一）从人与群的“浑然一体”到个 人与社会 的初始性结构 关系
由元自然（ meta-nature ）——或者前社会阶段的纯粹自然——分离出了最初的自然人群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萌生，两者的彼此卷入与相互构建也由此展开。原始自然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并对整个前现代时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生长和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从原始的非结构状态不断脱出、向逐渐明晰的结构性状态的持续推进。
对于处在前意识阶段的幼年人类来说，原始自然是完全客观而裸露、自在和自足的，不具有任何与意识主观性相联系的现象意涵、解释框架、意义内容或情境定义——这些是人类后来才具有的应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支撑点。自然的浩瀚无垠和反复无常，肆意显露着对人类的绝对支配力量。与此相应的是，此时人类对其自身的管束、压抑或强制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是原始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在原始自然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的萌生阶段，出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最初状态——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浑然一体” 。这种 状态是 幼年人类在与原始自然的特定关系中建立起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有关人类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如原始公有制及自然人群社会的生活资料共同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原始乱婚反映的两性关系尚未获得婚姻和家庭结构，原始宗教以及图腾崇拜所表现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群的意识特征，都能够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结构性状态。
正是在这种自由得无助和近乎无望的境地中，人类先祖继续演义出一部已为我们熟知的故事：在与生存环境的奋力搏击中，从采集游牧到农耕定居的生活历程，人类的生活经验和人口数量的双重积累，使生产分化和血缘分化过程成为不可逆转，专业化 生产 群体及部门的出现和氏族组织的形成是由上述两种分化所导致的重要结果。人类也由此步入了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初始结构化过程，即 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组织为主体结构的血亲社会。 血亲纽带、性别区分、资源自然配置、习惯调节，是这一时期的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血亲社会的结构化初始性和过渡性特征的典型表征。
血缘 和以血缘为基础的 亲情 分别成为自然人相互维系的物质性与情感性纽带。血缘的亲疏衍生出使个人组合与分布的机制，并波离和扩展出主要的原始社群形式——氏族、家族、家庭。其中，以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联结的家庭逐渐成为血亲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后来人类的结构性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重要单元。
性别区分 在血亲社会初期主要是一种自然差别，在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进程中逐渐获得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的涵义。性的生理差异事实最初只是划分了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后来则划定了男女地位的尊卑优劣，并且成为身份、地位、权力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基础。
资源的自然配置 方式是由当时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形式和对资源的获取方式所决定的。一方面，人类还缺乏使资源再生的技能，对自然原生资源的获取是其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这就决定了资源产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原始人群的集体行动是获取资源的必需方式，又决定了所获资源由集体成员共同占有和分享。血亲社会中、后期，生产的发展、奴隶的使用、权力的升华和渗入、资源占有差异的扩大等现象，导致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自然特征的削弱和社会特征的增强。
习惯 是血亲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主要调节机制。习惯最初来源于自然人与原始自然、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经验，以经验图式的方式凝聚和沉淀在自然人的个体记忆和自然人群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是无数生存奋争的结果。因而习惯也就具有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制的特征。对于血亲社会这样的互识性、直接性的简单互动社会结构，习惯足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初始结构化阶段，自然个人习惯图式和自然人群习惯图式 仍保持着高度 的一致性。随着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的推进，习惯调节也发生了的自然性衰减和社会性趋强的转变过程。
从社会学的眼界来看，血亲社会是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由人与群的 非结构性“浑然一体”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转变 ，其意义正在于这种过渡性特征。一方面，血亲社会的结构化趋向标志了人类对自身的原始自然性的超越趋势， 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组织模式转换 的开始 ，预示 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同原始自然非结构状态形成最终决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血亲社会时期的结构化趋向并未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逻辑 [II] 。就个人而言， 人类个体的 行为方式受 自然 本能情欲的支配，智识能力和工具理性还处于原始蛰伏状态，而且无论就其情感和理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都与我们所说的“个人”相去甚远——“个 人”的产生还要经历漫长的个人化过程。就社会而言， 血亲社会 仅仅是人类 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结构化开端，氏族组织的种姓等级分化、权力的溢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资源占有的差别化等等新的结构性现象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种普遍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制导管理系统还未形成，而这是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条件。总之，用社会学的眼光看，个人结构 [III] 与社会结构还远未具备。
