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从最初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从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及尚有诸多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日趋完善、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中国教科书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这其中,晚清负笈东渡的留日学生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批特殊知识分子,在社会面临大动荡、大转折的紧要关头,以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为己任,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了大量的教科书,成为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
一、晚清留日学生编译(撰)
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甲午一役,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在一种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冲击下,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日本,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为中国提供许多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
1.晚清留日风潮之兴盛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招募到的戢翼翚、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历史大幕。[1]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中明确指出:“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3]此后,中国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达到了727人,1903年11月为1243人,1904年11月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4]1905年到1906年,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达到最高潮[5],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6]的留学盛况。费正清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7]。此后,由于1906年学部两次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并停派赴日速成学生,留学日本的浪潮顿呈衰退。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渐次减少,至1910年,综计在日本之中国学生,仅有2000余人。[8]当时,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举凡陆军、警察、海军、法政、师范、工业、商业、蚕业、土木、铁路、测绘、制药、物理、化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人前去留学。[9]如戢翼翚、杨廷栋、雷奋等是东京专门学校留学生,何燏时、虞和钦、丁锦、陈榥、周家彦、周昌寿、马君武、郑贞文、张资平等是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富士英、杨荫杭、汪郁年、夏清贻、徐傅霖、汪荣宝、秦毓鎏、黄展云、嵇镜、张肇桐、邓毓怡等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顾倬、陈文哲、陈独秀、吴稚晖、经亨颐、黄际遇、李步青、范源廉等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生,沈心工、万声扬、华国铨、朱经农、陈宝泉等是东京宏文学院留学生,此外,还有王宰善、李叔同、杨寿桐、吴闿生、王建善、范迪吉、余焕东、蒋智由、周柏年、辜天佑、叶澜、董鸿袆、周逵、李廷翰、陈承泽、朱文叔、萧友梅等留学于其他各类学校。这些在力图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强的征程中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找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10]。他们认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11]。
2.国内新式学堂对教科书之渴求
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推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12]然后再逐渐推广。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推行教育改革,明令兴办学堂,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这样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办起了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一个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师范、专门相互配套的新学教育体系初具规模,而且发展势头强劲。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堂。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面对国内新式学堂兴起,各类学堂的教科书除了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五经”之外,基本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编译的西学教科书。