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其政治参与动机常陷入重重困境之中。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动机困境主要表现在动机不足与预期过高及一定程度的动机偏离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前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时代环境所决定的。要走出这种困境，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关键词：知识分子 政治参与 动机
彭庆军（1977--），男，湖南岳阳人，政治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
在绝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其感兴趣，主动关心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所占比例并不大。甚至在有着几百年民主经历、政治参与机会十分广泛的国家，政治参与者也绝非网罗了全体公民。应该说，对于大部分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而言，政治冷漠是常态。但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天生的历史责任往往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通常还是该国政治发展的发动机。无须赘言，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深深地卷入近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开启并引导了中国革命。有研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通过革命的方式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①]问题是在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几经反复，变动不居。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但尚不完善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倾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困境。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简要分析。
一、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动机困境的表现
用心理分析研究政治生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自弗洛伊德以来，许多政治科学家一直在考虑他的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学科之中。为了满足西方民主选举的需要，这种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上的政治心理学过多地关注个体投票等政治行为的心理动机及其影响环境。而对于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倾向的研究，则更多地留给了政治文化论者——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是其最典型的代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最为特殊的群体，其政治动机往往被政治心理学者和政治文化学者所忽视。因为政治科学研究几乎被英美学者所主导，而“在美国这样的相当世俗化的社会里，很少有知识分子的提法，美国的文化人很少对主义之类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引起社会的激动与呼应。”[②]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卷入政治生活不可避免，他们也确实有着比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更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治使命意识。然而，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却陷入重重心理困境之中。
（一）动力不足
一定的政治行为总是一定的政治心理因素驱动的结果，这种政治心理驱动因素就是政治动力。它是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美国行为学家K.卢因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中各种有关力量作用的结果，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B=f (P, E)
其中B是个人行为的方向和强度，P是个人的内部动力、心理特征，E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③]也就是说，个人的行为是个体特征和所处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只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个体的内部动力、心理特征也是最主要的变量之一。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理应比别的阶层更加关心政治，也有更多的资源参与政治生活，但从现实政治生活来看，他们普遍动力不足，政治冷漠也是他们的心理常态。政治冷漠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内部动力严重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1、失望心理。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内部动力不足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政治参与普遍存在失望心理。因为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自认为承载了历史的责任与社会的良心，因而现实总是难于人意。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甚至极端地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④]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对派”，但现实政治很难满足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大部分在传统的“超越”与“介入”之间暂时选择了“超越”。
2、缺少安全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感的需要是人类除了衣食住行外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自建国以来，新中国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提供了众多的渠道。在建国初年，许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重要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有过亲密的合作。但随后的“反右”运动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沦落政治底层，变为“臭老九”，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创伤，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仍然心存余悸。有研究指出：“这种曲折经历，造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矛盾态度，即一方面，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责任感，有参与政治的渴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惧怕政治，对一些形式主义的政治运动感到厌烦，甚至宁愿埋头业务，不问政治。”[⑤]
3、个人疏离感。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大的同质性，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产生了较大的分化。他们很难作为一个共同体采取集体行动，而整个政治体系又不可能将每个知识分子都纳入其中，能经常介入政府咨询与决策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生活逐步疏远，个人疏离感由此产生。这种疏离感的产生直接表现为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不足。
总之，尽管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不断增多，他们可供利用的资源也不断增多，但总体上看来，他们对于政治参与持保守态度，内部动力严重不足。
（二）预期过高
一定的政治行为总是有一定的政治预期的。与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相比较，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政治预期。“知识分子”是一个内涵宽泛而难以界定的概念，他们不单独构成一个阶级，却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与历史责任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将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是西方主流学者所认为的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他们对政治常有一种过高的期望。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一般具有更多的功利性目标，而对知识分子而言，更多的具有理念性目标。