然而，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状态毕竟 已被打破。人类后来的经历证明， 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资源剩余的出现及其私人占有、权力升华和溢出的继续、个人差别化和社会阶层化的发展等等， 个人分化和社会分化逐渐形成了自我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使得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最终成为了一种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
（二）等级制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推进
由 血亲社会向等级制社会的变迁过程，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 非结构性“浑然一体”关系向个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转变的重要时期 。正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个人、社会及其关系得以结构化的因素和条件被不断地分离出来。因此，前现代时期的重大社会分化现象具有了关键性的解释作用。
1 、资源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分化
资源分化 趋向。人类谋生经验的积累促使资源的获取手段得到改进，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形成和增强，使可支配性资源的数量逐渐超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基本生存需要，导致了生存资源与剩余资源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资源的涵义超出了“生存”的局限，进入了意义的丰富化和多样化过程。此时，资源的解释框架开始形成，人将意义赋予、象征解释引入了资源领域，其重要结果是资源的社会性涵义得以发生并不断丰富化。反过来，资源意义的丰富化又拓展了资源本身的范畴。财富、权力、地位、身份等等固然是重要的资源，就连人的魅力、能力等个人特征也逐渐获得了资源意义，被纳入了资源范畴。
由此，资源分化为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结构。资源结构化使得自然性资源、产品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形成了不断转换和再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种资源形态和意义可以转换或再生产出其他的资源形态或意义。某些资源对这一过程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如财富、权力、地位、身份等），对这类资源的拥有在实践上具有“战略性”涵义（因为这类资源的拥有可以转换或生产出对其他资源的拥有），因而获得了普遍认可的重要意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对象。由此可见，资源分化和资源结构化意味着资源转换机制的必然出现。
等级制社会时期，资源分化、资源结构化和资源转换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但其发展趋势推动了社会分化的进程，不断削弱了血亲社会的原始自然的非结构性特征，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置入了等级制社会结构框架之中。
生活世界分化 趋向。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重大社会分化现象是生活世界的分化，即与资源分化和资源转换功能的分化密切相关的、人类日常状态的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最为主要的趋向：一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多样化。由于社会的资源剩余生产能力增强，人类的精神世界得到开发，文明步伐逐渐加快，社会过程的人文特征显露出超越自然特征的发展趋势，生活世界显示出丰富化的发展趋向；二是社会的管理和制导“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随着再生产过程的分化和扩展、资源占有冲突的形成和加剧，一套具有调节和控制功能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逐渐产生，导致了社会管理设置和制导系统的形成 [IV] 。生活世界的分化所导致的结果——生活世界的多样化和社会管理制导系统的产生，对于血亲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自然性、非结构性特征的消解，及其社会性、结构性特征的增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结构化继续推进的基本条件。
2 、社会、个人及其关系的结构化
与这一时期的资源分化和生活世界分化相联系，社会、个人及其关系达到了新的结构化水平。在社会方面，是社会从此前的初始结构化发展到了等级制结构化；就个人方面而言，在个人的外部结构化推进的同时，个人的心理和意识深层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内部结构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浑然一体”状态的基本解体和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形成。
（ 1 ）社会结构化过程进入等级制结构化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
强势氏族为核心的种姓统治 形成。随着资源占有冲突的不断加深与扩展，部落、特别是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过程造就了强势氏族及其对弱势氏族与部落的征服和统治。所谓“王室”、“皇族”等通常用语，正是强势氏族为核心的种姓统治的反映。
具有 常设集权机构及制度安排的国家 的建立。以行政管理、财税管理、暴力监管、文化整合为主体的制度化社会制导系统初步构成。以分封制为基础的 等级社会制度 的确立，使国家的行政链条在地域空间上得以延伸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
“ 公 ”、“ 私 ” 领域 的分离。等级制社会结构中的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氏族的所有权和权力构成的特殊领域，其次才是指为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共有的所有权和权利。 “公”、“私”两域的这种划分，表征了社会结构化过程中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最初分化状态。显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私范畴。
