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注：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对中国产权改革提出质疑引发的讨论，对中国各领域、各阶层已经，并正在产生巨大的波动，发展成“中国未来道路究竟如何走”的大辩论。曹思源先生发来长篇文章，运用842个数据，全面阐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限於技术条件，本文中由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制作的大量图表无法原貌呈现，征得曹思源先生同意，只好删略，敬请读者原谅】
2004年8月前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在各种场合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质疑最初针对的是中国家电业几家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购买公司股份（MBO）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最後扩大到全面否定国企产权改革，要求停止国企改革，要求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要求重新搞中央集权，要求政府必须发展成大政府，从根本上扭转二十多年来“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
郎先生的质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据新浪网和搜狐网的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网民中，90％以上认为郎咸平说得对。据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4年9月6日北京、上海10名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支持郎咸平，并重新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要求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要求以国企出售为反腐败的切入点，严查其中是否有腐败现象。尔後，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部分法学教授、法学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的185名学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认定国企改革“存在着严重违反我国宪法和法律的问题”，要求尽快制订“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法”。另据报导，政府有关部门已下令全面停止国企改制中的管理层收购工作。
於是乎，以郎咸平先生的质疑为引线，诱发了一场对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大辩论。事关各行各业的改革大局、亿万民众的所得所失，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郎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他说：“现在国企的经营绩效按照我的调研，看起来并不比民营企业差，因此硬要把国营企业转成民营，理论根据在哪？”郎先生力排众议，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好”、“你说民企好，拿数据来。你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你怎麽知道没有效率？拿数据来说话。”
郎先生口口声声要数据，想来他是的确没见过。我这倒是积累了一些数据，愿意将其中842个数据拿出来供郎先生参考，同时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大家不难通过这些数据就竞争性产业中的国企与民企（或曰非国企）进行优劣对比，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这提供的数据都来自历年公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报刊资料。
一、所有制飞跃惹的祸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迅速实现了经济国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急剧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从1952年的41.5％上升到1960年的90.6％；在社会消费品总额中，相应时期则由16.3％上升到83.9％。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老百姓要为这种所有制“飞跃”付出空前惨痛的代价。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麽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则具体提出：“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後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於是乎各地便来了一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劳动似乎已经不再是谋生的必要手段，大家出工不出力。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磨洋工，这还不破坏生产力吗！从1958年到1959年，两年功夫就基本上吃光用光，1960年就开始饿死人了。饿死多少人呢？据统计，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人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刘少奇在党内一次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就是大刮共产风，消灭私有制。後来有水文气象专家对中国近百年气象资料所作的分析论证表明：1959年、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是百年未遇的好年景，风调雨顺。也就是说，连“三分天灾”都不存在的风调雨顺之年，却饿死了中华民族几千万优秀儿女！面对这惨绝人寰的悲剧，怎麽办？
当时大家心都明白，这是由於消灭私有制所造成的悲剧。直接把私有制请回来吧，脸上不好看，也过不了关，只好把窗户开个缝，从窗缝把私有制请回来。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紧急指示信以及随後几年的一系列文件，重点纠正共产风，提出恢复农民自留地，恢复和发展农民家庭副业、恢复和发展城乡个体工商业。以前没收的自留地又重新分了回来，张三可以种南瓜，长大了就能吃，就能救命了；李四可以种豆子，收了豆子就可以磨豆浆做豆腐，补充蛋白质。人们又回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常轨道上。由於部分地恢复了私有制，中国人民终於度过了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历史事实使我们体会到消灭私有制就是要了老百姓的命。这要命的历史经验表明的真理是什麽，就是“人间正道私有化”嘛！
二、发展速度对比