由于西学教科书毕竟与中国文化异源,且一些编译教科书受文化表述的限制明显,教科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中国人认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指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90·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3]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后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学教科书,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新政之初任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的夏谐复建议,中国教科书的编纂干脆就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14]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一边翻译日本现成教科书,一边自编新式教科书。当时比较有名的教科书编译机构有教科书译辑社、作新社、清国留学生会馆、宏文学院讲义录编辑部、国学社、湖南编译社、科学会编译部、东京同文印刷舍、东京灿文社等等。此外,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除了在自己创办的机构出版发行外,还有许多被送回国内出版,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南洋公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科学书局、广智书局、上海科学仪器馆等等。
二、晚清留日学生编译(撰)
教科书概况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中国引进的第一本汉译日文教科书为1883年5月上海东亚译书会初版的《支那史教科书》2册([日]富三房编辑,唐秋渠译)[15],但唐秋渠的相关资料暂难查实,不知是否为留日学生。现明确知道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最早为1900年作新社出版的戢翼翚与唐宝锷合辑的《东语正规》,这是从语音和语法方面研究日语的教科书。据毕苑博士统计,1890-1915年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共计507种。[16]由于许多汉译日本教科书译者的生平资料难以考证,不能确定是否为留日学生(当时国内东文学堂兴办,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教科书)。现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及部分民间收藏,将明确其身份背景的部分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统计为241种。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留日学生范迪吉等人选择之日本中等学校教科书及一般教养书100册,此一套业书,名为“普通百科全书”,收纳丰富,略为归类,则为:(1)宗教哲学6种;(2)文学1种;(3)教育5种;(4)政治法律18种;(5)地理历史18种;(6)自然科学28种;(7)实业22种;(8)其他2种。[17]此外,虞和钦、虞和寅还合译《化学实用分析术》、《生物之过去未来》、《生理学教科书》等教科书。1908年大部分留日学生回到了国内,许多留在教育及编辑领域的留日学生还在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辑工作,他们从编译到编撰,出版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如虞铭新1908年回国后调任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周昌寿1919年回国后,1920年应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理化学部工作,后任编审,抗战后在长沙、香港等地一直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25年间撰述有关物理学著作9部,翻译著作11部,编写中学和大学物理学教科书8部。朱文叔学成归国执教于杭州师范学校,1921年进上海中华书局,任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参与编纂了大量的教科书,1949年入中央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机构,先后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审、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19年11月止,当此28年中,商务聘用东西留学归国者75人,内法国毕业者2人,美国毕业者18人,日本毕业者49人,国名不详者3人”[18]。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占一大半。20世纪20年代初期,大量的留美学生参与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编撰队伍中来,留日学生在编译及编撰教科书中的比例才开始下降,直到民国末年,教科书的编撰者中留日学生一直存在,如国立编译馆的孙俍工、何健民等都是留日学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编译(撰)教科书的留日学生许多是社会激进分子,大部分是同盟会的成员。其进步的民主社会思想,自会影响其所编译的教科书内容。
三、晚清留日学生编译(撰)教科书的意义
“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19]晚清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的发展,是一个移植、传播、吸收并综合创造的过程。这其中,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融入了一些与传统不一样的现代元素,对中国现代教科书产生了深刻影响。
1.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教科书编译(撰)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从“参与”到“主体”的角色转换
