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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的一本社会学著作《现代社会冲突》（1988年出版）却充满了哲学的睿智，既耐看又好读，是一本我很喜爱的书。达仁道夫在论述1917年的俄国革命时，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轨迹，诱使你去进一步了解他抽象谈论的东西背后，究竟蕴含着一幅怎样的历史具象，结果我推开了一扇窗户，大开眼界。
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与其他邻国相比，虽然不能说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在社会层面却也有了某些历史性进步，这要得益于俄国历史上几位很有作为的沙皇，尤其是17-18世纪被称之为第一个面向西方、并致力于改革的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现代史是从彼得大帝启动的社会改革开始的。
在彼得大帝统治俄国之前，俄国错过了促成西欧革命式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欧。1697-1698年间，彼得大帝率领使团到西欧考察，认识到如果拯救俄国只能走西欧现代化之路，遂决定在国内推行改革，自此，俄罗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进程。
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运动推动下，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门被打开，一个封闭的社会第一次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外国人第一次来到俄罗斯，在较为自由的条件下旅行；彼得大帝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促进了经济技术现代化；他建立了第一支国家军队，发生了与西欧的征战，一直打到一个不冻港，把俄罗斯首都从内地的莫斯科迁移到了这里，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非俄罗斯风格的名字：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的改革迅速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长为即使发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强国，自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一部分。
如同世界上很多改革家一样，彼得大帝具有一种先天的或者说他所无法超越的局限，这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他没有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及时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始终是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就是说，彼得大帝试图在保留传统独裁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同时，使国家更强大或更有效率。他所推行的改革也没有触动俄罗斯人精神和文化的基本结构，直到1710年，在彼得大帝的军事规则中还有这样的条款：“沙皇陛下是绝对的君主，他不需要向世界上任何人解释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作为一种历史必然，彼得大帝于1725年死后，他“向西方敞开的大门”马上就因为王朝的纷争而紧紧地关闭了。
彼得大帝坐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良机，从而为后代埋下了不安的种子。这些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当中，一有机会就会生根发芽，成长为奇异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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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可能保证俄罗斯永远拥有彼得大帝这样尽管很不彻底但是锐意改革的统治者，在随后没有彼得大帝的300年时间里，由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进程虽然时断时续，后继沙皇和贵族集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们同样没有突破曾经局限彼得大帝的那些藩篱，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关于现代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究竟代表进步还是破坏，仍然是一个被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没有持续10年以上，总是重新被独裁者粉碎。
害怕失去统治权，害怕民众，更是成了统治者解不开的心结。俄罗斯被沉重的自身所拖累，走得十分辛苦。无情的是，历史不可能停下脚步等待俄罗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民主与自由核心价值观的鼓舞和推动下，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再次把俄罗斯远远甩在后边，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剧烈变化。庞大而羸弱的俄罗斯终于遭受了致命一击——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俄罗斯被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打败，随后又分别在1870年和1905年被土耳其和日本打败。如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一样，面对严酷的历史惩罚，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开始痛心疾首地指陈这个国家反动的独裁专制和无所不在的政治腐败，提出了一系列实行社会改革的激进主张，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多，国内矛盾空前激烈。
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历史上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沙皇，正是他于1861年发出了解放农奴的指令，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改革，第一次使俄国的法律接近于欧洲的法律（例如第一次引入了陪审团裁决），他甚至由于以建设性方式对待社会问题而被俄罗斯人称之为“解放者”、“改革家”。但是，这个坐在专制制度最高宝座上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同样是他，亲自下令对主张和试图改革的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深知亚历山大很难——在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时期，他同时受到左右两翼极端分子的批评：右翼分子认为他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而左翼分子又认为他过于保守，没有为俄罗斯带来足够变化，他的确很难，但是所有这些“难”都难不过他内心对权势地位的迷恋，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这些“难”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内心之难是难中之难。结果怎样了呢？结果是：“解放者”和“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竟然于1881年遭到了激进恐怖主义组织的谋杀。这次谋杀事件使得俄国再次陷入到保守的独裁统治之中，一直延续到斯托雷平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罗曼诺夫王朝于1906-1911年间重新开始新一轮土地改革。斯托雷平同样没有改变历史洪流的流向，一切应当发生的都在陆续发生，结果又出现了结果：斯托雷平于1911年遭到暗杀，俄国再次陷入到混乱、反动和残酷镇压的梦魇之中。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怀着对左翼力量的报复心理站到了保守的反改革立场上，秉承并加强了由沙皇控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的、镇压的专制体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旗帜在飘扬，但是它已经沦落为维持独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没有任何真实可信的内容可言了。