当前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过高预期主要表现在对于改革寄予过高的预期。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更为困难。而改革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而言，恰恰是“催化剂”而不是“替代品”。[⑥]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知识分子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心理与呼声就越强烈。现实的改革步伐总是落后于知识分子的普遍预期，这也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政治失落感的缘由之一。
知识分子的这种过高预期事实上是由知识分子的本性所决定的，否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由于观念执著而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感，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能实现，但他总是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⑦]亨廷顿也认为，知识分子通常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⑧]因此，知识分子总是被人讥笑为“眼高手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政治参与的心理困境。
（三）动机偏离
动机是行为的必备条件，没有动机，就不会产生行为。英国的G.沃拉斯以人的冲动本能来说明政治行为，他认为，人们介入政治活动的动机包括情感的本能、财产的本能、战斗本能、怀疑本能、好奇本能以及出人头地的愿望。[⑨]政治心理学家斯通将人们参与政治的动机称为能力动机，根据行为的目标可以分为成就动机、交往动机和权力动机，其中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是最主要的。[⑩]可见，推动政治行为的政治动机是社会需要或社会动机的组成部分，它以自然需要或动机为基础，但又高于自然需要或自然动机。社会需要中的绝大部分，如情感、社会交往、地位、成就等等，都与政治动机密切相关，但最引人关注的是对权力和成就的需求，即权力和成就动机。[11]
追求权力是政治参与的正常动机，罗素甚至认为，权力欲是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最主要的欲望，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最基本的概念。[12]但如果单纯地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就会陷入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此，我将其称为动机偏离。在一个民主机制运行良好的国家，政治竞争者通常具有开放的心态，追求权力不是单纯地为了权力本身，而是把它作为成功的一个具体象征。事实上，权力所带来的荣誉感与成就感大大高于权力本身，成就动机更大于权力动机。
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创立和传播一定的政治理论与主张，推动政治发展。如“市场经济”、“法治”等都是由知识分子率先提出的。他们还可以通过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组织，以咨询等形式广泛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与执行当中。然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下，权力所带来的远不只是荣誉与成就，它还有更多的附加值。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政治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重要性，因而，在政治参与方面，“信念式”参与越来越少，而“分配性”参与越来越多，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指责也越来越多。这事实上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动机偏离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偏离追求权力所带来的荣誉感与成就感，更加看重的是权力作为社会财富与价值的分配手段的巨大作用。
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动机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心理的内在困境。钱穆在分析“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时的知识分子时指出：“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13]钱穆先生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仍然在继续。
总之，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他们一方面担心没有知识的政治权力极易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又没有单独执掌权力的能力与愿望。一方面避开政治权力，一方面又对政治权力寄予厚望。一方面希望通过影响政治权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又抵制不住政治权力本身及权力附加值的诱惑。因而总是陷入重重心理困境之中。
二、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动机困境的成因
政治心理是客观事实作用于主观大脑的反映。一种政治心理的形成离不开客观环境的作用。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动机困境是当前政治参与的客观环境所致，这既包括人文环境，也包括体制环境与时代环境。
（一）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帝制中国时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三者往往是合一的。一方面，知识分子与地主、官僚的合一促使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支配集团的政治角色，他们所代表的是“政统”，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倾向——“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仍不失知识分子的本原角色，他们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载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因而具有一定的批判和抗议精神，这就是他们的“道统”。[14]因此，传统帝制中国下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同时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升华。这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15]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人文精神始终以“道统”为核心，致力于以学术领导政治。有学者研究指出：“站在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宏伟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鲜明地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16]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高估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道统”的作用。由于传统知识分子与帝制官僚身份的合一性，这就使得他们只要仍旧管理政治事务，他们作为官僚所代表的“政统”与作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就会产生内在的冲突，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道统”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守护者角色往往无法具有超越的意义，他们通常从积极的“入世”者变为消极的“避世”者。这就是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成功时是儒家，而失败时则是道家的原因。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对“政统”所发挥的制约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总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决定了其双重性格，一方面渴望参与政治，求得一官半职以实现“道统”理想；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王权的巨大压力，因而总是郁郁不得志。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读书人好像个个都是怀才不遇，急于得到明主赏识，一展抱负。所以，在退隐待沽时高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旦有人三顾茅庐，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7]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一方面积极地介入政治，维护、实现与传承“道统”；另一方面，一旦介入政治，又自觉难以维护和实现“道统”，有的甚至完全放弃“道统”。然而，无论是放弃还是固守，这一心理过程都是充满内在矛盾与痛苦的。
（二）资源困境
政治行为的发生除了必需强烈的行为动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资源。这正如伯恩斯所认为的“动机与资源”是权力的二个必备条件一样，参与政治也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有些事情我们有能力去做，但缺少动机——如买枪杀人……”“有些事情我们有动机去做，但缺少资源——如成为总统或议员……”[18]可见，对于政治行为而言，动机与资源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行为动机与资源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在很大程度上，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动机的强弱。
