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一：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遗影

社会学与"现代性方案"息息相关，它已经并将继续向社会学提供大量重要的研究主题。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环境却强烈地影响和限制了我们试图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最一般途径。"古典社会理论"摆脱了其最初形成时的环境继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19世纪是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人们对社会学的最初认知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它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却主要是在20世纪。而且通观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社会学一直是沿着其最初形成的框架发展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分支，我现仅探讨其中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社会学中有关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认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因为它的根本性变革可以带来其它制度的相应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或者说工业主义蔓延的结果使得"现代社会究竟还有多远"的话题成为社会学中持续最久的一场争论。一些理论，尤其包括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都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根据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向全世界无限扩张的趋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于赞同这些理论的人来说，工业主义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延伸。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早于工业主义的起源，工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追求生产最大化的一种结果。在另一方面，那些将工业主义看作是塑造现代制度主导力量的人其实颠倒了两者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或者现在称为"后工业社会"）里，资本主义仅仅是赋予工业主义生机的一条相对较短的特殊道路。

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思维风格，他们都深深打上了19世纪社会思想的烙印。这场争论极可能是一场甚至在术语上都有误解的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根据资本主义来解释工业主义，或根据工业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而应该认识到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部分独立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反对经济简约论，尽管它可能很详尽，甚至可能包括各种方法。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肯定会认识到现代性比任何一种预设的观点都要复杂的多。除了受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影响外，我们必须至少要再增加三个影响现代性的重要因素：[1]一是福柯（Foucault）曾作过很好分析的"国家行政权的扩张"。[2]正如我曾提过的，社会学家所指称的"社会"就是指国家。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尤其是信息资源的利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现代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体系都是一个生产和组织信息的巨大加速器。尽管我们通常认为社会只是在如今20世纪末才进入信息时代，但现代社会早在它诞生时就已经是"信息社会"了。

二是作为现代性深层表现的军事力量与战争。这在大多数传统的社会学思想中都未曾提及过(因为它们也起源于19世纪)。显而易见，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与军事力量及其所卷入的战争密切相关的。但这些现象通常不会成为社会学思考和研究的主体部分（除国际关系外，它们也不会引起其它社会科学的兴趣）。20世纪的社会学仍然维持早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主题。对于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而言，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将替代旧时代的军事社会，因此，一开始就认为军事力量与传统社会相关联，而与现代社会毫无联系。型塑现代性的经济变革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也就是说，导致经济互依的经济交易将取代过去的军事社会。然而，现在却已证明在某些基本方面，经济也并未与现代社会保持一致。因此，要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武装暴力在现代社会中仍处于很重要的位置。最后我作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传统社会在现代性影响下的瓦解不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结果，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行政资源集中的结果，它是协调使用军事力量和制造战争的各种现代手段的结果。

三是现代性的文化维度。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文化的纬度显然更为复杂。从表面上看，社会学对文化维度的分析已经很久了。社会学家都知道社会学是在理性主义和伴随世俗化的世界启蒙的背景下产生的，但现代性的文化可能再一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映像，甚至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也认为"精神"具有导致资本主义萌生的独立作用，而不是部分自治的现代文化在发挥持续性作用。[3]当前，许多已经贴上"后现代性"标签的争论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描绘近乎瓦解的传统社会文化域这一挑战性任务的真正开端。这些争论至少明确地表达了以前建立的文化分析模式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

从19世纪社会思想的框架中挣脱出来，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放弃一直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着重要冲突的观念，这些观念曾经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观念也正是导源于我们上述对现代性理解的各种限制。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种在反复宣告其死亡后仍然表现出旺盛生命力的特征，但社会学的前途并非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优势的一系列概念息息相关。若能证明果真如此，那么，通过社会学想象力来有效分析现代性的范围将要小得多。

趋势二：伴随着社会学争论而来的是将出现新的理论综合

获得统一的社会学理论语言的想法古已有之，并且或多或少离不开学科最初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内部，自从不同的自然科学获得了各自概念上的统一后，这个想法就倾向于直接以自然主义为预设前提。如果说孔德（Comte）的科学分类（其中他把社会学至于最高逻辑层次）是19世纪最经典的表达，那么20世纪（当然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则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不管帕森斯对人类行动唯意志论的敏感程度如何，他的理论的确系统而生动地阐述了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最佳结合（我曾经讨论过），很显然，帕森斯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试图建构统一的概念语言。古典的建构方法不仅激发了孔德的灵感，而且也早被帕森斯采用而作为专门探索社会学的指南。