“在各类翻译材料中,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20]。在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有两个群体不可忽视,一个是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的西方传教士群体;另一个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的留日学生群体。若说前者是20世纪前将西学教科书传播到中国的先锋,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帷幕由此拉开的话,后者则是20世纪后使现代教科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核心力量。19世纪中后期,西学教科书编译一般是以“传教士口授,中国学者笔录”的形式合作。传教士是西学教科书输入中国的主要力量,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是“参与者”的角色。20世纪初,从事编译日本教科书活动的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留日学生,二是从日本返国后从事专业工作的人,三是在国内修习日文的知识分子,四是少数日本人,但“担任此项工作者几尽为留日学生”。[21]1900年以后,随着大批留日学生队伍的成长,他们开始独立编译(撰)教科书,这表明了中国人在教科书的编译(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式确立。中国人不仅逐步取得了选择源文献的主动权,而且还可以在自己的翻译机构中根据需要安排译介教科书的先后,教科书的翻译已经从个人行为,演化发展成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体行为。留日学生从翻译到编译到自编,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新式教科书编译中从“参与”走向“主体”的角色转换。
2.强调了明确的学科意识,规范了从“门类”到“体系”的知识构建
晚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学术分科门类,不同学科门类的教科书及其知识体系不断建构。早期,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洋务学堂,西学教科书引进的绝大多数是西方相关领域的学术原著,如物理学方面的译著有《光论》、《重学》、《格物质学》、《格物探原》等,数学方面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代形合参》、《代数备旨》、《八线备旨》、《代形合参》等,历史方面有《大英国志》、《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以及相应的学制作保证,当时,即使是同一概念命名的教科书,其涵盖内容也不一致,其中经历了“格致之学”的混乱到“科学之门”的系统与规范。如1882-1887年益智书会出版傅兰雅著的《格致须知》一集,内含天文、地理、地志、地学、算法、化学、声学、气学8门。而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科学全书》中,《蒙学格致教科书》与天文、化学、地质、动物、植物、生理等26种并列出现。其《蒙学格致教科书》有8章,即“总论、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气象学”,第一章第一课《释格致》中,对“格致”进行了解释:“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22]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翻译西学教科书,并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于是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其内容结构较为清晰,名称较为规范,体系构建较为系统,知识归类与划分较为科学。许多后来虽然局部有一定的变动,但整体变化并不大。20世纪初,伴随着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学科已经在中国确立下来。如数学有代数、几何、算术和三角的划分,历史教科书有本国史与外国史的划分,地理教科书有中国地理与外国地理的划分,等等。相应的知识都统一归类到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教科书之中。留日学生编译的日本教科书还启发中国学者构建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相分野、相综合的知识结构。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已经肯定了这种知识分类方式。有一种影响广泛的《共和教科书人文地理》,编校者傅运森和蒋维乔就认为,“部章亦以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于学课程,其重要可知。”他们对于人文地理的认识,仍然要学习日本方面的经验,“人文地理书编纂者,向分两派,试就日本证之,其一以地为主,如长谷川贤一郎之人文地理学是。其一人为主,如横山又次郎之人文地学讲话是。”他们最终选择以横山氏所著为蓝本。[23]
3.补充大量的中学政法、数学及音、体、美、卫生、手工等教科书,完备了从“蒙学”到“中学”的教科书类别
中国传统教育中很早就有“小学”、“大学”的观念,但没有“中学”的说法,中学教育观念的引入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如果比照后来建立的三段制学校制度,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举办的洋务学堂大多属于中等层次。但这些学校是在清政府还根本未意识到要对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实施根本性转轨的情况下建立的,其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状态。1902年8月,《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中学正式成为学制系统的一段,该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24]。1904年1月颁布并正式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25]由于中学程度的教科书内容相对较深,在新式教科书编撰初期,一时间从头开始编纂非常困难。所以中等学堂的教科书问题尤为突出。这时,留日学生编译(撰)了大量的中等层次教科书,且一直占据着中国近代中学教科书的主体。“清末民初中国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留日学生的译著。”[26]如1901年以后,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组织教科书译辑社,专译中等学校教科书。据其广告,共翻译教科书23种,包括长泽龟之助、菊池大麓、矢津永昌、水岛久太郎、本多光太郎和吉田彦六郎等著名教育家的教科书著作。