城市共同体 的出现。西欧中世纪时期即出现了自治城市，它们用赎买的方式从封建领主手中得到了自治权，成为独立经营和管理的生产聚结地和商品集散地、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多元身份构成的社会。自治管理使“城市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又因地区保护主义（爱国主义）而团结一致，以及热衷于计算，又习惯于赌博和冒险。布罗代尔将其描述为‘现代性的前哨’。”（丹尼斯·史密斯， 2000 ： 153 ）
（ 2 ）个人结构化过程的外部与内部的双向推进。市场形成、日常生活世界的丰富化以及社会制导管理系统的出现和发展，个人间的谋生方式和生存状态不断呈现出质的差异，社会中的上层与下层、贵族与贫民、宫廷与民间的空间区隔也日益明显和固定化，社会的这类等级制结构化趋势是这一时期个人的外部结构的总体性特征。个人间的差异和社会等级区隔在个人的内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深刻反响 : 人的本能欲望的原始自然野性受到涤荡，并逐渐向深层结构退隐；理性谋划及其对行为的导向和控制作用不断成长，成为人类心理和意识的最重要的表层结构；情感体验趋向丰富和细腻，既带有本能欲望的激跃与佻脱，又具有理性谋划的调节与制导，成为连接两端的中介；在社会空间形成了上层与下层、贵族与贫民、宫廷与民间的区隔的同时，等级制也在个人内部结构中划下了印痕——个人的智性和品味也表现出文明与野蛮、典雅与粗野、高贵与低俗之分。
（ 3 ）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的形成。随着社会的等级制结构化过程发展，个人被置于了等级式社会关系的重重束缚之下，在等级制及其所表征的社会不平等成为了人类社会难以涤除的性状之时，它也构成了个人的另一种“天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原始自然的、非结构性关系状态不复存在。这无疑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但其意义又是有限的，因为，社会等级制结构意味着个人在多级附属的社会空间中的分布状态，个人与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对松散的关系状态，这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原始自然的非结构关系的遗痕。只有经过另一个文明过程，个人与社会方能更深地彼此卷入和相互影响。正因如此，这一阶段的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性关系构成了我们理解未来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前提。
（三）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
综上所述，我们用两个转化——由自然人与自然人群社会的“浑然一体”到血亲社会的个人与社会的初始结构化关系，再到个人与社会的等级制结构化关系，来刻画前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变。其间，原始的自然非结构性状态的解体和逐渐明晰的结构性状态的形成，对于这一时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具有根本性 意义。 在这里， “前现代” 的语义不在于它对历史过程的界分作用，而在于它所表征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前现代性质，以及与这种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前现代特征。
我们可以分别从资源转化、社会管理制导系统和生活世界，来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质：
在 资源 分化与资源结构化初始状态下，社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劳动分工的有限性决定了自然性资源的匮乏状态，对自然性资源的获取和对生存需要的满足仍然是人类当时的主要活动目标，这在极大程度上遮蔽了社会性资源的重要性和丰富性意涵。换言之，人类关于资源的意义赋予和象征解释框架还受到基本生存需要的限制，因而一种普遍性、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资源转换系统尚未具备 。 从前现代时期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冲突看，社会性资源的占有“欲望”尚未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与生存“需要”相联系的自然性资源的争夺，才是这一时期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冲突的轴心内容。
“ 自然国家 ”从血亲社会的父权制和强势种姓统治中脱胎而出，使社会的管理制导系统带有明显的自然烙印：对于社会秩序的维系，伦理习俗的作用远胜于法治规范，是使不同等级的群体结为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 等级制的 社会 结构使个人松散地分布于多级附属的社会关系空间中， 传统社区、尤其是大范围的乡村社区的存在，标示出前现代时期国家权力的社会限度；而且，正是由于国家在行政权威、财税征集、文化动员和暴力运用等方面的有限能力，个人和社会 的 关系的 松散状态 得以长期延续，社会缺乏对个人的强制性和渗透性的整合方式，个人也不具有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影响能力。
生活世界 与系统发生了初步分离，尚处于丰富化和多样化的形成过程，源于自然的质朴性和简单性依然是总体特征。人的 需要和交往被固定在狭小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单一 的、持续不变的生活境遇是人生常态，因而个人间和群体间在生存方式上具有同质性，在生活阅历上也极为有限。所以，前现代的生活世界具有高度的互识性特征：生活对于个人来说是固定的、重复的、熟悉的，在极大程度上可为个人的经验图式所囊括和复制，因而似乎是可预测的和可预定的——就像神喻所预言的俄狄普斯王的命运。与生活世界的这种质朴性和简单性相一致，前现代人的“个人化”还未真正来临。
此外，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相联系的，是社会现象的种种前现代特征：互识性社会的封闭性和停滞性意味着社会的“非问题性”状态，社会流动、社会风险、社会危机等概念也就不属于这个时代；个人经验图式足以适应资源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低水平，这造成了前现代时期的知识简单生产和 均衡分布状态，因而也就无从形成知识的社会性再生产、积累和剧烈竞争，以及常人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分化与区别；社会生活 和个人生活所保持的自然质朴性，“沟通”在前现代并不具有“困境”意义，人也就得以避免了解释学的“致命打击”；以上述前现代社会现象相联系，不存在社会共识和社会信任的问题性涵义；这一时期的人类主要面对的是如何生存下去而不是如何获得自由，这又决定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多元文化的激烈冲突只能属于未来社会，等等。
总之，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意味着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的尖锐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前”状态。一旦它们走出这种“前”状态，也就为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构建的基础。从社会学的眼界看，“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前现代性”，也就是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前社会学性质和特征”。在此意义上，这 构成了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代性的一个起点。