"正统共识"(以帕森斯形式和其它不怎么复杂的形式)的瓦解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流派的争论开辟了道路（这些理论我以前也间接提到过）。或许可以这样说，总体上大部分思想流派倾向于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方面，他们反对夸大社会制度而贬抑个体行动，但这种观点决不是普遍的。因为，即使是阿尔都塞（Althusser）假定的那种极端形式，人们也能发现结构语言学家关于主体去中心化的叙述。不管怎样，许多富有竞争性的社会理论观点都是反对不合逻辑的社会学决定论的。

一直有许多人把获得统一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当作学科声誉的必要条件，而另外也有人（有时是前述观点的热情皈依者）喜欢支持大量新的理论观点。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无论是否受到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思想的直接影响，他们都倾向于认为由于社会现实是多样化的，理论也应该多样化的、综合的。[4]如果社会学普遍接受统一的理论观点，那么将意味着它成了排斥不同观点的独裁。因为，对社会事实持相同观点的只有在极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才有可能。一个允许各种观点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社会，其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在本质上也必将是多样化的。

有这样一种观念必须认真对待，即认为存在着一条通往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便捷之路，它能使我们像自然科学一样找到理论共识，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误解；另一种观点则把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归功于社会学自然主义构想的瓦解。社会学不应也不能脱离学科主题-----人类的社会行为-----而由理论建构和调查研究组成。自然科学中只有"单向解释(single hermeneutic)"，即使很多理论的技术运用能使我们改变和控制这个世界，科学家建构的也只是关于既有世界的理论。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双向解释(double hermeneutic)"，包括他们所研究的行为和制度的双向性。社会学观察者用非专业的概念准确地描述社会过程，行动者则在其行为内把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运用到行动上，并因此潜在地改变行为特征。这给社会学理论带来了不稳定性，并使之远离了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所固有的"同义反复"模型。社会世界永远存在着竞争，且行动者与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争议（有关世界观分歧和利益冲突）是普遍而深入的。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持久联系不可避免地要求那些争议强烈地形塑(shape)社会学观察者所预设的那些理论观点（这不仅仅是缺乏客观性的问题）。如果在理论的经验检证中考虑到变量控制和复制的传统困难，我们一定会对获得统一的专门社会学理论与概念图式的雄心产生怀疑。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推论出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论观点的分化。根据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准确性我们可以评估不同的理论框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据经验研究得到的观察结果来评估理论。理论传统的延续其实是正统共识衰落的一种表现，但其将来不会再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而永远成为社会学的特征。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正在走出早期的那个发展阶段。各种富有争议的理论流派各自为据，互相封闭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理论综合将不只是在内容上有别于以往的时代了，但其在对社会生活解释的主要方面仍然可能存在着争执。带有某种多样化观点的理论"封闭"无疑正在被普遍认可和赞同，我们已能明显看出理论综合的形态了。在摈弃自然主义的过程中，社会学不是一种纯粹的解释学，而是研究区别于社会行动者自身对社会生活的阐释。通过社会研究得出来的理论概括，必须由详尽的经验观察来证实，但这样的概括原则上可以被社会生活组织本身所修正。新的综合将摈弃所有形式的解释，这意味着人类行为在本质上（犹如社会科学中的决定论所认为的）是社会原因的结果，但同时，新的理论综合将仍然承认制度约束的意义以及构成个体行动的条件与结果的特征。所有这些将改变社会学的自我感觉(self-perception)，因为这种新出现的观点将更加强调社会科学与主体的关系，源于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及观察结果，不会形成持续增长的知识体系。

趋势三：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对象将被深刻反思

传统上讲，社会学家常常把社会学关注的主题看作是对"社会"的研究，其实"社会"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语。它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也可以是一个对特定社会体系的精确界定。然而，社会学家有时会故意利用它的模糊性，原因大多是当他们去关注社会时，这个"社会"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建构出来的。尽管有时"社会"这个概念是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表达对整体系统的界定，但它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不同社会内部构成的定义，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流派或类型的社会学研究之中。

把"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首要对象具有很多含义。首先，它促使对社会变迁内在模式的关注。在此，我主要指的是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主导力量而产生的社会变迁的说明。可以这么说，社会包含一个逻辑：它驱动社会根据它体现的结构潜力而沿某些路径进行。但是这种观点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制度的各种类型，从小的口述文化到农耕国家再到现代社会秩序，都存在于社会系统的内在脉络中，这些社会系统对它们各自的社会本质和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次，认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明确可鉴的"社会"，这并不一定要求它与前现代的口述文化和农耕国家社会的特征保持连贯性，换句话说，并不一定要求它与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较长时间的社会保持连贯性。通常认为农耕社会是具有高度环节的(segmental)、内在同质的、有着不同模糊边界的社会，此边界（frontiers）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界（borders）。至于大多的口述文化社会--尽管在人类学传统中认为它们是具有确定范围的地方共同体社会，但是，却很难精确断定一个文化单元在何地终结，而另一个文化单元又在何地出现。