[27]当时,何燏时、虞铭新、陈榥、仇毅、周昌寿、郑贞文、马君武、张资平、张修爵、黄际遇等留日学生编译(撰)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都具有奠基的意义。如1907年张修爵翻译了日本长泽龟之助所著《普通教育平面三角教科书》,“本书共有五方面的特长:一为简明之理论;二为藉相关之计算的测量之应用;三为汇集范式一览供记忆;四为附录函数简表以检寻;五为别设杂录问题一编,得以练习资料”[28]。据称,由于这本书尤为适合中学使用,京师实业学堂即以此为教本。黄际遇翻译的《续初等代数学》填补了我国初高等代数的中间空白,被誉为科海一青灯。汪荣宝所编纂之《本朝史讲义》,被学堂普遍采用,还得到官方的肯定,“钩元提要,本末悉贯”,“洵近今教科书中仅见之作”。[29]这样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迅速而广泛传播的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为当时大批成立的新式学堂特别是中学解决了须臾不可或缺的教科书问题。如陈榥编译的《物理易解》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第一版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短短4年就已出了8版[30],其广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蒋智由的《蒋著修身教科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初一日初版发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五日订正再版,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十日订正三版、宣统元年二月十八日四版、宣统二年二月二十日五版,且是学部审定用书。郭沫若曾经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我们当时又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用的教科书。我个人来日本以前,在中国的中学所学的几何学,就是菊池大麓先生所编纂的。此外,物理学的教科书则是本多光太郎先生所编的”[31]。编译教科书是一种文化选择,从19世纪中期开始,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其中以自然科学为最多。当时留日学生认为“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至于“兵农工商各专门之书”则是第二位。因此,“课程余阴,勉力从事,爰将欧美日本`学理'最新之书……汇编成册,饷遗海内”。[32]这样,留日学生早期编译了不少政法类教科书,笔者就发现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政法类教科书均由杨廷栋、富士英、汪郁年、吴闿生、雷奋等留日学生编译。除此之外,西学教科书引进期间很少的一些学科门类的教科书也大量出现。如留日学生丁锦编译了大量的生理卫生类教科书,杨寿桐、徐一冰、徐傅霖、丁锦、王肇鋐、郑宪成、范迪吉、李春醲、邓莹诗等编译了大量体操教科书。以徐傅霖为例,从初等小学到师范学校、从普通体操到兵式体操、从教科书到教授书、从男子学校到女子学校……他在晚清民初编译(撰)了10种不同的体操教科(授)书,而且还编译了小学手工及中学乐典教科书。而沈心工、李叔同等留日学生在音乐美术领域的突出成绩,就更为世人所知晓,其编创的音乐教科书中的学堂乐歌,至今仍在传唱。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极大地完备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的类别。
4.注重认知策略及编排方法,提供了从“形式”到“体例”的教科书范例
教科书不是普通的读物,也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为实现教学过程进而达到教学目的的特殊文本。教科书的认知策略是指对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所选择的教学内容而采用的组织方法,如章节标题、习题作业、课文提要、前言、附录、图表、复习题、总结课、着重号等,都是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诸种认知策略之一。教科书认知策略的优劣是决定教科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中,不但延续了西学教科书注重插图等认知策略,还开始出现教学指导等说明,课文中间开始穿插例题与问题、关键词着重印刷等等。如1907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的虞和寅编译的《近世化学教科书》,前面的译者志中写道:“关于数学及物理学之事,为教授化学初步所必需者,特揭附录中,其教授之顺序,第一、第二及第三,可插入於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其余则插入於第七章与第八章之间。随之指授,使诸生明其大意可也。”又说明:“书内一切化学名,凡在初次遇见处,皆以丰字体表明之。又诸定律及其他紧要之处,悉加各种圈点。俾学者易於醒目。”[33]这些认知策略相对于西学教科书,已有较大的进步。此外,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也注重融入新的元素。以历史教科书为例,我国古代史学体例,主要有“编年”和“纪事”的体例。依据这种体例编写的史学著作,都不符合当时新型学校的教学需要。留日学生便把日本学者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简明通史体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7月作新社首版的《万国历史》,取日本当时各种最新历史著作编译而成,该书1册3卷,第一卷古代史,第二卷中世史,第三卷近世史。此书特色诚如其广告所言:凡东西大陆数千年国体、宗教、政治、法律之变更,国际外交、学术、技艺之进步,龙挐虎掷,英豪俊杰之事迹,条分缕析之综以统核,若网在网,以之充教科之用,诚便于讲述也。并附精绘古代及近世沿革地图九副,人名地名表,亦如世界地理,体例完备。[34]“专为中国教科书之用,故译笔以明白易晓为主,不以修饰为工。”[35]且此书还是部定教科书,后多次再版,在学堂广为流传。蒋智由在其编撰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的例言中说:“余久欲作修身教科书,思维数日,终不得一完善之法。乃取日本中小学所用之修身教科书而观之,其中以井上哲次郎氏之著为尤善,因仍其编篆之规则而略变通之。”[36]此类情况,不甚枚举。
5.采用通俗与多样表现手法,尝试了教科书从“文言”到“白话”的语境变通
