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一国家让步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一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认同（identity）与归属（belongin）之间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差异。将从属于一个民族视为一种良性力量的现实性究竟有多大？毕竟，民族一国家与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种公民的整合机制，但民族主义却会变得十分好战，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已经导致了许多毁灭性的冲突。
民族主义中那些容易导致纠纷的因素当然并不会消失。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完善的是一种更加具有世界大同色彩的民族观。这种世界大同主义是消再各个民族一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可能性的理由和条件。“强国”曾经是为战争作好最充分准备的国家。在今天，这个概念的含义必须得到改变：一个有足够自信的国家是接受对主权加以新的限制的国家。
世界性国家
民族一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欧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但边界的弱化也同样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只有当民族认同能够宽容地对待矛盾的心理或多样化的关系的时候，它方可成为一种能够发挥良性影响的因素。同时作为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欧洲人并且拥有某种世界公民的整体感的个体公民，有可能会把上述身份中的某一种作为自己的主要归属，但这并不会妨碍他们也承认其他的身份。排外式的民族主义则正好相反：民族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主义具有文化保护主义的特点，它认为自己的民族拥有一种“天命”，其不仅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且也使自己优于其他民族。但是，各个民族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命，而且所有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是“混血民族”。从其本性上讲，民族不是某种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且，不论它们与某些早期的族群共同体有着多么悠远的联系，各个现代民族都产生于相对而言较为晚近的历史中。它们都是由多样化的文化碎片重新整合而成的。
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摆出了同两种广为散布的关于民族和民主主义的左派观点进行论战的架势。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感情或情绪的产物，缺乏理性的内涵。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右翼的一种教条，其对左派价值抱着敌视的态度。米勒指出，那些坚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把民族主义看成了铁板一块，而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其实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民族性的原则”有赖于一系列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种有效资源；将作为某一民族的一员视作自我认同的要素的个人，不会承受错位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以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来保护自己的个人认同，以对抗那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体，置身其中的人对其他成员负有某种特殊的义务，而他们对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则不必负有这种义务。民族是一个自我决策的中心：民族应当发展演变成国家结构，在其中公民得以就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务自行作出决定。
由于某些其他特殊的性质，民族以一种特别的力量把这三者结合到一起：
民族不是志愿性的组织，而是其大多数成员均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共同体，这样，我们就与我什柏青同胞一起被捆绑到这样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中；而且，这些共同体……还认为自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延续的，所以，我们不仅对当代人负有义务，而且对过去和未来的成员也负有义务，当我们试图铸造能够包容多元主义和当代文化的易变性的民族认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民族性的原则。但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民族的观念能够与族群和文化多元主义兼容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保守的民族主义认为“一元的民族”必须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单一的民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且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使之免受文化污染。正像一位右翼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共同体的代价就是“圣洁、偏狭、排外以及这样的一种感受：生命的意义取决于服从以及对敌人的警惕，
自由论者所持的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某些左派人土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以此来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根据这种观点，民族认同并不具有高于其他文化主张的优先权。实际上，民族认同经常被认为是来历不明和人为建构的，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
文化多元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是，特殊的群体关系不一定会损害民族认同。个人和集体所拥有的许多忠诚感——比如对其邻里或宗教的忠诚感——都不一定会同民族归属相冲突。由于其内聚性，族群认同以及某种情况下的宗教认同造成了最大的难题。但是，当涉及到这些群体之时，彻底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很有误导性。族群认同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也不亚于民族认同。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在族群的领域，正像在民族主义的领域中一样，不存在所谓的纯种。而且，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恰好假定了那种它假装要摒弃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意图完全是值得赞扬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剥削被压迫群体。但是，如果缺乏广泛的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或者缺乏一种超越于任何特定群体的主张或不满之上的社会正义感，这一点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感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理解，而且，如果提出公平需求的群体拒绝认同他们所属的、有更多的人在其中的共同体，这种公子感就很容易大大降低”。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目前的社会趋势削弱了建构世界性民族的可能性。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碎片化难道不正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会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呢？