正如我曾说过的，社会学家提及的"社会"是特指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民族国家有明确的国界和与之相对应的具有明确统辖范围的国家行政统治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制度，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普遍的文化特征以区别于临近的国家。尽管此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社会常被当作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在社会学的话语（discourse）中，民族国家基本上还不是理论化的。因为正如其字面意思，"民族国家"有其政治构成和地域结构，它们要获得认同不仅要看其内部发生了什么，而且还要看其在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学科的划分，政治学主攻政府运行机制，而国际关系则专门研究民族国家的外在环境，当社会学家分析社会时，根本无法从概念上把握构成社会的诸多基本因素。

最后，与先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即使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内在统一的，但它们要比其表面显现的更具有地域化特征。种族的多样性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社会学家大多一直有忽视民族国家显现的明显地域差别的倾向，例如，在工业分布、阶级结构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类型上的地域差别，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一点。此外，通常对现代社会体系的界定，也较多是以国家政治统一为根据，而较少以社会秩序的基础结构为根据。其实，现代社会体系既跨越了国家的地域结构、文化网络和社会关系，又促进了社会内在差别的多样化。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谈到现代社会生活背景下"非国家的行动者（non－state actor）"和"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作用时，就认同这一点；然而，在大多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它却被轻描淡写了。

所有这一切改变了我们在社会学中应该怎样思考社会的方式。社会学家对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的模式抱有兴趣，但今后他们将对影响那些模式的地缘政治变得更加敏感。与以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研究状况相比，理论分析将越来越居于社会学的核心地位。而且今后，我们将不得不更关注现代国家内部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化，以及与这些地方化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跨越国界的组织方式与联结。

趋势四：社会学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

在社会体系中，社会和文化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总比社会学家意识到的要更为重要。不过，像汤因比（Toynbee）或布罗代尔（Braudel）这样的历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地理联系广度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常常简单地用范围广阔的社会（文明）来替代其他学者所关注的较小的单位。[5]现代社会中与日俱增的相互联系与传统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传统社会仅对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起支配性作用。如今，国家间的许多联系才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虽然这些是老生常谈，但由于人们对社会内在模式的关注以及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严格的学科区分，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学的注意。

社会学的某些传统(比如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强调西方经济生产模式和文化模式的扩张特征。这些传统还强调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在某些方面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扩张促成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像其他社会学流派那样，过多的强调作为社会学首要关注点的社会（社会型态）。实际上，最近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尽管受到布罗代尔思想的强烈影响，却明显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些研究成果将世界体系作为首要的关注点，这集中体现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6]

沃勒斯坦的研究成果确实很重要，因为他极力摆脱了社会学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内部的关注。但遗憾的是，人们过于狭隘地将"世界体系研究"等同于他的研究内容。这种误解产生了一个不太令人高兴的结果，即国际关系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关注点之间曾有的区分又重新出现了。但是，沃勒斯坦在阐释"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和开展经验研究方面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尤其是其在反对变迁的内源性观念上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即使考虑到早期世界体系的源头，世界体系这种提法好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看待社会的图式相一致，并且都是自成一体的。沃勒斯坦的研究始终将特定民族国家的发展归因于世界体系的运作，甚至将西方资本主义腹地的发展也归因于世界体系的运作。另外，他的研究始终简化了对现代性的解释，这一点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种缺陷。他认为一切现象都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息息相关，被其划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类的世界体系也几乎成了一种经济权力。因此，正如其它传统的社会学流派一样，沃勒斯坦根本没有就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型态以及分散的民族国家做出充分的解释。

引起未来社会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估世界体系的构成。世界体系这一概念不仅是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在社会学中被频繁的用来表明一整套互相依赖的部分，即整体中的每个部分在某些方面又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然而，将"社会体系"描绘为"网络"可能更为精确，因为在社会体系中，"体系"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相互关联性。这使得在一个体系中确认一系列相互交织但又部分独立的联系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今天，我们提及世界体系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且它还有相当长的历史根源，只是，我认为其体系的要素还应该包括所有那些我已着重阐述过的与现代性相关的维度。