如果有人问：事情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回答将是一句反问：事情怎么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呢？要知道，民众与独裁者所言的改革往往南辕北辙，虚假的改革既是独裁者的本能，也是独裁者及其周围的利益集团进行所谓“改革”的固有程式——用国家权威来恫吓民众，使其服从，然后按照独裁者意志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进行并不触及统治根基的所谓“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命中注定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无法形成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的19世纪初期，一个名叫本肯多夫的秘密警察总长曾经断言：“法律是为被统治者而不是为统治者制定的。”（这让我想起我们老祖宗的训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见解甚至构成了俄国文化传统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即认为一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国家不是靠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维系，而是建立在社会道德观念之上的。既然这样，你还不能想象在以人民利益为由的改革进程中为什么总是伴随着对民众的剥夺与迫害么？当国家机器成为独裁者以极端方式残酷镇压任何形式政治主张和政治反抗的利器的时候，你对统治者倡导的那些所谓的改革又能够抱有多久的热情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时候照耀历史让人们警醒，有时候它又会在另一个地方辉映和复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图景，让人唏嘘：沙皇的改革与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甚至从两者中看到了相同的内容——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相同的路径和结果——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沙皇和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不同的仅仅是流血的方式：在中国，慈禧太后1898年9月发动政变，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改革主张全部被废除，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告失败。
奇怪吗？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历史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逻辑演进和发展的，而历史的逻辑通常又极为无情，当我们唏嘘于那些为改革而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时候，实在不应当觉得出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才最终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是由历史决定的，独裁者同样如此。
那么，独裁者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此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历史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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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
我们已经说过，俄罗斯历经300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的根基，到了这个时候，它非但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反而成为了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是一个由沙皇控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的、镇压的专制体系（沙皇即使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仍然宣称其统治来自于神授），虽然也曾经有过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的尝试，但是这些改革犹如前面所言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往往“走一步退两步”，把付诸实施的改革宣布为无效。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社会制度，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公开或者隐秘的斗争。这个庞大而羸弱的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危机，而统治者应对危机的本能方式就是对民众要求的更严厉抵制和镇压。作为必然结果，1905年到来了。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几千名产业工人为了反对工厂主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前往冬宫广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沙皇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沙皇尼古拉二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他必须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他出于本性选择了反动，悍然密令坚决驱散一切游行请愿的人群，万不得已就开枪镇压。游行队伍受到了游行者们即使被全副武装的军人的拦截和阻挡也不相信士兵会向俄罗斯同胞开枪，他们甚至认为沙皇是愿意倾听他们声音的，所以坚决不后撤，得到沙皇密令的军队开始了肆意屠杀。这次血案导致1000多人罹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流血的星期天”。
既然沙皇不远对和平请愿做出反应，而是选择暴力屠杀，那么，更大范围更具规模的革命当然也就在酝酿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话题——野蛮屠杀激起人民革命浪潮持续高涨，罢工运动蓬勃开展，全国一半以上县份爆发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全俄各行各业有200多万工人卷入了政治罢工浪潮……正如任何社会革命一样，革命的不同参与者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在工人所要求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更多的工资之外，又有了贵族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利、农民所要求的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所有这些要求构成了“革命”的实体，虽然它以后还会暴烈，但是至少在革命时期，它是坚固的有战斗力的。这个实体产生的共同要求就是建立更具有代表性、更有反应的政治机构，因为只有通过新的政治机构，他们的要求才会得到体现。
尼古拉二世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得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尽管这样，沙皇仍旧不允许真正有代表性的或者扬言要对其权力加以限制的立法机构的存在，因此，必要的变化虽然反复被暗示，但是大都没有变成现实，相反，1907年6月3日，尼古拉二世出尔反尔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再次加紧了对于民众的控制，人民群众仍旧遭受政治压迫，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尼古拉二世模棱两可的姿态显然无法缓解革命的压力，反而使其进一步淤积了起来，导致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君主政体更大的反抗，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乃至于刺杀行为时有发生，革命潜势在这个国家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加剧革命复杂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给已近爆炸的国内局势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月份开始。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已经众叛亲离，从最亲密的臣僚到武装部队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到最后，沙皇失去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持，除了退位已经别无选择，被迫于1917年3月2日退位，知识界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政治团体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满足人民的要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扩大了立法权与公民权，答应对政治犯进行大赦，等等。但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在大致相当于俄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时较为软弱相类似，克伦斯基政府也无力解决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候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应，即要求增强权威主义的社会控制，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革命迅速滑向第二个阶段。