但是，碎片化并不能概括当前的所有趋势。在德国，原来的两个国家现在已经统一为～个国家，而同样的情况最终也有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部落文化”在某些地区和背景中正在逐渐衰落而不是增强。比如，北爱尔兰的种族冲突在欧洲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且，就在本人写作本书的同时，一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世界性民族是一个积极的民族；民族建构（n－tio building）在我们这一代应该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含义，以往它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其他民族对抗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正像科莱门。inda Colley）已经指出的那样，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主要是对天主教法国的敌视。今天，民族认同必须在一种合作的环境下维持自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高度的内聚性，而其他类型的忠诚也可以与之并存。这意味着，就像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民族认同的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其标示出了民族及其价值取向的独特性，但并不如过去那样视民族为当然。
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不列颠民族”（Britishness）便是这样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像政治思想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评论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通用国名的国家的公民。”许多人在说“英格兰”（England）时实际上指的是“不列颠”（Britain），而有时则正好相反。严格地讲，“不列颠”（Britain）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同干“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包括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人权力下放将强化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感，实际上苏格兰很可能会要求完全的独立。如果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法律措施产生了作用，那么北爱尔兰将同爱尔兰和英国两方同时保持政治上的联系。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英国有着大量的种族和移民来的少数族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它的殖民主义历史的遗迹。这种严重的异质性将挫败所有重新塑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的努力，但其本身却并非是一种障碍。毋宁说，它恰好体现了“世界性民族”的真正含义的一个方面。
移民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欧洲国家现在也比二十年以前拥有更多的异族人口。比如，德国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名义上并非如此。它的人口结构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急剧变化。1990年来到德国的移民是来到法国的移民人数的4倍，并且是来到英国的移民人数的8倍。德国在1995年接收了110万移民，而同一年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则只有72万。
移民问题向来都是滋生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尽管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往往可以给接受国带来许多好处。移民往往渴望工作，而且通常都比当地人更加勤奋。他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营造这种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成为消费者，由此创造而不是侵占了工作机会。正是可能导致憎恨或仇视的文化差异，对整个社会有一种激励的作用。
那些为了开放边境而在1985年《神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上签字的国家，正在呼吁拥有“对外边界”的欧盟成员国要更严格地巡查这些边界。在1998年6月，法国向其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上增派了警力，目的是阻止库尔德难民入境。德国也要求在意大利境内设置沿路边检站；它还对其与波兰之间的边界加强了控制。纵然如此，《申根协定》还是造成了来自南斯拉夫以及后来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逃亡者的大批涌入。
世界大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围绕着移民问题而产生了融合。对于一个处在某种全球化秩序中的文化多元社会而言，世界性的视角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世界性民族主义是与这种秩序相一致的民族认同的推一形式。德国甚至比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还要更为紧迫地面临着被迫对其民族认同进行重新审视的问题。它是惟一的一个在现实中被两极化世界一分为二的社会。在欧盟所有平等的成员国中，德国是第一个向欧盟让渡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权的，但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个国家也必须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塑造一种新的认同。
德国是在欧洲背景之下世界性民族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因为这个国家以官方形式否认了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目前，入籍是建立在血统、而非出生地的基础之上的。出生于德国的数代移民后裔仍保留着外国人的身份，而那些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却可以要求取得德国的公民资格。为了替实现世界性的认同扫清前障，需要修改国籍法和实现较大的文化转型。一个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备约束所有人的某些价值和公民乐于接受的某种认同，但是，它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一种温和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呢？就先前所谈论到的其他国家而言，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罢了。但是，如果全球秩序的性质是不断变化的，那么这～理想就不会距离现实太远了。英国国内关于“冷傲的大不列颠”（CoolBritannia）、以及“重新烙上标记的不列颠”（Re．5rabding Britai）的谈论，无论有多么愚蠢，都表明了对于民族认同在与其他认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积极塑造的一种认识。
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自私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各个民族与权力集团，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力裁判者。但这明显是一种自定义的理论。以这一方式来进行思考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将以这一方式来展开行动。两极化时代的终结，连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主权的性质。应当强调的是，全球化与国际化并不是一回事。它不仅关系到各个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关注各种事态的进程，例如打破各个民族界限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出现。那些面临风险与危机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需要以现实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现实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术语，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信念正在日趋陈旧。
世界性民主