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大大拓宽，其所拥有的政治参与资源与一般民众相比则要丰富得多。虞崇胜教授研究指出，在新时期，党和国家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越来越畅通的渠道和越来越完善的机制：知识分子可以就某些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意向，影响政府的决策活动，部分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各级党政领导者的决策，争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入各级党政领导岗位，加入各种政党、社团组织等。[19]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发展的主要一面。但它在取得某些进步的同时，也体现出某些缺陷。
首先，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障程度较低。知识分子在人大、政协等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保障程度较高，但在政治监督和民意表达方面则相对缺少具体的制度保障。体制内知识分子参与较多，而体制外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参与机会。由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是批评与监督，而是对策研究与政策宣传，因而很难保持“政统”与“道统”之间的微妙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互不信任与相互指责。体制内知识分子在主动“介入”政治的时候经常“动机偏离”，而体制外知识分子在批评现实政治时又期望过高。另外，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库”的作用的发挥也比较具有随意性，配套体制仍不完善。
其次，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自主性不强。知识分子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除了代表民意等“上行”功能以外，更主要的还有学习和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等“下达”功能。而且，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大部分身兼党政职务，“官员型”学者大大多于“学者型”官员，这就使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大打折扣。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作为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意见，进行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的主要阵地，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进行宣传教育的“喉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功能更为主要。 “在中国，几乎每一种参与体，都不单纯是适应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而建立的；或者说，中国的每一种政治参与体制，同时也是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的体制。”[20]而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性在于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发表独立见解甚至是不同政见，现有的政治参与体制没有为此提供较为宽松的渠道，这就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
总之，当今的政治参与体制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提供了较多的渠道，为少部分知识分子的“动机偏离”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制约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体制性资源对于许多真正具有“道统”意识的知识分子而言，就像一块“鸡肋”——啃之无味，弃之可惜。
（三）市场经济的冲击
每一个时代都会在每一个时代的人的思维与心灵上留下印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心理正处于“爱与痛”的边缘，这还是由我们这个时代所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特别是20世纪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分化加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处于分层化、分利化与世俗化这三大现代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之下，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人生观与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认识，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加剧，知识分子中除了极少一部分从事田野调查以外，他们大部分开始与社会大众相脱离。知识分子也会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但由于他们往往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失去紧密联系，因而提出的对策总是模糊不清、无关痛痒，让人确实产生不了激情。
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与使命感的冲击是致命的。市场化的过程事实上是全民功利化的过程。在当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其附加值的大幅升值，他们比一般大众拥有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参与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获利者。这就导致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功利的追求而忽视了历史责任感与现实批评功能。这诚如达尔所提出的：“如果你认为同可以期望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要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如果你认为没有你的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22]
现代化的过程还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世俗化过程加快。各种主义、理想、信仰等统统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功利考虑。当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在民众中得不到响应时，他们就无法“为生民立命”，甚至被民众所嘲讽。这就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地位的动摇。
总之，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知识分子的分化，他们逐渐把自己融化到专业知识领域之中，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与其他工种一样的一种知识职业。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却吞噬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
三、走出困境：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心理动机
钱穆先生在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所指出：“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23]时过境迁，知识分子能忘情政治的确有不少，但的确没有几个能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而又尚不完善的今天，知识分子应担当起何种历史责任？他们对政治权力又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这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一）术业有专攻：以理性心态看待知识与权力的适当分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专业化程度加快。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做到的。而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完善，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将会由越来越专业的政治法律人士担当。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适当分离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每个公民都是政治生活的主体，都无法脱离政治生活，也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生活。但有权利参与并不等于有能力参与。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一般不宜超出自己的专业限制。