需要我们认真概括和深入研究的世界体系维度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削弱了民族经济的独立性，还特别影响到了处于转变中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工产品的区域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以及跨国公司的行为促进了国际劳动分工的复杂性。但它也受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霸权地位的强烈影响。在国际贸易自由总会对参与者有益这一政治信仰的引导下，美国能够在二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其经济霸权地位。[7]这些尽管是管中窥豹，但它的确是国际劳动分工与在民族国家体制中全球权力分配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这是世界体系的第二个基本倾向。三是全球军事秩序、联盟网络和安全共同体。尽管军事力量必然要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但两者决不是完全对应的。

我在指出社会学家将不得不越来越关注世界体系之时，并不是想表明社会学要侵占整个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因此，要界定涵盖整个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主要关注点必须是相对集中的学术领域。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主要关注于在世界体系中影响特定社会或社会类型发展轨迹的一些关键路径是完全恰当的。而且，在社会理论化过程以及经验主义的研究中要忽视这些影响已变得日趋困难，因为这样做的社会学家将要冒彻底削弱或完全破坏其思想有效性的风险。

趋势五：社会科学内已有的学科划分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再次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和专属领域涵盖了广泛的学科主题，但是，最近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有关学科界线的区分上，显示出了在知识结构(intellectual structure)和实际关注点(substantive concerns)方面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目前，现有的学科划分主要源起于19世纪，它们常被用于大学课程设置的标准。社会学的发展很大部分是得益于一些政治经济批判，其中包括它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以政治维度的考察为例，由于政治制度依赖于市民社会中一些制度化的系统构成（在有些观点看来，政体是这些系统构成的表现形式）而使社会学获得了它的自我认同。与经济学相关的是，通过揭示经济行为和市场关系，并将其预设为一个广泛的制度化和匿名性结构，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形成。虽然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常常对此提出质疑，但结果却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形成市民社会体系的一种制度丛(a cluster of institution)，自那以来，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市民社会"。

社会学和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还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关社会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内部也有一些人是这么看的）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认为社会学关注普遍性问题，而历史学则关注特殊性的问题；同时，社会学是研究现在，而历史学是研究过去。这种大家都能认识到的划分其实非常明显，尤其在社会学的自然主义反对详细叙述的历史学时更是如此。在正统共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社会学实现了与历史学最彻底的全面分离。但在某些背景中，两个学科又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在法国悠久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保留并发展了一门社会学的历史学（sociological history），而且通常在进化论的支持下，社会学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关注过去的。但对进化论的认可并非一定能推导出对历史的详尽研究，也不能一定会推导出对历史偶然性的评价。在追求将社会学发展成一种普遍性科学的口号下，社会学家突破了进化论的观点。而且，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历史学家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密切关注。

与其它学科相比，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一些国家和传统中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也许有人会以法国为例，自涂尔干(Durkheim)以来，法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一直有着富有成果和持续性的交流。在法国，虽然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的贡献为世人所瞩目，但人类学在法国并没有像英语国家一样作为一门学科而得到高度发展。显而易见，现代人类学的兴起及其从社会学中的分离，都与殖民主义有关，在英国表现为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在美国则表现为对土著的内部征服和驱赶上。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离促进了一个趋势的发展-----即社会学关注"我们(us)"（或白人），而人类学则关注"他们(them)"（或有色人种），但它们都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人种中心主义。人类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正日益消失的多元文化世界，并且正如他们所揭示出的一样，人类学对人类真实存在的多样性之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旦这种学科划分确立起来，它便会为不同学科确定内容各异的训练框架，这又会对教育的社会化产生相当的影响，从而致使那些接受学科教育的人的思想遭受这些框架的约制，使他们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感到格外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超越目前学科划分或改变社会科学内部的结构状况所遇到的困难。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前面提及到的一些社会和知识方面的发展得以实现的话，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转变，从而极大地推进当前现有趋势的发展。

如果社会学中曾有过一个知识范例(an intellectual case)是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它现在也不会继续存在。因为大学教育体制中部门的划分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有些人坚决主张合并，这种合并也不一定都是令人愉快的，除非人类学会发展成为一门特殊的文化历史学(cultural history)，否则它的关注点必然与社会学雷同。因为没有谁会认为"文化历史学"是这两个学科合并后所产生的新学科的最好名称。可以这么说，自从"社会学"优先取得了对世界发达地区进行研究的权力以来，它看起来就好象有点自高自大了。然而，正如在对人类社会制度的研究中所表现的那样，"社会学"这个词总有点来路不正，而"人类学"却有着词源上的纯正根基。可以肯定，它们两者都只能在思想和方法传统上的融合中才能彼此受益。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适应对一些小型口述文化进行研究的概念和模型，现在已越来越区别于那些适应对更大型的、阶级分化的文明(尤其是现代社会)进行研究了，其中的差异在经过直接分析和详细阐述后，将会变得更加明朗。[8]