纠正共产风之後，所有制大跃进的热度有所下降，一部分私有制在1961年回来了。当时许多城市新办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个人出资的，实际上就是私有企业。但当时不敢叫私有企业，因为“反右”运动刚刚过去三年，私有制被批得臭臭的。不敢叫私有企业那叫什麽呢？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民办企业”。民办企业多了以後就形成了民营经济或民有经济，实际上就是私有经济。於是，民有经济从1961年起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复苏了。
从那以後，就出现一个历史趋势──国有经济一天一天衰落下去，民有经济一天一天壮大起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列了一个表，国有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当中所占的比重1960年为90.6％，而後一年一年往下降，依次为88.5％、78.3％、62.3％、54.6％……，1998年只占28.2％了；而非国有工业呢，从1960年的9.4％逐年上升，依次为10.7％、25.2％、30.9％、53.1％……，1998年上升到了71.8％！这就好像一个翘翘板，国有这一头原先很高，慢慢降下去了，而以私有为主的非国有经济，亦即民有经济的那一头则相应地翘上来了。这是工业部分，商业部分怎麽样呢？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同样是国有商业逐年下降，非国有商业逐年上升。这些数据用计算机一转换变成了一幅“国有经济日薄西山，民有经济如日中天”的趋势图。图中两条绿色的粗线表示民有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始终在往上走；那两条红色的细线代表国有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则日新月异地往下降。这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国企与民企发展轨迹的鲜明对比。（见图表1、 2）
[图表1]中国工商业国有、非国有比重简表
[图表2]中国工商业国有、非国有比重变化图
1999年之後，统计口径有了变化。《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了按经济类型划分的统计资料，只有“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之类的笼统指标。这是一个“二者之和”的指标，好比是全部男性与部分女性之和，而没有全部女性的人数，无法作两个整体之间的比较，只能对一个整体与一个局部作比较。即使如此，这种比较仍然无法改变国有经济下降、非国有经济上升的大趋势。（见图表3、4）
[图表3]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重简表
[图表４]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重变化图
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根据图表1和图表3，将1960－2003这四十三年漫长发展道路分作三段，列出下面这份简表来对比国企与非国企的发展速度。
[图表5]中国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对比简表
我们从图表2和图表4中，看见四十多年来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连续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节节攀升。这种现象在一个时时刻刻强调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难以理解。这显然并非政府的意愿，也绝不是什麽“反革命阴谋破坏”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侵吞国有资产”所致，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正是由於图表5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发展速度之差，导致二者相对比重此消彼长。国家所有制实在不能适应竞争性经济，使得国有企业成了扶也扶不起的阿斗，它的发展速度无论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後，无论是上个世纪还是新世纪，都比非国有企业差一大截，因而导致它的比重不得不从高居百分之九十的顶峰落到百分之三十的低谷。这就是郎先生需要看到的数据。
三、经济效益对比
据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所占比例如下：
1970年28.9％
1971年29.6％
1972年29.2％
1973年28.4％
1974年35.2％
1975年31.4％
1976年37.2％
1977年27.4％
1978年23.9％
1979年23.4％
1980年22.4％
1981年27.7％
1982年25.1％
此表揭示的严峻事实是，即使把政治动乱的那些年份抛开不说，我国多年来都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後来发展到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与微利。1991年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明亏1000亿元，潜亏800亿元，这一年亏损总额就达1800亿元。它比同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1151亿元还高出一半多！
有人说，光讲亏损不行，还要讲利润和税收，国有企业毕竟还是作了贡献的嘛！
好吧，翻开1994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第56页，我们看到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由1980年的90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944亿元，12年间增长一倍多，似乎很可观。但是，再翻开同年《中国统计年鉴》第231页便得知，这12年物价上涨恰恰也是一倍多。也就是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国有工业利税总额12年分文未长！
而同期，集体企业利税由149亿元增至616亿元，增长3倍；其他企业，主要是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利税由6.9亿元增至240亿元，增长34倍。这一比不就比出差距来了吗？
我们既比了亏，也比了盈，现在不妨再把盈与亏结合起来比一下。
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535亿元，亏损总额369亿元，亏损率（亏损总额与利润总额之比）为69％；同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437亿元，亏损总额100亿元，亏损率为23％。这就是说，国有经济左手赚100元的同时，右手就要赔出去69元，只能净赚31元；而非国有经济赚100元只亏23元，能够净赚77元，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
