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译完王元化先生的大文《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就从上海友人长途电话中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不禁哀伤不已，深悔自己在近年蒙王先生不弃，时时提及，却没有去拜访他，向他请益。只有在三月底到上海开会时抽空到医院探望一次，看到王先生在病床上虽然精神奕奕，但声音微弱，未敢多谈，半小时后就匆匆告辞，希望暑期再来看他。不料却成了永别。
我想不少王先生的朋友、学生、学术界的同行和仰慕者都有和我类似的感觉，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造诣和影响，可能只有在今后才能逐渐显现，因为王先生一向不曲学阿世，始终保持一己的独立自由人格，所以他不喜欢那种随波逐流的人，更不只一次痛斥故意“弄潮”的媒体和某些知识分子，所以他在这篇《答客问》中说：“……报上披载不少号召继承‘五四’的文章。有的文章企图造成一种声势，引用了所谓‘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喜欢它那种带有威胁的口吻，况且潮流也不是都趋向光明和进步的。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和反，是和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那不肯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呢？”（《沉思与反思》第46—47页）
这几句发人深省的话，我读之再三，特别是内中那句“况且潮流也不是都趋向光明和进步的”话，更令我掷章三叹。
王先生是所有我认识或读过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最能彻底反思的人。试问有多少人能够直面过去，承认自己过去观点的偏差而作深层反思和修正？这是真诚学术人格的表现，他的这篇《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就是一个最佳例证。文中问的人一半是他自己，而且在自我拷问和自省之后，不惧时下“主流”观点，批判五四传统中的一些重大缺失，如“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我觉得文中批判得最发人深省的一点是五四传下来的那种自以为拥有全部真理，不许讨论，不容反对意见的霸道思维方式和论述，并以真理自居来挞伐异己的心态。王先生在另一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就曾仔细分析陈独秀如何批评这位观点较平和折衷、但并不保守的《东方杂志》编者。此文也正由另一位美国学者译成英文，连同其他两三篇文章，由林毓生教授主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为译者之一，深憾此书未能即时出版，得以呈交王先生亲阅。
海外学人之中和王先生交往最深、了解也最深的人是林毓生，林教授也必会写出更有份量的学术文章来纪念他。因为王先生学贯古今，在中国国学方面功力尤深，我们后来的学者同行和晚辈在敬仰之余，应该对他的学术作更深广和更多元的研讨，也可以由此反思自己而不故步自封。
王先生在文中又说：“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提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沉思与反思》第33页）。这句话看似简单平凡，却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讽刺。王先生说：卅年代以后“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第34页）但他还来不及说：也只有像王国维和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不会盲从，王先生自己更是如此。
我在悲痛之余，立刻草成此篇小文，来纪念他，不成敬意。
200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