二、现代社会——个人和社会的谐变、冲突与互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中由来已久。然而，唯有随着现代性扩散和现代化猛进的宏大过程，个人与社会关系才充分凸显出以往任何社会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独特内涵与意义。吉登斯认为：“我确实主张，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也越来越波及全球。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与生活于先前各种社会和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弄明白过去的连续性如何得以在现代产生如此剧烈而又无法挽回的断裂。”（吉登斯， 1998 ： 37 、 89 ）因而，尽管个人与社会关系早已根置于以往的社会历史过程，但今天，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其涵义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我们主张，历史是既连续又断裂的过程，正是这种既连续又断裂铸就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义。在这里，三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现代民族国家（最具包容性和最典型的系统）和现代社会生活世界，决定了对于现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连续与断裂的意义的解释。
（一）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三大历史过程
1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
分封等级制社会末期，生产的增长和分工的发展使资源继续分化，资源结构（特别是社会资源结构）不断细化，资源的意义象征系统愈趋发达，人们对各种形式资源间相互交换的需要促使着较为完善的资源转换系统的出现。然而，在分封等级制社会条件下，自然商品经济、集市贸易等形式特性又局限着资源转换系统的迅速形成。所以，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待于打破旧有经济形式特性的局限，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机制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约 11 世纪起，欧洲独立的自由城邦的出现，给分封等级制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并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经济空间，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机制开始形成。 12 世纪起出现的地区交易会（如香槟交易会等）成为联结南北商业重镇的贸易网结，欧洲由自由城邦经济迈向了地域经济。 15 世纪上叶，远程贸易的兴起标示着欧洲贸易走出地缘限制和“欧洲经济世界的出现”（参见雅克·阿达， 2000 ： 19-26 ），实现了由地域经济向民族经济的扩展。市场经济的空间扩展使现代资源转换系统跨越了地缘极限。与此相互推进的另一个过程是资本的国际化。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越出了国界，民族资本向国际资本（后来是全球资本）转化。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市场经济的技术转型，即由货币经济衍生出金融技术体系。在欧洲， 12 世纪出现了最早的汇票，代替了资金的有形转移使异地票据结算成为可能；随着汇票从支付手段变为信用工具，债券投机和交易业发展起来，交易所、银行等金融体系出现，满足了国际贸易汇兑的需要（雅克·阿达， 2000 ： 21-22 ）。更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现代社会的货币资本化这一典型特征。由于市场经济的技术转型提供了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技术手段，一种跨国界的现代资源转换系统基本形成。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 表现了历史连续中的“断裂”：首先，现代资源转换系统使货币与权力、地位、身份、名誉、才能、成就等等自然的与社会的、有形的与无形的资源相互置换，将个人、人群、组织、国家、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编织进一个高度互赖的转换网络。这在分封等级制束缚下的、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货币经济、金融技术与核算程序集中表现了理性化逻辑。现代资源转换系统使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被应用于现代个人、社会组织、国家的计算和管理、决策和行动，构成了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之一。其三，现代资源转换系统发展并固化了一种独特而普遍的现代性文化心态。对以货币为符码的资源获取成为了个人和社会行动的动力和目的并具有了至上性。这一社会现象也是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
2 、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民族国家是“系统”的典型现象和重要部分。所谓系统可以理解为“制度化模式”（帕森斯），是“一个由多重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结构”（柯武刚、史漫飞， 2000 ： 162 ）。 [V] 与制度化相联系，系统是形式化、组织化、理性化的，与其母体——人类生活共同体比较而言，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表层性结构。但是，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对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有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现代民族国家发端于欧洲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欧洲支离破碎的地缘条件孕育了政权的分散性和经济的多样性（保罗·肯尼迪， 1989 ）；随着分封等级制的解体，大陆进入了霸权争夺时期，战争成为历史的重大剧目，延续数世纪之久几乎没有不战之年，从而使政治、军事、经济的集中化趋势不可逆转。国家收入的赋税化，以及举债、货币操纵、殖民掠夺，成为战争动员的必要手段——这一过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系统框架奠定了基础；此外，反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摧毁了基督教封建文化专制，促使了文化模式的现代性转变，为现代国民意识的出现创建了文化氛围；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汇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前现代国家向现代政治结构与体制模式的转型。 19 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终于出现于欧洲。
