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得到许纪霖教授的知会，元化先生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乘4月下旬来上海授课的机会，前往医院探视。17日下午在陆家嘴金融研究院做完演讲，就直奔华山医院。出乎意料地是，元化先生虽然早已靠输氧、输液维持生命，但却思绪清晰，平稳沉静，完全不像一个正在死亡线上，随时可能会离我们而去的人。

元化先生先询问了我太太和他所器重的青年学者李波的近况，想起还没有给过我今年刚出版的两册“清园丛书”，便请陪伺的妹妹拿出赠我。他略有一点凄然地说：“这回我没有办法写字签名了”，谈话就转入了“正题”，也就是他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到底怎样？在我讲了自己的观察判断后，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科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也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接着元化先生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工作。最近，林毓生先生组织把他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还要开一些研讨会。许纪霖他们今年要在华东师大召集思想史研讨会，林毓生先生会来做演讲。这些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二十来分钟。元化先生的姐姐过来说，他现在谈几分钟的话就会疲劳得不行，今天高兴，恐怕谈的太久了。我这才觉醒到，这可不要是“回光返照”啊。我们刚停止谈话，元化先生马上睡着了。可是只睡了十来分钟，他又醒来，殷殷和我道别。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过去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杰出表现的文人像李白，常常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另一方面又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眼前的元化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师，在他生命的尽头，充满心头的忧思，并不关乎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中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牵挂。

其实元化先生是一直持有这样的态度的。他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研究莎士比亚，读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编辑《学术集林》，乃至反覆重写《文心雕龙讲疏》，都是为了梳理思想文化的源流，以便挽救社会和推动进步。

在社会上，乃至在学术界中，有一种对元化先生的误解，认为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编辑《学术集林》，梳理中国思想的历史源流，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倾向。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梳理思想历史源流，对传统文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正是认识现状和展望未来的必要前提。元化先生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他为了研究卢梭的思想，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法国教师为他逐句翻译和讲解《民约论》，来准确理解法文原义。又在《与友人谈<社会契约论>书》中对它作了逐章逐节甚至逐字的仔细解读，他做这种近于琐屑的考证功夫，不是由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弄清楚作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源头：卢梭关于“公意”的思想。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元化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为了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元化先生对毛泽东著作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和概念，像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他对农民的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几种不同说法，等等，也秉持了同样的态度，作过细密的考证和解读。他几次对我指出，不要小看那几篇短文，从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统治中国数十年的政治思想的渊源和实质。

总之，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巨大，在当代无人可比，也无人可以替代。现在斯人已逝，责任落在后来者的身上。我们只有继续他的工作，努力为中国和人类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