语言外在形式的应用便利与否,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一语言所承载的话语内涵。在西学教科书引进时,狄考文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文言文的文化语境之意义,于是建议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努力去发现并利用中文的文言特性,成为“中国教科书”。如李善兰在翻译时用的数学符号就是典型。对于西方数学的下列两式:xdx+ydy=mydx(1)∑x=11-X(2)为:天彳天⊥地彳地=卯地彳天(1')昴天=一T天一(2')在这里,李善兰用微字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用“甲乙丙丁……”10个天干,“子丑寅卯……”12个地支,再加上“天地人元”4个字代替26个拉丁字母。加减号改为“⊥T”。分式中分子在下,分母在上。这套符号,确令人读来宛若天书。但令人吃惊的是,此种符号一直延续到1906年,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里仍在使用。由于文言文的根本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借封建的一套伦理道德话语来维系,而启蒙运动所借来的具有现代性的异域之火是文言文所无法承担的。当时,日本小学教科书都是使用白话文,这样教科书比较通俗易懂,“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37]。受日本教科书的启发,留日学生敏锐地意识到使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文言来开启民智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困难与隔膜。于是,用通俗文字来开启民智便成为一种现代性诉求。由于文言文是当时中国的官话,在今后的考试与工作中都有要求,于是留日学生在对比中日两国文字后,其编译的教科书一般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这样,不但有利于阅读理解,而且自然朴实的语言符合实际生活,又吻合了现代的潮流、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使教科书自身充满了生命力与创造力。当时,日本教科书多用故事、寓言等生动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引发儿童的注意及学习兴趣。留日学生在编译(撰)教科书时也十分注重这些。如吴稚晖参与编撰的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在第二编便借用了日本教科书中的故事形式而更换了其“桃太郎”等内容。“日本读本书初二编,如载桃太郎等事,皆演日用小说,复述家庭之教育。我国儿童习闻之事,既不同于日本,乃呆译日本书者,并此而译之,是何异嗜蟹而误食蟛蜞,是编学级则务合日本,而所演游戏故实,则尽属吾国惯习之事。”[38]笔者考证,中国最早的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是1907年8月留日学生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炘等编的《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小学白话文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渐次普及。我们熟悉的留日学生鲁迅创作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及此后的大量白话文学作品,成为至今为止百年语文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经典。
6.引进新名词术语,促成了教科书从“交流”到“思想”的语言平台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对翻译书籍时准确表达科学概念和名词术语尚未形成十分明确的认识,所以他们的译书大都各行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译著数量的增多,译名之间出现混乱,同一术语可能有数种不同的译名,而不同术语又可能有同一种译名。[39]到了19世纪中叶,来华新教传教士在译书及教育活动中则对此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认为:由于西学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新鲜学科,一些专业术语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而如何统一术语,是当时教科书译著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外学者通过共同努力,用两三个字简明地解释新概念或新事物,以义定名或以形定名,如“力学”、“重心”、“平衡”、“螺旋”等词,因简明达意而沿用至今。但是,大量的新名词术语是伴随着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引进的。由于日本在幕末、明治间(19世纪中、末叶)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日本称之“新汉语”),这些“新汉语”经数十年选择与实际运用,在19世纪末叶已趋于定型,中国人在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曾大量借用这些规范化了的对译西洋概念的日制汉字词,以补固有汉字词的不足,或取代此前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翻译的纷纭多歧的汉字新术语。应当指出,当时日本使用的“日制汉字词”,有不少是借自明末至晚清中国的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几何、上·94·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帝、地球、经度、纬度、代数、化学等),当然也有的是日本新创(如哲学、美学、干部、义务、社会主义等)。[40]由此,教科书中“蒸汽机、轮船、火车、电线、电报、煤气(瓦斯)灯、手表、议会、总统、邮政局、交易所、证券、股票、银行、公司、博览会、图书馆、公园、卫生局、实验室、新闻馆、报纸、科学、民主、社会、文明”等等广泛反映现代性的词语不断出现,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直接促成现代性思维的兴起和发展。
7.开创现代装帧及彩色封面与插图,提升了教科书从“印刷”到“装帧”的出版品质