尽管现代国家的诞生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关联，但它毕竟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在更多的、主要的方面与前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民主 与 共和制 取代了君主专制统治，国家权力与王室权利彻底分离，成为一种公共人格的化身，是代表普遍利益和公共意志（卢梭）的公共权力领域。这一变化使罗马法中界定的“公”、“私”范畴获得了现代性涵义。
行政科层等级制 取代了分封等级制，使等级制地方社会转变为行政官僚制政府社会。这一过程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城乡区隔的消解与传统社区的衰亡。
现代税务制度 取代了实物赋税制度，国家拥有了税务征收的垄断权。以核算程序为基础的现代财务系统，实现了公共财政与私有产权的分离，和作为必然结果的国民经济的诞生 [VI] 。
军事暴力垄断 为后盾的现代国家的强制统治，改变了前现代国家的有限行政管辖和松散监控，实现了行政权与领土权的重合，成为所谓领土型国家 [VII] 。
国籍身份 作为新的自然身份取代了血缘身份。现代国家用公民权使一切个人作为法律主体，被纳入了契约和法制的规范体系，实现了所谓全民型国家。
多元文化 的共存取代了封建文化专制。现代国家以民族文化意识塑造了现代国民认同，构成了民族的生存和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的诸多特征是前现代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些特征突现了历史进程的非连续性的意义，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独特质性。现代国家无论就其自身的特点还是就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型塑能力都是前现代社会无法比拟的。
3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展现
制度化的人为理性安排与制导系统衍生出来后，非制度化的（自然形成的）社会生活世界的过程与结构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另一重大内容，其中，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是两个重要方面。
（ 1 ）现代市民社会。关于市民社会，学者们各有见地，在这里我们暂且采用一个较为简单的界定：市民社会是“在个体与国家的社会之间出现的，由政治群体和自愿组织网络构成的实体。”（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 2001 ： 66 ）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成为与现代制度相联系的范畴的同时，也划定了另一个范畴——私人权益与私人领域。具有自由人身和平等权利的个人在这一领域中进行商品交换的生产与再生产、筹划和追求利益，这些活动促成并维续了社会生活世界。作为这种现象和过程的表征，“市民社会”完全是与现代性语境相联系的 [VIII] 。
市场对于市民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生活与存在的依托，也是相互冲突的欲望、利益聚汇和争夺的战场，表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自然根源性。市民社会因而被视为私人需要的体系、个人的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联结（黑格尔）、人与他人互为工具的“尘世生活”（马克思）。然而，现代市民社会并不局限于市场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活动、政治活动及社团与机构，及其他自愿性结社的多元领域。（爱德华·希尔斯， 1998 ）现代市民社会表现了社会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征，并将这双重特征融入了市民社会的理想——追求以自然秩序为调节的社会生活状态。经济生活上的自由竞争市场，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民主制原则，文化生活上的自律高雅的市民风范，这些都表达了市民社会的愿望与憧憬。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浪漫与实际的悖论：既渴望自由与解放，又不得不接受约束与限制；出于现实的利益考虑而对国家和政府提出详尽的要求，为了理想和向往又企望摆脱对其自身的束缚 [IX] 。
（ 2 ）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人及其与之联系的日常事务构成的私有领域，是无名的“常人”及其人群的日常活动天地。这是个人所直接经验到的、熟悉而亲切的“我的世界”，是被重复的惯习和平凡琐事拥绕的“尘世”。个人与这个世界难离须臾，它是人的“故乡”。也正因如此，日常生活世界能够以一种不被察觉和追问的“当然”，一再展现个人和社会的自然自在本质。然而，现代个人以前现代人所不曾具有的自主与自决、能动与创新，为这一领域注入了对制度化、例行化以及“平庸人生”进行抗争的内容，使得现代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了形质多样、异彩纷呈的性状。反过来，这一领域又“成为丰富而自由的内心世界的历史源头”（哈贝马斯， 1999 ： 33 ）。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家庭、文化艺术和娱乐、社会交往和结群等。
家庭： 由于现代生产与市场的发展，商品经济突破了家庭的藩篱，使家庭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划分开来，成为现代个人拥有的独特空间。在现代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使得个人生活方式趋向社会化、大众化，日常生活世界不断变得区隔化的同时，家庭的个人领域意义愈加突出，日益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核心。现代家庭不仅仅是人性的摇篮 [X] ，也是体验人生、坦露自我和塑造独特品味的自由天地。
文化、艺术、娱乐 ： 在现代主义推动的新一轮世俗化浪潮中，文化和艺术的神圣特征进一步被荡涤。文化和艺术的产业化与商品化过程造就了一批规模壮观的消费大众。当消费功能成为现代文化艺术与前现代文化艺术的一大界分标志时，文化艺术也融进了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在此，文化和艺术担负起对个人的双重功能——平常生活的旨趣化与平凡人生的意义化。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既使个人休闲娱乐和标示个性的双重需求得到满足，经过再生产又使这些需求变得不可满足。
社会交往、结群 ：生活世界是每一个人经验的世界，因而也是个人的共有世界，是个人间交往、沟通和理解活动的预设前提与背景。生活世界中的个人交往增进了互有差异的个人经验图式的可比性，产生了共识与认同、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个人间交往活动的结果是结群，这又造成了现代个人的双重社会归属——人的“必然的社会”与“自愿的社会”归属。个人必然归属于一个国家，也自愿归属于某些社群 [XI] 。
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与前现代时期狭隘的日常生活世界有明显区别。
（二）现代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特征与实质