毫无疑问，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不会有这种全面的融合。如果说现在总是会成为过去，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认为社会学家是关注现在，而历史学家则是关注过去的。社会学是超越时间的，历史学也不只是研究一些逝去的东西。"再现过去"作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包含着对过去的复兴，而这些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在社会学家研究范围之内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沉积于当今的一些往事，并倾向于去探究它们的特征。对劳动的知识分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它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任何逻辑上或者甚至说是方法论上的区别。历史学家反对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因为它意味着把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幼稚地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9]虽然反对历史学的社会学化有时会有助于历史学获得其学科的特征，但是这种反对并不是客观公正地形成这种主张的基础。历史学方法在"制度"形式和"叙事"形式（institutional and narrative versions）上是存有分歧的，将社会学的观念引入历史学当中，它所带来的影响将无法得到恰当的评估。而内含于这场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对社会学的影响与对历史学的影响一样大，尤其在伴随着社会学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消亡而引发的各种讨论中，这些问题将得以恰当地揭示给世人看。

社会学将不会因吸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成果而变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社会科学。但是现在看来，正如对（非经济的）系统结构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将社会学从对政体的分析中排除出来几乎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使我感到疑问的是，如果社会是社会学关注的首要对象，那么像民族国家一样，它们很大部分也将受到政治意图的安排。社会被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地域划分所界定，而且它们的内聚力或多或少受到政治权威的影响，或者说依赖于政治权威。其次，除了大多数受到19世纪以来的传统影响的社会学家之外，每个人都能明白民族国家和政府对其他制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反过来，这些制度对它们也有着相同的影响。要探讨民族国家从其所谓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中剥离出来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代马克思主义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道路，而这恰恰表明了我们是多么需要从前辈的僵化思想中脱离出来！

政治学也有它自身的内在张力和问题，它日益分成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应是对政府比较体系（comparative systems of government）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另一方派则认为它的研究重心是正统的政治哲学。在早期有关社会理论进展的讨论中，就包涵了推翻"行为主义政治学"将其自身作为那些观点衡量标准的企图，并致力于减小上述两派的观点差异。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变得难以区分。如果它们不能合二为一，那也是因为政府和政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他们即使在其他并不需要的地方也必须确保注意力的集中。在学科划分的调整时期，社会学家对政治学不会抱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因为政治权力在塑造现代社会制度方面有着相当明显的重要作用，社会学家的帝国主义式的态度将可能会变得适得其反。

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许是社会科学内部学科差异最复杂的问题了，至少在主流的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论方面，现代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已经是独树一帜了。数学分析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它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大部分学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就连数学本身也没有看明白。因为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数学对经济学分析模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强调是没有必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有关经济学鲜明特征作出的论断，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与其它社会活动的一种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建立在一种更具概括力的理论基础之上，也即商品和资源的配置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偏好差距（margins of the preferences）上得到最有效的分析。对边际偏好或决策的分析能广泛地涵盖他们的起源及其非经济行为后果。

虽然有人也曾试图将这种观点扩展到其它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去，但是它在经济学中的这种优越性使经济学相对于其它社会科学来说有着更鲜明的概念特征。相对于其它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还能将它这种显著特性保持多久，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将取决于公众对新古典观点的认可。与若干年前社会理论的混乱状况差不多的是，目前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不能肯定的是这是否将会推翻经济学自己的正统共识，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将可能会退回到一个更具制度化的发展方向上来。如果没有这种源于内驱性的转向，重建社会学与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联谊的可能性将比社会科学中的其它情形更小。但现在看来更具现实性的是，在不远的将来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新的多形式交流将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趋势六：社会学家将重新培育出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

近些年来社会学一直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详尽的经验研究，针对这种严峻状况，许多人认为它是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矛盾难以调和的一种反应。既然在对社会分析的基本概念上，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难以达成一致，那为什么又不放弃理论的纷争来开展对社会世界的具体研究呢？在社会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张力，它被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谑称为"没头脑的（mindless）经验主义"，但是，即使承认他的批评，(特别在美国)目前的经验研究仍然呈现出增长的态势。[10]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默顿（Merton）发起的著名号召--理论建构，它主要是提议在社会学中加强对"中层领域(middle range)"的一般化研究。[11]由于经典社会学创始者过于雄心勃勃都提出有关社会转型的宏观理论，这一点遭到了后人的普遍反对，默顿之所以提出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源于此。像赖特·米尔斯一样，默顿批评社会学可以在理论思考不介入的情况下，试图将社会研究综合起来。但是，如果经验工作真的可以和理论思考紧密结合或者受到理论思考的启发，那么，人们的确需要一种严肃的方法。那些具有思辩思维且对综合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历史哲学，无疑难以掌握经验检测方法，至多，他们的思想在经过适当缩减以后才被人所利用。