在当代社会，每个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当然，这并不妨碍许多知识分子主动关心政治研究政治。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即使在一个公民参与非常广泛的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有限度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之一。林毓生在谈到中国的民主时指出：“民主的本意是自己做主，也就是在法律范围内大家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作决定。但在以民主当作目的的时候，在实际思想上，‘自己有权利作决定’却很容易滑落成‘自己有能力作决定’。”[24]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担当的。知识分子应以理性的心态看待这种知识领域的分化及知识与权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适当分离。
（二）“有为”优于“有位”：积极提供高质量的政治知识产品
知识分子出于天生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对一些社会公共问题及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建议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地发表更为专业的看法。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关心政治，更了解政治，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运用自己的知识优势，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政治知识产品，而不是专注于谋取政治权力及其附加值。
知识分子之所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与政治权力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步入仕途，其主要动机也非全在于政治权力，而是运用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比其他社会阶层有更多的资源影响政治，而这种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政治知识与政治智慧方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这是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内容与结构所致。通过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与政治行政官员事实上合为一体。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越来越细密，知识分子与政治行政官员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不断分离。尽管这种分离不可能非常彻底，但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连续知识分子与政治行政官员的主要是政治知识产品。因此，知识分子不一定总是要去争得一官半职——“有位”，应该积极提供高质量的政治知识产品与智慧——“有为”。
（三）“苍生”重于“权贵”：坚守“道统”高于“政统”。
建国前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政治而不能固守学术是历史的必然，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忘情政治是因为他们承载着历史的使命，投身政治不仅是为了获得权力与荣誉，更是一种道德使命。如今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情政治恐怕主要是不能忘情权力及其权力所带来的附加值。这种“动机偏离”将会使知识分子自身与社会大众产生对立。缺少知识的权力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但没有历史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掌握国家权力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知识分子关心、参与国家政治，应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还应从知识分子的本原角色出发，应谨记“苍生”重于“权贵”，而不是“以道附势”。这恰如余英时所说：“根据中国传统的理论，道统本当在政统之上；学术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25]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就在于他们坚守自己的信念而不为社会潮流所动。
总之，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恰如钱穆在六十年前所说：“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26]出于历史的责任感与社会的使命感，知识分子无法也不可能忘情政治，但“不忘情政治”的动机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历史条件下错综复杂。在现代社会，知识不能驾驭权力，哲学王不可能当国王；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控制知识。因此，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动机困境在一定程度仍将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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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②] 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4页。
[③] 转引自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页。
[④]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5页。
[⑤]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⑥] 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9-344页。
[⑦] 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⑧]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3页。
[⑨]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24页。
[⑩]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11] 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8页。
[12]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4页。
[13]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4页。
[14] 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5]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5页。
[16] 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7] 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8]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9] 虞崇胜，黄海蓉：《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动机、方式和特点》，载《学习论坛》2006年第6期。
[20]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21] 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22] [美]罗伯特·A·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36页。
[23]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页。
[2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5页。
[25]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26]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1页。
On the Motiv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
As a unique social group, the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motivataion of participation often falls into much difficulty. The curr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motivw difficulty of participation mainly displays in the insufficient motiviation, the aim is too high and the divation of movtivation of policial participation. This is decided in certain degree by the currentChina's social his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current age. To go out of this kind of difficult posi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must challenge it by the rational manner.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movitation
Biography:
Peng qingjun(1977--),male, Politics Doctor, the public adminsi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anagement school, South Central Univercity of Nation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