以上述三大历史过程为基本线索，我们可以对现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特征与实质进行理论上的刻画：
1 、同向谐变
从现代社会转型与变迁的视角看，在现代社会与现代个人之间呈现出 同向谐变 的关系：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 的形成扩展了人对资源的解释框架，提供了获取各种资源的更多机会；资源的象征性意义和获取机会又拓宽了人的资源需求范域，进一步激活了个人的攫取欲、占有欲和消费欲，这些欲念的丰富和活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并成为现代个人的内在深层结构，造就了现代个人的“ 欲念人 ”特征：爱欲是个人激情和活力的源泉，快意人生成了个人生活不可缺少的意涵。对欲念的新的解释和肯定是现代个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深层根源。
现代民族国家 的崛起，标示着理性化系统成为了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现象，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操作理性不仅被应用于市场、国家和企业的核算程序、政府的官僚行政科层管理，以及制度社会和法制社会的运作，而且使社会生活世界也日趋符码化和计量化 [XII] 。——理性全面制导了现代社会的成长和扩张。与此相应的另一个过程是个人的理性化。现代个人是“ 理性人 ”，崇尚名利、追求成功和卓越，渴望拥有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理性的现代个人因此永远是烦神、操持和挂牵的（科西克）。个人的推理、计算、筹划能力的发展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微观条件。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行动和现代个人行为的共同逻辑。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 的异彩纷呈，在成为新奇与熟悉、个性化与社会化、个人差异与人群协作的交汇空间的同时，也推进了个人内在结构中对欲念与理性的双向调节机制——情性机制的发展。现代个人不仅是“欲念人”、“理性人”，也是“ 情性人 ”。所谓情性是指个人内在结构中，处于欲念与理性两极之间的结构部分，是现代个人的一种重要内在机制。在具体的情景下，个人的情性机制能够产生特定的体验方式、制定意义，并用不同的情感形式进行表达。情性具有双向的特性，即欲念的情感制导与理性的情感调节。一方面，可以通过情感形式对欲念进行积极疏导，或者对情绪化冲动进行控制，节制个人要求直接、即刻回报的本能，形成满足的延宕。另一方面，通过情感形式对理性行为产生调节，用情感形式抑制理性逻辑的延伸，消解和弱化理性行为的极端化，或者以情感形式为智识活动注入才情和旨趣，使之具有表现力、感染力和创造力。 [XIII]
总之，在现代资源转换系统、民族国家、日常生活社会形成的同时，个人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也呈现出同向谐变关系。
2 、逆向冲突
前述三大历史过程不仅导致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同向谐变，而且导致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 逆向冲突 。
随着前现代社会的解体，封建等级制以及家庭、社区、乡村社会、宗教、行会等传统社会关系也日趋瓦解，个人获得了解放，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分野也凸现出来。在现代社会的分工和制度系统形成的同时，人也被置入了新的社会网格之中，成为组织化和功能化的角色个人。尤其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巨变，工业化摧毁了人们世代生息的家园，大批被逐出土地的农业人群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投向了陌生的城市和动荡难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的自由身份和平等权利是以服从资本的奴役和工业制度的禁锢作为条件的。在资本积累的无情运转中，社会的一端形成了资产阶级新贵和富裕阶层——他们具有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权，另一端则是众多贫困化和边缘化的个人聚集而成的无产者大众和底层社会——在现代资源转换系统中，他们处于绝对弱势，背负了社会进步的整个代价。早期现代社会在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对工业制度的抗拒中剧烈摇撼。可以说，当时的无产者大众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实质上也是个人与社会冲突关系的最为尖锐的表达。
资本积累过程也日益发展起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资本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使寡头垄断取代了自由市场运作，不仅断送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也破灭了市民阶层实现自我利益的希望。市场失败导致了国家干预，市民社会似乎有了自己的“守夜人”，然而，实践的结果是专制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现代官僚体制的扩张。最终，福利国家几乎包揽了个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生活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被“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哈贝马斯， 1999 ： 171 ）所取代 [XIV] 。由此一来也结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和冲突，实质上仍然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另一形式的表达。
早在启蒙时代，卢梭就认为，当时欧洲的环境根本不可能建立个人与社会的圆满关系（沃特金斯， 2001 ： 58 ）。其实，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都一再说明了冲突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持久意义。
3 、相互构建
现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 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建 的时代。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社会的管理制导系统和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形成，使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日益深刻的卷入和影响。