毫无疑问，上述一切也有其一定的意义，更何况默顿的著作激励了整个新一代社会学家。然而，恕我冒昧，在社会学那些宏大问题上，我更愿意看到预测它将来会发生什么。从总体上来看，即使默顿对社会学的批评值得敬佩，但他假设的对宏观、长期社会过程的研究显然与一种历史哲学有关联，这是一种缺陷。因为"历史哲学"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的象牙塔式的教条，而认为那些所谓的中层理论更容易被检验也是一种想当然。从理论上讲，以"中层"方式建立的经验理论体系与那些包罗万象的理论探索相比似乎更容易被社会学界所接受。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我们知道 "可检验性"这个概念要比通常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可检验"被认为是受一定经验主义（与米尔斯对该词的定义相比，人们更多是从技术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影响而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一个概念。

对此，我们务必摆脱象牙塔，或者至少要从中走出来到外面的各种现实世界中去。以前我曾发起过一个倡导从19世纪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在这里，我想为当时的运动人士，更准确说是为他们所追求的许多目标而辩护。我们生活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尤其在世纪之交，这种变化又在加速而行，这不得不促使我们用整个"体系"来定义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只关注于它的细微之处，而不去对社会的种种制度做宏观描述，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去理解这些社会变化的本质和含义呢？

从逻辑上讲，不管是中层理论或是其它理论，我对"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这个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是社会世界的一般建构的观点有许多保留。"理论建构"带有经过精心思考抽象而来的假想成分，它与经验观察的累积相关。其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很值得人们怀疑，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是如此，而只假设它与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是幼稚的。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各种变量影响因素的控制、对观察的可重复性等传统难题的把握。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对人类活动意义的分析存在着反思性关系。除了那些仅限于对过去作应用研究的人以外，对社会进行一般化抽象研究的社会学观察者，如果他们确实有兴趣或创造性, 就有可能被"非专业行动者"（lay actor）所了解，甚至可能会改变他周围最初的环境条件。更有甚者，对社会生活的大量预测并不要求观察者为了解释它而去引用什么新知识，通过推理（通常以想当然的惯例形式）而产生的这种预测，会让行动人应用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当中去。在社会科学里，概念创新（conceptual innovation）（与经验研究相伴）至少与有创意的理论解释一样重要。因为这种概念的创新开辟了看问题的新维度，这不是"非专业行动者"在观察问题时所能够采用的，它能揭示出一套既定制度所从未被怀疑过的方面，并表现了其各种潜力所在。

如果我们不去询问和探讨诸如我们应该怎样最佳地界定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源于什么？在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中，当前起主要作用的社会转型有哪些？社会学中有太多的知识挑战不为人所知。这绝对不是要对严肃研究那些难度不大问题的置疑，而是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不会自觉汇集而变得与重大问题有关联。如果理论建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我们就不能期望：我们最后肯定能登上中层领域研究这个不断增高的金字塔上去获取更为辉煌的成就。

依据以上所述，我想就小范围的社会研究与大范围研究之间的关系再作一次评价。默顿的中层理论跟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般区别没有直接联系。反对意见通常存在于那些并非完全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直接研究互动背景的人经常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类型里所包含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而相反，那些研究宏观制度秩序的人则倾向于抛开宏观社会学家经常遇到的琐碎工作。可是，在其它学科特别是现象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下，我们现在对每一种对立观点的缺点有了清晰的认识。日复一日的生活远不是枯燥和不合理的琐碎现象，许多世俗活动的特征是深含在长期的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宏观结构特性也是根植于局部的、非常偶然和短暂的社会交往中的。这里面含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经验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涉及对社会生活各种特征的分析。[12]

趋势七：社会学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的研究

有人认为社会学似乎不能很好地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怎么会得出如此判断呢？这里牵涉到一系列短期考虑和一整套更为复杂的问题（我想是这样）。之所以说是短期的，就在于当前西方一些政府圈子中盛行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即建立在市场万能的观点之上的经济学。只要人们相信市场可以使资源得到在经济上最为理性和在道德上最为理想的分配，社会研究和社会学思想在社会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如果这意味着对国家事务的故意干涉并以此而产生变迁的理想形式，那么，"社会政策"就会与一大堆留下来由市场力量操纵的社会生活无关。