临时政府的软弱和缺乏果断性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却组织良好的少数人团体，但是列宁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迅速地进入了历史，呼应了民众继续革命并期望恢复秩序的愿望，在11月7日的政变中顺利夺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此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囚禁于叶卡捷琳堡，后来，据说是列宁下令枪杀了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历史在谁也没有料到的地方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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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作为一般规律描述了社会历史发展逐步累积动力，直至最后发生溃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绞结，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势，真的犹如一场戏剧。
革命之前，政府沉湎于它僵化陈旧的统治特权，统治者经年累月压迫人民，蔑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导致出现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才会被动地进行改革，然而为时已晚，统治者失去了最宝贵的时机，人民对它已经忍无可忍，它失去了合法性根基，没有人再相信它了——所有这一切均是必然性之结果。
“冲突能量的聚积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火星——被动的政治改革引发的希望的火星、社会动荡引发的焦虑不安的火星、在错误的时间由枪声引发的愤怒的火星——整个社会就会轰然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开始动摇，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支撑它。”（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火星即为偶然性，具体到1917年俄国革命来说，火星即为布尔什维克，火星即为列宁。
不彻底的改革也许可以缓解某些社会矛盾，但是它同时也在为革命创造着条件，改变社会群体的结构，导致了社会新阶层的出现——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社会已经有了虽然人数较少但是有文化的工人阶层，他们具有明确的意识抵制恶劣的工作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教师、律师和可以称之为“亚阶层”的青年学生热心社会进步事业，对自己缺少权利或者说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现代政治进程依赖于感到愤懑；社会经济发展还造就了十分贪婪的资产者，他们希望最大程度从国家那里得到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启蒙了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贫困根源在于贵族阶层和贪婪的国家（国家将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大量出口换取实现现代化急需的资金，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极少）对他们没有止境的盘剥。
1905年的革命实际上仅仅是大规模社会革命的预演，它向统治者表明：真正的政治改革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愚蠢的尼古拉二世置若罔闻，虽然做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比如承认有限的公民权利，允许选举性议会杜马成立，但是他仍旧想对公众进行严格控制，杜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什么作用也不起的空壳。这种虚伪姿态非但没有纾缓1905年革命的社会压力，反而使它进一步加强了。这就是说，旧制度已经在战争失利、经济衰败和民众的不满和敌视的重压下失去根基。列宁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正确地指出：俄国社会犹如炸药桶，它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以了。
布尔什维克准时点燃了导火索，俄罗斯社会爆炸了。昨天的叛逆成为今天的激情，昨天的激情成为今天的叛逆。人们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一个闻所未闻的前景激励着他们：他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切以往神圣的东西都溃解了，一切以往坚硬的东西都变成了流体，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弊端都将得到消解，革命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达仁道夫慨叹说：“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呀！”
不要以为达仁道夫沉湎于这种历史生活之中了，事实上，他是把这次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来看待的：随着岁月延续，革命的政权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新的统治者再次回归到旧的统治者的老路上去，人民继续积蓄不满，社会再次进入到紧张状态……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延展，一直到了当下，一直到了今天。
于是，达仁道夫就像进入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那样进入到了1989年的苏联、进入到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连锁反应的东欧各国……他以无可辩驳的论述证明，1989年的苏联与1917年的俄国处在完全相同的境地，不同点仅仅在于，点燃1917年革命导火索的是列宁，他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点燃1989年革命导火索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摧毁的是1917年革命的成果。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让你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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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仁道夫这本20万言的著作中，我总是能够听到温斯顿•丘吉尔“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那番妙论，总是能够感觉到偶然性像飞来飞去的精灵一样穿梭于历史时空之中，一不小心就造就出一段历史——我们无法说出这段历史是必然性发展的结果还是偶然性精灵的创造，换一句话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某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呢，还是所有稻草压死了骆驼，总之是：骆驼死了。
假如尼古拉二世地下有灵，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是后悔自己没有尽全力推进改革，导致他和他的全家死于必然性？还是怨恨谁也没有料到的角色——列宁——登上了历史舞台，导致他和他的全家死于偶然性？我们无法知道了。
假设能够对这个可怜人说些什么，我会说：偶然性与必然性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切发生的都是必将发生的，悲剧在于你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结局，那可怕的结局。不仅是沙皇，即使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也未必知晓看上去很明白的事物——比如列宁，他知晓他的革命会导致斯大林主义肆虐俄罗斯，给这个伟大国度造成空前灾难吗？他会知道70年以后他所创立的苏联会崩塌瓦解为一片瓦砾吗？他肯定不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是历史本身在创造历史，人，即使是很伟大的人，也不过是历史手中的一件道具。
(2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