现代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历史时代。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系统运行的起点和终端，个人的消费嗜好、时尚追求、文化倾向不仅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偏好，也牵动着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活力；个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热情并非只是个人的政治权益问题，它表达了公众的政治认同、政治体制的基础与合法性；个人的社会流动和流向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出路问题，它标示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水平；同样道理，个人的生活目标也不只是个人的生活选择和意义赋予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给个人的机会与前途。反过来，现代社会规范和秩序体系对个人的整合力也是以往任何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从公民权与个人的国民意识、公民道德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公共选择与个人的行为习性、国家目标和民族大业与个人的奋斗和激情，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所产生的巨大的型塑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用 同向谐变 、 逆向冲突 和 相互构建 来描述和概括现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特征，其中，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建是最为本质的关系。在谐变与冲突双向过程中，个人与社会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定和改变对方，然而结果是由对方型塑和构建了自己。
（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扩展是个人解放和社会开放的过程，这两者的相互推涌和彼此构建又使现代性不断脱出已经拥有的时空域限。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拥抱全球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个人和社会共历巨变，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因之获得了现代性意涵。
以“成熟的货币经济”（齐美尔）为基础， 现代资源转换系统 构成了以货币链接的人员、物质、权力、符号的置换和流变，实质上是显示了社会再生产关系体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结构网络的动态过程。这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形式系统，其转换过程的具体场景、内容、载体等是手段性的，转换的货币化价值才是实质性意义所在。这种抽象化的意义在于，只要转换可产生货币化价值，任何形式的资源皆可纳入无所不包的意义赋予和象征解释框架。这一系统因而也是高度理性化的，资源转换价值是可量化、可操作和实用性的。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货币关系、抽象化和理性化特征，几乎覆盖了现代社会的一切重大方面，使个人和社会两者都经历了彻底的再造，因而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标志。
现代民族国家 崛起的同时，社会的 层层传统依附关系和身份锁套也不断 销蚀 ，个人直接面向现代公民社会和全民国家。所以，现代 社会向个人敞开了自由和创造的生活机会， 同时也设下了从未有过的限制和束缚 。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能够像这个时代一样，使个人对他的社会有如此的建树和伟业、带来了如此剧烈的紧张和冲突；社会向它的个人提供选择和开放机会，激起了个人的创造卓越的豪情，也唤起了个人的丧失自由的深切感受。正因如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权利自主和社会权力规范的和谐或冲突，构成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另一现代性意涵。
现代日常生活世界 展现了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趋势：在社会 发生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的同时，个人也经历了“常人”与“角色人”的分离过程，个人社会生活境遇、社会阅历、生活样式进入了多样化和丰富化过程，其结果是个人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不断复杂化。在这个共有的社会生活世界中，个人的内心体验、经验图式、意识结构、意义框架、却不再相似且无法重复和难以复制，个人间和群体间的交往和沟通遭遇了巨大区隔，致使文化、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结构和包容性成为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又一重要涵义。
现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导源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特有现象：在资源 转换与人的欲望无限扩展之时，社会也 深 陷于 资源困境之中，社会和自然的不和谐与社会和个人的不协调，已经形成了必然关联；同时，资源困境也成为现代社会的 问题、风险和危机的重要根源；社会的传统习俗和个人的经验图式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不再能应对自如，因而 常人知识与 专家知识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 知识分布和配置的均衡状态也由此被打破； 在知识的再生产加速运转之时，知识的匮乏也与之齐头并进，构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现象；个人解放和社会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流动，使 陌生情境和人生偶遇成了现代 社会生活的寻常内容 ，在个人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日益鲜活和丰富的同时， 社会交往和沟通也被推向了 “解释学绝境”；社会共识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 ， 社会信任则是现代人所遭遇的共同打击， 而社会对于共识和信任的需要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等等。凡此种种现象都是以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为其底蕴的。
总之，现代性过程引发的社会巨变赋予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意涵，这也意味着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深层卷入和相互构建。 个人一再理解到，他不可能独获解放、独享自由，他只能在自己的社会中找到或创建自己能够拥有的自由度；社会也发现，在它刻意型塑个人的过程中，却由它的个人型塑了自己。正是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材料，造就和成就了一门从未有过的科学——社会学，以至我们可以说，现代的 个人和社会展开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纪元”。
三、小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与社会学