我不相信市场会如此万能，而且我很难想象基于这种观点的政府政策会被证明能够持续下去。政府政策所孕育的愚蠢而烦人的偏见必然将随政策的终止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关系简单化地回归到以前，因为根据我们对社会学本质的理解，上述变化所产生的这种关系需要重新反思。

有人认为系统的社会研究可以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来帮助促成一种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构想到更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改良愿望，都对此进行过详述），这种观点是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发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密切相关，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是以福利国家范围的扩展和国家对产业越来越多的干涉为标志的，至少在非马克思主义作家中，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有效研究能促成政府和行政部门有见地的决策，并以此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研究和政策的关系被认为是一对工具性的关系，前者是一种手段，它必将落实到以有效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实践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实践导向喜欢将重点放在那些通常没有与米尔斯（Mills）"没头脑的经验主义"脱离关系的研究工作上，迎合了人所周知并受到制约的政策目标。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的目的只是方便决策者更好地了解社会世界，从而用更可靠的方式来影响世界。从这个立场出发，研究工作在形成决策的结果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为达到既定目标提供了有效手段。

毫无疑问，社会学研究在许多领域的政策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之同时，社会研究项目的结果导致出现了一种广泛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仅仅来自于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的出现。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到行动指南的人却很少能得到明确建议似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会学家也发现自己的研究常常被那些主要关注组织和实践的人所忽略和轻视。因此，最近一系列试图把社会科学和实践目标联系起来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令人沮丧的负面结论。以美国的研究为例，韦斯（Weiss）从他分析的案例中得出结论：只有少数研究结论可以真正为实践的行动过程提供信息和方便。就像另一位观察家所说："学术界有时并不能反应政策导向知识的紧急需求，即使有所反应，这种反应也是迟到的、不充分或是不相关的，即使有些东西可为决策者所用，他们也通常没有留意到"。[13]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混乱状况是局部的。在考虑到如何使研究与实践要求相匹配上，要有专门的一整套工作(工具分析)要做。但是大多数此类工作认为在解释过程中，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客观中立的"发现"，而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它们；而且，行动的环境是静态的，其实施的条件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普遍模式。如果我们认识到研究工作和实践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关系，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强调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远离所谓的社会学实践"控制"观念而面向一种"对话"模式(dialogical model)，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观念。可以说，早先提到的社会理论的转变中就孕育了这个过程，而且，与先前的观点类型相比，它重新发挥了对社会分析更为重要的实践作用。

由"对话"模式引入的观念是在社会研究和政策形成之间最有效的联系形式，也是在研究者、决策者和受研究问题影响的人广泛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模式一反传统那种认为特定的政策目标应该决定所研究的性质的看法，认为其首要关注的应该是对政策目标的阐述过程，其发挥的作用就像把这一过程颠倒过来一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持续不断的社会研究有助于突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同时，又为寻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社会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三个紧密联系的前提，它们也可以说是"对话"模式的基础：第一，社会研究不能仅仅应用于既定的问题，在组织行动过程中，它必须与可说服的行动者拓展和修改他们所利用的知识和信仰形式的可能性有关。不过这只是次要的，因为政策可能没有效果。然而，从根本上讲，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所有行动者掌握的知识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吸收社会研究得出的新知识，另一部分是对活动意义的推导。把社会研究和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并不意味它是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的那种全面的"理想话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但它至少涉及一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即如果研究工作存有疑问的话，个体在决定采取行动时而产生的，并且，最有利的是它可以随时直接进行长时间的协商。

第二，伴随观念的革新，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研究的实践结果来讲，"文化环境的调适（mediation of cultural settings）"至少和理论概括的建立同等重要。文化环境的调适是指通过社会研究，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与另一种文化环境之间的沟通状况。社会研究的这种"人类学方法"在实践中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在研究者、决策者与行动者(其行为能成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的条件下，社会研究对实践政策的形成绝对具有重要的贡献。既然改善事物的良好愿望能够通过社会改革把一个"可能的世界"变得更好，那就会很容易明白观念革新所具有的重要性。有创意的思想框架为行动开辟了许多未知领域，而在此之前，这是既不为决策者也不为行动的参与者所知的。

第三，我们应该重视对实践应用的双向解释。社会科学的实践结果最发人深思的地方并不在于创造出一套套被用来对社会世界进行工具性控制的理论，而在于把吸收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融入到他们所要分析的"主题"中去，以构建和重建新的"主题"。没有什么能比对话模式更重要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模式，才能使之与反思性的关注结合起来。