新兴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性民族与一个更为宽阔的、再也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对外的”政治舞台有着密切联系。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和世界性的民主。现在，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都与关于国内政治、甚至区域政治的各种讨论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分离。有人说，世界的其他地区距离我们是那样遥远，而我们自己后院里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关于超越民族一国家层面之上的民主的观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罢了。在学术讨论中，“国际关系”学的存在早就已经将这种分离在形式上确定了下来，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恰恰正是“对外的舞台”。不过，在全球化秩序中，这样的区分是不具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说，世界正在从全球性统理不断地后退，而不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向前，两极化世界的打破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状态，而不是相互依赖性的加强。虽然承认“全球性的混乱可以避免”，但记者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仍坚持说，“随着千年的结束，……全球性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正在被播洒”。法国思想家阿兰·明克（Alain Mine）也曾经同样谈到过一个以充满大量矛盾、仇视和处于权力真空的灰色地带为特征的新的中世纪的复辟。
不过，上面的这些阐释与其说是对这个世界本来面貌的描述——它们事实上至今尚未如此——倒毋宁被视为一些非理想化状态，即现存各种实在的可能性的悲惨一面。例如，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在过去几百年之中死于战场的人，比先前的任何世纪都要多得多。如果将平民的死亡率包括进去的话，全世界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大约有一千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作战，此外战争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平民伤亡的人数比例还要更高：在死亡的五千万人中，士兵不足半数。据估计，另外还有五千万人在自1945年到现在所发生的其他武装冲突中丧生。新近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流血事件又使受害者人数增加了一百万。
这些最近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显示了战争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早期民族一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地区战争不同的。除了意外事故以外，在两极化时代里，大规模战争已经很明显地过时了。核武器的发明所改变的，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定理，即战争不再是外交的最后手段。外交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已经开始阻止战争，至少在核冲突的意义上是如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应当停止军备竞赛，就是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战争已经过时，而远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单方面的考虑。
关于在未来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的说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世界已经不再被划分为两大军事力量集团。国家之间的边界几乎无处不是由国际上的一致意见来加以确定或达成一致的。在一个信息时代里，地域对于民族一国家的意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知识和竞争能力比自然资源更具有价值，并且主权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或者变得多样化。民主正在变得更为广泛，并且，在关于民主并不会与战争同行的观念中，确实隐含着真理。而最终，整个世界比从前的任何时候——包括19世纪末的那段时期——都更加紧密地相互连接在一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统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二者已经在实践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市场的波动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之下，在全球层面上运作的合作性机构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在本世纪初，有二十个以上的国际性政府间机构，以及一百八十个跨国的非政府机构。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数目已经达到三百个，后者的数目将近五千个。全球性治理已经出现，并且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
世界大同主义有“自下而上”的几种主要形式。各种团体——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总体上追求的是那些与人道有关的目标。例如，“大赦国际”遵循“严格的公正与独立”原则，以保证其成员国不会卷入它们本国的案子。非政府间组织采纳了集中的呼吁，召集了一连串的高峰会议，其中最重大的一次会议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与会代表达到了五万人之多。
全球化进程使权力从各个国家转移到了非政治化的全球领域。但是，正像其他任何社会环境一样——或者，由于其更大的普遍重要性而更有甚者——这一新领域仍然需要规则，即权利和义务的设置：“哪里有社会，哪里就应当有法律。”（UbiSOCllt1S，fbi ills．）
目前，在区域统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分。在区域层面，尤其是在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其他一些集团的形成过程中，相互合作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个机构中得到了增进。除了欧盟之外，还有非统组织（OAU）、东盟（ASEAN）、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xabStates）、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以及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它们都是那些从前存在着分离与冲突的各个国家之间社会与经济协作的实例。而另一方面，在真正的世界层面，现有的各个机构仍然是政府间的，它们的运作建立在各个国家达成协定的基础之上，它们几乎没有权力介入这些国家。正像那些与贸易和经济交流有关的团体（如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一样，联合国也明显地是国家间的一个联合体。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一开始是作为两极化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但在今天，它应当被看成是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呼应。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欧洲”这样一个实体，而是它发展出了一套既超越于民族一国家之上又直接下及到个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欧盟是通过欧洲各国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创立起来的，但它却远远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当然，欧盟也有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人就这样说过，如果它自己申请加入自己的话，恐怕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它不够民主。但是，即使就它目前这个样子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而且，它还可以直接在推广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正当欧盟在其公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它也正在失去广泛的群众支持。它直接促成了75％的跨成员国的经济立法以及50％的各成员国国内立法。但是，调查结果却表明大多数成员国对欧盟的热情已经不比从前了，只有两三个成员国的情况与此相反。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说欧盟缺乏民主，并且远离普通百姓日常关注的问题。但是，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来看，并假设欧盟已经更能回应公民的日常关注点，我们就会看到，欧盟的政治角色同它的经济角色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方面，它已经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组织。它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传统模式的开风气之先的统理形式。欧盟成员国具有强大的动力驱使其在欧洲背景之外或者之内像世界性国家那样来行动。