1990─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累计利润总额3637.3亿元，亏损总额2659.9亿元，六年平均亏损率为73％，经济效益已经是惨不忍睹了。可叹的是，这种盈亏相抵之後尚有些许净利润的状况，到1996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利润总额412.6亿元、亏损总额790.7亿元，盈亏相抵之後出现378.1亿元净亏损，相当於右手赚100元的同时，左手却赔了191.6元。众所周知，办企业就要赚钱；个别企业亏损可以理解，但整个算总账，所有的国有企业加起来是一个负数就不像话了。我们老百姓有一句口头语，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结果等於零。等於零就够惨的吧？可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这年头经营总成果不是等於零，而是小於零，怎麽交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有两大特点：高效益、高速度。而国企的效益和速度都比不过非国企，这怎麽解释呢？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马克思说的要大办国有企业；所以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老板，就被批评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越来越远。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42卷到第1卷翻来覆去找，找不到一句马克思说要大办国有企业的话。当然马克思没说过的你也可以干，可以创造，但是何必诬陷是马克思说的要搞国有企业，搞得不好就怪马克思呢！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25亿元，亏损总额攀升至1150.7亿元，盈亏相抵之後的净亏损高达625.6亿元，相当於每赚100元的同时，赔出去219元。（据200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不知是何缘故，中国统计年鉴後来只公布利润总额，不再公布亏损总额，使天下人难以对国企进行直观的盈亏比较研究。从1998年开始，统计年鉴公布了一个新指标，较为复杂，叫做“总资产贡献率”。它以利润总额、税金总额、支付利息之和为分子，以年资产总额为分母。所计算出的百分比，除了没有显示亏损情况以外，还是有一定的综合性。它能体现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能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见图表6）
[图表6]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比较表
从图表6可见，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历年都低於非国有企业，同时也低於全国总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在这个综合性指标中，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全低於非国有企业。郎咸平先生要我们拿数据出来说话，现在数据已经摆在这，请郎咸平先生认真加以研究。
四、经济效率综合对比
按199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制作了两张国企与非国企经济效率综合对比表。第一张表反映工业总产值占用资产情况；第二张表反映商品零售总额占用资产情况。（见图表7、8）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我这只分析图表7，而图表8同理。
[图表7]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用资产情况比较表
[图表8]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占用资产情况比较表
图表7有138个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尖锐。
第一，全国工业部门的资产合计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远远高於非国有企业，最少的年份高出12个百分点，最多的年份高出近38个百分点。
第二，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结构中，情况则相反。国有企业的比重低於非国有企业，从低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一直落到低25个百分点。
第三，以上两类指标在2002年有个简明的综合：国有企业占用60％的资产，只实现了40％的工业总产值；而非国有企业只用了不足40％的资产，却实现了将近60％的工业总产值。大体上是个“倒六四”的关系。记住这个“倒六四”，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效益、活力和发展前途，就一目了然。
第四，从每百元资产实现的工业产值来看，非国有企业每年都在100元以上，而国有企业除了2003年之外，历年都在50元以下。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率之低，一目了然。可惜像郎先生这样关心国有资产的人，竟然就没有看见！
第五，从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资产的金额来看，国有企业每年都比非国有企业多一倍以上，这可是一项惊人的浪费！如何惊人，且听下面分解。
第六，把单位产值占用资产这个指标中，国企比非国企多占用的数值，乘以国有工业总产值，就得出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多占用的资产合计。这个合计数值竟然每年都在4万多亿元以上，从1998年多占用4.15万亿，到2004年多占用4.98万亿！真是不算不知情，一算吓死人。我们不知道郎先生在这个数据面前是否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
第七，为了使郎先生和其他朋友了解每年多占用4万多亿元资产是何等惊人的浪费，我斗胆再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拿出几个现成的数据来对比：
1、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共计18904亿元。这就是说，如果国企改制工作能够比目前多走一步，只要有38％的国企成为非国企，它少占用的资产总计就可以使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翻一倍！我们常听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朋友说，国家有心办许多好事，可惜就是缺钱。既然缺钱，为什麽偏偏还要不断地向国有企业这个无底洞扔钱？如果能通过非国有化，把扔钱行为减少一半，经济效率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支出减少了，许多好事就应该能办了。
2、2002年全国各类企业、事业、机关职工一亿多人的工资总额为1.3万亿元。也就是说，单是国企一年内多占用资产这一项所浪费的钱，就是全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所有职工工资总额的三倍还多。这些钱给谁不好，为什麽偏偏要拖延改制而把钱往臭水沟扔呢？！
3、2002年国家财政拨给各类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经费为3491亿元，国企浪费金额哪怕减少7％，也足以使国家教育经费翻番，使4亿多各类在校学生欢欣鼓舞。
4、2002年全国共有42万多所小学，国家所拨教育经费不过1164亿元，国企改制工作如果能少受一点干扰，多迈一小步，浪费金额减少2.3％，所有小学的经费就可以翻番。那时侯，一亿多小学师生脸上的笑容会是何等灿烂；或者也可以换一种分配方式──把这一千多亿元，一半用於增加现有小学的经费，一半用於增办希望小学，那麽希望小学之花还不开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每一个乡镇吗？