趋势八：社会运动将继续对激发社会学想象力起主导作用

一般认为，现代世界提倡通过用组织与社会运动两种方式来加深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性认知。在组织里，信息在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平衡过程中被系统地收集、储存和提取。而社会运动则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多的动力和更大的改革潜力，因为社会运动有助于新项目获取成就和反对现存秩序。如果它们不总是其所预言的事情未来状况的征兆，那至少可以说它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使人不安的因素。因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社会运动不仅是社会紧张与变革的根源（社会学家因此而对其进行分析），而且，它们可能具有辨别既有制度秩序难以判断的特征。传统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政治运动及宗教运动，在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像我以前强调过的，今天促进社会学反思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诸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运动，即使难说它们一定是导致社会学反思的必要因素，但至少可以说在当前它们的确十分重要。

生态与和平运动能帮助我们理解以前常常令社会学分析束手无策的现代性维度。关于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业主义是形成现代世界的原动力的讨论，直到现在都忽视了现代生产体系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对其究竟有何深远影响的探讨，拓开了社会学研究问题的整个范围。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能否再持续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我们在面对此类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现存制度进行再反思。社会学关于"工作"和"失业"的表述过分受到经济学解释的影响，与全日制工作相比，它既忽视了其他无偿劳动形式，也忽视了其他非专职的有偿劳动形式。当然，生态运动也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与尚未开发的自然之间的微秒关系，根据这些微秒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考虑已有环境的特征。

和平运动似乎是战争工业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在把蕴藏于军备竞赛的灾难性暗示强加于公众意识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学家不再把军事力量作为现代性特征之一来分析。和平运动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对自然界和军事力量的破坏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实现心中理想的军备控制目标，和平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的维持有赖于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稳定平衡。这些不是社会学感兴趣的问题，相反，社会学家最为关心的是影响我们未来的重要问题--人类能否生存于这样一个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时代。

虽然妇女运动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还不怎么惹人注目，但其对社会科学反思的影响是深刻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当然不是由现代性导致的，尽管这种统治在现代社会中也有某些表现，因为性别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各种文化上都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那些试图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想法很可能会遇到强大的抗议。妇女运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上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就使之从社会学讨论的重大问题与前沿问题中分离出来。我们再次需要了解一门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及其学者所面临的一系列知识挑战。"妇女研究"已成为许多社会学项目的一部分，当然，妇女研究因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而使其意义超越了这些项目本身。我们怎样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思考性别？性别与阶级观念之间应存有什么样的联系？男性霸权对社会研究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然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的解答对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所述并不表明我对其它的社会运动不感兴趣。社会运动里暗含着各种冲突，传统的冲突形式也不会明显消失。当然，即使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运动也将难以扮演马克思所推崇的世界历史开创者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工人运动曾经巨大的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既有模式，尤其在工业化国家，工业冲突(industrial conflict)几乎成了慢性病。与别人宣称的相反，我不赞同新的社会运动形式将逐渐取代作为斗争手段的工人运动，更何况传统类型的社会运动似乎都可以为社会学思想提供素材。在世俗化观念占支配地位的学科里，"伊斯兰教革命"的发生是相当难以预料的。

趋势九：社会学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门富有争议的学科

最后，我想指出两点：一是对社会学而言，我们不能期望对理论和研究结果获得整齐划一的解释。二是从外部来看，将继续存在着对社会学的批评和不同意见者。对于第一点，我已经做出了解释。(至于第二点)社会学果真永远会存在争议吗？一方面，我希望（且认为）不会；另一方面，我认为（且希望）会。近年来，社会学家不是特别受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研究的失宠。正如我曾经指出的，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很久。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关注导致社会学这种长久不受欢迎的原因就它敢于揭露事情的真相，或者是提出与权威观点相冲突的关于事物现有秩序的看法。例如，在苏联，社会学就是一门发展艰难的学科。

注释：

* 本文是根据安东尼·吉登斯1987年首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一书第2章的主要内容编译而成的，该文是1986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东部社会学学会上的演讲稿。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文章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可以说至今仍然是社会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其中吉登斯所说的许多趋势和观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由文军主译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Giddens, A.(2000)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chpt.5.

[2] 尤其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len Lane,1977)。

[3]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1976.

[4]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5.

[5] Arnold Toynbee: The Present-Day Experimen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London: Fontana,1973(2 vols).

[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7]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8] 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Allen Lane, 1968

[9] 转引自：G.R.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Fontana,1967.

[10] C.Wright.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lican,1970.

[11] R.K.Merton: Social Theory &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Free Press,1963,Introducation.

[12]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1984,chapt.5 and passim.

[13] C.H.Weis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