荷兰工党1994年《竞选纲领》的起草人约斯·德波斯（Jos de Bens）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考察欧盟之未来时应当避免三个陷阱：
压力型思维模式：全球化意味着欧盟必须屈从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压力，而不是尽力独立地影响它；希望型思维模式：一体化市场、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将自动地推进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世界末日型思维模式：欧盟是社会民主的大敌，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标应当是使权力回到各个民族一国家手中。
德波斯认为欧盟的未来是开放性的，这非常正确。在冷战期间，欧盟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局限性尚不构成妨碍它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各国中央政府“先在布鲁塞尔”协商通过的决定而后得到了选民的承认。而到了90年代，这种先斩后奏的情况已经站不住脚了。正如许多人所建议的那样，应当赋予欧洲议会（EP）以更大的权力，而把这种权力同国际性的政党组织结合起来。跨国的政党联盟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在目前，欧洲议会被抨击为“第二位的国内竞选”，而不是“欧洲的选举”。来自不同欧盟国家的民意调查表明：正是因为欧洲议会的选举明显缺乏真正的重要性，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参加投票。
拟议中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加盟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排队等候尽早加入欧盟的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另外五个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开始调动资源以准备加入欧盟。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大多只有欧盟各国目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或更少。而且，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为引进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原则而奋斗。即使是那些最为轻松地完成这种转型的国家计b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也正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扩充”所必然导致的那些张力可能会引起整个欧洲一体化规划的崩溃。但是，扩充也可能有助于欧盟获得推动其结构调整进程的新生力量。正像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一个不民主的组织以民主作为其他组织的人会标准，这恐怕不只是有些反讽味道而已。中欧和东欧社会的加入有可能成为促进欧盟民主化进程和改造欧盟机构的一种良性刺激。“如果欧盟的扩充要获得成功，它就必须重视社会和文化认同、不同的使命和合法性方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疑虑等等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
全球统理结构
欧盟的机构设置在未来几年里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需要根据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进行重大的调整。但是，同样有可能的是，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的全球统理系统可能需要具备与欧盟已经拥有的这种结构相同的形式结构：一个代议机构（议会）、一个行政机构（委员会）、一个政府间组织（理事会）以及联盟的司法系统（法院）。当然，全球层次上的这样一种机构设置在地位和职能上可能都不同于现存的此类机构。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可能会怎样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机构，而现在的联合国则可以划分为一个议会和一个理事会。经合组织甚至可能成为迈向一种更加普世化的世界秩序的桥头堡，只要它吸收了欧盟并把欧盟已经拥有的那些权力扩展到其他成员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经合组织将不再是一个排外的俱乐部，而成为一个将其成员资格向所有合格国家开放的组织。
在过去几年里，建立一个新的大会或议会来作为联合国之补充的设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欧盟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代议机构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2条，它一开始可以被建成一个联合国大会的附设机构。各成员国的议会可以首先向这个机构选派代表，这些代表将向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大会提出议案。选举制度可以参照欧洲议会的相关制度，每一个国家选派代表的名额根据其人口数量来确定，而为小国特别设立一种校正制度。
一个高效率的法院的设立应当是与世界大会的组建相配套的关键步骤。国际法院仍然继续体现着一种政府间的法律的概念，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纽伦堡战犯审判庭和东京战犯审判庭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一种针对个人及其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原则。专为调查和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也享有类似的权力。它可能而且应当构成一道通向世界性法律框架的桥梁，其中的基本问题在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普遍地延伸到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之上。大多数国家在1998年都支持组建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这一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它表明世界各国在这些需要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
这些建议能够行得通吗？以代议机构为特征的世界性民主会碰到在国家层次上经常面临的冷淡或敌视吗？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双向的权力扩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管理权逐渐向全球层次上集中的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向各个地区散布的向下运动。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可以看看欧盟已经取得的那些成果。仅仅半个世纪以前，欧洲处在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之中，面临着如何从欧洲各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携起手来创建了一套新的跨国权力体系和权力下放制度，将本国主权中的某些内容集中起来，并且建立了高效率的法院。它们所做到的这些事情不只是发端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今天，世界性统理结构中所蕴涵的利益与所有国家都是密切相关的。
世界性民主的扩展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一个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在地方层次上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层次上称王称霸：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押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