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与其说回答了什么问题，不如说使我们面临比原来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一考察使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和领悟：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生活变迁的根本性内容和重大现象的本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时空具体性，其延展与断裂意味着人类生活组织模式的形成和更替；
由前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理解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基础， 但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意涵的真正理解，只能从作为其表征的现代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获得，这正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所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直接研究，构建起本学科的一整套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时空具体内容为立足点，延伸出自己的全部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
总之，我们确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学中的特殊的、基本的、核心的地位。“考察” 仅仅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继续对此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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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缩写，并非指“个人”与“社会关系”。下文若出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述，均与此同。——笔者注
[II] 现今仍有原始民族散布世界各地，远离现代文明、并与现代文明并存。在其生存和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中，个 人与社会之间源始自然的非结构关系仍然是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就人类全部历史进程而言，个人与社会的结构化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必然逻辑，不如说是一种历史逻辑。——笔者注。
[III] “个人结构”是埃利亚斯所用的一个概念，但他对个人结构的讨论主要局限在个人的内在领域。（参见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我们认为，如果对个人结构的理解仅限于个人的内部过程，那么，沿用“个性”或“人格”等更为传统的术语也足以阐明问题，如此一来，个人结构这一范式也就成为多余了。——笔者注
[IV] 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哈贝马斯对社会二元化过程的描述，在他看来，系统从生活世界脱离出来，不断趋向理性化，与生活世界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我们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视为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和构成方面，在这两个阶段、方面与社会结构、个人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谐变关系。
[V] 将“制度化”模式视为系统的特征或标志，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系统是人为规划和设置的结果，从而将系统的自然根源性排除了，这就局限了系统应有的涵义和范域。关于这一点详见本著第三篇的分析。——笔者注。
[VI] 哈贝马斯认为： “现代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税收国家，金融管理说到底是其整个管理的核心”。（哈贝马斯， 1999 ： 16 ）多曼的分析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应用于管理和核算是资本主义市场发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促进了资本家的活动，而且促进了现代国家的经济功能。“但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可在一个普遍性的、国家范围的基础上，通过征收和管理税务而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财务系统，从而避免专制体制中那种大量免税和低效率现象。”（尼格尔·多德， 2002 ： 34 ）
[VII] 如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成了具有领土边界的行政实体，尽管其内部是高度域化的。”（ Giddens ， 1998 ： 14 ）
[VIII] 市民社会一词可追述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如亚里士多德使用了“城市共同体”，西塞罗将之译为拉丁文 Societas Civilis 。经过中世纪欧洲形成了 Civil Society 。但 Civil Society 与国家的界分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则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主义等现代性扩散的结果。——笔者注。
[IX] 卢梭说过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参见《社会契约论》）正如卢梭说出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市民社会的悖论也是根本性的，具有“形而上”的意义。——笔者注。
[X] 哈贝马斯：“最初恰恰是在‘人性’经验发端伊始，人之为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人性’特征受到了家庭的保护。”（哈贝马斯， 1999 ： 52 ）
[XI] 小约翰· B ·科布：“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必然要属于一个国家，与此同时，他也有权力自愿地与其他志趣相同的人结社。”（参见《后现代精神》， 154 ）
[XII] 阿尔布劳：“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都受到了一种理性观念的改变——个人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编码、国际电话区号，或者更基本一些的事情如钞票、米制、标准时间、十进位数。” （阿尔布劳 ,2001:58 ）
[XIII] 在通常所说的负罪感、羞耻感、尴尬感，以及灵感、审美感、自豪感等情感形式，可以推导出这些情感形式所包含的不同情性机制及作用。——笔者注。
[XIV] 吉登斯认为“民族 - 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 Giddens ， 1998 ： 213 ），也并非全无道理。——笔者注。
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