中国的铅字活版,早于日本,但洋式装订的采用,却比日本要晚。明清两代在图书装帧上原以线装居多,即使马礼逊来华时传入铅字印刷术,也一直是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据实藤惠秀研究,1900年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东语正规》,是中国书籍装订形式转变的开始。“《东语正规》由第一批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唐宝锷创办于日本,采用洋纸与双面印刷,西式装订,打开了中国书籍装帧的新变局。”[41]西式装订意指平装与精装。笔者所见留日学生编译(撰)的中学教科书,许多是精装本。而且,在早期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的版权页上基本都有日本年号,如“明治××年印刷”字样,推测是在日本印刷装订后,运回国内销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了用彩色图案印刷的封面及内页用摄影照片制作的插图。目前笔者见到的教科书封面最早出现彩色图案印刷、是1902年出版的《万国历史》以及《世界地理》,而且《万国历史》附彩图10幅,《世界地理》内有8张地图,6张摄影图。当时,在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中,文字横排不仅出现在封面上,其数学类的教科书也开始了横排印刷,如1910年再版印刷的由科学会编译部出版的马君武译《温特渥斯平面几何学》,内容文字就是从左至右横排印刷的。1907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的虞和寅编译的精装本《近世化学教科书》,其封面没有汉字而全部是英文,即“Text-BookofModernChemistry”及译者英文名,其扉页的文字均为横排印刷,而且有插图。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卷末之《中学物理教科书》广告条称:“是书为日本水岛久太郎原著,义乌陈榥译补。陈氏于日本帝国工科大学肄业,研究物理确有心得,故能说理透辟,措词明达,于数学公式尤所详备,洵理科之佳本也。至其装订华丽、绘图精致,尚其余事。”[42]再如《中学生理教科书》条:“是书为美国斯起尔原著,暨阳何燏时译补。说理既精,考证尤确,每篇悉附试验方法以供临时参考。插图四十幅,用最精铜板,明细可爱,洵中等生理教科之善本,前此得未曾有者也。”[43]
8.突出教科书版权保护,引导教科书从“钦定”到“法制”的发展轨道
早在西学教科书引进时,“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就关注过教科书的版权问题。如1878年,韦廉臣从烟台写信给《中国报道》,在信文末尾他指出,版权问题是商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建议每一版印刷数量中,足够支付出版开销的那部分著作的版权应该归属作者,其余属于“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所有售书利润皆归作者。[44]当时西式教科书的版权一般是体现在封面上或扉页,如傅兰雅编撰的《格致须知》,封面竖分三部分,右边小字竖排出版时间(位于上方),中间是大字的教科书名称,右边是小字的作者名字(位于下方)。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版权意识更为明显,在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的封三就是专门的版权页,其上方醒目处印有著作权所有的方框,内有作新社印章,其他的地方印有该书“印刷、发行、再版、六版”的时间、价格、著作兼发行者、印刷所等字样。此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版权基本都由前置于封二改为后置于封三了。而且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中还附有专为译书版权保护而发布的地方政府文告。如1902年,由教科书译辑社出版的《物理易解》,该课本在书的扉页印有一则清代官府告示,内容为“严禁盗版,违者必究”,现摘录如下:
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为出示晓谕:事据留日学生员陆世芬等禀称,窃生等在日本东京纠集同志创设教科书译辑社,编译东西教科新书以备各省学堂采用。业经禀奉南洋督部堂准派办处,转令所属学堂购用,现先译就中学教科书物理、生物、几何、代数、数学等凡六种,出版有日,惟恐书出之后,奸商等暗中翻刻以图射利,为此,禀请发给告示晓谕通属书肆,凡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各书一概不准翻印。如有违刊者,准予送请严究。并拟将告示刊入卷首以资敬戒。———光绪二十八年陆月十二日示。[45]
另外蒋智由《蒋著修身教科书》的版权页中,在“翻刻必究”字样上盖有蒋智由的私人印章,且明确印有“著述者、发行者、印刷人、印刷所、寄售处”。在宣统三年(1911)的印刷本中,笔者看见卷一的第1页到第3页整页印有《京师内外巡警总厅顺天府批准严禁翻印蒋著修身书》、《上海道告示禁止翻印蒋著修身书》、《天津巡警局惩办寄售伪版蒋著修身书事》的摘要等。中国教科书的现代化固然有传统内部革新因素涌动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留日学生编译(撰)教科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当然,单单强调某一群体而不是合力的作用,难以说清历史本相。而且,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由于时间的仓猝,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邓莹诗所编的《小学体操生理教科书》,因词不达意,曾遭学部批驳等。而且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也只能是发挥其阶段性的作用,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国外全盘引进照搬到更加强调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在学校中引进教科书的主体地位最终还是要被自编教科书所取代。但留日学生编译(撰)的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现代化乃至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深刻影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无法绕过的一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880147);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AA100187)
作者简介:吴小鸥(1969-),女,江西上犹人,湘南学院公共课部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石 鸥(1956-),男,湖南邵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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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