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赋予全球市场以自由的支配权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市场一样都是解决难题的机制，而且会趋于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精密活动，很快就会使市场回复到一种新的、重新调整后的均衡状态。但是，一种对全球市场的动力机制所作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向我们指出：驱动市场决策的主要力量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而不是价格本身，而这些预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的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之后，如何规治金融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解除管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自由，而全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也有赖于有效的管制而不是免除对管制的需要。这种干预的目标是很容易确定的，但是，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应当如何来实施这些政策，则是很难决定的。这些需要包括：稳定货币的过度运动并控制过火的波动；把短期的货币投机同投资区分开来；健全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跨国组织内部的责任制，并重新调整它们的结构。
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portfoio capitaD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币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
自墨西哥危机之后，许多学者都谈到需要创设更加有效的金融规治手段，但真正进行的实质性改革却非常之少。亚洲“虎”的经济所经历的紊乱，使得对新型管理的需要变得十分明显。不管怎么样，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无法设想资本的流动居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造成危机。在1996年，有9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在1997年，这一趋势突然发生逆转，有12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些国家。
新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但这只是一种会引发比过去数年间发生的危机更严重的经济混乱的处方。认为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会导致效率损失的观点，其实没有考虑到危机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确保资本回收往往意味着要提高利率并出售国内资产。而且，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够带来巨大利益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就在不具备资本账可兑换性的情况下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情况也一样，它们直到90年代早期还没有完全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金融市场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规治呢？一个主要的需要规治的方面就是货币投机。欧元的到来意味着将会存在三种世界性货币，而日元能否维持这一地位尚属疑问。这种情况将导致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日趋协调，这种协调将转变为积极的合作。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已经提议欧元和美元结合成一种稳定的机制。
稳定汇率对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和政府都有好处。如果汇率更具稳定性，长期投资和借贷将受到鼓励。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成本将会降低，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耗费成本去防御汇率波动。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定会获利，因为二者都寻求更大程度的政府自主和更加有效的央行干预。
稳定汇率制度的一种有效替代手段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托宾税”，其首倡者早在历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这种税收将设定在这样一个比率上，使得纯粹的金融投机变得失去动力，而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融资并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如果1996年适用了0．5％的税率的话，全世界将产生1，500万的税收。批评者认为这种税制是不可操作的，因为投机商可以想出办法来逃避它。但是，推行这种税制的最主要障碍其实并不是逃避的问题，也不是更广泛地推行它所带来的问题，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在更加地方性的层次上，智利政府的储备制度已经理所应当地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些想要在这个国家投资的人必须在该国央行储存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储蓄时间为一年，而且没有利息，其效果就是把真正的投资与更加投机性的金融交易区别开来。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设立都是为了对付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经济紊乱，而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布雷顿森林一关贸总协定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各种困难，包括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大萧条”。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大灾难时代”。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扩张的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来鼓励国际经济合作。这些目标大多已经实现。充满敌意的经济民族主义再没有出现过，处于这一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上的国家之间也再没有爆发过大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成功导致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在联合国之内设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正像其他改革一样，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并需要“～种有魄力的政治意志”’。
八国首脑会议可以继续发挥自己在协调发达国家政策框架方面的作用。包括对货币市场的管理以及对生态风险的回应在内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有许多国家和团体参与的集体行动来解决。即使是最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宏观调控机制的情况下运转，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世界经济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回收入只相当于1美元。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度，也存在社会上层的排斥现象。少数精英——他们有时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
缩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更强大的全球统理结构，对这些问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生态风险。问题不仅在于环境威胁如何才能得到控制，而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策略。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风险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
不仅右翼谴责上述担心是不必要的扰乱人心之举，许多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也这样认为。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地方的主动性来加以回应，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兼有稳定、公平和繁荣之特性的社会，我们就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全球化市场的不稳定旋涡和相对来说比较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