5、2002年国家财政用於各种抚恤支出、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救灾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共计372亿元。如果国企改制少一点点反覆、多一点点进步，国有企业浪费金额仅仅减少0.7％，便足以让国家抚恤和社会福利资金增加一倍，这会使多少灾民减少痛苦、多少老干部获得慰藉，使人民共和国增添多少光彩！
五、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东欧八国、亚洲四国（包括中、朝、蒙、越）陆陆续续建立了国有经济体系，其他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或长或短地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经济。可以说，二分之一的人类先後花了八十多年的时间做了一个大办国有企业的试验。试验结果，除了新加坡这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国家之外，基本上都失败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新加坡除外，暂且不论）或迟或早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将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这一场大试验、大反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已经告诉我们：由於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代理链条过长，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生命力，因而普遍效益低下、浪费惊人，不可能凭其自身力量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二分之一人类花了八十多年大办国有企业的试验已经失败的结论，环球皆知。可是有些人却硬是不承认这个结论，还要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去犯重覆性错误，显然是大多数公民和公仆都不会同意的。有谁喜欢继续背着低效率的国有制包袱步履蹒跚呢？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於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那麽，非竞争性领域中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保留呢？答案是肯定的，主要是限於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
华夏子孙、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共同尊崇的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结果怎麽样？当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杰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如今前苏联、东欧，以致於西欧、日本的非国有化潮流，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合理性上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顺应了这种经济潮流，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便是明证。可惜的是，由於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非国有化改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步时就带上了一个“只干不说”、“不争论”的紧箍咒，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理论与改革宣传，以致於无论改革取得多大的实际成就，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任何一个反潮流的英雄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非国有化或民营化，勇敢地保护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这种反潮流精神居然还有点短期效用，能使中国经济改革的列车发生颠簸、出现曲折，导致暂时的反覆。所有制改革放慢的结果，只不过使亿万人民以其血汗创造的宝贵社会财富在国有制运行中经受更多的消耗。当这种不必要的代价付出得太多太多的时候，广大公民和他们的公仆忍无可忍，总有一天要站出来采取顺应潮流的行动，反潮流的英雄们终将难免泪满襟。
为了使改革事业尽可能少走一点弯路，少付一点不必要的代价，我这还愿意从现代国家原理方面，向那些对於非国有化改革心存疑虑的朋友阐明一下国有经济的历史局限性。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为公民服务，做公民需要而自己又干不了的事。凡是公民在民间社会能够干得了的事，诸如办公司等，均无须国家越俎代庖。
国家要为公民服务，当然需要一定的办公经费；同时在精干的原则下，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公务员队伍，也要为公务员提供相当的薪金与福利。这些钱从哪来？主要从一个途径来，那就是纳税人向政府纳税。政府收税有三个作用：一是维持国家机构的运转；二是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三是调节贫富悬殊，保障社会的公平。
按照公民与公仆关系的基本原理，公仆为公民办事所必需的经费由纳税人提供，公仆不应自己再去做买卖赚钱。如果作为公仆的国家机关也去千方百计赚钱，那就走了斜路。在竞争性领域办国有企业，与民有企业竞争，就是与民争利、与纳税人争利，完全不合理。
为了把这种不合理搞清楚，我们不妨打个浅显的比方。一家私有的张记饭店的张老板雇了一位姓刘的采购员，并预支了一大笔钱给他，可是小刘不认真做本职工作，却用张老板给的钱在隔壁开了一家刘记饭店，与张记饭店竞争。小刘挪用老张给的钱去与老张争利，赚了钱归自己，赔了本则要老张再给钱，以弥补不足。你说，这合理吗？老张还不趁早将小刘解雇了事。
同理，作为公仆的国家机构，将公民缴纳的税款不用於前面所说的服务工作，却挪用於办国有企业，与公民争利，是严重违背国家职责，属於必须革除的弊端。
此外，在国企与私企的竞争中，国企有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和其他许多行政资源作背景，必然形成不平等竞争，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
总而言之，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之所以能在世界形成潮流，在中国形成潮流，并非“一小撮阶级敌人”或“敌对分子”神通广大，而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具有经济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正因为如此，这种时代潮流谁也无法阻挡。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就在於它与时俱进、顺应潮流。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进程是不可能被某些反潮流英雄所中断的。
2004.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